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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御窑素以实力雄厚、品质卓绝著称，本文所展示的两件器物既秉承御窑风范，又于规格、工艺诸方面达到极致，在精品云集的乾隆御窑中亦可脱颖而出，堪称盛世御瓷典范之作。
粉彩御制万花献瑞大葫芦瓶乃“英国首富”詹姆士·莫里森（James Morrison）家族“放山居”（Fonthill Heirlooms）之旧藏。“放山居”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尔特郡，毗邻闻名遐迩的放山修道院，至今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为莫里森及其家族艺术收藏品的陈列地。此瓶于1968年7月由伦敦苏富比拍出，2003年11月再次于伦敦佳士得亮相，可谓出身名门，传承有绪。
瓶高57.5厘米，体量恢弘，巧取瑞果葫芦为形，曲线隽美。通体装饰雍容华丽，百花争妍，千姿百态，姹紫嫣红。所有花卉皆造型严谨，意趣鲜活，运笔俊逸而婉转。花朵以重粉铺填，层次丰富，明净典雅；花叶大小、向背深浅不一，穿插合理。其设计独具匠心，画面虽繁密却不乱，花叶分布各有主次，婉转舒展，颇见柔美之姿。内壁与底施松石绿釉，匀净厚润，中心书红彩篆款“大清乾隆年制”，端庄规整，足际处涂抹金彩一周。全器上下皆工致非凡，处处彰显出乾隆彩瓷无与伦比的华丽与尊贵。
从性质看，此瓶有别于清宫大运瓷器，属于传办性质的供御器皿。传办瓷器是皇帝根据自身需要或清宫特定原因临时加派烧造的瓷器，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要求，数量罕少，制作尤精，不惜工本，皇帝本人往往深入参与设计和最后定夺。例如此瓶之烧制，首先需要内务府造办处出具画样，设计出百花齐聚之画稿，交付御窑厂作为粉本。其构思最妙之处则是尽收春意盎然之象而又无堆砌之感，殊为巧思。
瓶外壁所饰花卉纹，传统称之为“百花不露地”，寓“百花献瑞”之美意，为雍正朝初创，乾隆朝发展至极致，多见碗、杯、小瓶之属，尚未见大器。由于纹样繁密，临摹工作最难，诸多彩料也需一一调试，故一器告成需历时数月之久，耗资甚巨，绝非其他御瓷可比。
检阅公私典藏，乾隆朝百花不露地者寥寥无几，多典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此瓶与乾隆朝所有百花不露地琢器在装饰布局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其余同类皆是自上而下通体以百花不露地图案装饰，而本品则是口沿与圈足二处皆饰以辅助纹样如意云头纹和芭蕉纹，古雅规整，令人更觉尊贵有加。
而与此瓶繁花似锦不同，另一件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则是糅合了大清盛世最高超的艺术因素——御窑厂的制瓷圣手、宫廷画院的杰出粉本、国内顶级的青料粉彩的罕见精品。最令其身价倍增的是乾隆皇帝亲作的两首御制诗——咏梅诗、咏菊诗。梅花和菊花都是雍正、乾隆这对父子帝王的钟爱之物，在两朝的瓷胎画珐琅器上曾大量采用。晚年的乾隆皇帝深深陶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中，在志得意满之余，便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平生所追求的艺术享受中，帝王喜爱的诗作与景物便自然出现在帝王把玩的风雅之物上。从目前传世的乾隆朝御瓷看，书写乾隆皇帝御制诗文多见三清诗茶具和各式壁瓶两类，除此之外，还有极少数的文房和陈设器。这些带有御题诗文的器物，特别是其中的陈设器，数量罕少，制作尤精，无疑是常伴君王并深受垂爱的心头之物。
此瓶造型采用乾隆朝新创高档御瓷样式，口呈喇叭形，两侧分别堆塑柿蒂附耳，整体造型挺拔俊朗，线条流畅而不失节奏感。此瓶形由于其腹部空间开阔，既便于通景作画，也可运用开光手法布局，修长的颈部可堆塑各式双耳，亦可不加修饰，从而使这一瓶形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再加之自身造型隽美出众，因此自出现之时，即成定式，一直流行至嘉、道两朝，并衍生出多种相似造型。传世品显示，瓶两侧堆塑双耳多见螭龙、夔凤、蝠磬、寿桃等，但以柿蒂为耳的作品，在目前所见的藏品资料中从未见过相同例子。
瓶外壁主体纹饰作于腹部四面开光之中，开光为长方倭角形，凸起于瓶身之上，使画面更具立体感，但同时也对制胎和烧造温度的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这一方法也仅用于少量高档御窑瓷作之中。四面开光之中的正背两面分别以墨彩隶书书写乾隆皇帝两首御制诗，两侧开光中分别描绘诗中所赞咏的秋菊与冬梅，构图注重花朵之间的距离感与空间感，搭配清雅的设色与细腻清秀的笔风，给观者一种温和沉静而又不失富贵的美感。同时，此瓶采用青花粉彩技法，是乾隆朝十分少见的装饰手法，在工艺传承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梅菊俊逸，百花繁荣，雅致与华贵并进，此两件乾隆御瓷彰显出清代制瓷盛世的最高水平，见证了清宫御瓷千古不遇的辉煌成就。而今，缘分所至，这两件器物将亮相中国嘉德二十周年春拍盛会中，再次光彩照人。
粉彩御制万花献瑞大葫芦瓶乃“英国首富”詹姆士·莫里森（James Morrison）家族“放山居”（Fonthill Heirlooms）之旧藏。“放山居”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尔特郡，毗邻闻名遐迩的放山修道院，至今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为莫里森及其家族艺术收藏品的陈列地。此瓶于1968年7月由伦敦苏富比拍出，2003年11月再次于伦敦佳士得亮相，可谓出身名门，传承有绪。
瓶高57.5厘米，体量恢弘，巧取瑞果葫芦为形，曲线隽美。通体装饰雍容华丽，百花争妍，千姿百态，姹紫嫣红。所有花卉皆造型严谨，意趣鲜活，运笔俊逸而婉转。花朵以重粉铺填，层次丰富，明净典雅；花叶大小、向背深浅不一，穿插合理。其设计独具匠心，画面虽繁密却不乱，花叶分布各有主次，婉转舒展，颇见柔美之姿。内壁与底施松石绿釉，匀净厚润，中心书红彩篆款“大清乾隆年制”，端庄规整，足际处涂抹金彩一周。全器上下皆工致非凡，处处彰显出乾隆彩瓷无与伦比的华丽与尊贵。
从性质看，此瓶有别于清宫大运瓷器，属于传办性质的供御器皿。传办瓷器是皇帝根据自身需要或清宫特定原因临时加派烧造的瓷器，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要求，数量罕少，制作尤精，不惜工本，皇帝本人往往深入参与设计和最后定夺。例如此瓶之烧制，首先需要内务府造办处出具画样，设计出百花齐聚之画稿，交付御窑厂作为粉本。其构思最妙之处则是尽收春意盎然之象而又无堆砌之感，殊为巧思。
瓶外壁所饰花卉纹，传统称之为“百花不露地”，寓“百花献瑞”之美意，为雍正朝初创，乾隆朝发展至极致，多见碗、杯、小瓶之属，尚未见大器。由于纹样繁密，临摹工作最难，诸多彩料也需一一调试，故一器告成需历时数月之久，耗资甚巨，绝非其他御瓷可比。
检阅公私典藏，乾隆朝百花不露地者寥寥无几，多典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此瓶与乾隆朝所有百花不露地琢器在装饰布局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其余同类皆是自上而下通体以百花不露地图案装饰，而本品则是口沿与圈足二处皆饰以辅助纹样如意云头纹和芭蕉纹，古雅规整，令人更觉尊贵有加。
而与此瓶繁花似锦不同，另一件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则是糅合了大清盛世最高超的艺术因素——御窑厂的制瓷圣手、宫廷画院的杰出粉本、国内顶级的青料粉彩的罕见精品。最令其身价倍增的是乾隆皇帝亲作的两首御制诗——咏梅诗、咏菊诗。梅花和菊花都是雍正、乾隆这对父子帝王的钟爱之物，在两朝的瓷胎画珐琅器上曾大量采用。晚年的乾隆皇帝深深陶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中，在志得意满之余，便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平生所追求的艺术享受中，帝王喜爱的诗作与景物便自然出现在帝王把玩的风雅之物上。从目前传世的乾隆朝御瓷看，书写乾隆皇帝御制诗文多见三清诗茶具和各式壁瓶两类，除此之外，还有极少数的文房和陈设器。这些带有御题诗文的器物，特别是其中的陈设器，数量罕少，制作尤精，无疑是常伴君王并深受垂爱的心头之物。
此瓶造型采用乾隆朝新创高档御瓷样式，口呈喇叭形，两侧分别堆塑柿蒂附耳，整体造型挺拔俊朗，线条流畅而不失节奏感。此瓶形由于其腹部空间开阔，既便于通景作画，也可运用开光手法布局，修长的颈部可堆塑各式双耳，亦可不加修饰，从而使这一瓶形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再加之自身造型隽美出众，因此自出现之时，即成定式，一直流行至嘉、道两朝，并衍生出多种相似造型。传世品显示，瓶两侧堆塑双耳多见螭龙、夔凤、蝠磬、寿桃等，但以柿蒂为耳的作品，在目前所见的藏品资料中从未见过相同例子。
瓶外壁主体纹饰作于腹部四面开光之中，开光为长方倭角形，凸起于瓶身之上，使画面更具立体感，但同时也对制胎和烧造温度的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这一方法也仅用于少量高档御窑瓷作之中。四面开光之中的正背两面分别以墨彩隶书书写乾隆皇帝两首御制诗，两侧开光中分别描绘诗中所赞咏的秋菊与冬梅，构图注重花朵之间的距离感与空间感，搭配清雅的设色与细腻清秀的笔风，给观者一种温和沉静而又不失富贵的美感。同时，此瓶采用青花粉彩技法，是乾隆朝十分少见的装饰手法，在工艺传承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梅菊俊逸，百花繁荣，雅致与华贵并进，此两件乾隆御瓷彰显出清代制瓷盛世的最高水平，见证了清宫御瓷千古不遇的辉煌成就。而今，缘分所至，这两件器物将亮相中国嘉德二十周年春拍盛会中，再次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