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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在保护钓鱼台（大陆称钓鱼岛——本报注）主权上，真的是瞻前顾后、毫无作为吗？答案是否定的。
1989年，台湾渔船在钓鱼台附近海域作业，遭日本海上保安厅强力驱逐，引发第二波保钓运动，在守土有责的强烈认知下，台湾军方开始研拟各种因应方案，其中包括派遣精锐兵力，登上钓鱼台宣示主权之计划。
这项代号为“汉疆演习”的极机密任务，最后经联三作战次长常志华中将亲自规划，曾任陆军总司令、时任助次李建中将军也参与其中，敲定由驻扎在台湾桃园龙潭九龙村、当时驻地“中兴营区”、代号“武汉部队”的陆军独立62旅（现在的空特862群）步4营45连担任这项艰巨又特殊光荣的任务。
作战计划高度保密
担任陆总卫戍及战略预备队的62旅，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绕过了许多层级与单位，在高度保密的状况下，积极地准备保土护民的神圣任务。
多位曾参与汉疆演习的退役军官，由于不能留下只字词组，只能事后回忆，当年旅部将汉疆演习内容视为最高机密，因此45连弟兄在受命后，立即与其他部队隔离，严格限制对外通讯之余，还被要求随时全副武装，他们在训练期间同吃同穿，甚至洗澡上厕所都是同进退。
长官虽未具体言明任务目标何在，但在沙盘推演台上眼见当地模型，实际训练又都是以钓鱼台主岛与南小岛地形作模拟，再加上当年为渔民保钓的气氛炽烈，突击队弟兄大都心里有数，他们将去执行变量甚多的特殊危险任务。
祖籍广东、时任队长的连长关至德上尉及担任副队长的辅导长杨立中尉接受访谈表示，从任务“受命”开始，大伙生死见真章。
为了维持士气，在加强训练的过程中，年轻的连长与辅导长找来了《八百壮士》、《英烈千秋》等爱国影片，放给弟兄们看，辅导长杨立说：“我每看一次都会撇过头去，眼眶湿润，至今难以忘怀。”
依据作战规划，45连弟兄将分乘8架陆军UH-1H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低空越海抵达钓鱼台后，由连长关至德上尉率队空降登上钓鱼台主岛、辅导长杨立中尉率队登上南小岛，主要任务是在两岛上插上国旗及识别物，如有余裕则尽速清除岛上日方灯塔、碉堡及电台等设施后撤离。
基本想定与作战计划是，希望能在日本方面发现之前，就已达成任务返防，所以携带的弹药其实不多，每人大约只有一个“携行量”（大约120发）子弹和4枚手榴弹，另外4000发则由后续运补直升机空运补充。
由于陆军UH-1H直升机载重量有限，官兵所携带的通讯器材与爆材等装备都被要求尽量简化，甚至时常实施上飞机过磅，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最后甚至连74式机枪和其他重武器都要求精简，但携带了火箭筒以备火力支持。
关至德表示，为了执行这项任务，每位官兵都换发全新的两套军服，甚至换发全新涂满黄油的步枪，上面并无明显的国军财产标志，具领枪支及其他装备之后，突击队员实施大量“归零射击”与实弹战斗射击，务求“人器合一”。
官兵做好牺牲准备
尽管如此，因为涉及国与国主权争议，上级长官也要求参与演习的军士官兵拿掉身上的兵籍名牌、阶级领章或臂章以及伞徽等，避免节外生枝。
为完成渡海任务，突击队与陆航直升机实施组合训练，每位队员的共同记忆就是不断长程飞行，弟兄也领到新型的所谓救生枕（充气式救生衣）显示航程长时间要经过海上，自然也有迫降海上的风险。
为了达成任务，军方将日方可能的武力攻击，包括来自陆海空各方面的可能情况，都列入因应科目，但由于训练时，未必就能全盘掌握实际状况，45连弟兄还是做好“与岛共存亡”的心理准备，缴回了“军人补给证”，并签下遗书与切结书。这群弟兄每天都在繁忙紧张的演训过程中，逐渐将生命交付给东海之遥的领土钓鱼台。
辅导长杨立回忆，他当时为每位参与的弟兄预备可能牺牲之后的“遗照”，奉令让每个人在镜头前，大声报名拍摄5秒钟。也就是高喊“我是某某某”后再轮流换下一位，画面上清楚记载拍摄时间。然后他就将这卷影带与训练过程的实况影带交给上级。
对一群年轻的突击队员来说，他们只是一项任务计划的一小部分，甚难从他们的角度得窥完整全貌，但他们的视角还是也可观察当时整个计划的轮廓。
首先在武器装备方面，当年的国军空降特战部队是一支轻忽缥缈的轻装部队，擅长“快打快进”的战术，因此和其他特种部队一样，执行任务时以任务编成若干指挥、通讯、爆破、掩护等小组，而非班、排、连建制派遣。由于任务性质，若干根国旗与摧毁目标的炸药，反而变成重要的武器装备，而非特战步兵单位平常使用的各式轻重兵器，因此这次任务不论成败，其实都有它“强力保钓”的特定意涵。
起飞前夕计划生变
外间的一个版本，是汉疆突击队已经开始执行行动，经过长途飞行之后，因前总统李登辉知悉，并坚决反对执行任务而被召回，实际上与事实有所出入，其实当天出动的时候，在最后关头，现场指挥关至德连长并没搭上其中任何一架直升機，而是奉令留在旅部作战科与科长讨论状况处置。为何他没搭上直升机，还是一个谜。但就是说，在起飞前夕，计划已经生变。
机队返航之后，相关单位长官接获指示停止任务，有关人士齐聚机坪，部队奉命解缴武器弹药装备，填写保密切结等文件，弟兄被告诫严格保密，任务宣告中止。
关连长事后回忆，他经常以第一线指挥官的角色，向他的上级提出“意见具申”与请示处置意见，其中一项问题就是国军一旦登岛，后撤不及，遭日军围攻，而中国大陆出兵相救，该如何处置？当时的长官没有具体答复，“我想到今天的上级也不会有具体指示”，关至德没有答案，但他的长官们有答案吗？
事后大家忆及，所有突击队员都同意，这种宣示性的军事行动风险极高，折损率大，如果现在这个时代来执行，依然是冒险性极高的举动。但是如果实际上是要他们当高爆炸药里的“引信”，那就是有某种战略价值的行动，也许当年国军上级的意图，就是让这群英勇奉命的特种战士，把生命留在岛上，绽放出民族灿烂的花朵。
询及每位勇敢见证历史的汉疆突击队弟兄，问一个不近情理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今天上级还派你去，你会不会再去？”他们的答案让我既感动又感慨，他们说：“如果我是军人，我一定会去，但也要看三军最高统帅是否有决心要我们去！”
（摘自《亚洲周刊》2012.11.11）B③
1989年，台湾渔船在钓鱼台附近海域作业，遭日本海上保安厅强力驱逐，引发第二波保钓运动，在守土有责的强烈认知下，台湾军方开始研拟各种因应方案，其中包括派遣精锐兵力，登上钓鱼台宣示主权之计划。
这项代号为“汉疆演习”的极机密任务，最后经联三作战次长常志华中将亲自规划，曾任陆军总司令、时任助次李建中将军也参与其中，敲定由驻扎在台湾桃园龙潭九龙村、当时驻地“中兴营区”、代号“武汉部队”的陆军独立62旅（现在的空特862群）步4营45连担任这项艰巨又特殊光荣的任务。
作战计划高度保密
担任陆总卫戍及战略预备队的62旅，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绕过了许多层级与单位，在高度保密的状况下，积极地准备保土护民的神圣任务。
多位曾参与汉疆演习的退役军官，由于不能留下只字词组，只能事后回忆，当年旅部将汉疆演习内容视为最高机密，因此45连弟兄在受命后，立即与其他部队隔离，严格限制对外通讯之余，还被要求随时全副武装，他们在训练期间同吃同穿，甚至洗澡上厕所都是同进退。
长官虽未具体言明任务目标何在，但在沙盘推演台上眼见当地模型，实际训练又都是以钓鱼台主岛与南小岛地形作模拟，再加上当年为渔民保钓的气氛炽烈，突击队弟兄大都心里有数，他们将去执行变量甚多的特殊危险任务。
祖籍广东、时任队长的连长关至德上尉及担任副队长的辅导长杨立中尉接受访谈表示，从任务“受命”开始，大伙生死见真章。
为了维持士气，在加强训练的过程中，年轻的连长与辅导长找来了《八百壮士》、《英烈千秋》等爱国影片，放给弟兄们看，辅导长杨立说：“我每看一次都会撇过头去，眼眶湿润，至今难以忘怀。”
依据作战规划，45连弟兄将分乘8架陆军UH-1H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低空越海抵达钓鱼台后，由连长关至德上尉率队空降登上钓鱼台主岛、辅导长杨立中尉率队登上南小岛，主要任务是在两岛上插上国旗及识别物，如有余裕则尽速清除岛上日方灯塔、碉堡及电台等设施后撤离。
基本想定与作战计划是，希望能在日本方面发现之前，就已达成任务返防，所以携带的弹药其实不多，每人大约只有一个“携行量”（大约120发）子弹和4枚手榴弹，另外4000发则由后续运补直升机空运补充。
由于陆军UH-1H直升机载重量有限，官兵所携带的通讯器材与爆材等装备都被要求尽量简化，甚至时常实施上飞机过磅，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最后甚至连74式机枪和其他重武器都要求精简，但携带了火箭筒以备火力支持。
关至德表示，为了执行这项任务，每位官兵都换发全新的两套军服，甚至换发全新涂满黄油的步枪，上面并无明显的国军财产标志，具领枪支及其他装备之后，突击队员实施大量“归零射击”与实弹战斗射击，务求“人器合一”。
官兵做好牺牲准备
尽管如此，因为涉及国与国主权争议，上级长官也要求参与演习的军士官兵拿掉身上的兵籍名牌、阶级领章或臂章以及伞徽等，避免节外生枝。
为完成渡海任务，突击队与陆航直升机实施组合训练，每位队员的共同记忆就是不断长程飞行，弟兄也领到新型的所谓救生枕（充气式救生衣）显示航程长时间要经过海上，自然也有迫降海上的风险。
为了达成任务，军方将日方可能的武力攻击，包括来自陆海空各方面的可能情况，都列入因应科目，但由于训练时，未必就能全盘掌握实际状况，45连弟兄还是做好“与岛共存亡”的心理准备，缴回了“军人补给证”，并签下遗书与切结书。这群弟兄每天都在繁忙紧张的演训过程中，逐渐将生命交付给东海之遥的领土钓鱼台。
辅导长杨立回忆，他当时为每位参与的弟兄预备可能牺牲之后的“遗照”，奉令让每个人在镜头前，大声报名拍摄5秒钟。也就是高喊“我是某某某”后再轮流换下一位，画面上清楚记载拍摄时间。然后他就将这卷影带与训练过程的实况影带交给上级。
对一群年轻的突击队员来说，他们只是一项任务计划的一小部分，甚难从他们的角度得窥完整全貌，但他们的视角还是也可观察当时整个计划的轮廓。
首先在武器装备方面，当年的国军空降特战部队是一支轻忽缥缈的轻装部队，擅长“快打快进”的战术，因此和其他特种部队一样，执行任务时以任务编成若干指挥、通讯、爆破、掩护等小组，而非班、排、连建制派遣。由于任务性质，若干根国旗与摧毁目标的炸药，反而变成重要的武器装备，而非特战步兵单位平常使用的各式轻重兵器，因此这次任务不论成败，其实都有它“强力保钓”的特定意涵。
起飞前夕计划生变
外间的一个版本，是汉疆突击队已经开始执行行动，经过长途飞行之后，因前总统李登辉知悉，并坚决反对执行任务而被召回，实际上与事实有所出入，其实当天出动的时候，在最后关头，现场指挥关至德连长并没搭上其中任何一架直升機，而是奉令留在旅部作战科与科长讨论状况处置。为何他没搭上直升机，还是一个谜。但就是说，在起飞前夕，计划已经生变。
机队返航之后，相关单位长官接获指示停止任务，有关人士齐聚机坪，部队奉命解缴武器弹药装备，填写保密切结等文件，弟兄被告诫严格保密，任务宣告中止。
关连长事后回忆，他经常以第一线指挥官的角色，向他的上级提出“意见具申”与请示处置意见，其中一项问题就是国军一旦登岛，后撤不及，遭日军围攻，而中国大陆出兵相救，该如何处置？当时的长官没有具体答复，“我想到今天的上级也不会有具体指示”，关至德没有答案，但他的长官们有答案吗？
事后大家忆及，所有突击队员都同意，这种宣示性的军事行动风险极高，折损率大，如果现在这个时代来执行，依然是冒险性极高的举动。但是如果实际上是要他们当高爆炸药里的“引信”，那就是有某种战略价值的行动，也许当年国军上级的意图，就是让这群英勇奉命的特种战士，把生命留在岛上，绽放出民族灿烂的花朵。
询及每位勇敢见证历史的汉疆突击队弟兄，问一个不近情理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今天上级还派你去，你会不会再去？”他们的答案让我既感动又感慨，他们说：“如果我是军人，我一定会去，但也要看三军最高统帅是否有决心要我们去！”
（摘自《亚洲周刊》2012.11.11）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