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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The Innovation Fund Project For Graduate Student of Shanghai）的阶段性成果摘要：路遥的农村知识青年作为当下个人奋斗者的探路者，他们面对的复杂矛盾成为转折时期中国青年问题的一个重要面向，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作品中农村青年对劳动的具体认知特点和他们的现实处境，以及作家的处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新时期“劳动”对于底层知识青年的意义和他们与作家面对的困境。
关键词：农村知识青年；劳动；知识；现实主义在路遥的创作中，农村青年无疑是其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类型，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语境中表现出来的远离乡村，力图进入城市的个人奋斗的行为方式在当下出现了上限，而当农村劳动这17年时期在与身份接轨时被拔高的话语资源在新时期发生跌落时，路遥描写的农村青年对于劳动的认知究竟是怎样的？是否有着需要辨明的复杂动因？这些都是需要回到文本中进一步分析的，而作者路遥在作品中又实现着怎样的一种现实主义，也与他对于农村知识青年劳动状态的设置不无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路遥的一系列作品来思考“劳动”在农村知识青年认知体系中的样貌，并将其与路遥的创作立足点相联系，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中一些需要进一步捋清的概念。
1不同的劳动观：好逸恶劳与远离农村
在《平凡的世界》里，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推行时，孙少安作为一个家境十分“烂包”，长期挣扎在贫困中的青年，热情地在本生产队中推行了责任制，作为第一队的社员，村支书田福堂由于不甘心放弃“不劳动有工分”的生活，与儿子田润生产生了矛盾，润生要从民办学校回到地里务农，给家里挣工分。他的解释是“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了你和我妈。”“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1]在这里，儿子与父亲在去不去务农上的分歧在于愿不愿受苦，前者并没有表现出厌恶农村劳动的想法，相反，他要求以劳动让一家人得以生存。再看《人生》中的高加林，他的父亲高玉德显然也不愿让他吃苦，所以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务后，也是舍不得让儿子下地干活。但是高加林对务农的厌恶似乎不在于怕吃苦这么简单，在颓废地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心里说：我这一个月实在不像话了，两个老人整天在地里操磨，我怎能老待在家里闹情绪呢？……庄稼人嘛，不出山劳动，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没有一顿饭的工夫，两只手便打满了泡，手上很快出了血……把镢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地干着。”[2]从这种怄气式的劳动方式中可见，高加林对体力劳动的排斥不只在于怕受苦一点上，而在于体力劳动代表了一种束缚，将会把他束缚在土地上，会与父亲一样逃离不了农民的宿命。
由此，以从事农业劳动的角度看，当农民的可怕不仅在于体力上的煎熬，事实上，无论是对于高加林、田润生还是孙少平，城市生活并非不辛苦，然而他们乐此不疲。务农的可怕在于体力劳动与没有希望相挂钩，当80年代的时代剧变降临到农村青年头上，作为农村底层的他们试图摆脱命运的不安分心理变得十分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被迫进行农村劳动，也要劳动出个与众不同来，就像高加林报复式的劳动和孙少平边劳动边看书的“先生”气，以这些来告诉外界他们不是劳动的命，下地务农实在是屈才，由此实现高于普通农民身份的自我标榜。①不过，考察路遥的整个创作过程，这种农村知识青年将农业劳动和身份、前途挂钩的现象并非是一如既往的，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农村青年孤立于农业劳动之外常常是以另一些方式来加以表达，这种孤立是一直存在的，通过考察路遥的早期文本中农村青年看待农业劳动，甚至是作者自己怎样设置他们与这种劳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可以窥见80年代这一群体的劳动观念变化和身处真实的时代变迁中的作者写作策略之间的张力。
2“现实主义”与底层农村青年
路遥是一位在80年代文学远离现实主义倾向的环境中坚持这一创作手法的作家。但此处笔者并非要为路遥的写作姿态正名，而是借由在作品中农村知识青年对“劳动”认知的方式，关注路遥式的现实主义与作品中农村青年的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路遥就追寻着一种复杂的矛盾呈现的方式。“他对当时的文艺政策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伤痕文学’虽是逞一时之快发泄情绪，但文坛终究要有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3]在过渡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寻求写作的余地，是路遥此时期已萌发的追求，而《惊心动魄的一幕》成功之后，紧接着《人生》这一展示农村青年矛盾的小说就进入酝酿中，“但是，在路遥这里，因为政治实践上的失败，现实主义的空间已大大缩小，它开始失去其构建一个‘新世界’的内涵，而回归到一种比较朴素的、带有原生态的写作观念或者创作手法的意义上去。”[4]作为一位严肃的作家，路遥愿意面对十七年文学留下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定的作家担当，这也使他以一种认同国家制度的态度去关注农村青年生活，在设置人物行为并对其进行评判时，他是带着由上而下的变革者眼光的。同时，也正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意识使他的作品展现出了深刻的矛盾。例如，在上述对于劳动的看法中，传统的老一辈农民对于劳动是充满着对物质舒适的追求在内的，如果不是单纯描写农村青年，而是将他们与父辈或“好干部”的互动作为主要故事内容时，也可见作者的意图与他实际落在纸上展示给我们的状况出现了差距。在《父子俩》中，先进青年高三星与投机倒把占用公家化肥的“小生产者”的父亲产生了立場上的矛盾，而当父亲误以为儿子要拿此事作为政治资本以谋取上大学的机会时，儿子放弃上大学、留乡搞建设的行为被描述为对老人的讽刺：“他开始恼恨自己了——自己小看了儿子啊！”[5]虽然最终的结局是父亲通过“公家人”张书记的劝导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老汉最终的检讨却是另外一码事，他自比为有病的老槐树，而儿子是笔直的剑杆杨，“才栽上几年光景，而今就齐楚楚地冒高了！怎哩？一是栽好，二是常有人剪掐拐枝哩。”[5]在这里，老人的理解其实并不是站在究竟怎样为正确这一点上，而是儿子之所以有理，是因为他站在了能“剪掐拐枝”的政权的那一边，权力运作才是这里的重点。老人为了改变在农村劳动受穷的物质处境而做的努力被此掩盖了，虽然作者力图响应政治立场的号召，但是为了与农民自身的一套话语相符，他还是写出了这位老农而不是“张书记”可能会有的表达方式，正是这种介于农民生活的自身逻辑和政治要求之间的这几句话显示了农村劳动地位的无力和劳动状况的堪忧。这篇作品中的农村青年高三星反而显得苍白无力，他的一套说辞并不属于他自己的农民地位。也就是说，当把此时的高三星和日后的高加林，再到85年以后的孙少平相比较时，会发现虽然这三位农村青年都并非如他们的父辈一样想不辛苦地过活，与土地这一劳动生产资料密切联系的身体感觉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他们需要明确的始终是自己的劳动方式是否“有力”，只是这种力量的来源经历了从政治立场到个人身份地位，再到孙少平追求自由独立的不同获取方式上的转变而已。 农村青年的这种对农村的远离是以肯定国家对劳动的理性利用为前提的，即通过对“劳动”行为进行论述，激发劳动者的力量，从“劳动光荣”到80年代后“多劳多得”的对于劳动本身的方式上的引导，都是这种论述方式的变换。问题是，农村知识青年自身正是这种理性利用所最能产生影响的对象——底层农民，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这种潜在的矛盾中，他们将自己的劳动方式与对劳动的认知相孤立，比如在《夏》中，作者对主人公的身份设置就耐人寻味：一个是在农村长大，但是父母在城里当工人，迟早有一天要回城，另一个则是路遥惯于使用的在“文革”中含冤受屈的“走资派”的女儿，实际上这两个人的身份本身就具有远离土地的意味：在1979年写这篇小说时，这些人城市身份的合法性其实已经得到证明，站在这样的角度回头写这样一对生活在农村却与农村劳动在精神上剥离的恋人，作者一开头就引用“五四”时期郭沫若《炉中煤》的诗句“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接着细致描写主人公杨启迪在爱人苏莹面前知识分子式的敏感多情。在这种故事架构中，农村知识青年劳动的田间变成了恋爱的发生地，在农闲时他们还靠探讨地理知识增进感情，在苏莹送给杨启迪自己种的西红柿后，“他只吃掉了这两颗西红柿的皮儿，而把瓤子留了下来，在小河里淘洗出籽儿，晾干，用洁白的纸包好，放在自己的箱子里。他爱诗，忍不住诗兴大发地想：如果有一天，爱情的种子终于能够播进他的心田……”[6]这种充满文艺气质的描写只是将农村劳动场地当作知识青年恋爱的空间，而其中的生存状态如何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目标。
所以，农村青年在看待“劳动”时，将其作为体制变动中可以向上流动的契机，认为劳动是一种交换的契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决定自身地位，或是与劳动空间、劳动活动的分离，转而成为想象中的知识生活的发生场。这是一种认同于国家制度所设计的劳动意识形态的认知，但同时，作为底层的农民，他们无法摆脱对于劳动的最基本的提升生活质量的要求，这一自下而上的诉求与他们有意识的认同具有“同一性”，对劳动的规定产生了方向上的冲突，如同孙少平，他虽然要求自己以知識青年的方式生活，然而生存问题是首先要面临的大敌，因而现代知识对于处在底层的他来说削弱了想象中的意义，有尊严的劳动生活最终要让位于“多劳多得”的生存目标。路遥的处理始终是肯定这种奋斗方式的，并且在农村青年的苦难之外，以道德等的包容力为知识生活留有一片空间，但正是作品中青年的生存需求与劳动尊严之间的矛盾和作者这种有意识的处理方式，显露了这种复杂矛盾的难以察觉，也正是如此，通过分析农村知识青年对劳动的具体认知才显出其意义。
注释：①对于这一点，杨庆祥在《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中认为高加林通过一系列背叛，将自己与农民身份相剥离，并以“另一套活法”解释自己的背叛行为。程光炜，杨庆祥.重读路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568.参考文献：
[1]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49.
[2] 路遥.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62.
[3] 梁向阳，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过程及其意义[N].文艺报，20131216：011.
[4] 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J].南方文坛，2007（06）.
[5] 路遥.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父子俩[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930.
[6] 路遥.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夏[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73.
关键词：农村知识青年；劳动；知识；现实主义在路遥的创作中，农村青年无疑是其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类型，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语境中表现出来的远离乡村，力图进入城市的个人奋斗的行为方式在当下出现了上限，而当农村劳动这17年时期在与身份接轨时被拔高的话语资源在新时期发生跌落时，路遥描写的农村青年对于劳动的认知究竟是怎样的？是否有着需要辨明的复杂动因？这些都是需要回到文本中进一步分析的，而作者路遥在作品中又实现着怎样的一种现实主义，也与他对于农村知识青年劳动状态的设置不无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路遥的一系列作品来思考“劳动”在农村知识青年认知体系中的样貌，并将其与路遥的创作立足点相联系，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中一些需要进一步捋清的概念。
1不同的劳动观：好逸恶劳与远离农村
在《平凡的世界》里，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推行时，孙少安作为一个家境十分“烂包”，长期挣扎在贫困中的青年，热情地在本生产队中推行了责任制，作为第一队的社员，村支书田福堂由于不甘心放弃“不劳动有工分”的生活，与儿子田润生产生了矛盾，润生要从民办学校回到地里务农，给家里挣工分。他的解释是“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了你和我妈。”“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1]在这里，儿子与父亲在去不去务农上的分歧在于愿不愿受苦，前者并没有表现出厌恶农村劳动的想法，相反，他要求以劳动让一家人得以生存。再看《人生》中的高加林，他的父亲高玉德显然也不愿让他吃苦，所以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务后，也是舍不得让儿子下地干活。但是高加林对务农的厌恶似乎不在于怕吃苦这么简单，在颓废地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心里说：我这一个月实在不像话了，两个老人整天在地里操磨，我怎能老待在家里闹情绪呢？……庄稼人嘛，不出山劳动，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没有一顿饭的工夫，两只手便打满了泡，手上很快出了血……把镢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地干着。”[2]从这种怄气式的劳动方式中可见，高加林对体力劳动的排斥不只在于怕受苦一点上，而在于体力劳动代表了一种束缚，将会把他束缚在土地上，会与父亲一样逃离不了农民的宿命。
由此，以从事农业劳动的角度看，当农民的可怕不仅在于体力上的煎熬，事实上，无论是对于高加林、田润生还是孙少平，城市生活并非不辛苦，然而他们乐此不疲。务农的可怕在于体力劳动与没有希望相挂钩，当80年代的时代剧变降临到农村青年头上，作为农村底层的他们试图摆脱命运的不安分心理变得十分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被迫进行农村劳动，也要劳动出个与众不同来，就像高加林报复式的劳动和孙少平边劳动边看书的“先生”气，以这些来告诉外界他们不是劳动的命，下地务农实在是屈才，由此实现高于普通农民身份的自我标榜。①不过，考察路遥的整个创作过程，这种农村知识青年将农业劳动和身份、前途挂钩的现象并非是一如既往的，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农村青年孤立于农业劳动之外常常是以另一些方式来加以表达，这种孤立是一直存在的，通过考察路遥的早期文本中农村青年看待农业劳动，甚至是作者自己怎样设置他们与这种劳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可以窥见80年代这一群体的劳动观念变化和身处真实的时代变迁中的作者写作策略之间的张力。
2“现实主义”与底层农村青年
路遥是一位在80年代文学远离现实主义倾向的环境中坚持这一创作手法的作家。但此处笔者并非要为路遥的写作姿态正名，而是借由在作品中农村知识青年对“劳动”认知的方式，关注路遥式的现实主义与作品中农村青年的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路遥就追寻着一种复杂的矛盾呈现的方式。“他对当时的文艺政策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伤痕文学’虽是逞一时之快发泄情绪，但文坛终究要有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3]在过渡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寻求写作的余地，是路遥此时期已萌发的追求，而《惊心动魄的一幕》成功之后，紧接着《人生》这一展示农村青年矛盾的小说就进入酝酿中，“但是，在路遥这里，因为政治实践上的失败，现实主义的空间已大大缩小，它开始失去其构建一个‘新世界’的内涵，而回归到一种比较朴素的、带有原生态的写作观念或者创作手法的意义上去。”[4]作为一位严肃的作家，路遥愿意面对十七年文学留下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定的作家担当，这也使他以一种认同国家制度的态度去关注农村青年生活，在设置人物行为并对其进行评判时，他是带着由上而下的变革者眼光的。同时，也正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意识使他的作品展现出了深刻的矛盾。例如，在上述对于劳动的看法中，传统的老一辈农民对于劳动是充满着对物质舒适的追求在内的，如果不是单纯描写农村青年，而是将他们与父辈或“好干部”的互动作为主要故事内容时，也可见作者的意图与他实际落在纸上展示给我们的状况出现了差距。在《父子俩》中，先进青年高三星与投机倒把占用公家化肥的“小生产者”的父亲产生了立場上的矛盾，而当父亲误以为儿子要拿此事作为政治资本以谋取上大学的机会时，儿子放弃上大学、留乡搞建设的行为被描述为对老人的讽刺：“他开始恼恨自己了——自己小看了儿子啊！”[5]虽然最终的结局是父亲通过“公家人”张书记的劝导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老汉最终的检讨却是另外一码事，他自比为有病的老槐树，而儿子是笔直的剑杆杨，“才栽上几年光景，而今就齐楚楚地冒高了！怎哩？一是栽好，二是常有人剪掐拐枝哩。”[5]在这里，老人的理解其实并不是站在究竟怎样为正确这一点上，而是儿子之所以有理，是因为他站在了能“剪掐拐枝”的政权的那一边，权力运作才是这里的重点。老人为了改变在农村劳动受穷的物质处境而做的努力被此掩盖了，虽然作者力图响应政治立场的号召，但是为了与农民自身的一套话语相符，他还是写出了这位老农而不是“张书记”可能会有的表达方式，正是这种介于农民生活的自身逻辑和政治要求之间的这几句话显示了农村劳动地位的无力和劳动状况的堪忧。这篇作品中的农村青年高三星反而显得苍白无力，他的一套说辞并不属于他自己的农民地位。也就是说，当把此时的高三星和日后的高加林，再到85年以后的孙少平相比较时，会发现虽然这三位农村青年都并非如他们的父辈一样想不辛苦地过活，与土地这一劳动生产资料密切联系的身体感觉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他们需要明确的始终是自己的劳动方式是否“有力”，只是这种力量的来源经历了从政治立场到个人身份地位，再到孙少平追求自由独立的不同获取方式上的转变而已。 农村青年的这种对农村的远离是以肯定国家对劳动的理性利用为前提的，即通过对“劳动”行为进行论述，激发劳动者的力量，从“劳动光荣”到80年代后“多劳多得”的对于劳动本身的方式上的引导，都是这种论述方式的变换。问题是，农村知识青年自身正是这种理性利用所最能产生影响的对象——底层农民，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这种潜在的矛盾中，他们将自己的劳动方式与对劳动的认知相孤立，比如在《夏》中，作者对主人公的身份设置就耐人寻味：一个是在农村长大，但是父母在城里当工人，迟早有一天要回城，另一个则是路遥惯于使用的在“文革”中含冤受屈的“走资派”的女儿，实际上这两个人的身份本身就具有远离土地的意味：在1979年写这篇小说时，这些人城市身份的合法性其实已经得到证明，站在这样的角度回头写这样一对生活在农村却与农村劳动在精神上剥离的恋人，作者一开头就引用“五四”时期郭沫若《炉中煤》的诗句“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接着细致描写主人公杨启迪在爱人苏莹面前知识分子式的敏感多情。在这种故事架构中，农村知识青年劳动的田间变成了恋爱的发生地，在农闲时他们还靠探讨地理知识增进感情，在苏莹送给杨启迪自己种的西红柿后，“他只吃掉了这两颗西红柿的皮儿，而把瓤子留了下来，在小河里淘洗出籽儿，晾干，用洁白的纸包好，放在自己的箱子里。他爱诗，忍不住诗兴大发地想：如果有一天，爱情的种子终于能够播进他的心田……”[6]这种充满文艺气质的描写只是将农村劳动场地当作知识青年恋爱的空间，而其中的生存状态如何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目标。
所以，农村青年在看待“劳动”时，将其作为体制变动中可以向上流动的契机，认为劳动是一种交换的契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决定自身地位，或是与劳动空间、劳动活动的分离，转而成为想象中的知识生活的发生场。这是一种认同于国家制度所设计的劳动意识形态的认知，但同时，作为底层的农民，他们无法摆脱对于劳动的最基本的提升生活质量的要求，这一自下而上的诉求与他们有意识的认同具有“同一性”，对劳动的规定产生了方向上的冲突，如同孙少平，他虽然要求自己以知識青年的方式生活，然而生存问题是首先要面临的大敌，因而现代知识对于处在底层的他来说削弱了想象中的意义，有尊严的劳动生活最终要让位于“多劳多得”的生存目标。路遥的处理始终是肯定这种奋斗方式的，并且在农村青年的苦难之外，以道德等的包容力为知识生活留有一片空间，但正是作品中青年的生存需求与劳动尊严之间的矛盾和作者这种有意识的处理方式，显露了这种复杂矛盾的难以察觉，也正是如此，通过分析农村知识青年对劳动的具体认知才显出其意义。
注释：①对于这一点，杨庆祥在《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中认为高加林通过一系列背叛，将自己与农民身份相剥离，并以“另一套活法”解释自己的背叛行为。程光炜，杨庆祥.重读路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568.参考文献：
[1]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49.
[2] 路遥.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62.
[3] 梁向阳，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过程及其意义[N].文艺报，20131216：011.
[4] 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J].南方文坛，2007（06）.
[5] 路遥.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父子俩[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930.
[6] 路遥.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夏[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