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正在云南采访时，我一天就接到了家里的3个电话，主题是：赶紧回广西老家探望、慰问堂嫂。
　　早上，先是我母亲来电说，堂嫂病得很严重，全身浮肿，情况危急，让我赶紧回老家探望。说着，电话那头，母亲开始念叨起堂嫂的好，比如帮我们家种甘蔗、插秧、挑水等。似乎堂嫂的生命，即将结束。
　　中午，我哥也来电说，“堂嫂的情况很不好”，暗示我速回。
　　晚上，我姐又给我来电说，她和姐夫将连夜从南宁赶回看堂嫂，怕错过了，有遗憾。完了，她不忘补充一句：堂嫂对我们家不错，帮过很多忙。
　　堂嫂年纪不大，就50岁。当初，她从邻村嫁过来时，我还很小，印象中，她就是个忠厚、淳朴和安分的农民。
　　清楚记得，小时候，每到她家的黄皮树、梨樹结果的时候，我几乎整天都待在她家。然后，带着堂侄爬树摘果。每当此时，堂嫂总乐呵呵地搬来梯子，让我们千万小心，不要摔倒。有时，她还拿着竹竿帮我们拍下树上的果子。
　　我知道，我的到来，也受堂侄欢迎，因为平时他们在家，堂嫂是不允许他们擅自去摘果的—特别是尚未成熟的果子。
　　但我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常规，也给了孩子们撒欢的机会。我知道，这是堂嫂对我的包容。这也是堂嫂给予我童年最深，也最难忘的记忆。
　　堂嫂的包容，一直延续到我走出家门，到更远的地方上学、工作。
　　最近几年，春节回家串门、吃饭，每当我对外面的世界侃侃而谈时，堂嫂总静静地听。在她家吃饭，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因为她知道“城里人”吃过好多好东西，但玉米粥未必就有。所以每次去她家吃饭，她总给我备有热气腾腾的玉米粥。
　　坦白讲，得知她病重的消息，即便没有家人的再三叮嘱，我也会回去看看。当然，我也知道家人再三叮嘱的意思：对于亲戚或对你有恩的人，如果她病重、去世前，你都没有去探望她，你在村里、族里，将会被人看不起。为维系这种亲情关系，也为照顾我的面子，所以家人才轮番给我电话，希望我回去看看堂嫂。
　　这样，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我拎着几斤猪肉、水果，封上一个红包，来到了堂嫂的床前。探望她，和她聊聊天，问问病情。
　　堂嫂患的是肝癌晚期，已经时日不多。但我们都没有告诉她实情。
　　和她聊天时，我尽量用轻松甚至俏皮的话语，来化解沉重和不快的气氛。不过，我仍能感觉到：她已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不妙—因为如果情况不严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亲属，不可能在千里之外，突然赶回看望她。
　　堂哥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的话一贯很少。我和堂嫂聊天时，他就坐在床沿上，默默地给双腿已经浮肿的堂嫂，慢慢按摩，听我们说话。
　　聊了一会，气喘吁吁的堂嫂就已经很累了，我借故退出房间。就在这时，堂嫂娘家一些好多年没有联系过的人，也组团来登门探望。
　　堂哥后来告诉我，得知堂嫂病重后，这段时间，很多亲戚、朋友、邻居都来探望。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从外地打工赶回的。
　　农村条件不好，谁家有人得了大病，内外亲戚都会站出来，给予弱者力所能及的帮助。有困难互相帮助、出现意外尽量抱团支持，这也是农村社会的一种习俗和传统。
　　即便是没有亲戚关系的邻里，或关系比较疏远的亲戚，一旦得知对方生了稍重的病，也会很自觉地拎点猪肉或封一些钱过来慰问。
　　这是众亲友和邻里“知恩图报”的表现，也是表达彼此关系和情感的重要场域。
　　不过，当我听到堂哥说很多人陆续来探望堂嫂的消息后，我内心还是一阵阵的剧痛。当时，我就告诉堂哥：这么多人都来，堂嫂肯定也感觉到自己情况不妙了。
　　堂哥说，“她感受到了”，因为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堂嫂的情绪有时会很激动，突然就会对堂哥发很大的脾气，甚至摔饭碗。
　　我意识到这是“致命的慰问”，接踵而至的亲友探望团，实际上都在不断向堂嫂暗示—病很严重，时日不多了……但不知不觉中，我也参与了其中。
　　堂哥说，他也清楚这点，但没有办法，“总不能拒绝人家来探望，人家也是出于关心和好心才来”。
　　和堂嫂聊天时，我知道很多亲友都向堂嫂装出了（你生的是小病，没大碍）轻松样子。但我还发现，堂嫂也一直在装，装出很轻松的样子（我就是个小病，很快就好啦）。
　　不过，从堂嫂落寞的眼神里，我看到了绝望和挣扎。
　　离开老家后，我又不断听到堂嫂病情恶化的消息，那一天终究还是很快到来。那个忠厚、老实、安分和贫寒了一生的堂嫂，终成为我永恒的记忆。
　　在这段短暂却倍受煎熬的日子里，我总在谴责之中度过：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为什么不能让至亲的人，尽量平静地走完余下的时光？
　　我在想：当我和我们的亲属，风尘仆仆、远道而来、源源不断涌去探望堂嫂的时候，极有可能对她病情的恶化，起到坏作用。尽管我们是以“善和爱”的名义去探望她。
　　活着的人，通常在乎的是：如果我们不去探望她，我们或将会背负着被他人指责为“不仁不义”或“知恩不图报”的舆论压力。可对于无法直面危重病情的患者而言，这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暗示。或许，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爱，需要一颗真心，而不是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