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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契词夫诞生155周年，北京人艺在新年伊始上演《万尼亚舅舅》，国家话剧院排演《爱恋·契诃夫》，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了童道明译著的《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契诃夫戏剧全集》，举办“契诃夫和他的戏剧世界”剧本朗读会……
从契诃夫44年生命中留下的4000多封书信中不难看出，他从不掩饰对大自然和心爱之物的热忱，也真实流露了因作品被褒贬时的得意或失落。如果说，契诃夫近800部短篇小说似刀锋锐利撕开生活表面，使他跻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列，17个剧本开创了西方现代戏剧，那么，从对作家心灵的展露意义上，契诃夫的书信跟托尔斯泰日记，则可以并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两大奇观。
倘若19世纪末就有“朋友圈”，那么跟契诃夫互动点赞最多的，肯定少不了列依金、苏沃林、蒲宁和高尔基。
写短篇小品出道的契诃夫，视幽默刊物《花絮》主编列依金为自己的贵人。当时，20出头的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不久，便开始给《花絮》投稿，作品陆续被采用。对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这简直再美妙不过。刊物主编列依金主张简约风格，作品不要超过100个句子。以至于契诃夫后来说出“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的写作信条。这份提携和知遇之恩，契诃夫一直没忘怀。1887年底，他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中直言：《花絮》是我的圣水盆，而您是我的教父。
报刊主编似乎都很看好契诃夫，1885年底契诃夫第一次去彼得堡，结识了《新时报》主编苏沃林，两人相谈甚欢。此后契诃夫佳作迭出，1888年写出了第二个剧本《伊凡诺夫》，短篇小说集《黄昏》摘得普希金文学奖，他从幽默小品作者进阶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但接踵而至的声名之累，令契诃夫心生困惑，他马上提笔给苏沃林写信：
您和我都爱普通人，但人们爱我们却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普通人。比如，现在到处都要请我去做客，招待我吃喝，把我当作将军一样地请去参加婚礼。于是我想，如果我们明天在他们眼里变成了普通人，他们就不再喜欢，而只是为我们感到惋惜，这是很糟糕的。
次年，从名利场莫斯科来到市郊苏梅过上村居生活后，契诃夫对生命有了新感悟。他迫不及待写信告诉苏沃林：“大自然是一服极好的镇静剂，它能让人心平气和，也就是说，它能让人变得与世无争。”30岁生日前夕，契诃夫袒露“而立宣言”：“到明年1月，我就30岁了。可恶，我感觉好像才22岁。”他还和苏沃林探讨人生真谛，“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
不难看出，契诃夫的许多重要观念，都出现在他与苏沃林的书信中。但是，两人也少不了创作理念和风格的争论。1890年初契诃夫写出《盗马贼》，苏沃林指责作品“过于客观”，即“对于善恶的冷漠，缺乏理想与思想”。契诃夫不乐意了，他写了封长信，与苏沃林辩明态度：
您希望我在描写盗马贼的时候，同时要说上一句：盗马行为是一种恶行。但要知道这是不用我说也早就明了的事。就让法官去审判盗马贼好了，我的任务仅仅是真实地表现他们。当然，把艺术与布道结合起来是件愉快的事，但由于艺术技巧上的条件所限，我本人很难做到，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充分信任读者，相信读者自己会延伸小说中没有展开的个人感受。
后来，评论家们常引用契诃夫这段话来解读作家本人的创作心理学。
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心情，第一次拜见俄罗斯文艺界巨擘托尔斯泰，托翁称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可爱的人”。托尔斯泰曾评价契诃夫的写作方法很特别，“恰如印象派画家。一个人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颜色，随意涂在画布上，在这些鲜明的各部位之间，虽没有明显联系，可是整个效果会令人目夺神移。”
1900年1月28日，契诃夫在致缅尼什科夫的书信中写道：“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我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洞，因为第一，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所有的信仰中唯有他的信仰最让我感到亲切。第二，只要文学中存在托尔斯泰，那么当文学家就是一件愉快的事；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毫无作为时，你也不感到可怕，因为托尔斯泰正在为所有的人写作，他的作品满足了寄托在文学身上的那些期望与憧憬。第三，托尔斯泰坚实地站着，有巨大的威望，只要他活着，文学里的低级趣味，一切花里胡哨，俗里俗气，病态的如诉如泣，骄横的自我欣赏，都将远远地、深深地淹没在阴影中。只有他的道德威望能够将所谓的文学倾向和潮流固定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如果没有了他，文坛便成了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或是一锅糊里糊涂的稀粥。”
那一年，契诃夫多了位知己——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蒲宁。契诃夫1901年从意大利回到雅尔塔后，倍感孤独，好在当时作家蒲宁也在同个城市，天天见面，但蒲宁一走，孤独感再次袭来。到了1904年，契词夫在给蒲宁的信中称：
我们莫斯科这边一切正常，也寂寞，除了新年是新的，其他了无新意，也看不到新的前景……请代我向可爱、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另一位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高尔基则在信中袒露：“每一个来到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契诃夫1899年初识高尔基后，就一直鼓励他写戏，有封信中接连用三个“写吧”，督促高尔基“平实地写，质朴地写，您一定能写出让人叫好的好东西！”而这可以成为对一切文学爱好者的指导意见。两人交情颇深，此后契诃夫曾为声援高尔基而请辞科学院荣誉院士。
邢大军据《文汇报》整理
从契诃夫44年生命中留下的4000多封书信中不难看出，他从不掩饰对大自然和心爱之物的热忱，也真实流露了因作品被褒贬时的得意或失落。如果说，契诃夫近800部短篇小说似刀锋锐利撕开生活表面，使他跻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列，17个剧本开创了西方现代戏剧，那么，从对作家心灵的展露意义上，契诃夫的书信跟托尔斯泰日记，则可以并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两大奇观。
倘若19世纪末就有“朋友圈”，那么跟契诃夫互动点赞最多的，肯定少不了列依金、苏沃林、蒲宁和高尔基。
写短篇小品出道的契诃夫，视幽默刊物《花絮》主编列依金为自己的贵人。当时，20出头的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不久，便开始给《花絮》投稿，作品陆续被采用。对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这简直再美妙不过。刊物主编列依金主张简约风格，作品不要超过100个句子。以至于契诃夫后来说出“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的写作信条。这份提携和知遇之恩，契诃夫一直没忘怀。1887年底，他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中直言：《花絮》是我的圣水盆，而您是我的教父。
报刊主编似乎都很看好契诃夫，1885年底契诃夫第一次去彼得堡，结识了《新时报》主编苏沃林，两人相谈甚欢。此后契诃夫佳作迭出，1888年写出了第二个剧本《伊凡诺夫》，短篇小说集《黄昏》摘得普希金文学奖，他从幽默小品作者进阶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但接踵而至的声名之累，令契诃夫心生困惑，他马上提笔给苏沃林写信：
您和我都爱普通人，但人们爱我们却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普通人。比如，现在到处都要请我去做客，招待我吃喝，把我当作将军一样地请去参加婚礼。于是我想，如果我们明天在他们眼里变成了普通人，他们就不再喜欢，而只是为我们感到惋惜，这是很糟糕的。
次年，从名利场莫斯科来到市郊苏梅过上村居生活后，契诃夫对生命有了新感悟。他迫不及待写信告诉苏沃林：“大自然是一服极好的镇静剂，它能让人心平气和，也就是说，它能让人变得与世无争。”30岁生日前夕，契诃夫袒露“而立宣言”：“到明年1月，我就30岁了。可恶，我感觉好像才22岁。”他还和苏沃林探讨人生真谛，“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
不难看出，契诃夫的许多重要观念，都出现在他与苏沃林的书信中。但是，两人也少不了创作理念和风格的争论。1890年初契诃夫写出《盗马贼》，苏沃林指责作品“过于客观”，即“对于善恶的冷漠，缺乏理想与思想”。契诃夫不乐意了，他写了封长信，与苏沃林辩明态度：
您希望我在描写盗马贼的时候，同时要说上一句：盗马行为是一种恶行。但要知道这是不用我说也早就明了的事。就让法官去审判盗马贼好了，我的任务仅仅是真实地表现他们。当然，把艺术与布道结合起来是件愉快的事，但由于艺术技巧上的条件所限，我本人很难做到，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充分信任读者，相信读者自己会延伸小说中没有展开的个人感受。
后来，评论家们常引用契诃夫这段话来解读作家本人的创作心理学。
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心情，第一次拜见俄罗斯文艺界巨擘托尔斯泰，托翁称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可爱的人”。托尔斯泰曾评价契诃夫的写作方法很特别，“恰如印象派画家。一个人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颜色，随意涂在画布上，在这些鲜明的各部位之间，虽没有明显联系，可是整个效果会令人目夺神移。”
1900年1月28日，契诃夫在致缅尼什科夫的书信中写道：“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我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洞，因为第一，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所有的信仰中唯有他的信仰最让我感到亲切。第二，只要文学中存在托尔斯泰，那么当文学家就是一件愉快的事；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毫无作为时，你也不感到可怕，因为托尔斯泰正在为所有的人写作，他的作品满足了寄托在文学身上的那些期望与憧憬。第三，托尔斯泰坚实地站着，有巨大的威望，只要他活着，文学里的低级趣味，一切花里胡哨，俗里俗气，病态的如诉如泣，骄横的自我欣赏，都将远远地、深深地淹没在阴影中。只有他的道德威望能够将所谓的文学倾向和潮流固定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如果没有了他，文坛便成了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或是一锅糊里糊涂的稀粥。”
那一年，契诃夫多了位知己——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蒲宁。契诃夫1901年从意大利回到雅尔塔后，倍感孤独，好在当时作家蒲宁也在同个城市，天天见面，但蒲宁一走，孤独感再次袭来。到了1904年，契词夫在给蒲宁的信中称：
我们莫斯科这边一切正常，也寂寞，除了新年是新的，其他了无新意，也看不到新的前景……请代我向可爱、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另一位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高尔基则在信中袒露：“每一个来到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契诃夫1899年初识高尔基后，就一直鼓励他写戏，有封信中接连用三个“写吧”，督促高尔基“平实地写，质朴地写，您一定能写出让人叫好的好东西！”而这可以成为对一切文学爱好者的指导意见。两人交情颇深，此后契诃夫曾为声援高尔基而请辞科学院荣誉院士。
邢大军据《文汇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