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凤姐事件”,分析“新闻炒作”在当前的媒介环境、社会环境下的现状。情感类节目既要实现差异化、满足受众的需求,又不陷入低俗、虚假的困境,达到沟通各方感情共鸣的目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所以,很多电视情感类节目虽有好评如潮和高收视率的成功,但也充斥着非议和质疑。本文通过对该事件的反思,试图探讨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流行文化、社会伦理等方面问题。
　　【关键词】流行文化 炒作 议程设置 新闻伦理
　　
　　 2009年底,一则征婚帖在网络迅速蹿红,并由此捧红了一个平凡的人物。而这个平凡的人物进一步引发了新的网络流行语和争议。这则《我想找个北大清华男结婚》的帖子中,列出了发帖者严格的7条征婚条件:北大清华硕士、经济学专业、有国际视野、身高1.76米至1.83米、无生育历史、东部沿海户籍、年龄25至28岁。此帖一出,网络上哗然一片。
　　2010年初,江苏卫视情感类访谈节目《人间》请来了发帖者罗玉凤,证实了网络发帖实非恶搞。正是这期节目视频,成为了网络流传的素材,使“信凤姐,得自信”等讽刺性语言流行于网络。
　　让我们将视线转向“凤姐事件”的背后,分析由流行文化所产生的炒作效应。
　　一、谁对谁进行议程设置?
　　在这个由征婚引发的事件中,凤姐“被发帖”了。罗玉凤在接受《北京晚报》的采访时说,“网络上的帖子是由收到我传单的人发上去的,不是我本人发的”。而电视媒体和报纸媒体的介入,让原本平凡的罗玉凤变成了一个“传奇”。
　　2009年底,《我想找个北大清华男结婚》这个帖子开始在网络中流传。如果没有那段采访谈话视频的流传,相信这则帖子只会成为网友批判的对象,在论坛“火”上一段时间,自然消退,而不会成为恶搞的对象、众说纷纭的焦点。毕竟在网络环境下,任何不具备知名度的人、狂妄的言论等,只是一种具有短暂生命力的流行元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在流行舞台中谢幕、湮没在新的流行文化中。
　　为什么传统媒体反而抓住了这种转瞬即逝的流行元素并放大呈现在受众面前?
　　先是电视媒介,在《人间》的这期《我想嫁个白马王子》节目中,罗玉凤的台前幕后、事前事后都展示在观众面前。罗玉凤用一种连她自己都称为“较为狂妄”的姿态,大谈爱情理想。不仅仅节目主持人被凤姐在节目中的话惊呆了,网友们更是将其话语称为“雷言囧语”。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异,和罗玉凤的出位言论、举动被社会舆论视为“异类”。
　　但就是这个“异类”为媒介设置了议程,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热门话题。
　　其后,报纸媒体向深度进一步挖掘。在节目播出之后,《重庆晚报》记者紧追不放,深入凤姐的出生地,追寻她的过去,挖出她的生活。从该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亲友们对于罗玉凤的征婚言行,大家认为“判若两人”,“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在电视节目中,其母亲更是表现为身心备受折磨,甚至不愿直面镜头。而有媒体在转发《重庆晚报》的报道时,把标题做成了“你妈求你别折腾”,处处向网络流行语靠拢。
　　一时间凤姐备受关注。《人间》栏目请来的心理专家,包括节目互动、网络留言等方式中人们都认为,罗玉凤的心理存在着偏差。如果说罗玉凤是一个“病人”,那么对待一个“病人”采取这样的态度,是不是说明整个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反应也是病态的?此类报道如果常见,必然会误导受众。
　　传统媒体向网络上找新闻线索的利弊也是要权衡的,这取决于新闻线索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因为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介有不同的特质。以公信力为立足点的传统媒体,如果一味向流行元素靠拢,长此以往,很难得到受众的信任。议程设置理论所认为的媒介为受众设置议程的程序或被颠覆,“凤姐事件”是受众为媒介设置议程,媒介之间相互进行议程设置。
　　二、是进化,还是倒退?
　　电视情感类节目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处于转型期相关。情感匮乏、道德缺失、伦理冲突……社会转型期出现了越来越尖锐的问题,却没有很好的途径能够得到解决。电视情感类节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必然担负起宣泄情感、解决矛盾、交流沟通的重任。
　　在相关部门发出整改的通知后,一些情感类节目进行了调整。相对于过去的用煽情和隐私来赚取眼泪,从而获取收视率,现在的情感类节目凸显出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用人物间的矛盾来吸引眼球。在凤姐视频广为流传之后,有网友指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商业策划。策划者故意让一些媒体抓住这个机会,将媒体的视线集中在此,连篇累牍地给予报道。但说到底还是收视率、发行量在起作用。
　　情感类节目在进行采访的时候,有些情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得到及时的拍摄,往往采用情景再现形式。尽管情景再现是善意地想要让观众知道人物的台前幕后、事件的前因后果,但这种做法把观众的思维指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有些信息并不是真实的却被认为是真实的;并且这种形式不可能完全展现当事人在当时当地的心理活动,容易在细节上产生偏差,这种有偏差的信息会使受众以先入为主的观点来看待当事人。甚至是这类事情看多了反而让受众陷入麻木的情感状态中。
　　越是隐私的,越是吸引人的。但是越是隐私的东西被披露,越使得当事人受到伤害。本来当事人是寻求帮助的,反而被诱导爆出隐私,作为噱头来吸引受众。
　　将凤姐困顿的老家,不富裕的生活、求学的坎坷,过往几段爱情的无疾而终暴露在受众面前,是为了展示凤姐提出当前的征婚条件有多么的不自知吗?是为了说明凤姐的“丢人现眼给家人带来了多大的困扰吗?媒体采取这样的态度,显然违背了新闻规律。
　　一些栏目请来的嘉宾自以为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随意判断当事人的做法,不恰当地把自己放在很高的地位,用向下的眼光来评价当事人。
　　或许很多人在凤姐面前会有优越感,由这种优越感引发了对凤姐的批判。而这种优越感的产生与媒体报道的指引不无关系。媒体本应该是以公益性的形象,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以一个道德家的身份来批评人。
　　网络红人的背后,如果真的是炒作、商业操控,那么媒介的跟风炒作满足这种低俗的需要,违背新闻报道的宗旨。原本受众可以自主地选择各种传播媒介,自主地决定赞成或反对。但在不完全真实的信息面前,受众观点的汇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新闻报道灌输了虚假的信息,并促使人们认同这个信息,进而操纵他们的观点,那么社会舆论就会呈现一边倒的状态。
　　三、是凤姐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就如凤姐自己所说:“我只想营销自己不想炒作。”传播的广泛性、可感性是成为网络红人的条件。凤姐能够出名,是她很好地利用了网络媒介这个平台。如果说她具有强烈社会条件反差的征婚条件只是她出名的手段,只能说她的营销手段很成功,不足以说明她是个病态的人。
　　“网民”这个群体,由于技术特征的优势,体现出更容易走向极端,更容易被煽动的特质。而媒介为了满足受众的窥探欲,不惜将当事人从底挖出,事无巨细,煽动网民情绪,这是社会的病态。
　　与当年的“芙蓉姐姐”不同,凤姐引发了更多的争论。芙蓉姐姐纯粹是为了出名的需要,尽管她自恋并狂妄着,大多数网民在争议之后也认同了她的这种需要,任其自然发展。而今,在愈加宽容的媒介环境下,网民们反而不再谅解凤姐的需要,持一种批判的看客心态。一定程度上说,网络上的“敢言”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利无害的,能够抨击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引起警醒。但是,网络功能的发挥一旦超过了应有的“度”,就会引起肆无忌惮的谩骂,不负责任的评论,愈加冷漠的看客心理。
　　电视情感类节目中的当事人自报家丑,甚至在矛盾激化的当口“互掐”。而电视节目通过这些激烈的矛盾来吸引观众,长此以往,只会成为社会负面的集中反映,是失去媒介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传统的审美情趣转变为变形的“审丑”旁观。从话语权角度说,由于传播的广泛性,媒介的声音总是有放大效果的,而这种放大效果一旦被低俗、不严肃所左右,就会对社会舆论产生不好的影响。
　　如果把情感类节目的采访过程看做一个叙事过程,其悬念迭出的叙事模式往往承载着观众的心理诉求。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已站不住脚,有当事人主动到电视台去宣扬各自的“丑态”,任人褒贬,这是社会心态的正常还是病态?尽管电视情感类节目的出现是出于帮助当事人的目的,却陷入了帮倒忙、没能解决问题的困境。本来平淡无奇的故事,在报道的过程中,往往制造出让受众目光聚焦的噱头。
　　去掉炒作,去掉媒介的跟风效应,回归正常的媒介伦理,凤姐一类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巧妙借助现代传媒工具的、过于理想化的平凡人物。
　　当前,媒体应该用理性的心态,不盲目跟风,准确定位,不要用满足受众窥探欲的心态来做新闻报道。把社会舆论往好的方向指引,是媒介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①《北京晚报》,2010年02月10日
　　②《重庆晚报》,2010年02月9日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研究生)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