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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之后的广东,在思想解放与深化改革方面是否能“杀开一条血路”?
54岁的汪洋鬓发已斑。在中共高层官员中,他是很少的几位不染发者。
他强调执行力,有时甚至爆粗口。
他不时“微服私访”,搞得有些官员很不堪。
他也有宽容的一面:“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允许他讲错话。”
他不喜欢新闻单位对他逢事必报。他说,自己外出调研很平常,没有新闻性,新闻单位不要每次都报道;还说,一个出色的党委书记要为新闻舆论部门撑腰打气。
对外部世界,他保持了广东官员一以贯之的开放心态。他聘请洋专家把脉广东经济。他喜欢美国作家弗里德曼撰写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并邀请弗里德曼到广东做客,还把“广告”做到了《纽约时报》上。
农民送给他一个石头雕成的南瓜,他说这份礼很“重”。
金融危机,使广东成为重灾区。对此,他语出惊人,“政府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引发激烈争议。
在改革遭到质疑、遇到阻力的时候,他说,“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
2007年12月,汪洋主政广东,至今整两载。
“不争论,允许试”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月后,他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上任第一天,在与广东官员的见面大会上,汪洋说:“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两小时发言中,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称广东官员应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称“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这些表述,被舆论评价为明确回应了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大讨论。
这场始于2004年的争论,由“郎顾之争”即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参与的一场大讨论。
在2006年3月全国“两会”上,胡锦涛、温家宝相继作出表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在十七大上,胡锦涛说,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早在1991年,作为安徽铜陵市长的汪洋,即在《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后来,汪洋先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他的论调即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汪洋入粤之后,即发动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
2008年春节前夕,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网站给网民拜年,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欢迎网民对他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拍砖”。
《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奥一网立即推出民间议政栏目《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此后,该报选择其中富有建设性的10篇文章出版专刊,取名《岭南十拍》。
当天,汪洋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将《岭南十拍》的主题念了一遍,对报社的记者说,“你们拍得不错”。
同年1月到3月,《南方周末》连续发表关山、笑蜀、刘洪波撰写的有关思想解放的7篇评论,被称为“南周七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
这篇文章引起汪洋的注意,他在思想解放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上念了几段。
会上,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告诉汪洋,这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关飞近写的,“关山”是关飞近的笔名。
汪洋问:他在不在场?
林雄示意关飞近站起来。关飞近因为剃了光头,显得十分尴尬。
事后,关飞近告诉媒体朋友,汪洋肯定这篇文章,他有点意外,他还担心观点太解放了呢。
后来,关飞近随汪洋进京参加全国“两会”。整个春天,关飞近都忙着给报纸撰写专栏,参加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有人戏称他是“解放军”。
2008年初的一场雪灾,使广东这个流动人口大省遭到重创。很快,国际金融危机向广东这个世界工厂的大本营袭来。
在处理这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汪洋的处事风格发生微妙变化。
2008年11月,他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表示,坚持不争论,坚决试,多干少说或只干不说;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
一直和媒体走得很近的关飞近拒绝了《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他说,“前不久汪书记特别嘱咐他,在广东,要少说多做”。
“汪洋一定要挺住”
“改革开放30年,广东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这种惯性就是利用外资,通过“三来一补”搞起来的世界工厂,产业链低端,再加上广东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过高,使得广东看起来像个流大汗、挣小钱的超级打工仔。
丁力举例说,东莞一家工厂,一个旅行箱的成本9美元,出厂价仅为10美元。运到香港之后,以20美元一个卖给沃尔玛公司。沃尔玛在美国销售,40美元一个。
丁力描述了广东面对的问题:绝大多数工厂无自己的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市场渠道,企业老板只能赚到微利。当地农民出租土地、出租厂房,坐收渔利。地方政府求稳,只要工厂在这里,只要出口,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丁力对广东的判断,得到了汪洋的认同。
2007年12月底,在汪洋赴任广东的当月,由丁力撰写的6万字的《2007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的会议材料“之一”发放,而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的讲话,仅作为“之二”和“之三”。
对丁力提出的问题,汪洋提出的应对办法是“双转移”、“腾笼换鸟”,就是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力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把高端技术产业引入到珠江三角洲。
2008年3月底,在未通知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汪洋突访东莞。当天下午,他当着闻讯匆匆赶来的东莞镇以上全体官员的面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他的另一句话,日后被媒体广泛引用:“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在东莞结束考察时,他留下一句话:“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两个月后,2008年5月底,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工作会议召开,广东省决定在未来5年投入500亿人民币,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均GDP。
巨大压力之下,中共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提出要建立产业转移倒逼机制,使企业转移低端生产环节。
“有人形容这种做法是‘赶尽杀绝’。”丁力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双转移”在基层曾经遇到阻力。企业走了,集体分红怎么办?房子租给谁?
就在这时,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广东被置于暴风眼上,出现“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
2008年11月,汪洋到湛江调研。他说,现在广东经济遇到困难,让人有天塌了的感觉。有人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
他说,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汪洋的话引起了一些争论。200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的文章指出,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
汪洋也不乏支持者。“汪洋一定要挺住,双转移这一步要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政经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2009年7月被邀请到广东演讲,演讲中他对“双转移”政策表示赞赏:“某种意义上是金融危机帮了汪洋的忙,被动关掉许多企业,否则要主动关掉企业会更痛苦。”
“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汪洋的话更为直白。在郑永年呼吁“汪洋一定要挺住”半个月后,汪洋接受“世界媒体看广东”记者团采访,快言快语。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双转移”,正是广东经济结构调整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形势并不乐观。”丁力说,“现在笼子是腾空了,但同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丝雀还没引来,广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广东改革的最新动向”
2008年4月,湛江市下属的11个市、区、县的党委书记作述职报告。其报告先在新浪网发表,让网友“拍砖”,并把“拍砖”内容印成册子在会上散发,有些难听的话也没有回避。
在述职大会上,与会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人数众多的市党代表对各人述职打分,然后据此评出等级,一一公布。排在末位的官员,留给一定时间改进工作。全部会议过程都由湛江电视台直播。
这是湛江市根据汪洋的指示开展的“阳光行动”。参与这次活动的中央党校代表对这次公开述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创新。
2008年10月中旬,佛山市顺德区接到省委通知,汪洋要到顺德调研。顺德区委书记刘海按照惯例,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汇报。但省委却要求他准备1992年和1999年顺德两次体制改革的材料,汪洋要了解顺德历史上体制改革的试验结果。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省里的意图。”刘海事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汪洋考察之后,2009年8月,顺德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强区扩权。
在顺德推开的还有大部制改革,将41个党政机构减为16个。16个党政部门中,党委部门6个,政府部门10个。党委的5个工作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这些党的部门被赋予了新的职责。顺德朝着“小政府”和权力下放的改革方向跨了一步。
同一时间段,在汪洋直接部署下,东莞推行强镇扩权,东莞向下辖的镇放权,使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
2009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深圳重新启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后又悄无声息的“行政权三分”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改革,即“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随后,深圳准备探索取消区级政府的消息传出。
“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刚刚从中山大学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用大政府带动发展的行政体制,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了。
任剑涛认为,最近10年,有些地方由分权性改革走向集权性改革,这是丢失了改革的根本精神。“汪洋让东莞把权力下放给镇,让佛山把权力返回给区,目的就是要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基层政府以决策的活力。”
任剑涛注意到,汪洋还强调社会力量的动员。
2009年9月,在汪洋的促进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规定今后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一位了解内情的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关于政协规程的酝酿起草,汪洋曾给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当面交任务,明确提要求”。
海外媒体认为,广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全国尚属首次,反映出“内地改革的最新动向”。
“这是政协功能的回归,”任剑涛认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的政协功能有所退化和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政协改革“具有爆炸性”。
“十七大强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东省政府参事、原广东省政协常委王则楚对《财经国家周刊》说,“广州政协改革其实是贯彻十七大精神。”
“汪洋在广东的改革,表面上看是一片一片的,似乎不衔接,”任剑涛说,“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一定要以改革促进创新,以改革促进发展,但在不同的地方,要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方式,安排不同的重点。”
任剑涛在广东任教期间,多次被省委省政府邀请参加座谈会。
汪洋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乐于倾听,也善于倾听,并善于在不同的意见中作出取舍。”
在一次和汪洋面对面的交流中,任剑涛提出了“大胆建议”。汪洋当即表态:你们专家可以大胆设想,我是小心求证。
(新华社广东分社王攀对本文亦有贡献)
54岁的汪洋鬓发已斑。在中共高层官员中,他是很少的几位不染发者。
他强调执行力,有时甚至爆粗口。
他不时“微服私访”,搞得有些官员很不堪。
他也有宽容的一面:“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允许他讲错话。”
他不喜欢新闻单位对他逢事必报。他说,自己外出调研很平常,没有新闻性,新闻单位不要每次都报道;还说,一个出色的党委书记要为新闻舆论部门撑腰打气。
对外部世界,他保持了广东官员一以贯之的开放心态。他聘请洋专家把脉广东经济。他喜欢美国作家弗里德曼撰写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并邀请弗里德曼到广东做客,还把“广告”做到了《纽约时报》上。
农民送给他一个石头雕成的南瓜,他说这份礼很“重”。
金融危机,使广东成为重灾区。对此,他语出惊人,“政府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引发激烈争议。
在改革遭到质疑、遇到阻力的时候,他说,“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
2007年12月,汪洋主政广东,至今整两载。
“不争论,允许试”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月后,他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上任第一天,在与广东官员的见面大会上,汪洋说:“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两小时发言中,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称广东官员应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称“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这些表述,被舆论评价为明确回应了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大讨论。
这场始于2004年的争论,由“郎顾之争”即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参与的一场大讨论。
在2006年3月全国“两会”上,胡锦涛、温家宝相继作出表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在十七大上,胡锦涛说,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早在1991年,作为安徽铜陵市长的汪洋,即在《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后来,汪洋先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他的论调即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汪洋入粤之后,即发动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
2008年春节前夕,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网站给网民拜年,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欢迎网民对他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拍砖”。
《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奥一网立即推出民间议政栏目《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此后,该报选择其中富有建设性的10篇文章出版专刊,取名《岭南十拍》。
当天,汪洋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将《岭南十拍》的主题念了一遍,对报社的记者说,“你们拍得不错”。
同年1月到3月,《南方周末》连续发表关山、笑蜀、刘洪波撰写的有关思想解放的7篇评论,被称为“南周七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
这篇文章引起汪洋的注意,他在思想解放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上念了几段。
会上,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告诉汪洋,这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关飞近写的,“关山”是关飞近的笔名。
汪洋问:他在不在场?
林雄示意关飞近站起来。关飞近因为剃了光头,显得十分尴尬。
事后,关飞近告诉媒体朋友,汪洋肯定这篇文章,他有点意外,他还担心观点太解放了呢。
后来,关飞近随汪洋进京参加全国“两会”。整个春天,关飞近都忙着给报纸撰写专栏,参加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有人戏称他是“解放军”。
2008年初的一场雪灾,使广东这个流动人口大省遭到重创。很快,国际金融危机向广东这个世界工厂的大本营袭来。
在处理这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汪洋的处事风格发生微妙变化。
2008年11月,他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表示,坚持不争论,坚决试,多干少说或只干不说;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
一直和媒体走得很近的关飞近拒绝了《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他说,“前不久汪书记特别嘱咐他,在广东,要少说多做”。
“汪洋一定要挺住”
“改革开放30年,广东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这种惯性就是利用外资,通过“三来一补”搞起来的世界工厂,产业链低端,再加上广东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过高,使得广东看起来像个流大汗、挣小钱的超级打工仔。
丁力举例说,东莞一家工厂,一个旅行箱的成本9美元,出厂价仅为10美元。运到香港之后,以20美元一个卖给沃尔玛公司。沃尔玛在美国销售,40美元一个。
丁力描述了广东面对的问题:绝大多数工厂无自己的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市场渠道,企业老板只能赚到微利。当地农民出租土地、出租厂房,坐收渔利。地方政府求稳,只要工厂在这里,只要出口,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丁力对广东的判断,得到了汪洋的认同。
2007年12月底,在汪洋赴任广东的当月,由丁力撰写的6万字的《2007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的会议材料“之一”发放,而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的讲话,仅作为“之二”和“之三”。
对丁力提出的问题,汪洋提出的应对办法是“双转移”、“腾笼换鸟”,就是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力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把高端技术产业引入到珠江三角洲。
2008年3月底,在未通知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汪洋突访东莞。当天下午,他当着闻讯匆匆赶来的东莞镇以上全体官员的面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他的另一句话,日后被媒体广泛引用:“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在东莞结束考察时,他留下一句话:“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两个月后,2008年5月底,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工作会议召开,广东省决定在未来5年投入500亿人民币,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均GDP。
巨大压力之下,中共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提出要建立产业转移倒逼机制,使企业转移低端生产环节。
“有人形容这种做法是‘赶尽杀绝’。”丁力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双转移”在基层曾经遇到阻力。企业走了,集体分红怎么办?房子租给谁?
就在这时,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广东被置于暴风眼上,出现“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
2008年11月,汪洋到湛江调研。他说,现在广东经济遇到困难,让人有天塌了的感觉。有人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
他说,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汪洋的话引起了一些争论。200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的文章指出,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
汪洋也不乏支持者。“汪洋一定要挺住,双转移这一步要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政经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2009年7月被邀请到广东演讲,演讲中他对“双转移”政策表示赞赏:“某种意义上是金融危机帮了汪洋的忙,被动关掉许多企业,否则要主动关掉企业会更痛苦。”
“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汪洋的话更为直白。在郑永年呼吁“汪洋一定要挺住”半个月后,汪洋接受“世界媒体看广东”记者团采访,快言快语。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双转移”,正是广东经济结构调整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形势并不乐观。”丁力说,“现在笼子是腾空了,但同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丝雀还没引来,广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广东改革的最新动向”
2008年4月,湛江市下属的11个市、区、县的党委书记作述职报告。其报告先在新浪网发表,让网友“拍砖”,并把“拍砖”内容印成册子在会上散发,有些难听的话也没有回避。
在述职大会上,与会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人数众多的市党代表对各人述职打分,然后据此评出等级,一一公布。排在末位的官员,留给一定时间改进工作。全部会议过程都由湛江电视台直播。
这是湛江市根据汪洋的指示开展的“阳光行动”。参与这次活动的中央党校代表对这次公开述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创新。
2008年10月中旬,佛山市顺德区接到省委通知,汪洋要到顺德调研。顺德区委书记刘海按照惯例,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汇报。但省委却要求他准备1992年和1999年顺德两次体制改革的材料,汪洋要了解顺德历史上体制改革的试验结果。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省里的意图。”刘海事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汪洋考察之后,2009年8月,顺德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强区扩权。
在顺德推开的还有大部制改革,将41个党政机构减为16个。16个党政部门中,党委部门6个,政府部门10个。党委的5个工作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这些党的部门被赋予了新的职责。顺德朝着“小政府”和权力下放的改革方向跨了一步。
同一时间段,在汪洋直接部署下,东莞推行强镇扩权,东莞向下辖的镇放权,使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
2009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深圳重新启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后又悄无声息的“行政权三分”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改革,即“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随后,深圳准备探索取消区级政府的消息传出。
“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刚刚从中山大学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用大政府带动发展的行政体制,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了。
任剑涛认为,最近10年,有些地方由分权性改革走向集权性改革,这是丢失了改革的根本精神。“汪洋让东莞把权力下放给镇,让佛山把权力返回给区,目的就是要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基层政府以决策的活力。”
任剑涛注意到,汪洋还强调社会力量的动员。
2009年9月,在汪洋的促进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规定今后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一位了解内情的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关于政协规程的酝酿起草,汪洋曾给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当面交任务,明确提要求”。
海外媒体认为,广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全国尚属首次,反映出“内地改革的最新动向”。
“这是政协功能的回归,”任剑涛认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的政协功能有所退化和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政协改革“具有爆炸性”。
“十七大强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东省政府参事、原广东省政协常委王则楚对《财经国家周刊》说,“广州政协改革其实是贯彻十七大精神。”
“汪洋在广东的改革,表面上看是一片一片的,似乎不衔接,”任剑涛说,“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一定要以改革促进创新,以改革促进发展,但在不同的地方,要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方式,安排不同的重点。”
任剑涛在广东任教期间,多次被省委省政府邀请参加座谈会。
汪洋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乐于倾听,也善于倾听,并善于在不同的意见中作出取舍。”
在一次和汪洋面对面的交流中,任剑涛提出了“大胆建议”。汪洋当即表态:你们专家可以大胆设想,我是小心求证。
(新华社广东分社王攀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