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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寄予厚望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一片期待声中启幕,又在令市场略感意外中收尾。尽管文件中没有出现关注度甚高的“利率市场化”、“金融国资委”等字眼，但仔细揣摩会发现，这些中国金融改革下一步最难绕过的挑战，又都隐现于所公布的诸项措施之中。
一些专家认为，考虑到本次会议承上启下的背景，会议力图更具包容性，为未来决策预留足够空间，因而在“两端”着墨较多：一端是早已形成的共识及已在推进的工作，如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等；另一端则是提纲挈领的原则。
会议提出了“五项坚持”和“八大部署”，突出强调“金融要大力支持和服务于实体经济”；要“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金融改革仍是贯穿今后金融工作的主线。
金融回归本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第一次出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且对象直指“三农”和中小企业。
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认为，会议强化这一点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是重申金融的本质，“金融服务实体”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会议之后，一行三会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核心主题即刻做出反应。
在1月7日-8日的央行工作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虽然依旧将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放在首位，但特别提出要按照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调节好货币信贷供给，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同时在1月7日举行的银监会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指出，2012年国内银行业要前瞻预判风险，坚守风险底线，同时要改进金融服务，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确保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继续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
建行党委书记王洪章在会后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是建行服务实体经济的一大着力点，这不仅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建行自身战略转型的必然。
一位银行人士告诉记者，随着“金融脱媒”时代的到来，未来银行的贷款重点将从过去的大中型企业逐渐转向中小型、小微型企业。银行对大中型企业更多的是提供一揽子的、以投行业务为主的服务。所以，这不仅是建行，也是整个中国银行业战略转型所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目前小微企业的生存依然比较困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本刊记者说，“尽管高层各部门很重视，最近是增加了一点儿（贷款），但是假如一个人渴了多年，你现在给点儿水，如果后面接续不上，可能嗓子还是在冒烟。”
同时，“融资贵”问题也第一次见诸官方文件。人民银行温州分行曾经公布，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融资成本已经上升到24%，这个压力目前继续存在。
“要解决这一问题，势必要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市场竞争，这又需要监管机构打破部门利益。”张文魁告诉记者，中国传统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乔木（大企业）浇灌体系，但是现在的实体经济是灌木（中小企业）为主、灌乔混生的状态。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只能是一个口号。
到底如何破解“融资贵”，或许可从“五个坚持”中得到解答，其中之一的“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意指通过利率市场化来加以解决。
铺垫利率市场化
负利率的影响、民间高利贷泛滥，以及中小企业借款难等问题叠加，导致去年市场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呼声渐高，利率管制成为民间金融乱象的原因之一。连银行业自己也表示，高得“不好意思”说的利润中，绝大部分来自存贷利差。
分析16家上市银行2011年前三季度业绩，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净息差收入占总营收的比例近76%，股份制商业银行净息差收入占总营收比例则超过90%。
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在去年12月初的一个论坛上说，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亮丽，尤其像今年，整个企业的资金需求、经营压力很大，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事后有接近民生银行的人士表示，洪崎是想表达实体经济是银行的基础，一旦整体经济系统性地出现风险，银行想独善其身也是不可能的。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老话题，无论“十一五”规划还是“十二五”规划、甚至在第三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部署之中，都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的推出还是比较难的。”赵庆明告诉记者，有两个必要前提：一是存款保险制度，另一个是增加市场竞争。
与利率市场化配套的存款保险制度已列入“十二五”规划，本次金融工作会议虽未见明确提及，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这一政策出台隐含在“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表述背后，如果要推出利率市场化的话，那么就会有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这就涉及到保护百姓财产。
随后的央行工作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会进一步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该制度相当于设立一个存款保险机构，由各银行按存款比例缴纳保险，当银行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
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存款保险制度有望推出，且将来在中小银行先行试点。本刊记者从相关银行人士处知悉，目前银行还未收到相关政策文件。
赵庆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存款保险制度先在小型银行试行的方法似乎没有必要，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就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交存款保险的银行成本高，不交的就低，这将导致未来利率竞争的不公平。
作为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即“增加市场竞争”，在本次会议上亦被重点提及，也被视为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温家宝总理在“八大部署”中以超出以往诸多文件纲领的姿态明确提及：“推进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
重申防范风险
会议亦涉及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最近两年才提出来的“宏观审慎调控”概念被再次强化。中国政府网站援引总理温家宝的讲话说，艰难的国际形势使中国解决自身金融体系问题的需要更加紧迫。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有了战略性的上升。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是未来5至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必须长期把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未来经济工作的底线。
赵庆明认为，八大部署中，银行要“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体现出以巴塞尔协议III为主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逆周期监管政策。
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五个坚持还特别提出要“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既支持金融组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也同时要防止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和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
前述参会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的银行业正面临转型期，要通过金融创新去化解掉转型风险；同时通过监管随时密切关注潜在的风险：一方面需防范欧债危机产生的外部风险，另一方面也要防范地方融资平台、民间借贷、房地产等内部风险。
“市政债实际上已在试点，过去几个月已经发了4个地方债券，估计今年直接发债的地方政府会明显增多。”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告诉记者，今后几年这一机制将成为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主要途径。发债以后，其中一部分钱拿来为地方融资平台做再融资，可以清还原来欠银行的钱，这样就可以缓解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压力。
同时地方政府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也是解决方法之一。据马骏测算，地方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大约有3万亿元人民币，还持有非上市国有企业的资产差不多也是3万亿元，总计6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假设今后几年出售10%的话可以融资6000亿元的资金，可用解决融资平台的问题。
突破口待解
对新一轮改革成效，业内人士预期审慎。多数人士认为，会议确定了未来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但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细化。而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改革，也需要一个比较平稳的国际环境。
就目前而言，金融机构向民间资本开放将成为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从先行国家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必然是伴随着新的金融组织、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出现的过程。在中国，当然也是民间资本进入的过程。”鲁政委分析说。
赵庆明表示，全国工商联一再呼吁放开门槛，民间资本的热情也异常高涨。因为门槛高，例如小贷公司有指标限制，村镇银行必须以一家中型以上银行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使得民间资本缺乏主导权和话语权，索性放弃入股。
“目前的市场参与者已经达成一个供求同盟，需要鲶鱼激活市场，市场才能竞争起来，因此要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 赵庆明预测，后面会陆续出台一些更具体的措施。
对于外界一直关注的监管协调问题，即一行三会上层协调机制问题。上述参会人士告诉记者，作为此前的热议话题之一，对“金融国资委”的设想“因牵扯到各方部门利益的协调”尚未形成共识。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势必要考虑一行三会的统筹协调问题，不见得是金融国资委，但可以考虑成立一个金融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鲁政委说，欧洲的金融监管在金融危机后变成矩阵式，因为很难要求总管部门既懂银行又懂保险，下面可以是纵向的条线，上面却要交叉监管。前述银行人士也提到，银行业转型将是一个历时很长的过程，尤其是监管挑战。
另一个未解之题是有关外储投资改革。八大部署中原则性地提到，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没有提出未来在外储投资方面是否可能进行改革。
在此之前，监管部门对于外储管理问题争论较多，从两年前就开始讨论的中投公司注资问题，到是否该剥离旗下汇金公司在国有银行中的投资股权等问题，都有过争论。当下，外汇储备超3万亿元的规模，使其管理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会议对一些热点话题没有做明确提示也在意料之中。赵庆明认为，与前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相比，当下的中国金融改革已到了一个深水区，涉及的部门众多，不单纯是金融部门，还包括其他部委甚至地方政府等，而且涉及到利益和权力调整。
协调“一行三会”
文/陈道富
加强“一行三会”的协调性，对于金融业服务经济大局，防范自身系统性风险都至为关键，因而需根据所协调问题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
首先要加强“一行三会”的政策和信息协调。货币运行受多个因素影响，在金融结构及监管政策变动频繁时期，受到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央行的货币调控，需拥有必要的手段了解并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当前，央行的逆周期管理，与监管部门特别是银监会的宏观审慎管理，都需放在统一框架中统筹考虑。
去年我国通过央行的货币调控、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特定行业的风险管理，抑制了巨额存量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可能冲击。为此，央行采取了更加广泛的社会融资总量调控。2012年的货币调控更注重“定向支持”，如果缺乏监管、财政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工具，很容易演变为总量的宽松。因此，更需要加强央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央行在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投放历史上冻结的基础货币时，同样会受到存贷比等监管政策的影响，也需要统筹考虑才能达到政策的设计效果。
总之，货币和监管共同影响着现实货币的运行状态，两者既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更要统筹考虑。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央行与三个监管部门在政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调。可考虑由相对独立于“一行三会”的机构或委员会，执行宏观周期判断以及宏观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评估。
其次是从三个方面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随着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融合，各类金融控股公司不断涌现，以分业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有些捉襟见肘。为此，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制度协调：一是应尽快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法，建立必要的防火墙和适当的监管措施，避免政府提供的安全网被滥用，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和客户关系的被滥用和不公平竞争；二是建立对金融创新（包括产品、机构和市场）的协调机制，主要是各类资产管理的创新；三是建立危机处理预案，在日常工作层面，可设立一个办公室专门处理和监督跨部门的公文处理，应严格时限要求。
再是明确监管职能，推动债券市场的统一。债券市场的“多头管理、市场分割”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发展与效率，这是历史形成的。因此，债券市场的管理，不能仅仅从监管协调（涉及央行、证监会和发改委）层面来处理，而需明确监管职能，从推动市场统一角度来根本化解。可考虑在协调研究中国债券长期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将债券市场的管理职责统一归属于管理证券的中国证监会。
最后是推动以功能、事后为主的监管模式。监管不协调，除导致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还导致了一些不合理的部门保护，形成市场分割。这种监管不协调，更多地反映的是以机构、事前为主的监管模式存在的缺陷。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应由机构、事前监管转向功能、事后监管。但纯粹的功能性监管，又会导致多头领导，增加微观企业成本，并且可能出现政策冲突。为此，有必要在多个监管部门之间先有一个政策协调汇总机制，将功能性监管汇总、转换成对机构的管理后，再进行对口管理。
对于实际执行金融功能的“影子”机构，需要根据“功能重于形式”的原则，在有关监管部门备案。当这些机构的业务规模或市场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应强制将其转换为传统金融机构，接受正规的金融监管。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一些专家认为，考虑到本次会议承上启下的背景，会议力图更具包容性，为未来决策预留足够空间，因而在“两端”着墨较多：一端是早已形成的共识及已在推进的工作，如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等；另一端则是提纲挈领的原则。
会议提出了“五项坚持”和“八大部署”，突出强调“金融要大力支持和服务于实体经济”；要“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金融改革仍是贯穿今后金融工作的主线。
金融回归本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第一次出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且对象直指“三农”和中小企业。
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认为，会议强化这一点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是重申金融的本质，“金融服务实体”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会议之后，一行三会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核心主题即刻做出反应。
在1月7日-8日的央行工作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虽然依旧将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放在首位，但特别提出要按照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调节好货币信贷供给，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同时在1月7日举行的银监会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指出，2012年国内银行业要前瞻预判风险，坚守风险底线，同时要改进金融服务，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确保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继续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
建行党委书记王洪章在会后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是建行服务实体经济的一大着力点，这不仅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建行自身战略转型的必然。
一位银行人士告诉记者，随着“金融脱媒”时代的到来，未来银行的贷款重点将从过去的大中型企业逐渐转向中小型、小微型企业。银行对大中型企业更多的是提供一揽子的、以投行业务为主的服务。所以，这不仅是建行，也是整个中国银行业战略转型所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目前小微企业的生存依然比较困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本刊记者说，“尽管高层各部门很重视，最近是增加了一点儿（贷款），但是假如一个人渴了多年，你现在给点儿水，如果后面接续不上，可能嗓子还是在冒烟。”
同时，“融资贵”问题也第一次见诸官方文件。人民银行温州分行曾经公布，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融资成本已经上升到24%，这个压力目前继续存在。
“要解决这一问题，势必要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市场竞争，这又需要监管机构打破部门利益。”张文魁告诉记者，中国传统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乔木（大企业）浇灌体系，但是现在的实体经济是灌木（中小企业）为主、灌乔混生的状态。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只能是一个口号。
到底如何破解“融资贵”，或许可从“五个坚持”中得到解答，其中之一的“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意指通过利率市场化来加以解决。
铺垫利率市场化
负利率的影响、民间高利贷泛滥，以及中小企业借款难等问题叠加，导致去年市场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呼声渐高，利率管制成为民间金融乱象的原因之一。连银行业自己也表示，高得“不好意思”说的利润中，绝大部分来自存贷利差。
分析16家上市银行2011年前三季度业绩，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净息差收入占总营收的比例近76%，股份制商业银行净息差收入占总营收比例则超过90%。
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在去年12月初的一个论坛上说，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亮丽，尤其像今年，整个企业的资金需求、经营压力很大，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事后有接近民生银行的人士表示，洪崎是想表达实体经济是银行的基础，一旦整体经济系统性地出现风险，银行想独善其身也是不可能的。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老话题，无论“十一五”规划还是“十二五”规划、甚至在第三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部署之中，都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的推出还是比较难的。”赵庆明告诉记者，有两个必要前提：一是存款保险制度，另一个是增加市场竞争。
与利率市场化配套的存款保险制度已列入“十二五”规划，本次金融工作会议虽未见明确提及，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这一政策出台隐含在“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表述背后，如果要推出利率市场化的话，那么就会有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这就涉及到保护百姓财产。
随后的央行工作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会进一步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该制度相当于设立一个存款保险机构，由各银行按存款比例缴纳保险，当银行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
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存款保险制度有望推出，且将来在中小银行先行试点。本刊记者从相关银行人士处知悉，目前银行还未收到相关政策文件。
赵庆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存款保险制度先在小型银行试行的方法似乎没有必要，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就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交存款保险的银行成本高，不交的就低，这将导致未来利率竞争的不公平。
作为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即“增加市场竞争”，在本次会议上亦被重点提及，也被视为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温家宝总理在“八大部署”中以超出以往诸多文件纲领的姿态明确提及：“推进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
重申防范风险
会议亦涉及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最近两年才提出来的“宏观审慎调控”概念被再次强化。中国政府网站援引总理温家宝的讲话说，艰难的国际形势使中国解决自身金融体系问题的需要更加紧迫。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有了战略性的上升。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是未来5至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必须长期把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未来经济工作的底线。
赵庆明认为，八大部署中，银行要“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体现出以巴塞尔协议III为主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逆周期监管政策。
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五个坚持还特别提出要“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既支持金融组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也同时要防止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和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
前述参会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的银行业正面临转型期，要通过金融创新去化解掉转型风险；同时通过监管随时密切关注潜在的风险：一方面需防范欧债危机产生的外部风险，另一方面也要防范地方融资平台、民间借贷、房地产等内部风险。
“市政债实际上已在试点，过去几个月已经发了4个地方债券，估计今年直接发债的地方政府会明显增多。”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告诉记者，今后几年这一机制将成为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主要途径。发债以后，其中一部分钱拿来为地方融资平台做再融资，可以清还原来欠银行的钱，这样就可以缓解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压力。
同时地方政府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也是解决方法之一。据马骏测算，地方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大约有3万亿元人民币，还持有非上市国有企业的资产差不多也是3万亿元，总计6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假设今后几年出售10%的话可以融资6000亿元的资金，可用解决融资平台的问题。
突破口待解
对新一轮改革成效，业内人士预期审慎。多数人士认为，会议确定了未来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但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细化。而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改革，也需要一个比较平稳的国际环境。
就目前而言，金融机构向民间资本开放将成为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从先行国家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必然是伴随着新的金融组织、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出现的过程。在中国，当然也是民间资本进入的过程。”鲁政委分析说。
赵庆明表示，全国工商联一再呼吁放开门槛，民间资本的热情也异常高涨。因为门槛高，例如小贷公司有指标限制，村镇银行必须以一家中型以上银行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使得民间资本缺乏主导权和话语权，索性放弃入股。
“目前的市场参与者已经达成一个供求同盟，需要鲶鱼激活市场，市场才能竞争起来，因此要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 赵庆明预测，后面会陆续出台一些更具体的措施。
对于外界一直关注的监管协调问题，即一行三会上层协调机制问题。上述参会人士告诉记者，作为此前的热议话题之一，对“金融国资委”的设想“因牵扯到各方部门利益的协调”尚未形成共识。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势必要考虑一行三会的统筹协调问题，不见得是金融国资委，但可以考虑成立一个金融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鲁政委说，欧洲的金融监管在金融危机后变成矩阵式，因为很难要求总管部门既懂银行又懂保险，下面可以是纵向的条线，上面却要交叉监管。前述银行人士也提到，银行业转型将是一个历时很长的过程，尤其是监管挑战。
另一个未解之题是有关外储投资改革。八大部署中原则性地提到，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没有提出未来在外储投资方面是否可能进行改革。
在此之前，监管部门对于外储管理问题争论较多，从两年前就开始讨论的中投公司注资问题，到是否该剥离旗下汇金公司在国有银行中的投资股权等问题，都有过争论。当下，外汇储备超3万亿元的规模，使其管理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会议对一些热点话题没有做明确提示也在意料之中。赵庆明认为，与前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相比，当下的中国金融改革已到了一个深水区，涉及的部门众多，不单纯是金融部门，还包括其他部委甚至地方政府等，而且涉及到利益和权力调整。
协调“一行三会”
文/陈道富
加强“一行三会”的协调性，对于金融业服务经济大局，防范自身系统性风险都至为关键，因而需根据所协调问题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
首先要加强“一行三会”的政策和信息协调。货币运行受多个因素影响，在金融结构及监管政策变动频繁时期，受到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央行的货币调控，需拥有必要的手段了解并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当前，央行的逆周期管理，与监管部门特别是银监会的宏观审慎管理，都需放在统一框架中统筹考虑。
去年我国通过央行的货币调控、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特定行业的风险管理，抑制了巨额存量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可能冲击。为此，央行采取了更加广泛的社会融资总量调控。2012年的货币调控更注重“定向支持”，如果缺乏监管、财政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工具，很容易演变为总量的宽松。因此，更需要加强央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央行在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投放历史上冻结的基础货币时，同样会受到存贷比等监管政策的影响，也需要统筹考虑才能达到政策的设计效果。
总之，货币和监管共同影响着现实货币的运行状态，两者既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更要统筹考虑。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央行与三个监管部门在政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调。可考虑由相对独立于“一行三会”的机构或委员会，执行宏观周期判断以及宏观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评估。
其次是从三个方面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随着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融合，各类金融控股公司不断涌现，以分业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有些捉襟见肘。为此，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制度协调：一是应尽快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法，建立必要的防火墙和适当的监管措施，避免政府提供的安全网被滥用，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和客户关系的被滥用和不公平竞争；二是建立对金融创新（包括产品、机构和市场）的协调机制，主要是各类资产管理的创新；三是建立危机处理预案，在日常工作层面，可设立一个办公室专门处理和监督跨部门的公文处理，应严格时限要求。
再是明确监管职能，推动债券市场的统一。债券市场的“多头管理、市场分割”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发展与效率，这是历史形成的。因此，债券市场的管理，不能仅仅从监管协调（涉及央行、证监会和发改委）层面来处理，而需明确监管职能，从推动市场统一角度来根本化解。可考虑在协调研究中国债券长期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将债券市场的管理职责统一归属于管理证券的中国证监会。
最后是推动以功能、事后为主的监管模式。监管不协调，除导致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还导致了一些不合理的部门保护，形成市场分割。这种监管不协调，更多地反映的是以机构、事前为主的监管模式存在的缺陷。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应由机构、事前监管转向功能、事后监管。但纯粹的功能性监管，又会导致多头领导，增加微观企业成本，并且可能出现政策冲突。为此，有必要在多个监管部门之间先有一个政策协调汇总机制，将功能性监管汇总、转换成对机构的管理后，再进行对口管理。
对于实际执行金融功能的“影子”机构，需要根据“功能重于形式”的原则，在有关监管部门备案。当这些机构的业务规模或市场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应强制将其转换为传统金融机构，接受正规的金融监管。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