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我住在医院里，等待手术。
　　入院时被护士随机安排到一个四人间病房里，我的床位靠门。现在，假设我是1号床，从门口到阳台一字排过去，2号床在等手术，3号床刚做完手术，4号床和我同天入院，和我一样刚开始做各种入院检查。
　　住进去的第一晚，病房空调生生被调到了29度，我第二天起来看到温度显示才恍悟，我整晚翻来覆去热汗淋漓，并不是身体出了更大的问题。
　　我问病友们，为何开这么高温度。
　　“我妹陪护我，她怕冷。”3号床说。
　　哦。可是病房的主体住客，难道不是病人本人吗。
　　但我没多说什么。体恤他人是美德。
　　第二晚，麻烦制造者来自2号床。2号床傍晚排上了手术，晚上9点半被小推车推回病房，护士叮嘱家属说六小时内必须让她醒着，那家属就大大声地在夜半三更的病房里给他的老婆唱歌，翻来覆去地说着“我老婆真厉害！”“我老婆真棒！”一类车轱辘甜话。
　　我本来睡眠浅，易受打扰，邻床老公整夜大声疾呼，我被逼无奈试过了出于先见之明随身携带的海绵耳塞以及降噪耳机，都还是不能完全隔绝那源源不绝的声浪。可是，我又怎能去阻止一个爱妻心切的老公的努力呢？
　　但我的焦虑也不是没理由的。若是单纯影响睡眠也就罢了，偏巧当天护士告诉我，第二天凌晨要来给我做一系列检测，要求我务必整晚尽量平稳睡眠，9点钟后就不要活动，喝水上厕所都NoNoNo！
　　又偏巧我是焦虑体质的人，越重视，越紧张。焦虑感像一只热气球越胀越大，弥漫整间病房，把我抵到了墙角。我怕自己睡不着翻来覆去影响检测结果，继而影响医生对我手术情况的判断，越怕，越睡不着。
　　睡不着。跑出去找护士。你来我往了几个回合，护士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你一颗药。
　　我还真吃了。吃完药，我戴上耳塞和睡帽，渐渐有了睡意。2号床家属你就尽情地唱吧。
　　第二天起来，我开始思考“拿什么抵抗2号床家属”这一严肃命题。好吧，我现在已经用上了我的耳塞、耳机和睡帽，手中再也没有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了……脑力搜索了一下我带来住院的物品中还有什么宝藏，忽然心头一亮：原来我还没有弹尽粮绝。

　　我打开壁橱，取出我带来的几本书，比较了一下。最满意的是一本老牌文学期刊，因为字号大，而且这一期正好有我喜欢的作家须一瓜的新作《致新年快乐》。我靠到床头，用枕头垫着背，搭起搁板，把杂志放在搁板上，开看。
　　这部小说中，“新年快乐”是一家专做国外订单的外贸公司，主营圣诞新年礼品，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公司负责人和他手下的一群保安心怀警察梦，他们反扒、帮弱者抱打不平，做了很多热血好事，但他们做错的最大事情是冒充警察。最后一群人各自分散，公司负责人，也就是叙述者“我”的哥哥，下落不明。
　　哥哥失踪后，“我”和父亲的事业继续繁荣。但是……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是这样的：“我们财源滚滚，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突如其来的结束句，让病床上的我被狠击一掌，几欲落泪。
　　2号床家属还在大声唱歌。我眼角余光瞟见他——咦，你谁啊？
　　那一整天，我只要不做检查的时候，就看书。有时在病房里看，有时到楼下花园里去看。我甚至用一支随身携带的墨水笔，在花园里给紫薇花来了幅速写。
　　焦慮感慢慢减轻，晚上也不再需要吃助眠药，一直到几天后我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