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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预约见面的时候，郑小琼要求QQ上先谈，尽管我们已算熟人。“你知道，我见了面总说不出话。”
在我看来她是羞涩，但她自己常常说那是怯懦。以往，好几次，她已看到我向她走过去，但喊她一声，她还是会浑身猛然一震，似乎受了惊吓，然后双颊绯红。
除了文字，现实的世界对她而言似乎总是陌生的，尽管她早已读懂现实社会那一丝不挂的运行逻辑。
她身上照见的，是从质朴单纯的乡土环境到冰冷坚硬的工业社会的第一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典型形象。农民工，工业社会，都是一个集合名词，不过前者之于后者，就像血肉之躯面对尖利而冰冷的铁。
郑小琼太了解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了，铁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就像蒙面的剪径者手中乌黑的枪管，如果他们说要开火，就真的会开火，这种威胁是随时会兑现的。
2006年开始，被极度矮化的农民工权利意识，在她头脑里以一种显性的、思维化的形态重新萌发。她坚持着以一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式，钻进这个阶层身体中最痛的部位，去接触和感受，然后用诗歌加以定格。
当她尚未成名，一切表达都还不具有公共价值的时候，她就像手机游戏中那只“愤怒的小鸟”，在精神世界里，以个体之身与工业社会迎头对撞。诗歌，就是把她发射出去的那把彈弓。
一旦她的表述进入公共视线，社会就看到了一个撞得头破血流的农民工群体形象。剧烈的痛，断指、疾病、殴打、欠薪、死亡、无以为家，乡村和城市同时陌生，下一代继续循环……
与刚刚声名鹊起的余秀华不同，郑小琼的写作将群体之痛具象化，把“农民工”分解为一个个的“人”，有名有姓，有儿有女，都是父母生就，具备与衣食无忧者同理同构的痛觉神经。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喝口咖啡，吐一口烟，闭着眼睛说：“一个打工妹，懂得什么。”
3月中旬，郑小琼去奥地利作为期半个月的交流。出发前她坐在办公室，琢磨着怎么在诗集上签名，“雅正”、“存正”、“惠存”……英语该怎么写？正头痛间，诗人杨克走进来说，外国人，一个“TO”字代表了这所有意思。
郑小琼释然而笑，她将带着她那些充满了“铁的味道”的诗歌，飞赴诞生著名诗人里尔克（生于铁路职工家庭，擅长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国度。
世相如铁。作为诗人的郑小琼，最擅长运用“铁”这一精神原型。
2007年，她的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她开始为世人所知，“铁”带来的压抑与疼痛也开始弥漫。
2000年以前，郑小琼一直生活在四川南充的农村。农村社会里，铁可说是“一家之主”，切割、翻动、改变一切，铁是某种精神崇仰。然而，在与工业社会的相逢以及长时间的相处中，铁迅速变得渺小。
“我到了东莞就进了一家五金厂，此后长时间在五金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我很惊讶，以前也根本不敢想象，铁可以被随便切割、分叉、钻孔、卷边、打磨，根据需要，任意改变形状。”
铁在工业机器面前，如泥土般柔软，孤独而沉默，人呢？
五金厂里，铁的车刀飞速转动，郑小琼的手指不小心靠了上去，半个指甲盖脱落，飞出，血淋淋的指端剧痛，浸透全身。
去医院包扎时，郑小琼发现，断指以及丢失的指甲盖，太过普通。“珠江三角洲每年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
珠三角的外科医生们，有全国最好的断指接驳技术，因为有太多的实践经验。
在五金厂，郑小琼每个月都能看到流水线上的断指。对于工人而言，这是一种深切体验工业的强大的惯常方式。“他们像我控制的那台自动车床夹住的铁一样，被强大的外力切割、分块、打磨，一切都在无声中。”
东莞文学院副院长、作家柳冬妩，2003年在绣花厂工作，也曾被机器压扁手指，一根钢针同时穿透指头。“旁边的老师傅见得多了，很有经验，面无表情地使劲捏了我的手指一把，把它捏回圆柱形。”
在工业社会面前，与人体的脆弱共存的是权利的脆弱。
在第一次被查暂住证的时候，郑小琼还不知道暂住证是怎么回事。“多问了几句，就被拳打脚踢。”
柳冬妩1992年到达东莞，因为害怕被查暂住证，“像做贼一样找工作”。晚上，和十几名老乡一起睡在大朗蔡边村的同一间出租屋，治安员常常半夜踢门，他就用席子把自己卷起来，滚到墙角。“感觉自己就像是老鼠、蟑螂、臭虫。”
有一次被发现了，围起来打，打得鼻孔流血，还被戴上手铐，尖利的铁狼牙扯掉了他右手的一块皮肉。而这样的遭遇却还不算最坏，有工友逃跑时，被疑为小偷，抓住后在荔枝树上吊起来打，就像偷书的孔乙己。
打工诗人刘大程，当年与妻子同在东莞打工，也一直被暂住证折磨。“一般是在晚上或者凌晨，查证的人急雨般地敲门，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只穿一条内裤，整栋楼的人像鸭子一样被赶到一起，稍有反抗，就会挨打。”
2003年那次，刘大程的妻子已经买好次日的回乡车票，躲在出租屋里等待明天，却被查证者抓住，赶上了没有窗户的厢式货车，拉到治安队，罚款50元。“她见到我以后，一开口眼泪就出来了。”
柳冬妩、刘大程都是郑小琼的朋友，她有太多太多的农民工朋友具有雷同的遭际。凡此总总，都成为一种平常的经历，收纳在郑小琼的记忆和价值观里。铁，由此总是成为她文字里的主角，刻写着工人们无力、沉闷、死寂和容易被伤害的生命困局。
“我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一种铁的味道，它是尖锐的，坚硬的。”
“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清理快件，约稿，校稿，送稿，还有不定期跟供稿的朋友们坐下来聊聊天……”现在的郑小琼进入了一种波澜不惊的工作状态，日常中不再那么容易接近血淋淋的现实。而在她的工厂时代，血与泪才是常态。
一个打工妹，工伤，丢掉了3根手指。 她觉得自己应该为工厂着想，没有提出索赔，不找劳动局，不去法院起诉，她认为自己应该像一些舍小为大的社会榜样一般，顾全大局，过了几天，却被炒了鱿鱼，拖着行李哭泣着离开，在铁的门口，留给郑小琼一个心酸的背影。
多少工人，曾经这样哭泣，郑小琼只能在一旁看着。她怯懦，无力，但内心愤怒。正是这些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让她看到了身边封闭的工厂环境里极度扭曲的一面，她形容为“暗无天日”，人被与权利彻底剥离。
而没有权利，就不再是人。在车间里，郑小琼的编号是245，这成为她的代号，真实的名字被完全遗忘。车间里，每个人都一样，被以工号，或者“四川的钻孔妹”这种“籍贯 工种 性别”的格式命名，人们习以为常。
流水线上羞涩而沉默的郑小琼，却在暗暗使劲，让自己成为某种另类—她尽量记住工友们的真实姓名，并以此称呼他们。喊出口的时候，对方往往一阵愕然，反应过来后，脸上写满感动：“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郑小琼说，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他的尊严。
车间里，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天没亮就进去，天黑了才出来，人们看不到太阳的样子。严苛的管理下，郑小琼唯一的消遣就是读书，看杂志，为此她邂逅了诗歌。读着当时那些销量巨大的打工杂志上的诗歌，郑小琼觉得自己也能写。
她找到了一条宣泄压抑和愤怒的渠道。
流水线上，就像做地下工作一般，突然想到一句，她就在产品“合格证”上偷偷写下来，或者到洗手间，写下，藏好。被发现，被处罚。
诗歌成为她联结社会的唯一途径，她阅读、发表，与其他写诗的打工者书信往来，不断获得技艺上的长进。
技艺一直不是郑小琼最看重的方向，她着重于真实地记录，表述工人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一个阶层，在GDP狂躁下的痛苦呻吟。
她的方式是把被模糊成一团的群体苦难分解，具象化，写出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儿女有父母的劳动者的形象，从而让这种苦难不像以前那样，像面团一样出现，被揉捏成需要的形状，然后被轻易忽视。
2012年10月，已经成名的她受邀到美国多家大学与学生交流，朗诵自己的诗歌，怯懦的她第一次一个人远赴异国。她说，我去的目的很简单，美国人每天都在使用着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我去一趟，是想告诉他们这些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现实世界里，她无法抗争。她因被欠薪，曾经一个人去过劳动局。“去了之后，在门口站着，不敢进去，过一会就自己回来了。”
柳冬妩说，她是在精神世界里反抗，诗歌，就是她对现实的一种介入方式。
2002年，郑小琼已经在地方小报或打工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在“扬子鳄诗歌论坛”上，有些诗人不屑地说“一个打工妹懂什么”，柳冬妩与之打起了嘴仗，预言郑小琼“将进入文学史”。
如果说这一预言已经实现，那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一年，郑小琼的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此后她名声大噪，各路记者接踵而至。
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坚持“她懂什么”的观念。郑小琼并不争执，也不想表现得自己懂点什么。她说，好多评论的人都没有读过我的诗，比如他们以为我是凭借诗歌获得人民文学奖的，其实那是一篇散文。
获奖的时候，她的感言包括这一句：“我从没想过可以一手拿荣誉，一手拿面包。”
一开始写诗，只是为了表达。后来，则因为燃起了一点希望。那时工人们一个月辛苦下来只有五六百元，而她看到在工厂做内刊的人可以拿到一两千元的工资，她就梦想着可以去做内刊。
“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希望很重要。一个流水线工位，每天几万次地重复一个动作，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那种感觉你无法想象。如果心里没有希望，就会万念俱灰。”
2007年，东莞市作协给她提供了一个岗位，负责写材料，看上去这是郑小琼梦寐以求的工作。
出乎意料的是，她婉拒了这一好意。“因为，一方面那是个临时工岗位，待遇不高，另一方面，2006年我已经开始一个项目了，那时还没有完成，如果我离开工厂，可能就再也无法完成了。”
她所说的项目，就是深入接触、了解女工的生存状态，并把它记录下来。她的女工朋友们，被骗取肉体、反复人流、丧失生育能力、被抛弃、婚姻解体、被迫卖淫、被从道德上消灭、被动走上犯罪道路、被判刑，还有乞讨、老病交加、生存困境的代际传递、职业病致死……
她以交朋友或者观察者的角色，走进各行各业的女工的生活中去，深入了解那些任意一个都可以让人颤抖的个体悲剧。
“我有意识地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都会碰到抢劫的、卖淫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廢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在其中。”
有记者采访，她都会约在某个远离自己出租屋和工厂的公园里，她害怕自己的“名人”身份会让她失去农民工的信任。
2006年冬天，她辞去工作，跟着女工朋友去湖南、湖北，了解她们的生活背景;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她彻底失业，她又去了重庆、河南、江西。
终于，2012年12月，她出版了《女工记》。98首诗歌，98个对象，大部分真名实姓，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能让人怆然涕下。“事实上真正接触了解的对象数量还要翻倍，我只是选出了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部分。”
这个中专学历的女工，以一种严肃而深沉的社会学研究的态度，历时6年写出了这本书。“一个打工妹懂什么”的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2008年到2013年，郑小琼当了一届广东省人大代表。记者曾现场看见，2010年、2011年，她连续两年与同一名企业主代表就农民工境遇问题激烈争执，毫不示弱。
“一个从乡村进城的农民如何能够在城市扎根，一个底层农民如何能够转换身份，我找到一些成功的个体，却看到更多失败者。在少数成功个体与绝大多数的失败者之间，我心里充满愤怒与悲伤，有几次我跟人家争论态度强烈如同泼妇，哪怕这样，我仍然掩不住自己的内心。”
腼腆、羞涩的她会因为争执而“如同泼妇”，是因为她一直担心自己被作为农民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典型范例，从而让社会错误地研判了农民工的真实处境，以为他们的生活中满是希望。“在农民工中，我没有任何典型意义。”
进不去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构成了一些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绝望的因由，这种悲凉的绝望，郑小琼太了解了。她太清楚，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位置对于一个农民工是如何重要。“轰鸣的机器正在山寨着苹果、康师傅……我们在山寨着城市人。”
2015年3月11日，多年之后重逢郑小琼，她的身上已经多了一点城市味道。
刘海还是一字齐眉，但马尾辫已经变成披散两侧的长发;标志性的工人装已经脱去，变成了灰色的针织衫;洁白的丝巾打着一个最简单的活结。她的现实身份，已经从工人转换成了一本文学杂志的编辑。过几天她就要出差，只身去奥地利参加交流活动，这已经是一种城市人的生活了。
“我感觉我跟她们有了距离，我不自觉地把我跟她们划开……直到有一次，我在一个成功者的办公室见到其对待下属工友的态度，那种行为让我彻底愤怒了，正是这种愤怒，使我重新找回了自己，我为自己在内心与她们划开而感到耻辱。”
按照柳冬妩的说法，郑小琼不想，也注定无法摆脱她身上的农民工烙印。她的外形，她的表情，浓缩着农民工群体的遭际与苦难;她站在那里，就是一个中国农民工的典型形象。
而今天，劳方与资方的相对权利，正在潜移默化地转变，这让人担心，郑小琼的文字的社会意义将同步衰退。刘大程认为，第一、二代打工者的苦难经历和低微背影，逐渐成为历史。打工文学对于这一块的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如果再停留于当年的写法，就没多少意义了，至少，要写也得有新的创作手法。
2015年，在郑小琼成名8年之后，湖北荆门的农妇余秀华成为诗坛明星。这同样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她萎缩的身体和微弱的语言表达能力，正折射着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乡村萎缩和失语的境况。
从郑小琼到余秀华，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痛点游走？
在我看来她是羞涩，但她自己常常说那是怯懦。以往，好几次，她已看到我向她走过去，但喊她一声，她还是会浑身猛然一震，似乎受了惊吓，然后双颊绯红。
除了文字，现实的世界对她而言似乎总是陌生的，尽管她早已读懂现实社会那一丝不挂的运行逻辑。
她身上照见的，是从质朴单纯的乡土环境到冰冷坚硬的工业社会的第一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典型形象。农民工，工业社会，都是一个集合名词，不过前者之于后者，就像血肉之躯面对尖利而冰冷的铁。
郑小琼太了解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了，铁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就像蒙面的剪径者手中乌黑的枪管，如果他们说要开火，就真的会开火，这种威胁是随时会兑现的。
2006年开始，被极度矮化的农民工权利意识，在她头脑里以一种显性的、思维化的形态重新萌发。她坚持着以一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式，钻进这个阶层身体中最痛的部位，去接触和感受，然后用诗歌加以定格。
当她尚未成名，一切表达都还不具有公共价值的时候，她就像手机游戏中那只“愤怒的小鸟”，在精神世界里，以个体之身与工业社会迎头对撞。诗歌，就是把她发射出去的那把彈弓。
一旦她的表述进入公共视线，社会就看到了一个撞得头破血流的农民工群体形象。剧烈的痛，断指、疾病、殴打、欠薪、死亡、无以为家，乡村和城市同时陌生，下一代继续循环……
与刚刚声名鹊起的余秀华不同，郑小琼的写作将群体之痛具象化，把“农民工”分解为一个个的“人”，有名有姓，有儿有女，都是父母生就，具备与衣食无忧者同理同构的痛觉神经。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喝口咖啡，吐一口烟，闭着眼睛说：“一个打工妹，懂得什么。”
被铁包围
3月中旬，郑小琼去奥地利作为期半个月的交流。出发前她坐在办公室，琢磨着怎么在诗集上签名，“雅正”、“存正”、“惠存”……英语该怎么写？正头痛间，诗人杨克走进来说，外国人，一个“TO”字代表了这所有意思。
郑小琼释然而笑，她将带着她那些充满了“铁的味道”的诗歌，飞赴诞生著名诗人里尔克（生于铁路职工家庭，擅长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国度。
世相如铁。作为诗人的郑小琼，最擅长运用“铁”这一精神原型。
2007年，她的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她开始为世人所知，“铁”带来的压抑与疼痛也开始弥漫。
2000年以前，郑小琼一直生活在四川南充的农村。农村社会里，铁可说是“一家之主”，切割、翻动、改变一切，铁是某种精神崇仰。然而，在与工业社会的相逢以及长时间的相处中，铁迅速变得渺小。
“我到了东莞就进了一家五金厂，此后长时间在五金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我很惊讶，以前也根本不敢想象，铁可以被随便切割、分叉、钻孔、卷边、打磨，根据需要，任意改变形状。”
铁在工业机器面前，如泥土般柔软，孤独而沉默，人呢？
五金厂里，铁的车刀飞速转动，郑小琼的手指不小心靠了上去，半个指甲盖脱落，飞出，血淋淋的指端剧痛，浸透全身。
去医院包扎时，郑小琼发现，断指以及丢失的指甲盖，太过普通。“珠江三角洲每年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
珠三角的外科医生们，有全国最好的断指接驳技术，因为有太多的实践经验。
在五金厂，郑小琼每个月都能看到流水线上的断指。对于工人而言，这是一种深切体验工业的强大的惯常方式。“他们像我控制的那台自动车床夹住的铁一样，被强大的外力切割、分块、打磨，一切都在无声中。”
东莞文学院副院长、作家柳冬妩，2003年在绣花厂工作，也曾被机器压扁手指，一根钢针同时穿透指头。“旁边的老师傅见得多了，很有经验，面无表情地使劲捏了我的手指一把，把它捏回圆柱形。”
在工业社会面前，与人体的脆弱共存的是权利的脆弱。
在第一次被查暂住证的时候，郑小琼还不知道暂住证是怎么回事。“多问了几句，就被拳打脚踢。”
柳冬妩1992年到达东莞，因为害怕被查暂住证，“像做贼一样找工作”。晚上，和十几名老乡一起睡在大朗蔡边村的同一间出租屋，治安员常常半夜踢门，他就用席子把自己卷起来，滚到墙角。“感觉自己就像是老鼠、蟑螂、臭虫。”
有一次被发现了，围起来打，打得鼻孔流血，还被戴上手铐，尖利的铁狼牙扯掉了他右手的一块皮肉。而这样的遭遇却还不算最坏，有工友逃跑时，被疑为小偷，抓住后在荔枝树上吊起来打，就像偷书的孔乙己。
打工诗人刘大程，当年与妻子同在东莞打工，也一直被暂住证折磨。“一般是在晚上或者凌晨，查证的人急雨般地敲门，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只穿一条内裤，整栋楼的人像鸭子一样被赶到一起，稍有反抗，就会挨打。”
2003年那次，刘大程的妻子已经买好次日的回乡车票，躲在出租屋里等待明天，却被查证者抓住，赶上了没有窗户的厢式货车，拉到治安队，罚款50元。“她见到我以后，一开口眼泪就出来了。”
柳冬妩、刘大程都是郑小琼的朋友，她有太多太多的农民工朋友具有雷同的遭际。凡此总总，都成为一种平常的经历，收纳在郑小琼的记忆和价值观里。铁，由此总是成为她文字里的主角，刻写着工人们无力、沉闷、死寂和容易被伤害的生命困局。
“我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一种铁的味道，它是尖锐的，坚硬的。”
诗的反抗
“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清理快件，约稿，校稿，送稿，还有不定期跟供稿的朋友们坐下来聊聊天……”现在的郑小琼进入了一种波澜不惊的工作状态，日常中不再那么容易接近血淋淋的现实。而在她的工厂时代，血与泪才是常态。
一个打工妹，工伤，丢掉了3根手指。 她觉得自己应该为工厂着想，没有提出索赔，不找劳动局，不去法院起诉，她认为自己应该像一些舍小为大的社会榜样一般，顾全大局，过了几天，却被炒了鱿鱼，拖着行李哭泣着离开，在铁的门口，留给郑小琼一个心酸的背影。
多少工人，曾经这样哭泣，郑小琼只能在一旁看着。她怯懦，无力，但内心愤怒。正是这些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让她看到了身边封闭的工厂环境里极度扭曲的一面，她形容为“暗无天日”，人被与权利彻底剥离。
而没有权利，就不再是人。在车间里，郑小琼的编号是245，这成为她的代号，真实的名字被完全遗忘。车间里，每个人都一样，被以工号，或者“四川的钻孔妹”这种“籍贯 工种 性别”的格式命名，人们习以为常。
流水线上羞涩而沉默的郑小琼，却在暗暗使劲，让自己成为某种另类—她尽量记住工友们的真实姓名，并以此称呼他们。喊出口的时候，对方往往一阵愕然，反应过来后，脸上写满感动：“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郑小琼说，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他的尊严。
车间里，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天没亮就进去，天黑了才出来，人们看不到太阳的样子。严苛的管理下，郑小琼唯一的消遣就是读书，看杂志，为此她邂逅了诗歌。读着当时那些销量巨大的打工杂志上的诗歌，郑小琼觉得自己也能写。
她找到了一条宣泄压抑和愤怒的渠道。
流水线上，就像做地下工作一般，突然想到一句，她就在产品“合格证”上偷偷写下来，或者到洗手间，写下，藏好。被发现，被处罚。
诗歌成为她联结社会的唯一途径，她阅读、发表，与其他写诗的打工者书信往来，不断获得技艺上的长进。
技艺一直不是郑小琼最看重的方向，她着重于真实地记录，表述工人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一个阶层，在GDP狂躁下的痛苦呻吟。
她的方式是把被模糊成一团的群体苦难分解，具象化，写出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儿女有父母的劳动者的形象，从而让这种苦难不像以前那样，像面团一样出现，被揉捏成需要的形状，然后被轻易忽视。
2012年10月，已经成名的她受邀到美国多家大学与学生交流，朗诵自己的诗歌，怯懦的她第一次一个人远赴异国。她说，我去的目的很简单，美国人每天都在使用着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我去一趟，是想告诉他们这些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现实世界里，她无法抗争。她因被欠薪，曾经一个人去过劳动局。“去了之后，在门口站着，不敢进去，过一会就自己回来了。”
柳冬妩说，她是在精神世界里反抗，诗歌，就是她对现实的一种介入方式。
2002年，郑小琼已经在地方小报或打工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在“扬子鳄诗歌论坛”上，有些诗人不屑地说“一个打工妹懂什么”，柳冬妩与之打起了嘴仗，预言郑小琼“将进入文学史”。
如果说这一预言已经实现，那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一年，郑小琼的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此后她名声大噪，各路记者接踵而至。
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坚持“她懂什么”的观念。郑小琼并不争执，也不想表现得自己懂点什么。她说，好多评论的人都没有读过我的诗，比如他们以为我是凭借诗歌获得人民文学奖的，其实那是一篇散文。
获奖的时候，她的感言包括这一句：“我从没想过可以一手拿荣誉，一手拿面包。”
一开始写诗，只是为了表达。后来，则因为燃起了一点希望。那时工人们一个月辛苦下来只有五六百元，而她看到在工厂做内刊的人可以拿到一两千元的工资，她就梦想着可以去做内刊。
“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希望很重要。一个流水线工位，每天几万次地重复一个动作，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那种感觉你无法想象。如果心里没有希望，就会万念俱灰。”
铁的烙印
2007年，东莞市作协给她提供了一个岗位，负责写材料，看上去这是郑小琼梦寐以求的工作。
出乎意料的是，她婉拒了这一好意。“因为，一方面那是个临时工岗位，待遇不高，另一方面，2006年我已经开始一个项目了，那时还没有完成，如果我离开工厂，可能就再也无法完成了。”
她所说的项目，就是深入接触、了解女工的生存状态，并把它记录下来。她的女工朋友们，被骗取肉体、反复人流、丧失生育能力、被抛弃、婚姻解体、被迫卖淫、被从道德上消灭、被动走上犯罪道路、被判刑，还有乞讨、老病交加、生存困境的代际传递、职业病致死……
她以交朋友或者观察者的角色，走进各行各业的女工的生活中去，深入了解那些任意一个都可以让人颤抖的个体悲剧。
“我有意识地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都会碰到抢劫的、卖淫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廢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在其中。”
有记者采访，她都会约在某个远离自己出租屋和工厂的公园里，她害怕自己的“名人”身份会让她失去农民工的信任。
2006年冬天，她辞去工作，跟着女工朋友去湖南、湖北，了解她们的生活背景;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她彻底失业，她又去了重庆、河南、江西。
终于，2012年12月，她出版了《女工记》。98首诗歌，98个对象，大部分真名实姓，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能让人怆然涕下。“事实上真正接触了解的对象数量还要翻倍，我只是选出了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部分。”
这个中专学历的女工，以一种严肃而深沉的社会学研究的态度，历时6年写出了这本书。“一个打工妹懂什么”的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2008年到2013年，郑小琼当了一届广东省人大代表。记者曾现场看见，2010年、2011年，她连续两年与同一名企业主代表就农民工境遇问题激烈争执，毫不示弱。
“一个从乡村进城的农民如何能够在城市扎根，一个底层农民如何能够转换身份，我找到一些成功的个体，却看到更多失败者。在少数成功个体与绝大多数的失败者之间，我心里充满愤怒与悲伤，有几次我跟人家争论态度强烈如同泼妇，哪怕这样，我仍然掩不住自己的内心。”
腼腆、羞涩的她会因为争执而“如同泼妇”，是因为她一直担心自己被作为农民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典型范例，从而让社会错误地研判了农民工的真实处境，以为他们的生活中满是希望。“在农民工中，我没有任何典型意义。”
进不去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构成了一些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绝望的因由，这种悲凉的绝望，郑小琼太了解了。她太清楚，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位置对于一个农民工是如何重要。“轰鸣的机器正在山寨着苹果、康师傅……我们在山寨着城市人。”
2015年3月11日，多年之后重逢郑小琼，她的身上已经多了一点城市味道。
刘海还是一字齐眉，但马尾辫已经变成披散两侧的长发;标志性的工人装已经脱去，变成了灰色的针织衫;洁白的丝巾打着一个最简单的活结。她的现实身份，已经从工人转换成了一本文学杂志的编辑。过几天她就要出差，只身去奥地利参加交流活动，这已经是一种城市人的生活了。
“我感觉我跟她们有了距离，我不自觉地把我跟她们划开……直到有一次，我在一个成功者的办公室见到其对待下属工友的态度，那种行为让我彻底愤怒了，正是这种愤怒，使我重新找回了自己，我为自己在内心与她们划开而感到耻辱。”
按照柳冬妩的说法，郑小琼不想，也注定无法摆脱她身上的农民工烙印。她的外形，她的表情，浓缩着农民工群体的遭际与苦难;她站在那里，就是一个中国农民工的典型形象。
而今天，劳方与资方的相对权利，正在潜移默化地转变，这让人担心，郑小琼的文字的社会意义将同步衰退。刘大程认为，第一、二代打工者的苦难经历和低微背影，逐渐成为历史。打工文学对于这一块的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如果再停留于当年的写法，就没多少意义了，至少，要写也得有新的创作手法。
2015年，在郑小琼成名8年之后，湖北荆门的农妇余秀华成为诗坛明星。这同样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她萎缩的身体和微弱的语言表达能力，正折射着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乡村萎缩和失语的境况。
从郑小琼到余秀华，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痛点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