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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江苏中部滨海城市南通，和往年一样，沉浸在明媚春光之中。但这种平静被一桩令人震惊的丑闻所打破。
南通儿童福利院两名初来例假的智障女孩，子宫被切除，原因是福利院怕麻烦。
4月25日，南通市委宣传部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南通市政府已组成调查组调查此事，“调查组主要由南通市政法系统、民政局、卫生局等部门组成，省对口厅局系统也受邀参加。此事已进入司法程序。”
4月28日，调查组首次对外公布了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南通市公安局已经依法立案侦查此事，同时，公安机关对包括儿童福利院副院长陈晓燕、主刀医生王晨毅在内的多名相关涉案人员采取了强制措施。
事件始末
从4月24日至26日下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先后4次来到南通儿童福利院，福利院大门紧闭。门口自称是“临时工”的几名中年男子阻拦记者入内。“上级通知我们不能让任何新闻媒体进入福利院，前天下午还有两个记者翻墙而入，但被我们赶走了。说实话，别说一两个记者，哪怕来二三十个记者围着大门，也别想进去。”其中一人说。
从门外向里看，院落中间是一幢三层的小楼。几个小女孩在走廊里玩。很显然，她们并不知道不久前刚刚发生在同伴身上的事。
智障少女子宫被切事件的曝光，缘起一名为“青年医生”的网络帖子。
这则被广泛转载的帖子内容如下：“前天，医院来了两名少女，是南通市儿童福利院送来的，两名智力有障碍的女孩子，大约十三四岁。有人告诉我，她们是来做阑尾切除手术的，我当时就奇怪，好好的切什么阑尾?后来，她们看的是妇科。昨天，她们进行了手术，天啊，被切除的竟是子宫……手术是在福利院再三要求下做的，福利院的人说，两名女孩最近来了初潮，收拾起来非常麻烦，以后性成熟之后会更麻烦，反正她们也不能结婚生育，现在切了她们的子宫，省了许多麻烦。两名女孩，一个叫兰兰(化名)，一个叫琳琳(化名)，现在还昏睡着，懵懵懂懂住在我院四楼病房里。”
据媒体报道，事件最初由南通儿童福利院副院长陈晓燕引起，一开始她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生苏韵华，告诉苏韵华儿童福利院最近有两名智障少女，因为来了月经不能自理，让其帮忙给这两名孩子做子宫切除手术。然而，考虑到所在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这种手术的手续很难办理，苏韵华便找到本科室的副主任医师王晨毅，让王联系一下南通其他小医院。没多久，王晨毅联系到了自己熟悉的国家一甲医院——南通城东医院。该医院很快答应，且免掉一切手术费用，但对内称：“两名少女是来做阑尾切除手术。”
手术于4月14日左右在城东医院妇科手术室实施，主刀医生为王晨毅，另外有城东医院妇科的许大夫和冯大夫协助。手术后，两名智障少女在城东医院住了几天后被送回南通儿童福利院。
但是，无论是帖子的内容，还是一些媒体的报道，都没有得到南通市有关部门的正式确认。
南通市民政局局长薛谦对《瞭望东方周刊》要求采访的答复是：“儿童福利院的问题一律问市委宣传部。”民政局分管社会福利的副局长李云生本来约定次日接受采访，但到了第二天，又表示“无可奉告”。
“好院长”和“好医生”
今年58岁的贾桂林是南通儿童福利院的老院长，在儿童福利院工作多年， 2003年退居二线。他在4月27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这是福利院第一次遇到智障少女经期护理的难题。
老院长不愿发表对此事的看法，但他强调南通市儿童福利院多年来一直是文明单位。他介绍说，兰兰和琳琳做的是子宫次全切除手术，即部分切除，其卵巢、子宫颈都还保留，是为了避免痛经和不能处理月经。
对于副院长陈晓燕，贾桂林介绍说，她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具体负责儿童福利院的日常事务，并对她的工作表示肯定，称她有“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4月25日、26日，南通城东医院和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都拒绝接受采访。但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病人身份进入城东医院时，一名护士与记者谈起此事，“实际点想想，这些严重智障的孩子来了那东西，把床单呀，被子呀，衣服呀弄得都是血污，她甚至可以吃进嘴里去。手术做掉也是为孩子好。”
黄辉(化名)1992年毕业于南通大学医学院，并在南通医疗行业工作过多年，对医疗系统的事很熟悉。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像这种医院和福利院的合作很多，手术也做过，在医疗费问题上，医院往往都是很优惠的，甚至完全免费，“因为是孤儿嘛，大家都同情。”
对于牵涉此事的主刀医生王晨毅，熟悉他的人都对他表示惋惜。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一位30多岁的医生说，“尽管和王晨毅不是同一专科，但他的医术、他的医德，在我们学院是有名的，出了这种事，我们觉得很意外。可能我们的传统医学教育中，过于注重技术层面的教育，而比较忽视医学伦理的教育。”
黄辉也认识王晨毅，他称这位“妇产科副主任为人很好”。一名政府工作人员甚至用“德艺双馨”来形容王晨毅的品艺。
残疾人的生育权
对于事件的当事人兰兰和琳琳，福利院一概拒绝外界探视。老院长贾桂林证实，两个女孩已经回到福利院。他解释说，虽然很多人都想来探视，但她们是智障孩子，交流很困难，同时福利院也不希望让太多的人打扰她们的康复和休息。
福利院一位老师透露说，两个女孩和在校的教职工安排在一起，尚没有回到原来的班级。
在南通市委宣传部，当记者问起为什么选择在城东医院而不是条件更好的医院做这项看上去风险比较大的“公益事业”时，两位处长争着解释说，这个一点也不危险，“就像割阑尾一样简单”。
据了解，少女琳琳今年16岁，身材矮小，一出生就因为是先天智障而被父母抛弃，在南通儿童福利院长大。兰兰是两年前被家人遗弃，一直流浪街头，后被南通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送到了儿童福利院收养。兰兰也属于先天性的智力残障。由于两名少女智障程度严重，生活几乎完全不能自理，吃饭穿衣、大小便都必须由工作人员来帮助完成。
黄辉说，他刚一开始听到“子宫被切除”这个消息时，自己也吓了一跳，第一反应便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向医院里的相关人士了解情况后，觉得医院的做法也可以理解。他认为被切除子宫的两位少女都属于“重度智障”，她们是无法婚育的，对她们进行手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减轻了她们的痛苦”。
类似的说法在“业内人士”当中比较流行。然而，在更多人士看来，这样做是“把孩子不当人，缺乏基本的伦理道德”。法律界人士更是纷纷抨击这一举动是违背了《残疾人保障法》，违背了《宪法》。南通市残联理事长程信武认为，发生这样的事，可能主要还是一些旧观念在作怪，就是认为智残人士是无用的人，能收留就是尽最大努力了。
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刘春玲副教授介绍说，通常智商在55－70的属于轻度智残；35－55的属于中度智残，20－35的属于重度智残，20以下的属于极重度。通俗来说，20以下的智力发育水平只有2岁左右儿童的水平。
“虽然智力发育有障碍，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生理的发育。他们生理发育与平常人并无不同。”刘春玲说，对于智残儿童的青春期教育一直是教育界一大难题。轻度的智残者婚育的情况在现实中存在，但是，一般来说，重度以下的患者很少具有婚育的情况，即便是从优生的角度来看，也不提倡他们婚育，因为这无疑会造成更大的不幸。 尽管如此，刘春玲强调，除了国家相关法规的约束之外，“他们毕竟是人，应该拥有作为人的权利，任何人也无法随意剥夺她们的权利。”
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问题牵涉非常复杂，涉及伦理、法律、医学等，并不是短期内就能争论清楚的。
有着悠久历史的福利院
南通儿童福利院专门负责收养16岁以下的孩子，待孩子17岁后便转入南通社会福利院，目前总共收养了74个孩子，其中一半智障。
据南通市残联理事长程信武介绍，福利院主要依靠当地财政支持，另外接受一小部分的社会捐助。
孩子的伙食标准按照国家规定的每月210元执行，“可以保证天天有荤菜吃”，贾桂林说。另外，每个孩子每月的其他开销标准为100元。
崇川区民政局一位女性副局长介绍，儿童福利院选址在崇川区内，三四年前在南通市前民政局局长陈德宏任上就立项，因资金困难没有完成。2004年6月1日，这个投资1400万元的项目才完成。
一位在民政系统工作了30年左右的“老民政”透露说：“没等福利院建成，前任局长陈德宏就因腐败案落马了。该案牵扯人数众多，对民政系统的干部打击很大，对福利院的领导班子也难免有影响。”
据了解，陈德宏案发生在2003年。该案涉案人数32人，涉案金额324万余元。 2003年12月1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德宏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
儿童福利院初创时曾在里面做过勤杂工的一位妇女说，里面条件一般，“钱都修门面了”。而且很少看到外面的人去福利院。
“儿童福利院的职工构成也相对复杂。”南通市一位对福利系统很了解的人大代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几十名工作人员，全部是前几年为解决福利系统内部职工家属就业问题，而招进来的，素质不高。近两年可能才有所变化。
也有民政系统的工作人员认为，此案的发生，和中国福利法律体系不完善有关，“福利院许多职工的概念，还停留在能养活这些人就够了，至于他们的正当权益如何得到保障，他们就管不了这么多了。福利机构的行为如何监督，谁来维护这些残疾人、孤儿等弱势群体的权益，目前还都是问题。”
南通的社会福利事业有相当久的历史。南通儿童福利院的前身，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先生捐建的中国近代第一家私立育婴堂，创办于20世纪初，1952年改为公办。
“中国第一家私立婴幼福利院，却沦为丑闻的主角，我们是否该反思呢?”这位工作人员说。
不完善的儿童救助
章 原 吴芳兰
上海市虹口区儿童福利院所在地有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幸福村。三座连在一起的小楼，并不算很宽敞的庭院，在闹市区有这样的地方，也算很难得了。
“现在看起来，这里很不错，如果两年前，你来的话，就会觉得这里很破落了。”儿童福利院院长朱国兵介绍说，这几座小楼都是政府拨款，去年刚刚修建而成的。
福利院目前收托了101名智残、听残、脑瘫儿童，绝大多数都是有家庭，除了全托的20多名之外，其余的每天都由家长接送。
对儿童的救助还处在收养阶段
“《千手观音》这样的节目，我们看子并不开心，因为演员都只能用手语来和人交流，我们要做的事是让聋儿也能够与正常人进行语言交流，这样能让他们更快地融入社会。”朱国兵说，他们目前的目标是要尽快达到“十聋九不哑”。
康复室、医疗室、语言训练室、活动室……这里的设备非常齐全，设置也都相当细心，卫生间里，挂满了毛巾，每个毛巾后面的墙上，都贴着小铭牌，上面写着儿童的名字，在房屋的安全设置等方面，也都与普通的幼儿园不一样。
“这也就是在上海，具有这样的实力。”朱国兵说，上海市非常重视儿童福利事业，在经费等方面都大开绿灯。作为儿童福利院的主管部门，虹口区的民政局领导也不时来视察工作，“4月28日又要来了，上次是3月份。”
虽然横向交流不是很多，但是朱国兵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儿童福利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存在着区域差异。由于儿童福利是一项公益事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财政拨款，地方上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儿童福利制度的实施。而且在经济落后地区，社会与个人的捐助可能也会相对受到限制。
虹口区儿童福利院收托的儿童中，除了上海本地的儿童之外，还有许多来自江西、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的儿童，“许多儿童的父母都是在上海租房子，来陪孩子进行治疗，”朱国兵说，“因病致困，许多孩子的家庭都非常穷困，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有的父母本身就有残疾，那就更雪上加霜了。”
根据现行政策，儿童福利机构按照性质主要分为收养、康复、教育三类，“目前，对儿童的救助主要还局限于收养孤儿的阶段”，对于残疾儿童的康复、教育还没有完全提上日程。
“没有应届毕业生肯来这里”
下午2点半的时候，记者来到了儿童福利院的食堂，孩子们正在这里吃下午点心，今天的点心是甜山芋汤。
“很甜。”聋儿曹春阳有些害羞地说，穿着牛仔套装的他看上去与普通的孩子并无不同，惟一的差别是耳朵上戴着助听器，说话时要在他耳边很大声。
记者还碰到了两个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其中一个叫龙龙，他能在钢琴前面弹奏动听的乐曲，然而却不愿意开口说话。老师让龙龙举起手，手背上触目惊心的是一个个老茧，“这都是孩子以前自残的结果，以前每天都是鲜血淋漓，到了福利院之后，好多了，这些都成为老茧了。”
“在这里工作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度的耐心。”朱国兵说，有的老师在这里试用了只有2个小时就辞职走了。
目前福利院里有42个老师和工作人员，学生有101个，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之低。“我们非常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朱国兵说，儿童福利院是事业单位，待遇并不高，能拉开收入差距的奖金更是低。虽然现在大学生毕业留上海并不容易，不过，这里仍然没有应届毕业生。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普遍学历不高，大专生在这里都是凤毛麟角的，大部分老师都是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工作人员都必须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进行职业培训，合格之后才能上岗，除此之外，上海市还定期举行“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班。
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是中国最早单独建立的特殊教育系，学科实力在全国排在前列。该系刘春玲副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师资力量比较强，而且发展也逐渐好转，但是招生方面，仍然不是很理想，不少还是要依靠专业调剂进行。
据曾在民政部门从事过相关工作的人士介绍，类似于虹口区儿童福利院这样的情况，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好的，毕竟是正规的事业单位。人才匮乏的情况在民办的福利院、养老院中更加突出和尖锐。
刘春玲呼吁，虽然，目前《残疾人保障法》中提到了一些残疾人教育方面的条款，但是对于特殊教育还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上的规定与扶持。另外，确保现有法律能够顺利实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睁只眼闭只眼的监督
“我们现在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拨款，刚刚能够维持运转。”朱国兵介绍说，社会、企业、个人捐助的情况也在逐渐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远远不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虹口区儿童福利院只有英文网站，没有中文网站，因为“注册中文网站要500元钱”，衡量再三，还是没舍得掏这笔钱。
现阶段，中国政府解决孤儿、弃婴收养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社会福利设施，集中收养孤儿、弃婴；在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采取分散供养的形式。收养孤儿的社会福利设施主要有：儿童福利院、孤儿学校、儿童村等，此外，城市的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以及优抚社会福利设施，也收养子部分孤儿。
“政府大力提倡个人兴办福利机构。”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说，在经济方面政府会有许多扶持措施，目前上海各类民办的福利机构已有很多家，“这当然是好事，但也存在隐忧。”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任副处长介绍说，上海公办的儿童福利机构除了虹口区儿童福利院，还有上海儿童福利院。而民办的儿童福利机构有5家。民政部门每年都会对这些福利机构有严格的年检，审查方面非常广泛，都有明确的规定。
但有知情人士介绍说，民政部门虽然会定期对福利机构进行检查，但对检查中发现的一些不合格的地方，也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毕竟，要提倡献爱心，不是太差的地方，也就算了。”
朱国兵介绍说，与福利制度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福利制度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毕竟时日尚短，还有多方面的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强调，目前在鼓励的同时，要加强监管，双管齐下。中华慈善总会常务理事杨团也认为，目前在儿童福利制度上，社会监督不够，要逐渐转变为“社会办福利，政府监督”。
而采访过儿童福利院的媒体人士说，目前儿童福利院的管理、监督非常不透明，采访儿童福利院非常困难，福利院方面大多不愿意接受采访，尤其是民办的福利院。一位民办儿童福利院的院长曾经说，“其中有许多难处”，但是到底难在哪里，却始终不愿意透露。
南通儿童福利院两名初来例假的智障女孩，子宫被切除，原因是福利院怕麻烦。
4月25日，南通市委宣传部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南通市政府已组成调查组调查此事，“调查组主要由南通市政法系统、民政局、卫生局等部门组成，省对口厅局系统也受邀参加。此事已进入司法程序。”
4月28日，调查组首次对外公布了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南通市公安局已经依法立案侦查此事，同时，公安机关对包括儿童福利院副院长陈晓燕、主刀医生王晨毅在内的多名相关涉案人员采取了强制措施。
事件始末
从4月24日至26日下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先后4次来到南通儿童福利院，福利院大门紧闭。门口自称是“临时工”的几名中年男子阻拦记者入内。“上级通知我们不能让任何新闻媒体进入福利院，前天下午还有两个记者翻墙而入，但被我们赶走了。说实话，别说一两个记者，哪怕来二三十个记者围着大门，也别想进去。”其中一人说。
从门外向里看，院落中间是一幢三层的小楼。几个小女孩在走廊里玩。很显然，她们并不知道不久前刚刚发生在同伴身上的事。
智障少女子宫被切事件的曝光，缘起一名为“青年医生”的网络帖子。
这则被广泛转载的帖子内容如下：“前天，医院来了两名少女，是南通市儿童福利院送来的，两名智力有障碍的女孩子，大约十三四岁。有人告诉我，她们是来做阑尾切除手术的，我当时就奇怪，好好的切什么阑尾?后来，她们看的是妇科。昨天，她们进行了手术，天啊，被切除的竟是子宫……手术是在福利院再三要求下做的，福利院的人说，两名女孩最近来了初潮，收拾起来非常麻烦，以后性成熟之后会更麻烦，反正她们也不能结婚生育，现在切了她们的子宫，省了许多麻烦。两名女孩，一个叫兰兰(化名)，一个叫琳琳(化名)，现在还昏睡着，懵懵懂懂住在我院四楼病房里。”
据媒体报道，事件最初由南通儿童福利院副院长陈晓燕引起，一开始她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生苏韵华，告诉苏韵华儿童福利院最近有两名智障少女，因为来了月经不能自理，让其帮忙给这两名孩子做子宫切除手术。然而，考虑到所在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这种手术的手续很难办理，苏韵华便找到本科室的副主任医师王晨毅，让王联系一下南通其他小医院。没多久，王晨毅联系到了自己熟悉的国家一甲医院——南通城东医院。该医院很快答应，且免掉一切手术费用，但对内称：“两名少女是来做阑尾切除手术。”
手术于4月14日左右在城东医院妇科手术室实施，主刀医生为王晨毅，另外有城东医院妇科的许大夫和冯大夫协助。手术后，两名智障少女在城东医院住了几天后被送回南通儿童福利院。
但是，无论是帖子的内容，还是一些媒体的报道，都没有得到南通市有关部门的正式确认。
南通市民政局局长薛谦对《瞭望东方周刊》要求采访的答复是：“儿童福利院的问题一律问市委宣传部。”民政局分管社会福利的副局长李云生本来约定次日接受采访，但到了第二天，又表示“无可奉告”。
“好院长”和“好医生”
今年58岁的贾桂林是南通儿童福利院的老院长，在儿童福利院工作多年， 2003年退居二线。他在4月27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这是福利院第一次遇到智障少女经期护理的难题。
老院长不愿发表对此事的看法，但他强调南通市儿童福利院多年来一直是文明单位。他介绍说，兰兰和琳琳做的是子宫次全切除手术，即部分切除，其卵巢、子宫颈都还保留，是为了避免痛经和不能处理月经。
对于副院长陈晓燕，贾桂林介绍说，她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具体负责儿童福利院的日常事务，并对她的工作表示肯定，称她有“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4月25日、26日，南通城东医院和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都拒绝接受采访。但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病人身份进入城东医院时，一名护士与记者谈起此事，“实际点想想，这些严重智障的孩子来了那东西，把床单呀，被子呀，衣服呀弄得都是血污，她甚至可以吃进嘴里去。手术做掉也是为孩子好。”
黄辉(化名)1992年毕业于南通大学医学院，并在南通医疗行业工作过多年，对医疗系统的事很熟悉。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像这种医院和福利院的合作很多，手术也做过，在医疗费问题上，医院往往都是很优惠的，甚至完全免费，“因为是孤儿嘛，大家都同情。”
对于牵涉此事的主刀医生王晨毅，熟悉他的人都对他表示惋惜。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一位30多岁的医生说，“尽管和王晨毅不是同一专科，但他的医术、他的医德，在我们学院是有名的，出了这种事，我们觉得很意外。可能我们的传统医学教育中，过于注重技术层面的教育，而比较忽视医学伦理的教育。”
黄辉也认识王晨毅，他称这位“妇产科副主任为人很好”。一名政府工作人员甚至用“德艺双馨”来形容王晨毅的品艺。
残疾人的生育权
对于事件的当事人兰兰和琳琳，福利院一概拒绝外界探视。老院长贾桂林证实，两个女孩已经回到福利院。他解释说，虽然很多人都想来探视，但她们是智障孩子，交流很困难，同时福利院也不希望让太多的人打扰她们的康复和休息。
福利院一位老师透露说，两个女孩和在校的教职工安排在一起，尚没有回到原来的班级。
在南通市委宣传部，当记者问起为什么选择在城东医院而不是条件更好的医院做这项看上去风险比较大的“公益事业”时，两位处长争着解释说，这个一点也不危险，“就像割阑尾一样简单”。
据了解，少女琳琳今年16岁，身材矮小，一出生就因为是先天智障而被父母抛弃，在南通儿童福利院长大。兰兰是两年前被家人遗弃，一直流浪街头，后被南通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送到了儿童福利院收养。兰兰也属于先天性的智力残障。由于两名少女智障程度严重，生活几乎完全不能自理，吃饭穿衣、大小便都必须由工作人员来帮助完成。
黄辉说，他刚一开始听到“子宫被切除”这个消息时，自己也吓了一跳，第一反应便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向医院里的相关人士了解情况后，觉得医院的做法也可以理解。他认为被切除子宫的两位少女都属于“重度智障”，她们是无法婚育的，对她们进行手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减轻了她们的痛苦”。
类似的说法在“业内人士”当中比较流行。然而，在更多人士看来，这样做是“把孩子不当人，缺乏基本的伦理道德”。法律界人士更是纷纷抨击这一举动是违背了《残疾人保障法》，违背了《宪法》。南通市残联理事长程信武认为，发生这样的事，可能主要还是一些旧观念在作怪，就是认为智残人士是无用的人，能收留就是尽最大努力了。
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刘春玲副教授介绍说，通常智商在55－70的属于轻度智残；35－55的属于中度智残，20－35的属于重度智残，20以下的属于极重度。通俗来说，20以下的智力发育水平只有2岁左右儿童的水平。
“虽然智力发育有障碍，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生理的发育。他们生理发育与平常人并无不同。”刘春玲说，对于智残儿童的青春期教育一直是教育界一大难题。轻度的智残者婚育的情况在现实中存在，但是，一般来说，重度以下的患者很少具有婚育的情况，即便是从优生的角度来看，也不提倡他们婚育，因为这无疑会造成更大的不幸。 尽管如此，刘春玲强调，除了国家相关法规的约束之外，“他们毕竟是人，应该拥有作为人的权利，任何人也无法随意剥夺她们的权利。”
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问题牵涉非常复杂，涉及伦理、法律、医学等，并不是短期内就能争论清楚的。
有着悠久历史的福利院
南通儿童福利院专门负责收养16岁以下的孩子，待孩子17岁后便转入南通社会福利院，目前总共收养了74个孩子，其中一半智障。
据南通市残联理事长程信武介绍，福利院主要依靠当地财政支持，另外接受一小部分的社会捐助。
孩子的伙食标准按照国家规定的每月210元执行，“可以保证天天有荤菜吃”，贾桂林说。另外，每个孩子每月的其他开销标准为100元。
崇川区民政局一位女性副局长介绍，儿童福利院选址在崇川区内，三四年前在南通市前民政局局长陈德宏任上就立项，因资金困难没有完成。2004年6月1日，这个投资1400万元的项目才完成。
一位在民政系统工作了30年左右的“老民政”透露说：“没等福利院建成，前任局长陈德宏就因腐败案落马了。该案牵扯人数众多，对民政系统的干部打击很大，对福利院的领导班子也难免有影响。”
据了解，陈德宏案发生在2003年。该案涉案人数32人，涉案金额324万余元。 2003年12月1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德宏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
儿童福利院初创时曾在里面做过勤杂工的一位妇女说，里面条件一般，“钱都修门面了”。而且很少看到外面的人去福利院。
“儿童福利院的职工构成也相对复杂。”南通市一位对福利系统很了解的人大代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几十名工作人员，全部是前几年为解决福利系统内部职工家属就业问题，而招进来的，素质不高。近两年可能才有所变化。
也有民政系统的工作人员认为，此案的发生，和中国福利法律体系不完善有关，“福利院许多职工的概念，还停留在能养活这些人就够了，至于他们的正当权益如何得到保障，他们就管不了这么多了。福利机构的行为如何监督，谁来维护这些残疾人、孤儿等弱势群体的权益，目前还都是问题。”
南通的社会福利事业有相当久的历史。南通儿童福利院的前身，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先生捐建的中国近代第一家私立育婴堂，创办于20世纪初，1952年改为公办。
“中国第一家私立婴幼福利院，却沦为丑闻的主角，我们是否该反思呢?”这位工作人员说。
不完善的儿童救助
章 原 吴芳兰
上海市虹口区儿童福利院所在地有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幸福村。三座连在一起的小楼，并不算很宽敞的庭院，在闹市区有这样的地方，也算很难得了。
“现在看起来，这里很不错，如果两年前，你来的话，就会觉得这里很破落了。”儿童福利院院长朱国兵介绍说，这几座小楼都是政府拨款，去年刚刚修建而成的。
福利院目前收托了101名智残、听残、脑瘫儿童，绝大多数都是有家庭，除了全托的20多名之外，其余的每天都由家长接送。
对儿童的救助还处在收养阶段
“《千手观音》这样的节目，我们看子并不开心，因为演员都只能用手语来和人交流，我们要做的事是让聋儿也能够与正常人进行语言交流，这样能让他们更快地融入社会。”朱国兵说，他们目前的目标是要尽快达到“十聋九不哑”。
康复室、医疗室、语言训练室、活动室……这里的设备非常齐全，设置也都相当细心，卫生间里，挂满了毛巾，每个毛巾后面的墙上，都贴着小铭牌，上面写着儿童的名字，在房屋的安全设置等方面，也都与普通的幼儿园不一样。
“这也就是在上海，具有这样的实力。”朱国兵说，上海市非常重视儿童福利事业，在经费等方面都大开绿灯。作为儿童福利院的主管部门，虹口区的民政局领导也不时来视察工作，“4月28日又要来了，上次是3月份。”
虽然横向交流不是很多，但是朱国兵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儿童福利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存在着区域差异。由于儿童福利是一项公益事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财政拨款，地方上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儿童福利制度的实施。而且在经济落后地区，社会与个人的捐助可能也会相对受到限制。
虹口区儿童福利院收托的儿童中，除了上海本地的儿童之外，还有许多来自江西、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的儿童，“许多儿童的父母都是在上海租房子，来陪孩子进行治疗，”朱国兵说，“因病致困，许多孩子的家庭都非常穷困，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有的父母本身就有残疾，那就更雪上加霜了。”
根据现行政策，儿童福利机构按照性质主要分为收养、康复、教育三类，“目前，对儿童的救助主要还局限于收养孤儿的阶段”，对于残疾儿童的康复、教育还没有完全提上日程。
“没有应届毕业生肯来这里”
下午2点半的时候，记者来到了儿童福利院的食堂，孩子们正在这里吃下午点心，今天的点心是甜山芋汤。
“很甜。”聋儿曹春阳有些害羞地说，穿着牛仔套装的他看上去与普通的孩子并无不同，惟一的差别是耳朵上戴着助听器，说话时要在他耳边很大声。
记者还碰到了两个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其中一个叫龙龙，他能在钢琴前面弹奏动听的乐曲，然而却不愿意开口说话。老师让龙龙举起手，手背上触目惊心的是一个个老茧，“这都是孩子以前自残的结果，以前每天都是鲜血淋漓，到了福利院之后，好多了，这些都成为老茧了。”
“在这里工作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度的耐心。”朱国兵说，有的老师在这里试用了只有2个小时就辞职走了。
目前福利院里有42个老师和工作人员，学生有101个，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之低。“我们非常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朱国兵说，儿童福利院是事业单位，待遇并不高，能拉开收入差距的奖金更是低。虽然现在大学生毕业留上海并不容易，不过，这里仍然没有应届毕业生。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普遍学历不高，大专生在这里都是凤毛麟角的，大部分老师都是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工作人员都必须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进行职业培训，合格之后才能上岗，除此之外，上海市还定期举行“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班。
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是中国最早单独建立的特殊教育系，学科实力在全国排在前列。该系刘春玲副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师资力量比较强，而且发展也逐渐好转，但是招生方面，仍然不是很理想，不少还是要依靠专业调剂进行。
据曾在民政部门从事过相关工作的人士介绍，类似于虹口区儿童福利院这样的情况，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好的，毕竟是正规的事业单位。人才匮乏的情况在民办的福利院、养老院中更加突出和尖锐。
刘春玲呼吁，虽然，目前《残疾人保障法》中提到了一些残疾人教育方面的条款，但是对于特殊教育还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上的规定与扶持。另外，确保现有法律能够顺利实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睁只眼闭只眼的监督
“我们现在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拨款，刚刚能够维持运转。”朱国兵介绍说，社会、企业、个人捐助的情况也在逐渐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远远不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虹口区儿童福利院只有英文网站，没有中文网站，因为“注册中文网站要500元钱”，衡量再三，还是没舍得掏这笔钱。
现阶段，中国政府解决孤儿、弃婴收养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社会福利设施，集中收养孤儿、弃婴；在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采取分散供养的形式。收养孤儿的社会福利设施主要有：儿童福利院、孤儿学校、儿童村等，此外，城市的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以及优抚社会福利设施，也收养子部分孤儿。
“政府大力提倡个人兴办福利机构。”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说，在经济方面政府会有许多扶持措施，目前上海各类民办的福利机构已有很多家，“这当然是好事，但也存在隐忧。”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任副处长介绍说，上海公办的儿童福利机构除了虹口区儿童福利院，还有上海儿童福利院。而民办的儿童福利机构有5家。民政部门每年都会对这些福利机构有严格的年检，审查方面非常广泛，都有明确的规定。
但有知情人士介绍说，民政部门虽然会定期对福利机构进行检查，但对检查中发现的一些不合格的地方，也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毕竟，要提倡献爱心，不是太差的地方，也就算了。”
朱国兵介绍说，与福利制度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福利制度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毕竟时日尚短，还有多方面的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强调，目前在鼓励的同时，要加强监管，双管齐下。中华慈善总会常务理事杨团也认为，目前在儿童福利制度上，社会监督不够，要逐渐转变为“社会办福利，政府监督”。
而采访过儿童福利院的媒体人士说，目前儿童福利院的管理、监督非常不透明，采访儿童福利院非常困难，福利院方面大多不愿意接受采访，尤其是民办的福利院。一位民办儿童福利院的院长曾经说，“其中有许多难处”，但是到底难在哪里，却始终不愿意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