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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正是基于文字这种具有记事属性的符号体系的诞生与不断的进步演变，自殷商甲骨文、两周鼎彝铭文至秦始皇统一文字成小篆，先秦丰富多样的古文字体系成为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最为重要的载体和支撑。
战国陶文是战国时期古玺印抑印于陶器上的痕迹，包括陶器烧制前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战国陶文于清代同治十一年山东潍县陈介祺集藏齐国“陈悍”陶文残瓦始，拉开了陶文在大篆体系中的历史帷幕。这百年来，战国陶文的研究已是古文字学和玺印艺术最富魅力的学术空间。而古陶文字的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演变及列国文字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带来新的佐证材料，同时对研究战国时期列国社会生产、市场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文反映列国当时人文
战国陶文是大篆文字的重要组成，包括陶器烧制前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战国陶文主要包括齐、燕、秦、三晋及邾国等，反映了当时各列国的社会生产及市场活动。
齐国官量陶文最罕见
据史考，齐国之祖唤作吕尚，大约是文王、武王的谋臣。武王定天下之后。封于营邱。后迁徙到临茁。《史记》载日：“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都创稷下学宮，侣百家争鸣的学界风尚，更是齐国八百年长盛不衰的重要人文基础。
考古发掘及传世著录的陶文资料证明，战国时期，齐国制陶业不论其规模还是质量都胜于其他国家，官营窑场主要生产“立事岁”类的量器。除临淄齐故城遗址存官营窑场外，2002年山东新泰出土二百余片齐国官量陶文，王恩田曰：“齐国官量陶文甚为罕见。新泰的一次发现就超过了自同治十一年陈笪斋首次发现齐国官量陶文至今一百三十年来发现的总和，堪称齐国陶文的重大发现。”新泰曾是齐国官营窑场无疑。
近年山东沂水城南田野筑路时出土刻划“陈某立事岁之釜”类残陶片。其中立事者“陈丕口”“陈頊”与新泰出土官量陶器立事者为同一人，沂水也曾是齐国官营窑场之一。民营窑场产品多以生活用陶为主，常见有豆、罐、钵包括陶制乐器埙，也有为官家、王族代工的量器，如“公豆”“主料”等。以步黟堂藏齐陶文可见，陶豆多由豆里、北里、城阳、子裴子里、高闾、左南郭窑场所制，繇乡、蔓阳窑场制陶罐为多，陶钵见于关里、楚郭乡等窑场。丘齐、东酷里等窑场陶豆、陶器均有生产。齐陶文残片出土除窑场、灰坑外，散见于齐故城田野，自晚洁、民国至今民间采集齐陶文状况恰证明于此。
步黟堂藏齐国陶文中官量抑印陶文典型者“昌擠陈固南右故亳釜”，考已着齐官量立事者陈固所造印记共六款，皆为区器，此为釜器，饰麻布纹，且印文以界格分之，这在陈固监造官量中是唯一的，此陶文未見著录。另藏沂水城南田野所出齐官量刻划“陈遇立（事岁之釜）”陶文残件，此类陶文迄今未曾披露公着，对研究齐国官制量器及窑埸分布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燕国陶文有四大类
燕国建于西周初年，为西周王朝的诸侯国，战国时期在燕昭王励精图治而广纳天下贤士，经多年的努力，燕国终于达到殷富的程度，成为战国七雄中重要一员。民国十一年，罗振玉序《梦庵藏陶》云：“光绪初元，近畿之易州亦出古陶，有三代文字者，与齐器颇相似，然其文，齐器多记某某里，易州所出则多记匈攻某，齐器不记年月，易州所出则有八年、十年、十四年者，此其大别也。”
燕国陶文，以潘祖荫旧藏燕“二十二年正月陶罐”最早见著于民国《艺术丛编》。燕国陶文约有如下种类：（1）三级监造类。学者考此类陶文中“陶尹”当是中央或地方的负责官吏即监造者，“陶徕”可能是陶师，与“敀”同为主办者，“陶工”则是造者。三级监造陶文存有年号者，如“十八年某月某”，20世纪50年代末李学勤撰文《战国题铭概述》考燕陶纪年为燕王喜的在位年号。（2）左右宫某。指燕国王宫陶业和陶者。（3）陶工某。指陶器的制造者。（4）“觳”某。指燕国陶器容量单位。
在燕国陶文中，三级监造类陶文属于极稀有的品种，这种带年号陶文为了解认识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等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据燕地学者多年的考察研究得知，燕国三级监造类陶文多出于易县燕下都遗址武阳台西南田野，此地可能为燕国窑场遗址之一。步黟堂藏燕国陶文中带年号的三级监造陶文至精者为“廿一年十二月陶罐”，此陶器完整，仅口沿残损小块，比潘祖荫所藏尚早一月造就。
“左宫罚”未见著录，其中“罚”字为裘锡圭先生审稿时考释。“左宮穎”陶文见著于《德九存陶》，且为陶器颈部残片，其意义在于表明左右宫某不是仅为王官制造建筑用陶的窑场。
邾国陶文传世数量较少一位于山东泰山东南境内的邾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最早研究断代为邾国陶文的是山东王献唐，此类陶文出土于山东邹城邾国纪王城遗址田野，大多为单字抑印于陶豆或陶器上。
步黟堂藏邾国陶文抑印精者如“辟”字残豆柄，字下抑三个乳钉纹，其意待考，但作为装饰，可谓极美。“公得”陶文残豆，其文字圆转遒劲，有两周全文之韵。以民间集藏的角度看，邾国陶文多出于约十年前的村落筑路，传世数量较少。
秦国及秦代陶文有区分
学者对秦陶文研究较早的是镇江摹庐陈直，袁仲
以考古发掘所出的大量秦陶文实例考释，为当今秦陶文研究集大成者。对于区别秦国和秦代陶文，王恩田依据考古提出“四、六字亭市陶文和咸阳宫出土的陶文属战国时代，而秦始皇墓区出土的陶文属于秦代。”步黟堂藏秦国“咸亭完里丹器”为完整陶豆，陶文抑印在豆盘中央。与袁仲一《秦陶文新编》着秦都咸阳作坊遗址出土完整陶钵抑印相同，为秦国所制。“咸亭右里仓器”陶文出秦都咸阳渭河河滩，“仓”字结构独特，且陶文未见著录，可增补陶文资料与字库。“四右六”陶文抑印在云纹半瓦的筒身上，典型的战国文字特征即秦国之制，未见著录，故而极为珍稀。
三晋两周陶文受到燕国影响
“三晋”一词始于宋代司马光着《资治通鉴》，即指战国七雄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历史，也代表了称霸春秋时期的晋国。漳河两岸古时为赵、魏、韩三国分界地，归属也时有变化，此流域出土陶文当属三晋体系，形制上似也受到燕国陶文的某些影响。 步黟堂藏三晋两周陶文主要出土于漳河河滩和河北临漳邺城铜雀台遗址田野，癸巳年初秋得“淇口市斗口玺”陶文与“邺市”“中石基异口牛”陶文堪称孤品，二陶文均呈长条印记形式，考传世陶文未见著录，此陶文的公着对三晋体系陶文的种类完善及三晋玺印特征的认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淇口市斗口玺”陶文即残陶形制可确定为量器，因而此陶文为研究三晋地区量器提供了新的资料。
古玺印文字排列各有章法
古玺印文字排列章法是古玺印艺术内涵外在表现的重要形式，陶文为先秦玺印抑印于陶器的痕迹，通过对陶文排列章法的研究可直接反映两周时期民间陶业使用的古玺印独特的艺术呈现形式。综合步黟堂藏战国陶文，可看到如下文字排列章法的形式：文字均衡排列法;文字随形排列法;对角呼应排列法;虚实奇恣排列法。
战国陶文抑印艺术风格的呈现是基于抑印陶文的文字字形及文字排列章法的特点。从列国陶文的角度看，齐国陶文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最为丰富多彩，在规范典雅的基础上，以奇肆朴茂、野逸苍浑、醇重隽永为战国大篆文字构建起绚丽郁勃的陶文体系最重要的组成。燕国陶文以其风格相对统
在长条形印记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格调，虽然印面整饬的意蕴，却丝毫不掩风格的质拙雄强。这种内在的燕陶风韵恰似萧萧易水天成的壮寒凌厉之意。
秦国陶文是战国列国中最能体现出规范性的种类，也反映中央集权意志在秦地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影响，这种规范所带来的经典性与示范性成为汉时官私印章乃至后二千年篆刻艺术创作发展最为重要的思想指导和形式楷模。其余如三晋陶文虽未能形成庞大的体系，但也不乏风格的靓丽，古朴质拙、蒼野浑厚也都体现在为数不多的二字陶文中。当然，步黟堂藏“淇口市斗口玺”“中石基口口牛”陶文孤品独特的条记印风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三晋陶文体系提供了极珍贵的物证。
抑印陶文弥补两周古玺印史料
古文字发展至战国时期，一字多形，不同国家之间文字存在字形上的差异，不同类别器物上文字也存在着差异。战国文字主要存在于青铜鼎彝铭文、简帛墨迹文字、玺印铭文、石刻铭文及陶器铭文等。陶文的字法结构本体有异于其他战国铭文的独特之处，洁陈笪斋《论古陶文字》曰：“余于钟鼎文字，不能识者百或有一二，又谓刀布文字不过一二，非钟鼎比也。今得三代古陶文字，则不能识者甚多，且有正倒不能定者，奇异哉。石鼓无二，而竟有陶，陶又似古于金石，奇异哉。是岂可与刀布文字并语哉。古陶与古銖印近，有以銖成者，有刻者，与钟鼎古货为今存三代文字有四，并石鼓禹书人洛书为五。”洁吴大澄《陶文释题记》日：“好古者获吉金，即三五字，亦极可贵。不谓古陶残字与金石并寿，奇文逸体，可补鼎彝款识所不及。”此外，陶器泥料质地属性及烧制收缩变形等元素的共同影响，经传拓后呈现在纸张文本上的陶文痕迹与其他器物铭文相比，主要体现出较为粗犷拙朴、苍劲浑厚、奇恣横溢的特点，也有部分陶文制作精湛呈现出典雅秀逸、意蕴隽永的面貌。
考战国陶文实物，绝大多数为两周古玺在生活和建筑陶器上的抑印使用的结果，少量是陶器烧制前的监造者或工匠的有关文字刻划。民国时，黄宾虹曾查考传世两周古玺印与出土陶文相比较，仅有二例完全合者。这就意味传世战国古玺资料之外，尚存有大量两周古玺使用的痕迹遗珍。考古证实，这些民间陶坊玺印材质多为泥质烧制，与青铜材质相比陶玺使用中极易残损，所以传世极少，而抑印的陶文将极大地弥补两周古玺印史料。同时。反映战国时期民间玺印实用的诸多案例，更生动展示了除传世古玺之外的两周古玺印丰富的艺术内涵，借鉴陶文独持的形式表现感和文字元素，将开启当今篆刻艺术创新、探索的新途径。
吴大澄曾有“文字之福，于斯为盛”，斋有诗：“天开混沌由文字，人扩灵明亦在兹。大意微言常不觉，终归混沌又何疑。”应是对古陶文最好的诠释。
战国陶文是战国时期古玺印抑印于陶器上的痕迹，包括陶器烧制前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战国陶文于清代同治十一年山东潍县陈介祺集藏齐国“陈悍”陶文残瓦始，拉开了陶文在大篆体系中的历史帷幕。这百年来，战国陶文的研究已是古文字学和玺印艺术最富魅力的学术空间。而古陶文字的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演变及列国文字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带来新的佐证材料，同时对研究战国时期列国社会生产、市场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文反映列国当时人文
战国陶文是大篆文字的重要组成，包括陶器烧制前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战国陶文主要包括齐、燕、秦、三晋及邾国等，反映了当时各列国的社会生产及市场活动。
齐国官量陶文最罕见
据史考，齐国之祖唤作吕尚，大约是文王、武王的谋臣。武王定天下之后。封于营邱。后迁徙到临茁。《史记》载日：“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都创稷下学宮，侣百家争鸣的学界风尚，更是齐国八百年长盛不衰的重要人文基础。
考古发掘及传世著录的陶文资料证明，战国时期，齐国制陶业不论其规模还是质量都胜于其他国家，官营窑场主要生产“立事岁”类的量器。除临淄齐故城遗址存官营窑场外，2002年山东新泰出土二百余片齐国官量陶文，王恩田曰：“齐国官量陶文甚为罕见。新泰的一次发现就超过了自同治十一年陈笪斋首次发现齐国官量陶文至今一百三十年来发现的总和，堪称齐国陶文的重大发现。”新泰曾是齐国官营窑场无疑。
近年山东沂水城南田野筑路时出土刻划“陈某立事岁之釜”类残陶片。其中立事者“陈丕口”“陈頊”与新泰出土官量陶器立事者为同一人，沂水也曾是齐国官营窑场之一。民营窑场产品多以生活用陶为主，常见有豆、罐、钵包括陶制乐器埙，也有为官家、王族代工的量器，如“公豆”“主料”等。以步黟堂藏齐陶文可见，陶豆多由豆里、北里、城阳、子裴子里、高闾、左南郭窑场所制，繇乡、蔓阳窑场制陶罐为多，陶钵见于关里、楚郭乡等窑场。丘齐、东酷里等窑场陶豆、陶器均有生产。齐陶文残片出土除窑场、灰坑外，散见于齐故城田野，自晚洁、民国至今民间采集齐陶文状况恰证明于此。
步黟堂藏齐国陶文中官量抑印陶文典型者“昌擠陈固南右故亳釜”，考已着齐官量立事者陈固所造印记共六款，皆为区器，此为釜器，饰麻布纹，且印文以界格分之，这在陈固监造官量中是唯一的，此陶文未見著录。另藏沂水城南田野所出齐官量刻划“陈遇立（事岁之釜）”陶文残件，此类陶文迄今未曾披露公着，对研究齐国官制量器及窑埸分布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燕国陶文有四大类
燕国建于西周初年，为西周王朝的诸侯国，战国时期在燕昭王励精图治而广纳天下贤士，经多年的努力，燕国终于达到殷富的程度，成为战国七雄中重要一员。民国十一年，罗振玉序《梦庵藏陶》云：“光绪初元，近畿之易州亦出古陶，有三代文字者，与齐器颇相似，然其文，齐器多记某某里，易州所出则多记匈攻某，齐器不记年月，易州所出则有八年、十年、十四年者，此其大别也。”
燕国陶文，以潘祖荫旧藏燕“二十二年正月陶罐”最早见著于民国《艺术丛编》。燕国陶文约有如下种类：（1）三级监造类。学者考此类陶文中“陶尹”当是中央或地方的负责官吏即监造者，“陶徕”可能是陶师，与“敀”同为主办者，“陶工”则是造者。三级监造陶文存有年号者，如“十八年某月某”，20世纪50年代末李学勤撰文《战国题铭概述》考燕陶纪年为燕王喜的在位年号。（2）左右宫某。指燕国王宫陶业和陶者。（3）陶工某。指陶器的制造者。（4）“觳”某。指燕国陶器容量单位。
在燕国陶文中，三级监造类陶文属于极稀有的品种，这种带年号陶文为了解认识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等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据燕地学者多年的考察研究得知，燕国三级监造类陶文多出于易县燕下都遗址武阳台西南田野，此地可能为燕国窑场遗址之一。步黟堂藏燕国陶文中带年号的三级监造陶文至精者为“廿一年十二月陶罐”，此陶器完整，仅口沿残损小块，比潘祖荫所藏尚早一月造就。
“左宫罚”未见著录，其中“罚”字为裘锡圭先生审稿时考释。“左宮穎”陶文见著于《德九存陶》，且为陶器颈部残片，其意义在于表明左右宫某不是仅为王官制造建筑用陶的窑场。
邾国陶文传世数量较少一位于山东泰山东南境内的邾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最早研究断代为邾国陶文的是山东王献唐，此类陶文出土于山东邹城邾国纪王城遗址田野，大多为单字抑印于陶豆或陶器上。
步黟堂藏邾国陶文抑印精者如“辟”字残豆柄，字下抑三个乳钉纹，其意待考，但作为装饰，可谓极美。“公得”陶文残豆，其文字圆转遒劲，有两周全文之韵。以民间集藏的角度看，邾国陶文多出于约十年前的村落筑路，传世数量较少。
秦国及秦代陶文有区分
学者对秦陶文研究较早的是镇江摹庐陈直，袁仲
以考古发掘所出的大量秦陶文实例考释，为当今秦陶文研究集大成者。对于区别秦国和秦代陶文，王恩田依据考古提出“四、六字亭市陶文和咸阳宫出土的陶文属战国时代，而秦始皇墓区出土的陶文属于秦代。”步黟堂藏秦国“咸亭完里丹器”为完整陶豆，陶文抑印在豆盘中央。与袁仲一《秦陶文新编》着秦都咸阳作坊遗址出土完整陶钵抑印相同，为秦国所制。“咸亭右里仓器”陶文出秦都咸阳渭河河滩，“仓”字结构独特，且陶文未见著录，可增补陶文资料与字库。“四右六”陶文抑印在云纹半瓦的筒身上，典型的战国文字特征即秦国之制，未见著录，故而极为珍稀。
三晋两周陶文受到燕国影响
“三晋”一词始于宋代司马光着《资治通鉴》，即指战国七雄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历史，也代表了称霸春秋时期的晋国。漳河两岸古时为赵、魏、韩三国分界地，归属也时有变化，此流域出土陶文当属三晋体系，形制上似也受到燕国陶文的某些影响。 步黟堂藏三晋两周陶文主要出土于漳河河滩和河北临漳邺城铜雀台遗址田野，癸巳年初秋得“淇口市斗口玺”陶文与“邺市”“中石基异口牛”陶文堪称孤品，二陶文均呈长条印记形式，考传世陶文未见著录，此陶文的公着对三晋体系陶文的种类完善及三晋玺印特征的认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淇口市斗口玺”陶文即残陶形制可确定为量器，因而此陶文为研究三晋地区量器提供了新的资料。
古玺印文字排列各有章法
古玺印文字排列章法是古玺印艺术内涵外在表现的重要形式，陶文为先秦玺印抑印于陶器的痕迹，通过对陶文排列章法的研究可直接反映两周时期民间陶业使用的古玺印独特的艺术呈现形式。综合步黟堂藏战国陶文，可看到如下文字排列章法的形式：文字均衡排列法;文字随形排列法;对角呼应排列法;虚实奇恣排列法。
战国陶文抑印艺术风格的呈现是基于抑印陶文的文字字形及文字排列章法的特点。从列国陶文的角度看，齐国陶文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最为丰富多彩，在规范典雅的基础上，以奇肆朴茂、野逸苍浑、醇重隽永为战国大篆文字构建起绚丽郁勃的陶文体系最重要的组成。燕国陶文以其风格相对统
在长条形印记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格调，虽然印面整饬的意蕴，却丝毫不掩风格的质拙雄强。这种内在的燕陶风韵恰似萧萧易水天成的壮寒凌厉之意。
秦国陶文是战国列国中最能体现出规范性的种类，也反映中央集权意志在秦地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影响，这种规范所带来的经典性与示范性成为汉时官私印章乃至后二千年篆刻艺术创作发展最为重要的思想指导和形式楷模。其余如三晋陶文虽未能形成庞大的体系，但也不乏风格的靓丽，古朴质拙、蒼野浑厚也都体现在为数不多的二字陶文中。当然，步黟堂藏“淇口市斗口玺”“中石基口口牛”陶文孤品独特的条记印风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三晋陶文体系提供了极珍贵的物证。
抑印陶文弥补两周古玺印史料
古文字发展至战国时期，一字多形，不同国家之间文字存在字形上的差异，不同类别器物上文字也存在着差异。战国文字主要存在于青铜鼎彝铭文、简帛墨迹文字、玺印铭文、石刻铭文及陶器铭文等。陶文的字法结构本体有异于其他战国铭文的独特之处，洁陈笪斋《论古陶文字》曰：“余于钟鼎文字，不能识者百或有一二，又谓刀布文字不过一二，非钟鼎比也。今得三代古陶文字，则不能识者甚多，且有正倒不能定者，奇异哉。石鼓无二，而竟有陶，陶又似古于金石，奇异哉。是岂可与刀布文字并语哉。古陶与古銖印近，有以銖成者，有刻者，与钟鼎古货为今存三代文字有四，并石鼓禹书人洛书为五。”洁吴大澄《陶文释题记》日：“好古者获吉金，即三五字，亦极可贵。不谓古陶残字与金石并寿，奇文逸体，可补鼎彝款识所不及。”此外，陶器泥料质地属性及烧制收缩变形等元素的共同影响，经传拓后呈现在纸张文本上的陶文痕迹与其他器物铭文相比，主要体现出较为粗犷拙朴、苍劲浑厚、奇恣横溢的特点，也有部分陶文制作精湛呈现出典雅秀逸、意蕴隽永的面貌。
考战国陶文实物，绝大多数为两周古玺在生活和建筑陶器上的抑印使用的结果，少量是陶器烧制前的监造者或工匠的有关文字刻划。民国时，黄宾虹曾查考传世两周古玺印与出土陶文相比较，仅有二例完全合者。这就意味传世战国古玺资料之外，尚存有大量两周古玺使用的痕迹遗珍。考古证实，这些民间陶坊玺印材质多为泥质烧制，与青铜材质相比陶玺使用中极易残损，所以传世极少，而抑印的陶文将极大地弥补两周古玺印史料。同时。反映战国时期民间玺印实用的诸多案例，更生动展示了除传世古玺之外的两周古玺印丰富的艺术内涵，借鉴陶文独持的形式表现感和文字元素，将开启当今篆刻艺术创新、探索的新途径。
吴大澄曾有“文字之福，于斯为盛”，斋有诗：“天开混沌由文字，人扩灵明亦在兹。大意微言常不觉，终归混沌又何疑。”应是对古陶文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