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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明珠”见于《后汉书马援传》，说的是马援（伏波将军）在广西一带平定叛军时的故事，他带了一些祛湿的薏米回乡，被仇人传为带了南方珍贵的珍珠，后来才洗雪清白，这个故事历史上用作真伪之辨的掌故。本文讨论的戴熙《桂林十景图册》，正与伏波将军故事发生的桂林有关。考索不同版本仿作背后的故事，也别有一番意思。
戴熙（1801-1860）为清代道光年间重要的山水画家之一，他为李人华所绘《桂林十景图册》是桂林山水画史上重要的实物。李人华，字漱尧，号春桥，湖南长沙人，道光年间宦游桂林，目前所见，在独秀峰题石中有其道光癸卯（1843）题名，可知当时他正在桂林居住。此册作于道光甲辰至丙午（1844-1846）之间。
戴熙的作品，在清代道光之后，仿品非常多，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他的画作曾邀道光皇帝的御赏；第二是他的官做得不小，翰林出身，做到兵部侍郎；第三是他英勇殉难，属于殉国的忠烈。他为李人华所绘的这套《桂林十景图册》则是其精心作品，目前存世所见的数本仿品，与之对比也是书画鉴定的有趣个案。
笔者用以对比各种《图册》的版本，是吴兆芹旧藏，有樊增祥（1846-1931）长诗题跋的一种，以下简称“樊题本”。此册有清代题签两则，并有樊增祥题长诗，清末时归广东香山吴兆芹所藏，今日为香山私人收藏。此册与各种版本相较，其优劣固可见，考索背后的故事，对了解桂林风景的渊源也颇有意思。
各册收录画数目有异
首先是各册收录的画数目并不相同。桂林历史上有“八景”之目，但流传的“八景”与戴熙所画的并不全同，可见他是自选的风景。
樊题册存画十一开，在存世各版本之中数量最多，其余各册，少则六开，以八开居多，少数有十开者。戴熙所画十景分别为：栖霞山、伏波山、刘仙岩、虞山、木龙洞、独秀峰、风洞、斗鸡山、龙隐岩和象鼻山。其余各册多数以“八景”数目存八开。戴熙所画的每一幅上面，都有李春桥的题诗，或长或短，用小楷细字写成，功力非凡。
目前对此数本图册作研究者，仅见张雨婷女史之硕士论文《江山会景处：十九世纪初桂林山水图研究》。张女史考证谓，此册可能为戴熙官广东学政时，偶游桂林所画云云。据张文所引徐坷《清稗类钞》：“道光庚戌（1838），被命视广东学，陛辞日，宣宗谕之曰：汝画笔清绝，然胸中目中，只是吴越间山水，此行获睹匡庐，罗浮之胜，巉岩演迤，雄丽奥曲，别有一种奇致，于画理当益进，汝品学朕素知，公余游艺，兼可成全老画师也。”
张女史遂推论此册乃戴熙在广东学政任上偶游桂林之作。然揆诸清代典制，学政乃一省学官，地位仅次于督抚，岂有在任上跨省浪游之理。按《学政年表》，戴熙官广东学政先后有两次，第一次为道光庚戌（1838）七月至道光十九年九月，第二次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到任至次年二月。此册为道光二十四年所作，按《清史稿》本传谓“二十五年，服阕”，可知道光十九年之后，他应该是以家有丧事而守制，三年期满后始浪游到桂林。
册页之首，戴熙先画一开，绘秋日梧桐庭院之夜，李人华游宦归来，与夫人在芸窗下夜话情景。此画与桂林风景无关妇妙为乞品极少作此幅，目前发现只有古香阁题签本（上海敬华2015年拍卖）与李人华本人所画的同题材一幅（北京嘉德2006年拍卖）。此图樊题本人物极为细致，夫人穿红衣，坐右侧，李坐左侧，两人物虽细小，神态一一如见，案头书籍文房，丝毫可辨，款署“道光丙午桂秋，写应着顺；雅属，醇士戴熙”。题款右侧，有李人华自作五古长诗四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画于秋天，图中梧桐叶已渐黄，右侧有一行秋雁飞过。而作伪者不审此意，古香阁本（题签署十景，实除此外得九开，不合数）墨色重而拙，梧桐全是夏色。李人华自摹本，人物无法表达夫妻夜话之景，画成效果颇似母亲教子，故拍卖图录竟定为《教子图》，图中房屋，高耸前墙，前后不一，与樊题本之宽博平淡，殊有分别。
戴熙在桂林游玩时间，今不可具考，但从《虞山》题跋中可知，他游的时间并不长，此画题跋说：
“昨承雅属，图桂林独秀诸山于册，十者未得七八，项有返掉省亲之行，欲携诸笥中以归，系缆江干，不能久待，毕一日之力，润色成之，以结一重翰墨之缘。”
这段览岛泼写于甲辰秋日，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从此段大概可知，李人华请戴熙画的是幅，首页的《提桐庭院图》应为两年之后（丙午1846）李人华请戴R补画]{韭首。有诸册，开数都不及此册。
戴熙有抄摹罗辰者
戴熙诗集《访粤集》中，有《夜话环碧园再次》诗，环碧园在桂林郊外，为李秉绶家的园林，也就是后来居巢、居廉、昆仲曾经居住之所。由此可知，他确实短暂游历过桂林。但以道光时期的交通条件，短时间内，他不太可能遍游此册上的十处名胜，而此册的不少构图，灵感来自于罗辰（1771-1838，清代嘉庆桂林名士）的《桂林名山图》。据张雨婷氏分析，罗辰与李人华为诗友，两人唱酬诗见于罗辰集中，故李人华必熟悉《桂林名山图》。笔者进一步对比，则发现戴熙确实有抄摹罗辰者，又有出自观察而改动之处。
例如《木龙洞》一幅，与罗辰木刻图对比，似乎非常接近。罗辰木刻图左下侧有建筑一角，洞中只有岩石。戴熙画作则是山洞中见一唐代小石塔，此塔今日尚存木龙洞口附近，可知此景应为戴熙亲自所见。
饶有趣味的另一处细节，则是《栖霞山》一幅。此幅画七星山下的灵隐寺，背后有厚重的山脊，左侧为小溪蜿蜒，此河今日尚存，名灵涧溪。在罗辰木刻画中，此溪边有大树一株，树冠宽大，应该是桂林常见的大榕树。然而戴熙所画，则是两棵连理交缠的树木，叶也变成了点状小叶。这一细节，笔者认为应该是戴熙未曾亲到其境，按照罗辰的版画本再创作时，将这棵大榕树画成了连理交缠的树，也许是版画线条不清或是戴熙不熟悉当地这棵巨大榕树所致。
这棵树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发现，几乎每一册仿作的桂林山水图册中，上面每幅都有李人华的题诗。而且笔者对比了大部分能清楚辨认的图片，上面的李人华题诗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再经检索，果然发现李人华本身就是一个山水画的高手，目前所见至少有两册他自己署款的《桂林山水图册》存世仁印日年中国嘉德春拍与2008年上海中天春拍），尤其以后者最为典型。此册封面签条署“桂林八景图山水神品”，细看栖霞山图，果然是一棵大榕树。因李氏居桂林时间长，与罗辰又是好友，与戴熙的匆匆游历不同。所以他笔下的棲霞山，这棵大树被“修正”成一棵准确的榕树。试对比其他各本，几乎都是一样的大榕树，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多数仿本都是出自于这位受画者，李人华之手，所以题诗皆真。
传世各赝本以“樊题本”为上者
若论书画的细节，则樊题本无疑在诸本之上，例如前揭《栖霞山》的树木细节，可见寺庙前杂树，樊题本刚健有力，胜于各本。又如设色之淡雅，可举《伏波山》《刘仙岩》两幅，诸赝本不是失之浓艳，就是淡而无神。此幅的设色淡中见层次，渲染远方云烟更为缥缈。戴熙的用笔特征，是学北宋人的勾勒，虽小枝也一丝不苟。若以《斗鸡山》山下的小杂树丛对比，可见诸赝本的破绽。此外还有人物的神情，如《木龙洞》江中小船上，有小人物十余，细如蝇头，却动态不一，这些都是画师用心之处。
传世各赝本，除李人华每开题诗后，皆不见有名家题跋者，唯樊题本的最后，有樊增祥（1846-1931）五古长诗一首，书于绢本之上，此诗见于《樊樊山诗集》卷二十，题为《题戴文节公画册》，款署“光绪甲辰新正後三日”，即1904年春所作。此册封二有《戴文节公桂林八景图册真迹》的题签，款为“光绪癸卯（1903）二月，养福老人珍藏”，此签中特申明为“真迹”，可知在光绪年间，此册之赝品已为藏家所注意，此册由道光甲辰创作，至樊山题诗时恰好一甲子，封面题签者“香山在家僧”即吴兆芹之号，吴氏香山人，善书法。此册经六十年后重装，锦面配紫檀边框，仍然古雅非常。
戴熙（1801-1860）为清代道光年间重要的山水画家之一，他为李人华所绘《桂林十景图册》是桂林山水画史上重要的实物。李人华，字漱尧，号春桥，湖南长沙人，道光年间宦游桂林，目前所见，在独秀峰题石中有其道光癸卯（1843）题名，可知当时他正在桂林居住。此册作于道光甲辰至丙午（1844-1846）之间。
戴熙的作品，在清代道光之后，仿品非常多，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他的画作曾邀道光皇帝的御赏；第二是他的官做得不小，翰林出身，做到兵部侍郎；第三是他英勇殉难，属于殉国的忠烈。他为李人华所绘的这套《桂林十景图册》则是其精心作品，目前存世所见的数本仿品，与之对比也是书画鉴定的有趣个案。
笔者用以对比各种《图册》的版本，是吴兆芹旧藏，有樊增祥（1846-1931）长诗题跋的一种，以下简称“樊题本”。此册有清代题签两则，并有樊增祥题长诗，清末时归广东香山吴兆芹所藏，今日为香山私人收藏。此册与各种版本相较，其优劣固可见，考索背后的故事，对了解桂林风景的渊源也颇有意思。
各册收录画数目有异
首先是各册收录的画数目并不相同。桂林历史上有“八景”之目，但流传的“八景”与戴熙所画的并不全同，可见他是自选的风景。
樊题册存画十一开，在存世各版本之中数量最多，其余各册，少则六开，以八开居多，少数有十开者。戴熙所画十景分别为：栖霞山、伏波山、刘仙岩、虞山、木龙洞、独秀峰、风洞、斗鸡山、龙隐岩和象鼻山。其余各册多数以“八景”数目存八开。戴熙所画的每一幅上面，都有李春桥的题诗，或长或短，用小楷细字写成，功力非凡。
目前对此数本图册作研究者，仅见张雨婷女史之硕士论文《江山会景处：十九世纪初桂林山水图研究》。张女史考证谓，此册可能为戴熙官广东学政时，偶游桂林所画云云。据张文所引徐坷《清稗类钞》：“道光庚戌（1838），被命视广东学，陛辞日，宣宗谕之曰：汝画笔清绝，然胸中目中，只是吴越间山水，此行获睹匡庐，罗浮之胜，巉岩演迤，雄丽奥曲，别有一种奇致，于画理当益进，汝品学朕素知，公余游艺，兼可成全老画师也。”
张女史遂推论此册乃戴熙在广东学政任上偶游桂林之作。然揆诸清代典制，学政乃一省学官，地位仅次于督抚，岂有在任上跨省浪游之理。按《学政年表》，戴熙官广东学政先后有两次，第一次为道光庚戌（1838）七月至道光十九年九月，第二次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到任至次年二月。此册为道光二十四年所作，按《清史稿》本传谓“二十五年，服阕”，可知道光十九年之后，他应该是以家有丧事而守制，三年期满后始浪游到桂林。
册页之首，戴熙先画一开，绘秋日梧桐庭院之夜，李人华游宦归来，与夫人在芸窗下夜话情景。此画与桂林风景无关妇妙为乞品极少作此幅，目前发现只有古香阁题签本（上海敬华2015年拍卖）与李人华本人所画的同题材一幅（北京嘉德2006年拍卖）。此图樊题本人物极为细致，夫人穿红衣，坐右侧，李坐左侧，两人物虽细小，神态一一如见，案头书籍文房，丝毫可辨，款署“道光丙午桂秋，写应着顺；雅属，醇士戴熙”。题款右侧，有李人华自作五古长诗四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画于秋天，图中梧桐叶已渐黄，右侧有一行秋雁飞过。而作伪者不审此意，古香阁本（题签署十景，实除此外得九开，不合数）墨色重而拙，梧桐全是夏色。李人华自摹本，人物无法表达夫妻夜话之景，画成效果颇似母亲教子，故拍卖图录竟定为《教子图》，图中房屋，高耸前墙，前后不一，与樊题本之宽博平淡，殊有分别。
戴熙在桂林游玩时间，今不可具考，但从《虞山》题跋中可知，他游的时间并不长，此画题跋说：
“昨承雅属，图桂林独秀诸山于册，十者未得七八，项有返掉省亲之行，欲携诸笥中以归，系缆江干，不能久待，毕一日之力，润色成之，以结一重翰墨之缘。”
这段览岛泼写于甲辰秋日，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从此段大概可知，李人华请戴熙画的是幅，首页的《提桐庭院图》应为两年之后（丙午1846）李人华请戴R补画]{韭首。有诸册，开数都不及此册。
戴熙有抄摹罗辰者
戴熙诗集《访粤集》中，有《夜话环碧园再次》诗，环碧园在桂林郊外，为李秉绶家的园林，也就是后来居巢、居廉、昆仲曾经居住之所。由此可知，他确实短暂游历过桂林。但以道光时期的交通条件，短时间内，他不太可能遍游此册上的十处名胜，而此册的不少构图，灵感来自于罗辰（1771-1838，清代嘉庆桂林名士）的《桂林名山图》。据张雨婷氏分析，罗辰与李人华为诗友，两人唱酬诗见于罗辰集中，故李人华必熟悉《桂林名山图》。笔者进一步对比，则发现戴熙确实有抄摹罗辰者，又有出自观察而改动之处。
例如《木龙洞》一幅，与罗辰木刻图对比，似乎非常接近。罗辰木刻图左下侧有建筑一角，洞中只有岩石。戴熙画作则是山洞中见一唐代小石塔，此塔今日尚存木龙洞口附近，可知此景应为戴熙亲自所见。
饶有趣味的另一处细节，则是《栖霞山》一幅。此幅画七星山下的灵隐寺，背后有厚重的山脊，左侧为小溪蜿蜒，此河今日尚存，名灵涧溪。在罗辰木刻画中，此溪边有大树一株，树冠宽大，应该是桂林常见的大榕树。然而戴熙所画，则是两棵连理交缠的树木，叶也变成了点状小叶。这一细节，笔者认为应该是戴熙未曾亲到其境，按照罗辰的版画本再创作时，将这棵大榕树画成了连理交缠的树，也许是版画线条不清或是戴熙不熟悉当地这棵巨大榕树所致。
这棵树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发现，几乎每一册仿作的桂林山水图册中，上面每幅都有李人华的题诗。而且笔者对比了大部分能清楚辨认的图片，上面的李人华题诗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再经检索，果然发现李人华本身就是一个山水画的高手，目前所见至少有两册他自己署款的《桂林山水图册》存世仁印日年中国嘉德春拍与2008年上海中天春拍），尤其以后者最为典型。此册封面签条署“桂林八景图山水神品”，细看栖霞山图，果然是一棵大榕树。因李氏居桂林时间长，与罗辰又是好友，与戴熙的匆匆游历不同。所以他笔下的棲霞山，这棵大树被“修正”成一棵准确的榕树。试对比其他各本，几乎都是一样的大榕树，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多数仿本都是出自于这位受画者，李人华之手，所以题诗皆真。
传世各赝本以“樊题本”为上者
若论书画的细节，则樊题本无疑在诸本之上，例如前揭《栖霞山》的树木细节，可见寺庙前杂树，樊题本刚健有力，胜于各本。又如设色之淡雅，可举《伏波山》《刘仙岩》两幅，诸赝本不是失之浓艳，就是淡而无神。此幅的设色淡中见层次，渲染远方云烟更为缥缈。戴熙的用笔特征，是学北宋人的勾勒，虽小枝也一丝不苟。若以《斗鸡山》山下的小杂树丛对比，可见诸赝本的破绽。此外还有人物的神情，如《木龙洞》江中小船上，有小人物十余，细如蝇头，却动态不一，这些都是画师用心之处。
传世各赝本，除李人华每开题诗后，皆不见有名家题跋者，唯樊题本的最后，有樊增祥（1846-1931）五古长诗一首，书于绢本之上，此诗见于《樊樊山诗集》卷二十，题为《题戴文节公画册》，款署“光绪甲辰新正後三日”，即1904年春所作。此册封二有《戴文节公桂林八景图册真迹》的题签，款为“光绪癸卯（1903）二月，养福老人珍藏”，此签中特申明为“真迹”，可知在光绪年间，此册之赝品已为藏家所注意，此册由道光甲辰创作，至樊山题诗时恰好一甲子，封面题签者“香山在家僧”即吴兆芹之号，吴氏香山人，善书法。此册经六十年后重装，锦面配紫檀边框，仍然古雅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