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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的价值引领何以重要?
在国人心目中，知己很重要。
《战国策》中有言“士为知己者死”，鲁迅也有联云“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话语，正道出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知己对于人生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人以为真正的知己是极其难得的。
唐代韩愈在《马说》中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的伯乐，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知己，就是能认识对方价值的人，就是能了解自己、信任自己的人，此人不是知己又是谁?
宋代岳飞在《小重山》中怅惘：“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此处讲知音少，实在是“无知音”，否则何以有“弦断有谁听”?
知音如此重要，知音却又如此难觅。
由此，千百年来，人们对“伯牙绝弦”的故事津津乐道，正是折射出了中国人对于知音的渴求与知音难觅的无奈。
进入当下，对于“知音”，今天的孩子较之往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青春的孩子，渐渐走出童年，开始寻找自己的坐标，开始要向人世证明自己的独立，开始在人群中寻求“彼岸”，他们对于支持感、亲密感的获得，第一次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也就是说“知音”在此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常识而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语文课本里的故事而存在，它已然是一种实体存在，一种与孩子的生命与灵魂相关的存在。
因为它与孩子的需求相关，与孩子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律相关。
面对这样的文本，在尊重这个故事历史面貌的前提下，作为价值引领者的教师，自然要引起警觉：透过这样的故事，或者说通过对这样的故事的解读，我们将以怎样的一种“知音观”传递给当下的孩子?
“知音”是什么?如何面对“知音”?这是《伯牙绝弦》一课摆在我们面前的价值引领课题。
二、知音是什么：在“善鼓琴”与“善听”的背后
从严格意义上讲，伯牙与钟子期的相遇是一次“偶遇”，是第一次见面，这与我们对“知音”的理解是有出入的。在日常的想象中，“知音”是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心灵相通、志趣相投的朋友。所以要成为“知音”，会有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有一个相互之间认识、了解、理解、相知的过程。那么，伯牙与钟子期只是见了一面，何以成为知音?
这就需要从了解这两个人物开始。
首先一个问题是：伯牙是一个怎样的人?
伯牙是一位宫廷琴师，学琴道路却是颇不寻常。
《乐府解题》中记载有伯牙学琴的故事：著名琴家成连是伯牙的老师，伯牙跟成连学了三年琴，却没有太大的长进。成连说自己只能教弹琴技艺，而其师万子春善移情，便带伯牙去东海找万子春请教移情之法。可伯牙到了东海，并未见到万子春，只看见汹涌的波涛、杳深的山林和悲啼的群鸟，伯牙心中豁然一亮，感慨地说：“先生移我情矣!”于是创作了《水仙操》。
我们知道，音乐艺术是一种高度的抽象艺术，音乐对于”高山流水”的描摹不可能很“写实”，不会像绘画等艺术门类那样直接把形象呈现出来，而是以独有的语言来表达，这就使音乐成为了一门高度抽象的艺术。所以就有了故事中的“移情”之说，故事中所谓的“移情”，是要将主观的感情移到事物上，有了这个事物，就形象起来了，所以可以反过来又用这个被感染了的事物通过艺术手段表达主观情绪，使物人一体。也就是要用琴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表达自我的志趣。所以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伯牙具有高超的琴艺，这种琴艺的最奇特之处在于心之所“志”以乐曲表达出来。文中所讲的“志”，在《说文》中是这样说的：“志，意也。”《孟子》中说：“夫志，气之帅也。”《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春秋·说题辞》中说：“思虑为志。”引用这些是想说明，“志”并不像“想”那么简单，“志”在这里具有“志趣”“意向”之意，用今天的话来说，具有理想情操的意思。伯牙是用琴声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情操。那么，他用什么事物来表达情操呢?用“高山”“流水”，因为这两个事物在国人心目中，并不简单，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两个事物代表了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因此，当伯牙用“移情”之法表现这两个事物的时候，实际上是表达了自己高洁的志趣、高尚的人生理想。
因此，有时，我们在课堂上看到教师进行拓展训练，让学生把花、鸟、雨、雪等事物代替文中的“高山流水”，说些“绵绵兮若春雨”之类的话。作为一种语言训练，当然也可以。但倘若从文化的角度看，伯牙恐怕是不大会用这些事物来表达自己的理想的。
可以想见，伯牙这样的音乐艺术和人生理想，要在现实中找到“知音”，尤其是要在宫廷中找到“知音”，难度的确是很大的。无怪乎要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了。
那么，钟子期又是谁呢?
他是一名樵夫，砍柴的人。
渔樵耕读是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笔者想，应该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人生境界的向往吧。
所以，这样的人物，对于伯牙而言，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伯牙可以获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般的释放的感觉。
更何况，钟子期深得伯牙“移情”之法。伯牙之志，钟子期心里很清楚，即所谓“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钟子期在描述“听后感”时说的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此中用了一个“若”字，意思是“好像”，听起来的感觉是钟子期好像自己也不能完全确定是否听懂了伯牙弹琴之所“念”，而是用一种试探性的语气说：“巍峨得如同泰山一样啊!”“水波浩渺如同江河啊!”既然是“必得之”，何用这样的口吻来说话?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表明钟子期深得“移情之法”，并不是钟子期不敢确定，而是因为他知道，在一个音乐形象的背后，是演奏者“志”的表达，是不是泰山、是不是江河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伯牙想表达自己高洁的志趣、宽广的胸怀。
知音是什么?是理解，是对理想的共同认同与守护，是对“彼岸”的共同向往与追求。
三、面对知音：“终身不复鼓”的价值观冲突
在笔者所听过的许多《伯牙绝弦》的教学中，教师对于伯牙“终身不复鼓”的行为往往大为赞美。
的确，对于伯牙而言，在钟子期离去以后，断然地“擗琴绝弦”，就是要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
我们知道，在真正的艺术家的心目中，如果要中止他的“艺术生命”，与剥夺他的自然生命并无区别。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就与艺术成为一体，“艺人合一”。
所以，伯牙“擗琴绝弦”，实际上是以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也就是以“死”谢知音，表现出伯牙对“知音”的极端重视，也表现出在伯牙心目中，音乐为“倾听者”存在，为“知音”存在。
笔者想，许多课堂里赞美伯牙的这种行为，都是在不自觉地为这种音乐观、知音观辩护。
问题在于，进入小学语文教学后，这样的价值引领、“人生示范”对于今天的孩子是否合适?
笔者认为这样的阅读姿态只是一种“读进去”的姿态，一种用仰观的视角来看的姿态。换句话说，是站在伯牙的立场上来看待伯牙的行动，只是一种“理解取向”的阅读。是的，站在伯牙的立场上，哪怕他为知音的离去而选择死亡，我们都能理解他。问题是，如果我们是以一种“读出来”的姿态，用一种平等的视角，站在当下儿童的立场上来看待伯牙的行为，采用作为一种“学习取向”式的阅读，那么我们今后该如何面对知音?是不是也像伯牙一样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甚至于结束自己的“自然生命”?
所以本课的价值引领的复杂性在于，在“知音观”的冲突背后实质上是“音乐本质观”的冲突。
也就是说，我们还必须问：音乐是什么?
从历史上看，关于音乐的本质，有两个视角。一是以德国的汉斯利克为代表的“自律论”者认为，制约音乐的法则和规律在于音乐自身，音乐的本质在于音乐本身的音响结构；另一种以李斯特为代表的“他律论”则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人的情感。
两种音乐的本质观从今天看来，都有失偏颇。音乐的本质既在于音响，也在于其承载的人的情感交流。伯牙即便是失去了情感的交流，他的音乐本身就具有价值。因此，我们还必须看音乐的接受。
从历史上来看，文学和艺术的接受与理解需要跨越时空的例子比比皆是：卡夫卡、梵高等等，尽管在今天看来，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为此，作为艺术家，即便是得不到接受与理解，忍受孤独与寂寞也是常有之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孤独与寂寞本来就是艺术的应有之义。
发展到今天，在当下的社会里，就科学条件而言，音乐已经可以跨越时空而存在，“知音”的寻觅也已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在信息化的时代里，知音寻觅的难度与成本迅速变小了。
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音乐接受、艺术接受正在发生着变化。
所以，在本课中，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内容是要引导学生讨论“你怎样看待伯牙的这个行为”，缺失了这个讨论，我们便失却了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引领。
(浙江省绍兴县教师发展中心312030)
在国人心目中，知己很重要。
《战国策》中有言“士为知己者死”，鲁迅也有联云“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话语，正道出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知己对于人生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人以为真正的知己是极其难得的。
唐代韩愈在《马说》中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的伯乐，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知己，就是能认识对方价值的人，就是能了解自己、信任自己的人，此人不是知己又是谁?
宋代岳飞在《小重山》中怅惘：“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此处讲知音少，实在是“无知音”，否则何以有“弦断有谁听”?
知音如此重要，知音却又如此难觅。
由此，千百年来，人们对“伯牙绝弦”的故事津津乐道，正是折射出了中国人对于知音的渴求与知音难觅的无奈。
进入当下，对于“知音”，今天的孩子较之往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青春的孩子，渐渐走出童年，开始寻找自己的坐标，开始要向人世证明自己的独立，开始在人群中寻求“彼岸”，他们对于支持感、亲密感的获得，第一次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也就是说“知音”在此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常识而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语文课本里的故事而存在，它已然是一种实体存在，一种与孩子的生命与灵魂相关的存在。
因为它与孩子的需求相关，与孩子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律相关。
面对这样的文本，在尊重这个故事历史面貌的前提下，作为价值引领者的教师，自然要引起警觉：透过这样的故事，或者说通过对这样的故事的解读，我们将以怎样的一种“知音观”传递给当下的孩子?
“知音”是什么?如何面对“知音”?这是《伯牙绝弦》一课摆在我们面前的价值引领课题。
二、知音是什么：在“善鼓琴”与“善听”的背后
从严格意义上讲，伯牙与钟子期的相遇是一次“偶遇”，是第一次见面，这与我们对“知音”的理解是有出入的。在日常的想象中，“知音”是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心灵相通、志趣相投的朋友。所以要成为“知音”，会有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有一个相互之间认识、了解、理解、相知的过程。那么，伯牙与钟子期只是见了一面，何以成为知音?
这就需要从了解这两个人物开始。
首先一个问题是：伯牙是一个怎样的人?
伯牙是一位宫廷琴师，学琴道路却是颇不寻常。
《乐府解题》中记载有伯牙学琴的故事：著名琴家成连是伯牙的老师，伯牙跟成连学了三年琴，却没有太大的长进。成连说自己只能教弹琴技艺，而其师万子春善移情，便带伯牙去东海找万子春请教移情之法。可伯牙到了东海，并未见到万子春，只看见汹涌的波涛、杳深的山林和悲啼的群鸟，伯牙心中豁然一亮，感慨地说：“先生移我情矣!”于是创作了《水仙操》。
我们知道，音乐艺术是一种高度的抽象艺术，音乐对于”高山流水”的描摹不可能很“写实”，不会像绘画等艺术门类那样直接把形象呈现出来，而是以独有的语言来表达，这就使音乐成为了一门高度抽象的艺术。所以就有了故事中的“移情”之说，故事中所谓的“移情”，是要将主观的感情移到事物上，有了这个事物，就形象起来了，所以可以反过来又用这个被感染了的事物通过艺术手段表达主观情绪，使物人一体。也就是要用琴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表达自我的志趣。所以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伯牙具有高超的琴艺，这种琴艺的最奇特之处在于心之所“志”以乐曲表达出来。文中所讲的“志”，在《说文》中是这样说的：“志，意也。”《孟子》中说：“夫志，气之帅也。”《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春秋·说题辞》中说：“思虑为志。”引用这些是想说明，“志”并不像“想”那么简单，“志”在这里具有“志趣”“意向”之意，用今天的话来说，具有理想情操的意思。伯牙是用琴声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情操。那么，他用什么事物来表达情操呢?用“高山”“流水”，因为这两个事物在国人心目中，并不简单，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两个事物代表了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因此，当伯牙用“移情”之法表现这两个事物的时候，实际上是表达了自己高洁的志趣、高尚的人生理想。
因此，有时，我们在课堂上看到教师进行拓展训练，让学生把花、鸟、雨、雪等事物代替文中的“高山流水”，说些“绵绵兮若春雨”之类的话。作为一种语言训练，当然也可以。但倘若从文化的角度看，伯牙恐怕是不大会用这些事物来表达自己的理想的。
可以想见，伯牙这样的音乐艺术和人生理想，要在现实中找到“知音”，尤其是要在宫廷中找到“知音”，难度的确是很大的。无怪乎要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了。
那么，钟子期又是谁呢?
他是一名樵夫，砍柴的人。
渔樵耕读是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笔者想，应该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人生境界的向往吧。
所以，这样的人物，对于伯牙而言，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伯牙可以获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般的释放的感觉。
更何况，钟子期深得伯牙“移情”之法。伯牙之志，钟子期心里很清楚，即所谓“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钟子期在描述“听后感”时说的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此中用了一个“若”字，意思是“好像”，听起来的感觉是钟子期好像自己也不能完全确定是否听懂了伯牙弹琴之所“念”，而是用一种试探性的语气说：“巍峨得如同泰山一样啊!”“水波浩渺如同江河啊!”既然是“必得之”，何用这样的口吻来说话?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表明钟子期深得“移情之法”，并不是钟子期不敢确定，而是因为他知道，在一个音乐形象的背后，是演奏者“志”的表达，是不是泰山、是不是江河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伯牙想表达自己高洁的志趣、宽广的胸怀。
知音是什么?是理解，是对理想的共同认同与守护，是对“彼岸”的共同向往与追求。
三、面对知音：“终身不复鼓”的价值观冲突
在笔者所听过的许多《伯牙绝弦》的教学中，教师对于伯牙“终身不复鼓”的行为往往大为赞美。
的确，对于伯牙而言，在钟子期离去以后，断然地“擗琴绝弦”，就是要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
我们知道，在真正的艺术家的心目中，如果要中止他的“艺术生命”，与剥夺他的自然生命并无区别。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就与艺术成为一体，“艺人合一”。
所以，伯牙“擗琴绝弦”，实际上是以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也就是以“死”谢知音，表现出伯牙对“知音”的极端重视，也表现出在伯牙心目中，音乐为“倾听者”存在，为“知音”存在。
笔者想，许多课堂里赞美伯牙的这种行为，都是在不自觉地为这种音乐观、知音观辩护。
问题在于，进入小学语文教学后，这样的价值引领、“人生示范”对于今天的孩子是否合适?
笔者认为这样的阅读姿态只是一种“读进去”的姿态，一种用仰观的视角来看的姿态。换句话说，是站在伯牙的立场上来看待伯牙的行动，只是一种“理解取向”的阅读。是的，站在伯牙的立场上，哪怕他为知音的离去而选择死亡，我们都能理解他。问题是，如果我们是以一种“读出来”的姿态，用一种平等的视角，站在当下儿童的立场上来看待伯牙的行为，采用作为一种“学习取向”式的阅读，那么我们今后该如何面对知音?是不是也像伯牙一样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甚至于结束自己的“自然生命”?
所以本课的价值引领的复杂性在于，在“知音观”的冲突背后实质上是“音乐本质观”的冲突。
也就是说，我们还必须问：音乐是什么?
从历史上看，关于音乐的本质，有两个视角。一是以德国的汉斯利克为代表的“自律论”者认为，制约音乐的法则和规律在于音乐自身，音乐的本质在于音乐本身的音响结构；另一种以李斯特为代表的“他律论”则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人的情感。
两种音乐的本质观从今天看来，都有失偏颇。音乐的本质既在于音响，也在于其承载的人的情感交流。伯牙即便是失去了情感的交流，他的音乐本身就具有价值。因此，我们还必须看音乐的接受。
从历史上来看，文学和艺术的接受与理解需要跨越时空的例子比比皆是：卡夫卡、梵高等等，尽管在今天看来，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为此，作为艺术家，即便是得不到接受与理解，忍受孤独与寂寞也是常有之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孤独与寂寞本来就是艺术的应有之义。
发展到今天，在当下的社会里，就科学条件而言，音乐已经可以跨越时空而存在，“知音”的寻觅也已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在信息化的时代里，知音寻觅的难度与成本迅速变小了。
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音乐接受、艺术接受正在发生着变化。
所以，在本课中，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内容是要引导学生讨论“你怎样看待伯牙的这个行为”，缺失了这个讨论，我们便失却了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引领。
(浙江省绍兴县教师发展中心31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