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明代青花孔雀花卉纹大盘，竟然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科雷尔博物馆;明明是《宝座上的圣母子》。穿的却是中国式的莲花图案长袍;四位武士有的拿着果品有的拿着剑，却是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胡人;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匹东汉宝马，额上竟然长着长角;一件北魏时期的玻璃杯，原产地竟然是东罗马帝国;广东新会的美人像却和金发碧眼的西方美女像是一家人……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上，举目皆是这样“身份”特殊的展品。
　　这些不同年份的艺术品，因何呈现出一种“混搭”的面目？

蜻蜓眼“变异”

　　“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这个展览名字颇有意思。丝绸之路是空间上的概念，文艺复兴则是时间上的节点。它们是如何奇妙对接起来的？
　　在笔者看来。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蕴藏的是一段漫长又丰富的中外文明沟通的历史。而文艺复兴也绝不单单是个时间概念，它显现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肇始，并且从此影响了整个欧洲和世界。
　　这个神奇的名字组合，其核心正在“交融”二字。
　　在长达6440公里的丝绸之路上，高山、大漠、戈壁、荒滩都无法阻挡旅人的脚步。商旅行人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穿梭不息，有形的货物和无形的文明一下子涌到这里，沿着这条路来来往往，由此形成了新的样貌。
　　在展览上，最古老的物件是一些绚丽斑斓的小玻璃珠，它展现了丝绸之路的一段“前世”。
　　这些玻璃珠之所以被称为“蜻蜓眼”。是因为珠身布满圆圈的纹样，像是蜻蜓巨大的复眼。
　　这是公元前7世纪的物品（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们的体量小到有点“不起眼”，但恰是中西交流最早的见证和最古老的遗存。
　　这种“蜻蜓眼”玻璃珠最早产自埃及。是埃及人用来抵御“恶灵”侵犯的护身符。这晶莹艳丽的小珠子确实招人喜爱，于是在欧洲到中亚一带的大陆上。遍布着它的粉丝。很快，东亚大陆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
　　它们先是在新疆一带出土，后来竟扩展到了楚地，著名的曾侯乙墓里就发现了这样的玻璃珠，而且蔚然成串，东西方审美在这小物件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同样喜爱它的中国人自己琢磨出了烧制方法。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同心圆的间隔里加上了小圆点或者小线段，这样的蜻蜓眼少了驱邪避凶的神秘感，却增加了活泼的装饰性。
　　毕竟历经了万水千山。原先驱邪逐魔的“神异”气息到了这里已渐渐稀薄了，东方人更看重的则是它的剔透和鲜艳。
　　从埃及向东，欧亚大陆上许多地方都发掘出土过这样的“蜻蜓眼”，它每到一地便多多少少会发生一点细微的变化。
　　文化的交融互通，被这小得不起眼的一点光彩，表现得如此新鲜生动。

西域乐手唐三彩

　　既然存在这样一条通道，人们交流的就不会仅仅只有这样的小物件。
　　不知你是否发现，秦始皇兵马俑这样高度写实的雕塑作品，在我们早期的历史当中是十分罕见的。它像是突然受到某种启示而横空出世，但在完成这一批旷世之作后，又突然消失。
　　有学者提出，兵马俑受到了域外的影响。高大的身形、独具表现力的神情乃至某些百戏俑写实的肌肉塑造，都和遥远的古希腊雕塑产生了某种隐秘的关联。
　　当然，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兵马俑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原创作品，它如此写实的技艺，其实正体现了居于西北边地的秦国在中西交流中的前站地位。
　　到了更为开放的唐朝，中国工匠更是广泛吸纳西方技艺，取其精华。
　　以唐三彩作品为例，有一件三彩的骆驼载乐俑，由骆驼、乐手、乐器三部分构成，这三种元素都不是出自中原，却被最地道的中国陶瓷制品囊括其中。
　　骆驼是西域一带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驼峰上坐着的乐手是西域胡人形象，他们高鼻深目、满脸络腮胡子、戴着高高的软帽子;乐手所执的乐器各不相同。有笛子、琵琶、阮、箜篌、胡琴等，它们来自胡地。
　　在唐代，这些胡人不但是乐伎，还有许多直接在朝廷担任命官。让大唐命运彻底改变的安禄山，便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
　　唐三彩中，还有那些神采飞扬的“三花马”“五花马”，它们的原型正是来自中亚大宛的良马。

油画里的青花瓷

　　文化艺术的影响并非只是自西向东，若想举例说明我们对世界的影响。一样东西就够了：瓷器。
　　中国瓷器出口很早。唐代的长沙窑就是出口贸易中的明星。到了元代。青花瓷问世，这种白底蓝花的瓷器便成为了中国瓷器最鲜明的代表，也引发了全世界的狂热追捧。如今，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里，還收藏着全世界最多的元青花瓷。
　　到了明代。中国的青花瓷在陆路和水路贸易上都是大宗商品，它们的身影也随之出现在了当时的西方油画中。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画家乔凡尼·贝里尼的《诸神之宴》是最早出现青花瓷元素的作品之一，画面中，诸神的宴会上那一抹天青幽蓝，夺人眼目。
　　对当时的欧洲家庭来说，拥有青花瓷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所以他们也很乐意让它出现在静物画里，以此显现生活的优裕和富足。于是，在17世纪荷兰擅长画室内静物的小画派笔下，总是会特意添上这样的白底蓝花。
　　不过，千万别以为那些画里都是中国的青花瓷。其实，当年来自中国的瓷器极为昂贵难得，于是欧洲也“山寨”成风。不过，因为缺少必须的岭土和烧造技术，他们“山寨”出的只是一种白地蓝花的釉陶，由于胎体不如真正的瓷器致密坚实、盈润光洁，显得比较粗疏，只好称之为“软瓷”。

　　展览上有一件17世纪的“美第奇软瓷罐”，便是当年仿烧的作品。
　　除了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都想窥破这“白色金子”的奥秘，由此也形成了许多著名的陶瓷烧造中心，但直到18世纪，他们才烧成了真正的瓷器。

“混搭”美人像

　　除了物质生活，在并不那么具体的精神世界里，中西的交流也同样热烈。
　　泉州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大量外来商人来此贸易、定居，这里因此成为了各种宗教的汇集地。基督教的十字架和佛教的莲花，甚至还有道教的太极。被古人充满想象力地组合在一起。它们留在石碑上、刻在柱石上，看起来竟然并不突兀。
　　据考证，历史上曾在这里传播并留下踪迹的宗教多达几十种，它们在此和平相处，相互渗透。
　　还有更叫人惊异的。
　　展览中有一幅唐寅款送子观音像。说是观音，她的装束、头后巨大的圆光其实更接近西方的圣母：她懷中的孩儿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分明就是西方圣母子像中婴儿耶稣常用的祝福姿势。
　　但也不能言之凿凿地断定这就是圣母，因为她细眉跣足、一身白衣，确实是我们中国观音的样子，她怀中的孩子也是如假包换的中国娃娃。
　　甚至还有人猜测，我们的送子观音形象，或许也不乏西方圣母的影子。关于送子观音的雏型。还有学者追溯至古印度的鬼子母。鬼子母开始以婴孩为食，后来受到释迦牟尼佛的点化。成为了孩子的保护神，一度是民间的“送子娘娘”。
　　中国观音、印度鬼子母、西方圣母，这三种宗教形象的起源之地，也恰好是丝路上三个重要的站点。
　　你看，只这一幅画，便足以道出中西交流和影响的持续性、复杂性和广泛性了。
　　除了严肃的宗教，还有活泼的时尚。在审美上。东西方竟然也有出人意料的借鉴，不得不佩服古人对于外来文明强烈的好奇心。
　　展览上有一件缺损极其严重的明代木板油画“新会美人”，不知何人所绘。也不知画中人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是两位皮肤白皙鼻粱高挺的西方美人，可行头却是我们的汉服高髻。
　　不止如此，在14世纪的西方宗教绘画中，他们的圣母和圣徒均眉目细长，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面目;修士的服装，胸口处有一大块方形绣片，和我们的补子又何其相似。
　　这样的细节，出人意料又令人莞尔，在历史的细枝末节里，文化的交流体现得这样鲜活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