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人到了海外境遇怎样，是像近代那样寄人篱下、饱受欺凌，还是真的拥有与“天朝上邦”相称的地位呢？元代的《岛夷志略》记载，说在真腊等地（今柬埔寨与越南南部），当地人杀中国人需偿命，而中国人若杀了当地人，则只需要罚金抵罪，“国人……杀唐人则死。唐人杀番人至死，亦重罚金，如无金，以卖身取赎”。从这种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一个中国人，大概只要凭他的天朝冠服，就能享有法律上、地位上的特权，放在今天，恐怕也就只有传说中的“美国护照”可以实现了。
　　那个时代中国人在海外的地位，并非是靠征战强索而来，而是来自于异邦人对中国发自内心的敬畏。据元代《真腊风土记》记载，淳朴的真腊人，对中国人颇为敬畏，“呼之为佛”，一见到中国人就趴在地上顶礼膜拜。
　　更极端的例子出现在13、14世纪的日本，且不说是中国人，就连去过中国的日本人，回日本后都能得到尊重。《岛夷志略》中记载了这样的事：有日本男子到中国福建泉州做生意，回国后，他就可以坐上座，即便是老者也不能与他争座位。在当时的日本，到过中国的人，就像从麦加朝圣回乡的穆斯林一样受到本乡人的尊崇，“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这种场景具体是什么样子，似乎可以和电视上经常播出的老华侨、老台胞返乡的场面做个类比。
　　除了敬畏之外，经济富足也是成就中国人优越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明代，位于今菲律宾南部的苏禄國，与中国往来频繁，苏禄人常常用当地所产的珍珠等物与中国商人贸易往来，每当中国商船离开时，当地人都要扣留几名中国人作为人质，以保证中国商人下次还能再来贸易。由此可见，苏禄人非常欢迎中国商人，他们与中国的“珍珠贸易”应该也是比较有规模的。苏禄国遗民的一支——巴瑶族人至今仍是以潜海捕捞为业，不知与当年的“珍珠贸易”是否有关系。中国的商人用以和苏禄人交易的，都是丝绸、瓷器等物，这些制成品既是上档次的生活用品，又是当时国际贸易的硬通货。有这样的实惠，在维持对华贸易的方式上“不择手段”一些，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明代后期，欧洲殖民者东来，在海外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华人受到了欧洲殖民者强有力的挑战和打压。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廷派员到菲律宾机易山勘探金矿，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诬指明朝官员来菲律宾刺探虚实，华侨将在战时为其内应，借机煽动抢掠华侨财产，残杀华侨近2.5万人，这算得上是有历史记载的较早的大规模排华事件。此后，我们所熟知的屈辱历史到来了，天朝的光环逐渐消失，藩属国次第落入殖民者之手，海外中国人的“超国民”待遇也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