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孩子从早晨一睁眼就要准备考试、满足大人的要求时,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就变得越来越枯萎,渐渐丧失了原创能力。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文明,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虽然《义务教育法》有明确的规定,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不得通过考试或测试选拔录取学生,但“小升初”的考试仍然屡禁不止,或有变通的“推优入学”制度,造成教育的不公平。许多家长,从孩子一入小学就开始为“小升初”做准备。哪怕是反对应试教育的家长,也顶不住这种升学压力。
　　应试教育摧毁了孩子们的童年,使孩子从小厌学,这已经是被我们的社会普遍承认的事实。但是,仍然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严格训练,有助于孩子们从小打好基本功,在未来的竞争中先声夺人。真是如此吗?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国外的一系列教育学研究和心理学实验证明,以考试为中心的学习方法,会让人越学越笨。
　　美国心理学家Richard Ryan和Wendy Grolnick曾经对小学生做过一次实验。孩子们被随意分成两组,阅读适合他们年龄的两篇短文。一组孩子被告知,读完后将有针对性的测验、打分。另一组孩子则没有这种负担,可以随兴阅读。专家们事后对两组孩子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过程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随兴阅读的孩子,比起为了考试而阅读的孩子来,对文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要深入得多。一周后再进行考察,发现两组孩子对所阅读的文章都忘记了许多。但是,为考试而阅读的孩子忘掉的东西比起另一组孩子来要多得多。
　　另外一位心理学家Edward L. Deci在1969年还进行了一次略为抽象的心理实验。他把随意选出的大学生分成两组,玩一种叫Soma的积木游戏。这种玩具可以拼组成不同的形状,玩到复杂时非常具有挑战性。两组学生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按照规程玩这种玩具。第一组被告知,他们每按纸上的图案拼组成一个形状,就能挣一美元。按照1969年的物价,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另一组学生则没有任何奖励。半个小时一到,主持实验的人告诉大家:“请等一下,我出去几分钟印出有关问卷,请各位填写。”但他出去后并非印制问卷,而是通过秘密观察孔看看屋里的动静。结果发现,拼组一件能挣一块钱的学生,基本就不接着玩儿了。而那些没有挣到钱的学生,许多反而是欲罢不能,用这些积木堆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形状。
　　Edward L. Deci把这些实验结果归结到一个问题:是什么能有效地驱动人们的行为?是内在动机,还是外在控制?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的心理学,大致被斯金纳所代表的“行为主义”所主宰。其核心理论是:人的行为是被环境的“强化效应”所塑造的。你的某种行为一旦受到环境的惩罚,你就本能地回避这种行为。相反,你的某种行为一旦受到环境的奖励,你就会重复这种行为。通过考试、升学等各种奖励机制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也建筑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
　　战后美国心理学的主流,则推翻了这种行为主义的统治,“积极心理学”由此崛起,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教育领域。从“积极心理学”的立场看,“行为主义”的环境强化论,着眼于外在控制,避而不谈内在动机,或把内在动机简化为对外在控制的反应。上述这些心理学实验证明,人的动机一旦被简化为对外在控制的反应,人就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动物,即使自己希望达到外在的期求,也往往力不从心。而从外在控制中获得充分自由的人,则有更多的自主性,更可能被内在动机所驱动,结果达到一种高度警觉、好奇、兴奋、乃至狂喜般的升华境界。
　　孩子的天性本来就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就像玩那组积木,他们可以不停地玩下去,乃至不去吃饭,不肯按时睡觉。这种“贪玩“,属于主动的行为,是人类创造性的基础。但是,以考试和升学为核心的教育系统,则彻底摧毁了这种主动性。
　　我在美国长大的女儿,没有“小升初”的压力,到十岁时居然连乘法口诀也不会背。朋友听了吃惊、摇头,我们则不以为意,只是告诉她:现在是记住乘法口诀的时候了,否则一些数字游戏都无从下手。后来我们搬家,她进了一所顶尖的公立学校,因为数学不行,开始时还需要特别帮助。但是,仅一个学期不到,她就成了班上顶尖的学生,对数学越来越有兴趣。如今她满了十一岁,两个多月的暑假本准备彻底“放羊”,反正她没有课就在计算机前写小说。但看到她对数学已经发生了兴趣,就让她上了一周两次的“俄罗斯数学”班。第一天开课,我们事先连学费也没有付。第一堂课完了以后,妈妈赶紧问:“你喜欢吗?想上这个班吗?”女儿兴奋地直说喜欢。这样我们才付了学费。过去,我们早晨醒来下楼,总看到女儿在那里写小说。现在一觉醒来,则经常发现她在演算数学。她现在的程度,肯定和国内“小升初”“奥数狂”中的孩子相距甚远。但是,人生长着呢。只要她有这种内在的动力,早晚会追上来,而且会学得更好。
　　当孩子从早晨一睁眼就要准备考试、满足大人的要求时,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就变得越来越枯萎,渐渐丧失了原创能力。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文明,都要为之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