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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莞市到厚街，仍有一段长长的路，倒两趟公交约需两个小时。每逢周末，90后女孩陈淑芳就会从学校门口搭车回到厚街新塘。公交车上，女孩好心提醒我：“千万注意好随身箱包。”
两个月前，东莞迅速成为全国最热门的城市。厚街，东莞的核心小镇，充斥着诸多机会，这里有外来加工业，有招商引资，有本地发迹的富豪传奇，有分流中心城市带来的机会，也有特殊行业的畸形壮大。
对于不同人，厚街的意味也不同。在艺术家眼中，厚街是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为农民勾勒梦想的一句台词——“她去南方打工了，厚街”；在商人的算盘上，厚街是“钱多人傻速来”的黄金地；在打工仔的逻辑里，厚街是励志与堕落的城邦。
媒体人周智琛说，没有在东莞生活过的人，不足以谈东莞；而把身体和精神都陷在这里的，也不可以说东莞。
这个富裕的小镇始终隐匿着最神秘的那一面，仿佛她的未来，谁都猜不到答案。
远去的莞草编织
每天起床后，王羽平踱步到茶楼，吃完早茶回到家，他就待在书房读书看报。82岁的王羽平是土生土长的厚街人，他的一生经历，大约是厚街最直观的成长日记。“厚街鳌台涌本来可以让那些运粤剧演员和道具的大船驶入，后来因水浸沉泥沙填平了。沙田农民跟我说，田地一年比一年高，因为浑水中含着泥沙，沉淀下来田就高了。”
这是王羽平体会的“沧海桑田”，在其作品《竹溪旧话》中，他写道：“从前只觉莺飞草长容易，现在觉得山川大地的变化也匆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变化更大，从前是渔樵耕读的村子，转瞬间，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了。”
在院中那棵三层楼高的龙眼树下的小桌上，王羽平摊开一张1999年的厚街地图，指着广深高速公路和107国道（今天的S256省道），说：“这两条路都是1983年以后才有的，五六十年前，厚街只有泥路，那时虎门到东莞一天只有四班车，没有汽油没有红绿灯，车是烧炭的，车后放一个装木炭的大铁桶，爬坡时，乘客还得下来推。”
厚街东侧是大迳山区，王羽平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迳农民就在自家田里挖土打砖，晒干后囤积到一两千块才够建房子，几乎要花一两年农闲时间。”大迳山区旁是人造的横岗水库，王羽平说：“大迳人一度挑着莞草走10多公里泥路出来卖，一九五几年横岗水库建成，就坐船卖莞草。有一次沉了一条船，淹死好几个妇女和老人，水库边才修了一条路。”
上了年纪的东莞老人大多知道，早年东莞有三件宝：咸榄、陈皮和莞草。据清代《东莞县志》记载，“其人捕鱼之外，日相采莞以为生。”东莞的莞草种植与编织曾流传千年，莞地亦因莞草而闻名。
昔日厚街，西部沿江村落普遍种植莞草。将莞草编织成草席售卖，是厚街早期的主要手工业。80多岁的老教师陈煜还记得，在他小时候，厚街新塘村的妇女都会编织草席。陈煜说，草席编织一般有以下工序：挑草、染水草、晾晒、行绠、晾晒、剪席、拍席、捅席。
1956年，26岁的陈煜当上了厚街的民办教师，他的妻子则进入新塘村的草织作坊上班。当时，厚街以自然村为单位，村村建有草织作坊，每间作坊置有十几套编织机，能吸纳几十名工人。农闲时，妇女们便进作坊编织草席。
在草织作坊工作，一个月能挣将近300个工分，相当于24元的工资，这在当时已属中等收入水平，强过种田。陈煜最后将自家的田地全部租给他人耕种，妻子成为了草织作坊的专职上班族。
在贫乏的年代，双份工作让厚街人有相对不错的收入。陈煜说，当年妇女们进厂工作的热情高涨，他的妻子每天晨起而出，晚上八九点才回家，连做饭都顾不上。以至于这个教书先生每天放学后还得下田割草，回家喂猪，折腾几个小时才能吃上晚饭。
1983年，东莞推行引淡驱咸，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东江沿岸及入海口兴修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海水难以涨入内陆水田，优质莞草赖以生存的土壤日渐消逝，种植面积急速缩小。到1998年，陈煜为了办村史展览馆，走遍厚街竟没能找到莞草，后来一直向南寻到临海的长安，才采回一些莞草，但其长势已大不如前。
私人开厂的黄金时代
可以说，厚街的第一桶金，是靠出让土地和出租厂房淘来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三来一补企业”进入厚街，农村土地转让和厂房出租的现象蔚然成风，一大批村民自然成为“收租经济”的利益群体，厚街就在此时迅速完成资本、人力的原始积累。
因著有《竹溪旧话》《人海观微》《红尘拾叶》等作品，又热衷于走访山水之地，王羽平被誉为“厚街徐霞客”。虽说文人惜羽，王羽平却是因为赌气当了厂长，挣了钱，买了地。谈起私人开厂，他说自己称得上厚街第一人。
1956年，王羽平时任虎门基宁小学校长，月工资50块5毛。数十年后，王羽平被调到厚街中心小学当语文辅导员，学校规定辅导员每月补贴10块钱，王羽平却迟迟没有拿到。一年后，学校才同意补上，但只从当下开始，理由是，“工资已经很高。”
“我很恼火，干脆不要补贴了。”王羽平愤然说：“这10块钱，我从哪里找不到？”为了争口气，王羽平果断买了两箱蜜蜂，在教学之余当起养蜂人。一年下来，他养蜂赚了100多元，养蜂事件让教师王羽平动了创业的念头。
1984年，王羽平果断办了一个厂，与一家香港制衣厂合作。当时，很多香港工厂陆续搬到厚街，因为路差，王羽平说：“香港司机开车装货跑不进来，都是泥路，开半天还不到。”
通常，港商拿来衣服样式和材料，王羽平招聘成熟工人进厂，按件计工资。“只招熟练工，要求工人自带缝纫机，那时月薪150块钱，大家就高兴地不得了。”在港商要求下，制衣厂开始实行流水线生产。“有人车衣领，有人车袖口，那时我们看着都觉得很新鲜，但的确比一个人做一整件衣服要更好更快。”
“那时要土地有土地，有机会有机会。同样的能力与机会放到今天，未必会成功；即便成功，财富积累的速度肯定没有那么快。”王羽平说：“那时，大家都用美元核算，100美元换800块钱人民币，每个厂有一万美元指标在香港购物，有人想买东西需要用我们的指标，一美元的指标可以换5块钱人民币。”开厂第一年，王羽平就挣了几万块钱。“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法规不完善，当时厚街有个说法，‘看到红灯拐弯走，看到绿灯赶快走’。” 因为发展机会多，厚街很多教师下海经商，无奈下，学校只能聘请外地教师。为了提高教师工资，学校办厂也成为新潮。1988年，王羽平帮竹溪中学办了皮包厂和纸箱厂。
良好的工作回报，很快吸引了各地人。“那时能寄100块钱回家，就是很了不起了。”王羽平记得，厂里有一个安徽籍员工回了一趟老家，干脆把一家子亲戚都带了过来。当时，厚街还出现一种类似人才中介的组织，“回老家带工人到厚街，引进一个工人收20块钱。”
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带动了厚街人的生活，有人出租房屋，开餐馆，还有人卖起了棉被。“多数人来时穿得很破旧，而香港来的衣服又好看又便宜，有人过年时还带棉被回老家。”由于人多，厚街的生活物资一度紧缺，尤其是蔬菜，即便从深圳运菜过来，因路况不好，进得较慢。王羽平说：“就算种青菜，至少需要20天到一个月，根本不够吃。”面对这种困境，厚街双岗一个姓林的人竟然靠种豆芽菜发了大财。王羽平解释说：“种豆芽菜只需要一周，而且价格便宜，洗菜时也很方便，工厂厨师都喜欢买豆芽菜。”
虽因经商发家，厚街商人更珍惜自己的文人身份，退休后，王羽平开始旅游、出书。类似追求的还有商人王敬恩。王敬恩出生于厚街镇珊美村，曾在厚街中心小学当过28年教师，他最喜欢被称为“儒商”。王敬恩目睹了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巨变，写了一首《沁园春·厚街风景》——厚街风景，嘉华璨丽，星店比邻。观竹溪省道，镇府龙蟠，广展举翼，万众腾欢。车水马龙，超市棋布，繁荣景象闹喧天。
低调的“万元户”
“不管一个人是多么貌不惊人，请不要小看，也许他转身开的坐驾就是宝马或者奔驰；不管一个人是多么邋遢低俗，请不要藐视，也许他提的手袋里就放着成捆的人民币；不管一个人是多么土里土气，请不要得罪，也许他就是你下一个BOSS。”在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开篇，湖北襄樊人韩宇以其在厚街数家企业摸爬滚打的经历，如此写道。这是一本写给东莞的书，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就是以厚街为原型地发生的。
很多人说，厚街的富豪也是隐形的。坊间盛传，厚街镇涌口村那恬静的海月公园才是厚街的真正财富核心。这里附近有个独门大院，曾经蕴藏着厚街乃至东莞的传奇——王金城家族。厚街王氏家族是出名的低调，据传家族成员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产业却涉及石材、化工、航运、码头、医院、家具、木材、酒店、娱乐、房地产等多个产业，一度被传为“东莞首富”。据厚街上了年纪的老人说，王家核心人物最初就是一个“卖鱼佬”。
在厚街，这样的低调，或许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从王羽平家走出没有几步路，一转弯可见到一幢带两个大门的楼房，王羽平打趣说：“一个留给男人，一个留给女人。”这豪宅的主人是王启彭，穿着西装、梳着大背头的王启彭，符合多数人对生意人的想象。上世纪80年代，厚街掀起建厂房高潮，建筑业随之发达，王启彭是厚街从建筑起家的典型人物。
王启彭生于1951年，幼时家中贫困。“以前，厚街到处都是泥地，几乎没有平房，大家都住草寮（草屋）。”16岁初中肄业后，王启彭随兄长王启明在厚街沙田一带承包零散工程。24岁那年，王启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当时农村人很喜欢泥水工、木工、鸡肉佬这几个行业，算是能挣到钱的。”
建筑业发展的确很快，1981年起，王启彭就开始独自承包工程。由于瞅准了中小学、幼儿园校舍的新建，及房地产开发这两个市场，加上懂技术、重信誉、善经营，王启彭的建筑施工队越来越红火。从他留存的一份1983年的《承建工程施工执照》看，当地居委会新建的一个290多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楼房，投资总额为3万元。
并非所有人都那么“幸运”，比如福建建筑商余宝林。或因团队以同乡人为主，管理欠善，1985年，余宝林在承接厚街肇彝中学时遭遇低谷。这一年年末，余宝林在学校教室过年，在黑板上沮丧地写了一句：“杯酒守岁，粤海坎坷，磨壮志。”年后，王羽平看到后回复说：“万炮迎春，闽天开阔，展鸿图。”
因为管理有方，王启彭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万元户”：1981年厚街大队将学圃公祠改建为幼儿园时，王启彭捐赠了一间教室及全部台椅；1982年，他自建的房屋已与厚街大队部的楼房等高。随后10年里，王启彭先后承建了厚街大队前进小学、厚街居委会工场、厚街区农械厂，及宝屯、三屯、陈屋、寮厦大队厂房等。
“万元户”身份也曾给王启彭带来困扰，1986年6月中旬，一连几天有公安人员在王启彭新居前查看，一时谣言四起，有人怀疑王启彭非法走私，一夜暴富。公安人员的查看，邻居的盲目打探，让王启彭一家老小惴惴不安。直到6月18日，全家人终于恍然——原来有领导要来了解东莞改革开放的情况。
挖到“第一桶金”后，王启彭转型办起了企业，自建厂房生产各种女鞋。几年后，待企业稳定，他转交给子女经营，专心玩起了收藏。2000年前后，因各地大规模进行城镇化建设，各地出土文物纷纷涌入东莞。“以前土藏的宝物，有人开始变卖，其中不乏清三代官窑精品，如粉彩、珐琅彩、墨彩、胭脂红等名贵器物。”
谈起收藏，王启彭说：“我人生的第一步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机遇，先行一步，赤膊上阵也敢闯。”如今，王启彭想得最多的，就是建一间像样的文化收藏馆，将收藏多年的历代器物分朝归类，传给下一代。
厚街追梦人
对于不同人，厚街意味着太多。有人形容说，文人眼中，厚街是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为农民勾勒梦想的一句台词——“她去南方打工了，厚街”；打工仔逻辑里，厚街是励志与堕落的城邦；商人算盘上，厚街是“钱多人傻速来”的黄金地。
1991年离开广东惠州郊区老家来到厚街时，范雪芳20岁。“我第一次到广州是1986年暑假期间，当时我姐姐在厚街工作，她是厚街第一批粮油个体户。”初到厚街，范雪芳看到很多姑娘穿衣服很时髦，“尤其是穿连衣裙时不穿丝袜，和我们惠州不一样。”带着这份好奇，她高中毕业后就来到厚街，进了一家企业当文员。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是300多元，范雪芳很满意，“当时一个老师的工资也就那样。” 上世纪90年代初，制造业在东莞蓬勃发展，工作半年后，范雪芳换了一家制衣厂，还是文员，编辑产品说明书、维修书等。“当时很多本地人都是坐办公室，工厂里都是外地人；姑娘们找对象都不要流水线的工人，就想找个办公室的。”
就在范雪芳来到厚街后不久，18岁的安徽姑娘庞锦霞也与同村姐妹来到厚街，进入一家制鞋厂打工。“我高中毕业后，就从安徽农村出来打工，一直在厚街。那时为了加班加点赶单，很少休息，工位旁边放着面包与水果，困了就洗把脸，饿了就吃点东西，接着干，一心想着多挣钱。上厕所都控制时间，不超过5分钟。”
如果不是一起工伤事故，范雪芳或许不会那么早离开工厂。那一年，范雪芳在一家纸箱厂上班，厂里有个18岁的姑娘负责给大伙儿做饭以及搞卫生。有一天中午，这个姑娘拿着抹布清洗车间，当时印制logo的机器一直在运转，她在清洁时不小心被机器卡断了手指。
“就因为厂区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事故后，范雪芳把受伤的女孩送到了医院，“我站在医院走廊门口时，特别难过，她才18岁，长得也还不错，如果有人能提前告诉她机器的危险性，她就不会被切去手指了，太可怕了。”
从开服装店到后来开茶馆，范雪芳最终选择了创业。事实上，比起管理漏洞难题，让范雪芳更难接受的是，办公室人员每次谈起厂区员工，都说“你看那些水路猪（厚街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称呼，意即人像猪一样被一车车运来）”。直到今天谈起，范雪芳依然难掩当年听闻这个称呼时的愤怒。
这个带有鄙视意味的称呼，其实很早就有了。二三十年前，王羽平在竹溪中学任教，因本土教师辞职经商，学校聘请了不少外地教师。没多久，学生起哄称呼外来教师为“水路猪”，王羽平专门开会批评学生说：“几百年前，姓王的人在厚街也是外来的，要这么说，你们都是老水路猪的子孙。”据王羽平补充，厚街人的始祖叫王泰。据载，北宋徽宗宣和中期，福建莆田王泰宦游至此定居，选址“军铺”（随军眷属圩场）后面，故名“后街”。后因民风淳厚，生活丰厚，得名“厚街”。
多年，这种矛盾正随着一拨拨人的成长而逐渐淡化。“数十年来，厚街人和本地人的关系，已经从看不起，到尊重，甚至到害怕。”王羽平说：“这种害怕，既是因为外来人员在厚街的崛起，也是因为如安徽帮、湖南帮等在厚街的商帮形成。1988年前后我代表学校聘请的那些教师，他们在厚街发展得很好，生了孩子，也买了房子和车子。”
第二故乡
这几日，26岁的小邓刚从厚街一家鞋厂辞职，找到新工作前，他每天骑着电瓶车在厚街的超市、宾馆前四处游窜，等待散客。东莞早已“禁摩”，但在出租车并不算多的厚街，这样的电瓶车仍然很有市场。
2007年，小邓离开湖南邵阳老家，跟老乡来到厚街。随后几年，他辗转于厚街各个工厂，“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挣2000块钱。”即便是最困难时，小邓都没有想过回老家，在这趟约定往返10块钱的路中，小邓解释说：“在厚街，我至少饿不死。”夜晚，从高楼天台俯瞰这座小镇，街市与楼房淹没于一片片灯光中，这或是对小邓口中“饿不死”三字的最佳诠释。
十年前，江西人蒋春茂大学毕业，第一次来到厚街。十年里，他在厚街工作、生活、成长；在这里谈女朋友、办婚宴、安家，还迎接了小生命。“可以说最美的青春是在厚街度过的，厚街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蒋春茂说：“特别是对生长于斯的小儿，厚街胜似故乡。”
今天，厚街1178万人口中，本地人只占20%，或许，这个比例仍在不断降低。从20岁到40岁，陕西礼泉人庞锋在厚街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私企老板。庞锋与范雪芳同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从事期刊编辑、记者、报纸评论员等职业。1995年，庞锋来到广东，隔年在一个地下工厂开办印刷企业。由于印刷企业属于特种行业，需要地方出版局出具经营执照，庞锋最初创业的日子并不容易；直到几年后拿到执照，他才开始了“不用遮掩”的创业生活。
最初，庞锋和一个江西朋友合作，后因价值观不同，分道扬镳。庞锋主要是接企业的产品说明书，谈起生意，他说：“当时厚街遍地都是机会，基本上做什么都可以，早一天到厚街，你就早一天成功。”从1997年到2002年前后，庞锋的印刷业务成倍增长，“几乎每个月都要用掉100多吨纸张”。2005年和2008年，庞锋在厚街买了两套房子。
在厚街，安徽姑娘庞锦霞磕磕碰碰，走出了另一条成功路。1999年，庞锦霞结束了6年打工生涯，开了一家餐馆。但这次创业并不成功，惨淡经营了几年，刚有起色，又遇上“非典”。无奈转让了餐馆，庞锦霞买了套住宅，结果装修出了问题。
就在庞锦霞支付了装修款后，装修队逃之夭夭了。思前想后，她干脆自己动手。“等我装修完以后，同一小区有人刚买了房，过来看了我的房子，误以为我是做装修的。我也想把之前损失的钱赚点回来，就接了装修的活。”
第一次承接装修工程，庞锦霞天天跑建材市场，完工时她一算，倒贴三千多。“尽管亏了钱，但我赚到了经验。”工程结束后，庞锦霞很快成立了装修公司，并逐步承揽各项装修工程……如今，庞锦霞在东莞的装修公司已拥有三个分公司。直到今天，她仍自称“乡下妹”。
在庞锋、庞锦霞的眼中，厚街一度是个包容的地方，“这种包容，体现在资金、政策、创业环境等诸多方面。”四年前，庞锋有个湖北朋友陈刚有意愿做一个项目，当地政府及时批复土地，并以最低利息准许其贷款800多万。
金融危机以后，庞锋的印刷厂并不好过，“也就接接老客户的单子，不如当年。”但庞锋从未想过离开厚街，离开东莞，他说：“2008年以后，东莞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但这是全国都有的经济颓势，如果回到老家，或许更不好过，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在厚街，当新莞人。”
重新突围
1992年，香港商人蔡锦荣第一次到厚街时，已32岁。蔡锦荣出生于藤艺之家，“从小被父亲用藤条打着长大”。蔡家藤厂有30多人，在香港属中等规模，但终究是个小作坊，若有大单，80%的业务量外包也是常见的事。 1992年，蔡锦荣听一个在东莞工作的朋友说起“厚街租金便宜，员工很好找”，便动身来到厚街。谈起两地人工差价，蔡锦荣说：“很夸张，1992年香港员工普遍月薪在8000港币（大约时值6400元人民币），内地只要400元就能找到员工，而那些没有经验的员工，如果提供食宿，月薪只要200元，还可以免费打工两个月。”
最初，蔡锦荣从香港带了几个熟练工，很快就招满了50人。寻找厂房时，蔡锦荣惊喜连连，“当时厚街有很多钢结构的铁皮屋，我运气不错，租了一个红砖实体墙的老厂，3000平方米，年租金15000元。它以前是台商的鞋厂，条件不错，不漏水。”蔡锦荣说：“在香港，这个价钱根本租不到这样的房子。”
蔡锦荣很喜欢当时的厚街，笑着说：“很农村啊，我们看着很新奇，厚街各地有猪、鸡、鸭，那会儿水泥路还不多，当地人很单纯、热情，特别欢迎香港人，还有免税三年的优惠政策。”最初，他不习惯厚街饮食，“厚街到处都是番薯糖水、花生粥、烧鸭、濑粉，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东西，我很想念香港的海鲜。”这个难题并未持续太久，当地朋友带着蔡锦荣兜兜转转穿过几个路口，来到一个香港人老饭开在厚街的餐饮店。蔡解释说：“其实1978年后就有港商来厚街了，我算是来得晚的。”
“厚街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人情味一年比一年淡，大家都在拼命赚钱。”蔡锦荣说：“慢慢地，什么人都来管，治安队也来拿钱，不给费用就很麻烦啊。”一开始，蔡锦荣难以接受这种“打扰”，说：“香港人不喜欢走小道，而且我老爸一直教育我要老老实实做人，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矮仔上楼梯，一步一步来’，提醒我做人做事不能太急。”
时间一长，蔡锦荣不得不“学习这边的文化”，因为只要他一折腾，就会有人吼“你回香港去”。蔡锦荣说：“我们既要学会怎么跟官员相处，也要学会怎么跟百姓相处，比如喝茶、封红包，学会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融入厚街生活。”
1992年开始，蔡锦荣看着厚街的高楼大厦迭起，日益繁华，“都搞不懂当地的经济到底翻了几番”。蔡锦荣的助手许胜林在一旁补充说：“2005年，我在厚街康乐南路住了两个月，对当地还比较熟，但去年年底再回到这里，我根本找不到在哪里了。”
1998年金融风暴袭来，蔡锦荣的事业没落，他决定结束生意，携妻儿移民加拿大。但他又不甘心，隔年，在朋友建议下，他辗转到北京、上海等地考察时，开始思考：退，那么或许舒服；不退，就得重新拼搏。正在他犹豫时，厚街朋友带他认识了当地王氏家族一员。
在三七开利益分成模式下，及摆脱贴牌、自创品牌的思路中，蔡锦荣选择与厚街王氏家族合作，再度创业。“以前我们说和外佬合作，是指和外省人合作，现在我们是和外国设计师合作，从海外引进技术与人才，大家一起进步。”经过两年多，蔡锦荣成功推出藤木结合家具，并打造了自己的家具品牌。
“每年我都会去澳门一趟，看看年收入多少，然后拿出一两个月收入去赌一赌。但不管输赢，我都会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坐在藤椅上，蔡锦荣淡定地说：“如果你有机会看看赌徒的反应，你会发现，所有人性的东西都将表露无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这几天，王羽平正琢磨完成一部20万字的《大浪淘沙》，“写写改革开放后，在厚街的各种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机会而呈现的人生百态。”王羽平说：“在厚街，每一个人遇到的机会都不相同，有人通过正当途径赚钱，老老实实发家；有人虽然通过不正当途径发家，但如今也致力于慈善事业；还有人，虽然也发达了，但最后失败了。”
在风靡一时的《打工女孩》一书中，张彤禾写下了这样的断语：这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没有记忆，没有过去，这里集中了中国最极端的一切，无情、冰冷、坚硬、压力巨大、杂乱无章，又充满了生机。如果你能受得了这里，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
当然，这并非东莞的根本。如今，南边的深港，繁华依旧；北面的广州，迅猛发展；那些被视为东莞追兵的省外兄弟城市像是夏天的新鲜叶菜疯狂地生长；西部大开发，中部在崛起，一座座城市上演连城诀，东莞，下来怎么办？有人说，“东莞的发展，最好是自然的，从此变得更自然了，这才是另一种充满敢性的发展。”
两个月前，东莞迅速成为全国最热门的城市。厚街，东莞的核心小镇，充斥着诸多机会，这里有外来加工业，有招商引资，有本地发迹的富豪传奇，有分流中心城市带来的机会，也有特殊行业的畸形壮大。
对于不同人，厚街的意味也不同。在艺术家眼中，厚街是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为农民勾勒梦想的一句台词——“她去南方打工了，厚街”；在商人的算盘上，厚街是“钱多人傻速来”的黄金地；在打工仔的逻辑里，厚街是励志与堕落的城邦。
媒体人周智琛说，没有在东莞生活过的人，不足以谈东莞；而把身体和精神都陷在这里的，也不可以说东莞。
这个富裕的小镇始终隐匿着最神秘的那一面，仿佛她的未来，谁都猜不到答案。
远去的莞草编织
每天起床后，王羽平踱步到茶楼，吃完早茶回到家，他就待在书房读书看报。82岁的王羽平是土生土长的厚街人，他的一生经历，大约是厚街最直观的成长日记。“厚街鳌台涌本来可以让那些运粤剧演员和道具的大船驶入，后来因水浸沉泥沙填平了。沙田农民跟我说，田地一年比一年高，因为浑水中含着泥沙，沉淀下来田就高了。”
这是王羽平体会的“沧海桑田”，在其作品《竹溪旧话》中，他写道：“从前只觉莺飞草长容易，现在觉得山川大地的变化也匆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变化更大，从前是渔樵耕读的村子，转瞬间，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了。”
在院中那棵三层楼高的龙眼树下的小桌上，王羽平摊开一张1999年的厚街地图，指着广深高速公路和107国道（今天的S256省道），说：“这两条路都是1983年以后才有的，五六十年前，厚街只有泥路，那时虎门到东莞一天只有四班车，没有汽油没有红绿灯，车是烧炭的，车后放一个装木炭的大铁桶，爬坡时，乘客还得下来推。”
厚街东侧是大迳山区，王羽平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迳农民就在自家田里挖土打砖，晒干后囤积到一两千块才够建房子，几乎要花一两年农闲时间。”大迳山区旁是人造的横岗水库，王羽平说：“大迳人一度挑着莞草走10多公里泥路出来卖，一九五几年横岗水库建成，就坐船卖莞草。有一次沉了一条船，淹死好几个妇女和老人，水库边才修了一条路。”
上了年纪的东莞老人大多知道，早年东莞有三件宝：咸榄、陈皮和莞草。据清代《东莞县志》记载，“其人捕鱼之外，日相采莞以为生。”东莞的莞草种植与编织曾流传千年，莞地亦因莞草而闻名。
昔日厚街，西部沿江村落普遍种植莞草。将莞草编织成草席售卖，是厚街早期的主要手工业。80多岁的老教师陈煜还记得，在他小时候，厚街新塘村的妇女都会编织草席。陈煜说，草席编织一般有以下工序：挑草、染水草、晾晒、行绠、晾晒、剪席、拍席、捅席。
1956年，26岁的陈煜当上了厚街的民办教师，他的妻子则进入新塘村的草织作坊上班。当时，厚街以自然村为单位，村村建有草织作坊，每间作坊置有十几套编织机，能吸纳几十名工人。农闲时，妇女们便进作坊编织草席。
在草织作坊工作，一个月能挣将近300个工分，相当于24元的工资，这在当时已属中等收入水平，强过种田。陈煜最后将自家的田地全部租给他人耕种，妻子成为了草织作坊的专职上班族。
在贫乏的年代，双份工作让厚街人有相对不错的收入。陈煜说，当年妇女们进厂工作的热情高涨，他的妻子每天晨起而出，晚上八九点才回家，连做饭都顾不上。以至于这个教书先生每天放学后还得下田割草，回家喂猪，折腾几个小时才能吃上晚饭。
1983年，东莞推行引淡驱咸，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东江沿岸及入海口兴修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海水难以涨入内陆水田，优质莞草赖以生存的土壤日渐消逝，种植面积急速缩小。到1998年，陈煜为了办村史展览馆，走遍厚街竟没能找到莞草，后来一直向南寻到临海的长安，才采回一些莞草，但其长势已大不如前。
私人开厂的黄金时代
可以说，厚街的第一桶金，是靠出让土地和出租厂房淘来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三来一补企业”进入厚街，农村土地转让和厂房出租的现象蔚然成风，一大批村民自然成为“收租经济”的利益群体，厚街就在此时迅速完成资本、人力的原始积累。
因著有《竹溪旧话》《人海观微》《红尘拾叶》等作品，又热衷于走访山水之地，王羽平被誉为“厚街徐霞客”。虽说文人惜羽，王羽平却是因为赌气当了厂长，挣了钱，买了地。谈起私人开厂，他说自己称得上厚街第一人。
1956年，王羽平时任虎门基宁小学校长，月工资50块5毛。数十年后，王羽平被调到厚街中心小学当语文辅导员，学校规定辅导员每月补贴10块钱，王羽平却迟迟没有拿到。一年后，学校才同意补上，但只从当下开始，理由是，“工资已经很高。”
“我很恼火，干脆不要补贴了。”王羽平愤然说：“这10块钱，我从哪里找不到？”为了争口气，王羽平果断买了两箱蜜蜂，在教学之余当起养蜂人。一年下来，他养蜂赚了100多元，养蜂事件让教师王羽平动了创业的念头。
1984年，王羽平果断办了一个厂，与一家香港制衣厂合作。当时，很多香港工厂陆续搬到厚街，因为路差，王羽平说：“香港司机开车装货跑不进来，都是泥路，开半天还不到。”
通常，港商拿来衣服样式和材料，王羽平招聘成熟工人进厂，按件计工资。“只招熟练工，要求工人自带缝纫机，那时月薪150块钱，大家就高兴地不得了。”在港商要求下，制衣厂开始实行流水线生产。“有人车衣领，有人车袖口，那时我们看着都觉得很新鲜，但的确比一个人做一整件衣服要更好更快。”
“那时要土地有土地，有机会有机会。同样的能力与机会放到今天，未必会成功；即便成功，财富积累的速度肯定没有那么快。”王羽平说：“那时，大家都用美元核算，100美元换800块钱人民币，每个厂有一万美元指标在香港购物，有人想买东西需要用我们的指标，一美元的指标可以换5块钱人民币。”开厂第一年，王羽平就挣了几万块钱。“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法规不完善，当时厚街有个说法，‘看到红灯拐弯走，看到绿灯赶快走’。” 因为发展机会多，厚街很多教师下海经商，无奈下，学校只能聘请外地教师。为了提高教师工资，学校办厂也成为新潮。1988年，王羽平帮竹溪中学办了皮包厂和纸箱厂。
良好的工作回报，很快吸引了各地人。“那时能寄100块钱回家，就是很了不起了。”王羽平记得，厂里有一个安徽籍员工回了一趟老家，干脆把一家子亲戚都带了过来。当时，厚街还出现一种类似人才中介的组织，“回老家带工人到厚街，引进一个工人收20块钱。”
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带动了厚街人的生活，有人出租房屋，开餐馆，还有人卖起了棉被。“多数人来时穿得很破旧，而香港来的衣服又好看又便宜，有人过年时还带棉被回老家。”由于人多，厚街的生活物资一度紧缺，尤其是蔬菜，即便从深圳运菜过来，因路况不好，进得较慢。王羽平说：“就算种青菜，至少需要20天到一个月，根本不够吃。”面对这种困境，厚街双岗一个姓林的人竟然靠种豆芽菜发了大财。王羽平解释说：“种豆芽菜只需要一周，而且价格便宜，洗菜时也很方便，工厂厨师都喜欢买豆芽菜。”
虽因经商发家，厚街商人更珍惜自己的文人身份，退休后，王羽平开始旅游、出书。类似追求的还有商人王敬恩。王敬恩出生于厚街镇珊美村，曾在厚街中心小学当过28年教师，他最喜欢被称为“儒商”。王敬恩目睹了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巨变，写了一首《沁园春·厚街风景》——厚街风景，嘉华璨丽，星店比邻。观竹溪省道，镇府龙蟠，广展举翼，万众腾欢。车水马龙，超市棋布，繁荣景象闹喧天。
低调的“万元户”
“不管一个人是多么貌不惊人，请不要小看，也许他转身开的坐驾就是宝马或者奔驰；不管一个人是多么邋遢低俗，请不要藐视，也许他提的手袋里就放着成捆的人民币；不管一个人是多么土里土气，请不要得罪，也许他就是你下一个BOSS。”在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开篇，湖北襄樊人韩宇以其在厚街数家企业摸爬滚打的经历，如此写道。这是一本写给东莞的书，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就是以厚街为原型地发生的。
很多人说，厚街的富豪也是隐形的。坊间盛传，厚街镇涌口村那恬静的海月公园才是厚街的真正财富核心。这里附近有个独门大院，曾经蕴藏着厚街乃至东莞的传奇——王金城家族。厚街王氏家族是出名的低调，据传家族成员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产业却涉及石材、化工、航运、码头、医院、家具、木材、酒店、娱乐、房地产等多个产业，一度被传为“东莞首富”。据厚街上了年纪的老人说，王家核心人物最初就是一个“卖鱼佬”。
在厚街，这样的低调，或许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从王羽平家走出没有几步路，一转弯可见到一幢带两个大门的楼房，王羽平打趣说：“一个留给男人，一个留给女人。”这豪宅的主人是王启彭，穿着西装、梳着大背头的王启彭，符合多数人对生意人的想象。上世纪80年代，厚街掀起建厂房高潮，建筑业随之发达，王启彭是厚街从建筑起家的典型人物。
王启彭生于1951年，幼时家中贫困。“以前，厚街到处都是泥地，几乎没有平房，大家都住草寮（草屋）。”16岁初中肄业后，王启彭随兄长王启明在厚街沙田一带承包零散工程。24岁那年，王启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当时农村人很喜欢泥水工、木工、鸡肉佬这几个行业，算是能挣到钱的。”
建筑业发展的确很快，1981年起，王启彭就开始独自承包工程。由于瞅准了中小学、幼儿园校舍的新建，及房地产开发这两个市场，加上懂技术、重信誉、善经营，王启彭的建筑施工队越来越红火。从他留存的一份1983年的《承建工程施工执照》看，当地居委会新建的一个290多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楼房，投资总额为3万元。
并非所有人都那么“幸运”，比如福建建筑商余宝林。或因团队以同乡人为主，管理欠善，1985年，余宝林在承接厚街肇彝中学时遭遇低谷。这一年年末，余宝林在学校教室过年，在黑板上沮丧地写了一句：“杯酒守岁，粤海坎坷，磨壮志。”年后，王羽平看到后回复说：“万炮迎春，闽天开阔，展鸿图。”
因为管理有方，王启彭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万元户”：1981年厚街大队将学圃公祠改建为幼儿园时，王启彭捐赠了一间教室及全部台椅；1982年，他自建的房屋已与厚街大队部的楼房等高。随后10年里，王启彭先后承建了厚街大队前进小学、厚街居委会工场、厚街区农械厂，及宝屯、三屯、陈屋、寮厦大队厂房等。
“万元户”身份也曾给王启彭带来困扰，1986年6月中旬，一连几天有公安人员在王启彭新居前查看，一时谣言四起，有人怀疑王启彭非法走私，一夜暴富。公安人员的查看，邻居的盲目打探，让王启彭一家老小惴惴不安。直到6月18日，全家人终于恍然——原来有领导要来了解东莞改革开放的情况。
挖到“第一桶金”后，王启彭转型办起了企业，自建厂房生产各种女鞋。几年后，待企业稳定，他转交给子女经营，专心玩起了收藏。2000年前后，因各地大规模进行城镇化建设，各地出土文物纷纷涌入东莞。“以前土藏的宝物，有人开始变卖，其中不乏清三代官窑精品，如粉彩、珐琅彩、墨彩、胭脂红等名贵器物。”
谈起收藏，王启彭说：“我人生的第一步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机遇，先行一步，赤膊上阵也敢闯。”如今，王启彭想得最多的，就是建一间像样的文化收藏馆，将收藏多年的历代器物分朝归类，传给下一代。
厚街追梦人
对于不同人，厚街意味着太多。有人形容说，文人眼中，厚街是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为农民勾勒梦想的一句台词——“她去南方打工了，厚街”；打工仔逻辑里，厚街是励志与堕落的城邦；商人算盘上，厚街是“钱多人傻速来”的黄金地。
1991年离开广东惠州郊区老家来到厚街时，范雪芳20岁。“我第一次到广州是1986年暑假期间，当时我姐姐在厚街工作，她是厚街第一批粮油个体户。”初到厚街，范雪芳看到很多姑娘穿衣服很时髦，“尤其是穿连衣裙时不穿丝袜，和我们惠州不一样。”带着这份好奇，她高中毕业后就来到厚街，进了一家企业当文员。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是300多元，范雪芳很满意，“当时一个老师的工资也就那样。” 上世纪90年代初，制造业在东莞蓬勃发展，工作半年后，范雪芳换了一家制衣厂，还是文员，编辑产品说明书、维修书等。“当时很多本地人都是坐办公室，工厂里都是外地人；姑娘们找对象都不要流水线的工人，就想找个办公室的。”
就在范雪芳来到厚街后不久，18岁的安徽姑娘庞锦霞也与同村姐妹来到厚街，进入一家制鞋厂打工。“我高中毕业后，就从安徽农村出来打工，一直在厚街。那时为了加班加点赶单，很少休息，工位旁边放着面包与水果，困了就洗把脸，饿了就吃点东西，接着干，一心想着多挣钱。上厕所都控制时间，不超过5分钟。”
如果不是一起工伤事故，范雪芳或许不会那么早离开工厂。那一年，范雪芳在一家纸箱厂上班，厂里有个18岁的姑娘负责给大伙儿做饭以及搞卫生。有一天中午，这个姑娘拿着抹布清洗车间，当时印制logo的机器一直在运转，她在清洁时不小心被机器卡断了手指。
“就因为厂区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事故后，范雪芳把受伤的女孩送到了医院，“我站在医院走廊门口时，特别难过，她才18岁，长得也还不错，如果有人能提前告诉她机器的危险性，她就不会被切去手指了，太可怕了。”
从开服装店到后来开茶馆，范雪芳最终选择了创业。事实上，比起管理漏洞难题，让范雪芳更难接受的是，办公室人员每次谈起厂区员工，都说“你看那些水路猪（厚街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称呼，意即人像猪一样被一车车运来）”。直到今天谈起，范雪芳依然难掩当年听闻这个称呼时的愤怒。
这个带有鄙视意味的称呼，其实很早就有了。二三十年前，王羽平在竹溪中学任教，因本土教师辞职经商，学校聘请了不少外地教师。没多久，学生起哄称呼外来教师为“水路猪”，王羽平专门开会批评学生说：“几百年前，姓王的人在厚街也是外来的，要这么说，你们都是老水路猪的子孙。”据王羽平补充，厚街人的始祖叫王泰。据载，北宋徽宗宣和中期，福建莆田王泰宦游至此定居，选址“军铺”（随军眷属圩场）后面，故名“后街”。后因民风淳厚，生活丰厚，得名“厚街”。
多年，这种矛盾正随着一拨拨人的成长而逐渐淡化。“数十年来，厚街人和本地人的关系，已经从看不起，到尊重，甚至到害怕。”王羽平说：“这种害怕，既是因为外来人员在厚街的崛起，也是因为如安徽帮、湖南帮等在厚街的商帮形成。1988年前后我代表学校聘请的那些教师，他们在厚街发展得很好，生了孩子，也买了房子和车子。”
第二故乡
这几日，26岁的小邓刚从厚街一家鞋厂辞职，找到新工作前，他每天骑着电瓶车在厚街的超市、宾馆前四处游窜，等待散客。东莞早已“禁摩”，但在出租车并不算多的厚街，这样的电瓶车仍然很有市场。
2007年，小邓离开湖南邵阳老家，跟老乡来到厚街。随后几年，他辗转于厚街各个工厂，“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挣2000块钱。”即便是最困难时，小邓都没有想过回老家，在这趟约定往返10块钱的路中，小邓解释说：“在厚街，我至少饿不死。”夜晚，从高楼天台俯瞰这座小镇，街市与楼房淹没于一片片灯光中，这或是对小邓口中“饿不死”三字的最佳诠释。
十年前，江西人蒋春茂大学毕业，第一次来到厚街。十年里，他在厚街工作、生活、成长；在这里谈女朋友、办婚宴、安家，还迎接了小生命。“可以说最美的青春是在厚街度过的，厚街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蒋春茂说：“特别是对生长于斯的小儿，厚街胜似故乡。”
今天，厚街1178万人口中，本地人只占20%，或许，这个比例仍在不断降低。从20岁到40岁，陕西礼泉人庞锋在厚街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私企老板。庞锋与范雪芳同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从事期刊编辑、记者、报纸评论员等职业。1995年，庞锋来到广东，隔年在一个地下工厂开办印刷企业。由于印刷企业属于特种行业，需要地方出版局出具经营执照，庞锋最初创业的日子并不容易；直到几年后拿到执照，他才开始了“不用遮掩”的创业生活。
最初，庞锋和一个江西朋友合作，后因价值观不同，分道扬镳。庞锋主要是接企业的产品说明书，谈起生意，他说：“当时厚街遍地都是机会，基本上做什么都可以，早一天到厚街，你就早一天成功。”从1997年到2002年前后，庞锋的印刷业务成倍增长，“几乎每个月都要用掉100多吨纸张”。2005年和2008年，庞锋在厚街买了两套房子。
在厚街，安徽姑娘庞锦霞磕磕碰碰，走出了另一条成功路。1999年，庞锦霞结束了6年打工生涯，开了一家餐馆。但这次创业并不成功，惨淡经营了几年，刚有起色，又遇上“非典”。无奈转让了餐馆，庞锦霞买了套住宅，结果装修出了问题。
就在庞锦霞支付了装修款后，装修队逃之夭夭了。思前想后，她干脆自己动手。“等我装修完以后，同一小区有人刚买了房，过来看了我的房子，误以为我是做装修的。我也想把之前损失的钱赚点回来，就接了装修的活。”
第一次承接装修工程，庞锦霞天天跑建材市场，完工时她一算，倒贴三千多。“尽管亏了钱，但我赚到了经验。”工程结束后，庞锦霞很快成立了装修公司，并逐步承揽各项装修工程……如今，庞锦霞在东莞的装修公司已拥有三个分公司。直到今天，她仍自称“乡下妹”。
在庞锋、庞锦霞的眼中，厚街一度是个包容的地方，“这种包容，体现在资金、政策、创业环境等诸多方面。”四年前，庞锋有个湖北朋友陈刚有意愿做一个项目，当地政府及时批复土地，并以最低利息准许其贷款800多万。
金融危机以后，庞锋的印刷厂并不好过，“也就接接老客户的单子，不如当年。”但庞锋从未想过离开厚街，离开东莞，他说：“2008年以后，东莞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但这是全国都有的经济颓势，如果回到老家，或许更不好过，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在厚街，当新莞人。”
重新突围
1992年，香港商人蔡锦荣第一次到厚街时，已32岁。蔡锦荣出生于藤艺之家，“从小被父亲用藤条打着长大”。蔡家藤厂有30多人，在香港属中等规模，但终究是个小作坊，若有大单，80%的业务量外包也是常见的事。 1992年，蔡锦荣听一个在东莞工作的朋友说起“厚街租金便宜，员工很好找”，便动身来到厚街。谈起两地人工差价，蔡锦荣说：“很夸张，1992年香港员工普遍月薪在8000港币（大约时值6400元人民币），内地只要400元就能找到员工，而那些没有经验的员工，如果提供食宿，月薪只要200元，还可以免费打工两个月。”
最初，蔡锦荣从香港带了几个熟练工，很快就招满了50人。寻找厂房时，蔡锦荣惊喜连连，“当时厚街有很多钢结构的铁皮屋，我运气不错，租了一个红砖实体墙的老厂，3000平方米，年租金15000元。它以前是台商的鞋厂，条件不错，不漏水。”蔡锦荣说：“在香港，这个价钱根本租不到这样的房子。”
蔡锦荣很喜欢当时的厚街，笑着说：“很农村啊，我们看着很新奇，厚街各地有猪、鸡、鸭，那会儿水泥路还不多，当地人很单纯、热情，特别欢迎香港人，还有免税三年的优惠政策。”最初，他不习惯厚街饮食，“厚街到处都是番薯糖水、花生粥、烧鸭、濑粉，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东西，我很想念香港的海鲜。”这个难题并未持续太久，当地朋友带着蔡锦荣兜兜转转穿过几个路口，来到一个香港人老饭开在厚街的餐饮店。蔡解释说：“其实1978年后就有港商来厚街了，我算是来得晚的。”
“厚街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人情味一年比一年淡，大家都在拼命赚钱。”蔡锦荣说：“慢慢地，什么人都来管，治安队也来拿钱，不给费用就很麻烦啊。”一开始，蔡锦荣难以接受这种“打扰”，说：“香港人不喜欢走小道，而且我老爸一直教育我要老老实实做人，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矮仔上楼梯，一步一步来’，提醒我做人做事不能太急。”
时间一长，蔡锦荣不得不“学习这边的文化”，因为只要他一折腾，就会有人吼“你回香港去”。蔡锦荣说：“我们既要学会怎么跟官员相处，也要学会怎么跟百姓相处，比如喝茶、封红包，学会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融入厚街生活。”
1992年开始，蔡锦荣看着厚街的高楼大厦迭起，日益繁华，“都搞不懂当地的经济到底翻了几番”。蔡锦荣的助手许胜林在一旁补充说：“2005年，我在厚街康乐南路住了两个月，对当地还比较熟，但去年年底再回到这里，我根本找不到在哪里了。”
1998年金融风暴袭来，蔡锦荣的事业没落，他决定结束生意，携妻儿移民加拿大。但他又不甘心，隔年，在朋友建议下，他辗转到北京、上海等地考察时，开始思考：退，那么或许舒服；不退，就得重新拼搏。正在他犹豫时，厚街朋友带他认识了当地王氏家族一员。
在三七开利益分成模式下，及摆脱贴牌、自创品牌的思路中，蔡锦荣选择与厚街王氏家族合作，再度创业。“以前我们说和外佬合作，是指和外省人合作，现在我们是和外国设计师合作，从海外引进技术与人才，大家一起进步。”经过两年多，蔡锦荣成功推出藤木结合家具，并打造了自己的家具品牌。
“每年我都会去澳门一趟，看看年收入多少，然后拿出一两个月收入去赌一赌。但不管输赢，我都会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坐在藤椅上，蔡锦荣淡定地说：“如果你有机会看看赌徒的反应，你会发现，所有人性的东西都将表露无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这几天，王羽平正琢磨完成一部20万字的《大浪淘沙》，“写写改革开放后，在厚街的各种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机会而呈现的人生百态。”王羽平说：“在厚街，每一个人遇到的机会都不相同，有人通过正当途径赚钱，老老实实发家；有人虽然通过不正当途径发家，但如今也致力于慈善事业；还有人，虽然也发达了，但最后失败了。”
在风靡一时的《打工女孩》一书中，张彤禾写下了这样的断语：这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没有记忆，没有过去，这里集中了中国最极端的一切，无情、冰冷、坚硬、压力巨大、杂乱无章，又充满了生机。如果你能受得了这里，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
当然，这并非东莞的根本。如今，南边的深港，繁华依旧；北面的广州，迅猛发展；那些被视为东莞追兵的省外兄弟城市像是夏天的新鲜叶菜疯狂地生长；西部大开发，中部在崛起，一座座城市上演连城诀，东莞，下来怎么办？有人说，“东莞的发展，最好是自然的，从此变得更自然了，这才是另一种充满敢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