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之歌》中蕴涵的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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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所罗门之歌》是托尼莫里森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77年,曾获全国图书评论奖、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奖。《所罗门之歌》尽管以一位男性为主人公,展示了他的成长经历,但众多性格迥异的黑人女性人物在小说中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她们透过男性的光辉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颇有“喧兵夺主”之势。为此,笔者想从女权主义理论出发,具体分析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黑人女性人物来揭示父权社会家庭中女性压抑的心理,和黑人妇女为争取个性解放而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 《所罗门之歌》;女权主义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坛的一位巨匠,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作家。《所罗门之歌》是托妮·莫里森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该书出版当年即被列入“每月读书俱乐部”的首选书目,并获得全国图书评论界小说奖。尽管这部小说以一位男性为主人公,但莫里森同时也在这部作品中刻画了一组栩栩如生、性格迥异的黑人女性形象。本文将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小说中的黑人女性人物展开具体分析,剖析导致她们人生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进而挖掘出这部小说中所蕴涵的女权主义主题。
  凯特·米勒特(Kate?Millett)认为女性化的特点就是“(直观、被动、顺从、脆弱、感情用事”。他认为“这些女性特点是产生更为美好、更为人性化社会的一条途径”。关于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女性化的,托马斯布劳德·赫斯特就曾这样描述过:“忠心耿耿地尽妻子、母亲、女儿和朋友之职的女人,比那些无视重要职责、每天沉溺于哲学和文学的思考、在虚构和浪漫的幻想中飞翔的女人要有用的多。”总之,女性化涵盖了传统社会对女人的所有要求:顺从、柔弱、被动、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所罗门之歌》在塑造男性角色的过程中透露出很强的女性主义,使这些女性角色在人生的很长时间内生活处于压抑状态、成了男权社会的摆设和陪衬。
  在这部小说中,男主人公—奶娃,生活在一个典型的父权家庭里。男主人公的父亲梅肯·戴德是一家之主,他掌握着经济大权、子女的教育问题、儿子的工作和前途、女儿的婚姻大事等全由他说了算,而他的妻子露丝除了管理家务外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那两位已过四十岁的女儿都成了老姑娘,终日仍象洋娃娃似的,在家里做着她们少女时代就开始做的绒花。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男主人公奶娃也深受其父亲那“父权专政”的影响。尽管他不象其父亲那么霸道专横,但“女人是弱者”这个观点仍根深蒂固地在他的思想观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比如,他曾为了保护母亲露丝而把父亲梅肯击倒在地,但他这么做并非出于对母亲的爱。在奶娃眼中,母亲露丝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人。关于这一点,露丝自己也深有感触,在跟儿子谈话时她曾这样形象的描述自己在加重的身份和地位:“……我是个小女人,我不是说自己矮小,而是说渺小。我小,因为我被压小了。我住在一座又大又气派的房子里,但却被压挤成了一个小包袱。”
  女权主义理论家认为女性化是社会强加给妇女的一种思想意识,它把妇女置于被动地位,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以此达到对妇女精神的控制和迫害。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通过描述黑人女孩哈加尔被男主人公奶娃玩弄然后被抛弃最后悲惨地死去这个悲剧命运,突出表现了“父权专制”对女性的摧残。
  在《从边缘到中心的女权主义理论》中,贝尔·胡克斯从政治的角度给女权主义下了定义: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压迫的运动。莫里森的作品都是围绕黑人文化展开的,她的民族情节体现在每部作品的角色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莫里森曾不止一次强调黑人妇女在民族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以感受到女性的力量。彼拉多是该小说中最富生命力的角色,在她的哥哥—梅肯·戴德全盘接受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时候,她却我行我素,保持了莫里森所推崇的黑人民族本质。她体格强壮,留着短发,穿着男人式样的鞋子;她性格坚强,12岁之后就再没掉过一滴眼泪;她不依靠男性,独自将女儿丽芭和外孙女哈加尔抚养长大,而且她深爱着自己的家庭和黑人社区,时时刻刻倾其所能帮助别人。在外人眼里,彼拉多显得有点古怪,但实际上她的价值观与其他黑人妇女是一样的,她养活家人、关心家人、保护家人,帮助周围的人们,显示出极强的生活和生存能力,无论从哪方面看,她绝不亚于男人。她不仅有力量支撑起一个独特的家,保证祖孙三代幸福生活,在帮助外人时她也表现出非凡的力量。
  书中另一位神秘人物是黑人妇女瑟丝。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黑人妇女常以“忠心耿耿的黑人女仆”的形象出现,她们尽心尽职地伺候白人主子,对白人家庭和孩子给予无限的爱而漠视自己的亲人。而莫里森恰恰就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独立自主的黑人女仆—瑟丝,一位深爱着黑人同胞、敢于挑战白刃主子权威的黑人女性。作为黑人社区中的一个接生婆,瑟丝深爱着每一位黑人孩子,对他们的成长给予尽可能的关心和帮助。例如,当贪婪的白人主子为抢夺一片农场而枪杀了黑人老梅肯之后,瑟斯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将老梅肯的两个孩子藏在白人主子家的储藏室里,并亲自照顾这两个孩子的起居,以免他们遭到白人主子的迫害。笔者认为,瑟斯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她对黑人同胞的关爱和无私的帮助,而且也反映了她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敢于挑战白人权威的性格特点。此外,瑟斯对白人主子暴行的反抗还表现在她凭借坚强的信念,历经人世的沧桑,顽强的生存下来,因为她要活着看到这户贪婪的白人家族走向没落。由此可见,莫里森描写的黑人女佣与白人文学中愚昧无知、只会听命于白人主子的黑人女仆形象截然相反:瑟斯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力,始终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真诚地关心社区中的黑人同胞,敢于挑战
  白人主子的权威,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抗种族主义的暴行。
  在本小说中还有一位女性,她不仅在就业问题上挑战父权,在婚姻问题上也亦如此,这位女性就是科琳西亚斯。科琳西亚斯在42岁时突然意识到自己除了做红色绒花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干。于是她下决心走出这栋令人窒息的房子。经历找工作的曲折后,她最终面对现实,成了当时一位桂冠诗人的女仆,对于象她这样历来在生活中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妇女来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她不能让父母知道她的工作性质,只能骗他们说她是那位诗人的秘书;在诗人麦克玛丽家里,她装作自己没念过大学,她擦地板、打扫厨房,干着普通女仆干的活。这种生活对科琳西亚斯来说不免过于残酷,但她毕竟打破了父亲给她划定的框框,走出了第一步。
  科琳西亚斯被父亲送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她在婚姻上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可事实却正好相反,42岁的她仍未出嫁。在她和亨利波特交往的初期,她的内心非常矛盾,因为亨利的身份让她感到难堪……可当科琳西亚斯勇敢地跟着亨利走进属于她父亲的那片贫民窟,此时的她没有屈尊感,反而觉得自己接受了洗礼,获得了新生,现在的她没有虚荣,而是拥有新的自尊。而当梅肯从儿子口中得知女儿的隐私后,他再次动用了“父权武力”,企图扼杀这段感情。他的手段也是父权社会中比较流行的:把科琳西亚斯关起来,逼她辞去工作,不许她出门。科琳西亚斯的事件又引出了第2个反叛者—科琳西亚斯的姐姐莱娜,她勇敢地面对弟弟奶娃冷静的宣布她以后将不再做绒花了,在这栋房子里撒尿也是最后一次了。这股反叛力量不可忽视,因为她改变了科琳西亚斯的命运。
  《所罗门之歌》弥漫着奴隶制的阴影,充斥着种族主义带来的暴力。小说中的女权主义就是在这些重要线索中形成、抗衡并最终改变女性命運的。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发现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表现了女权主义的主题,同时莫里森在小说中塑造的独立自主的黑人女仆瑟斯、自强自立且善良博爱的黑人女性彼拉多,和在就业与婚姻问题上善于挑战父权的科琳西亚斯是她在为那些在性别压迫下失去自我的黑人妇女们树立的典范,让我们透过压抑的气愤体会到莫里森对黑人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她为黑人女性在双重压迫下寻求出路所做出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托妮莫里森.舒逊译.所罗门之歌[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 种族 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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