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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读初中时,母亲还是个小学的体育代课老师。她的课上得非常好,人缘也非常好,她带的运动队也有很多学生在市里拿过好成绩。她当了十几年的代课老师。常年当选优秀教师却得不到转正,这是她的性格所不能容忍的。
一怒之下,她辞职进了一家民办的帽子工厂。这一步走得很坚决,因为形象颇佳又有文化,做了几天工人,母亲就破格进了销售科。
几年之后,母亲竟然还成了厂里的台柱。当帽子厂在外地开分厂时,母亲首当其冲地去做厂长了。然后,母亲就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我都有新发现:母亲会抽烟了,母亲会喝酒了。母亲的解释是:要应酬客户,只好陪着喝,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会喝了。
我说:那最多喝多少?
母亲想了想:大约半斤白酒吧。
晕!
有段日子,家里经常有封缸酒喝,那是母亲在苏州做厂长;又过些日子家里经常有糟货出现,那是母亲在宁波做厂长;家里什么土特产都没有了,那就是母亲不做厂长了。
母亲当厂长期间。是家里最太平的时间。父亲和我各忙各的,母亲又在外地,大家见面的机会极少,所以,父母吵架的机会也就降到了历史新低。在我小时候,他们每次吵完架,母亲就会对我说:我和你爸爸没有共同语言,我总有一天会离开他。
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很少,但生活其实很协调。他俩都会主动买菜做饭干家务,父亲负责重体力活,母亲承担所有的手工活,从买布、裁剪、缝纫、编织到布置整个家,他们分工得很精确。印象特别深的是:父亲永远在拆工厂发的纱手套,母亲随后会把那一团团的线变成我们的衣服。
父亲突然患脑溢血去世了。当时我在外地流浪,母亲措手不及。她突然醒悟过来: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走了,那个人陪了她20年。
母亲以前常说:因为有两个孩子,我才勉强和你一起生活,要不早和你离了。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她离不开这个男人。
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埋在苏州,这样她就可以经常去看看他,陪他聊聊天。
母亲一个人生活了很长时间,这期间,有很多男人在追她。我去了深圳,和母亲的书信往来中,我劝她:父亲已经走了,这是事实,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如果有合适的人,你就再找一个吧。
没想到,母亲马上就给我寄来了许多照片,好像一副扑克牌,都是她的追求者。母亲说:人多的是,你帮我挑一个吧。
我吓了一大跳。
最好笑的是,所有的叔叔们都把我当成了突破口,都来讨好我。经过一番角逐,一位姓陈的叔叔赢了。成了我的继父。
陈叔叔是上海人,他退休了,在温州老家又找了一份工作,所以,母亲就陪着他温州上海两地跑。不多时,母亲就学会了天下第一难学的语言:温州话。
后来,母亲也退休了,她去了一家酒楼当经理,从配菜到掌勺一把抓,厨艺也突飞猛进地进步。我每次回上海,母亲都能把家常便饭做出派头来,让人吃得口服心服。
我请他们去雁荡山玩,我给他们买房子,我给他们提供优裕的生活。
这些都是父亲来不及享有的生活,我希望母亲可以过足。我以为他们会很快乐。
在我来北京发展的几年后,大约2000年的某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军军,我要离婚。
我着实又吓了一大跳。怎么突然来这么一下,一点预兆都没有。
我尝试劝她:是否吵架了?夫妻生活,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不要说气话了
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我忍了很久了,我不愿意再这么没原则地伺候一个人了。
这一两年,母亲生了几场重病,陈叔叔却不在身边,都是母亲的朋友照顾过来的。他享受惯了母亲的勤快,家,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酒店式的公寓,他只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难怪妈妈觉得心寒了,但我没想到她做事那么坚决。
我说:真的这么严重吗?母亲说:是!我提出离婚。他问我要几万块钱,如果10年的感情用钱买得到的话,这个人我不要了!
我急了:他吃你的,用你的,住你的,凭什么还要给他钱?母亲也急了:你给不给吧?
我说:给、给、给!
终于,一天午夜,母亲给我打电话,她在哭泣。我吓坏了,听母亲哽咽着说:军军,10年了,我曾经爱过这个人。
听上去有点文艺腔,我觉得毛骨悚然。但我转念一想,母亲要用多大的勇气才能走出这一步啊。
母亲又过起了一个人的生活。但她突然变得快乐起来。因为我买的房子在鲁迅公园附近,她每天早上去公园学跳舞。
我给她备了手机,三天两头,她会在电话里向我汇报学习成绩,我觉得她很快乐。
再见到她。黑了、瘦了,以前穿不下的衣服又能穿了,而且有型了。
她开始结交一群一群的朋友,家里俨然成了一个俱乐部,她充分地展示她精湛的厨艺。
她跟我说:她找到一个高中时的同学,那同学姓汪,中学毕业就出国了,在南美、日本生活了许多年,现在他们做了舞搭子。
我觉得她很神奇。
这以后,我就经常见到这位汪叔叔。我还发现母亲在跟他学做日本料理。学说日语。
母亲的理由是:我们准备找时间去日本旅游,就算他做导游,我也得会简单地说上几句。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路过上海,约母亲在南京路见面。到了人流熙来攘往的中华商业第一街,朋友们说:这么多人,去哪找你妈啊。
我说:你们注意看着,最时髦的那个中年女士就是了。
然后,大家搜寻了一下,一起指着百步开外的一位女士说:那一定是你妈!
那果然是我妈,站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她穿着一件改良的黑色旗袍,领子以下是黑色的镂空纱,大波浪的头发掩映着化了淡妆的脸,架了一副大墨镜,挎着一个小包,手上还持着一柄小折扇,轻轻摆动着。
活脱脱就是一个阮玲玉站在那里。
母亲的交谊舞水平突飞猛进,她和汪叔叔搭档参加上海市的比赛,竟然在老年组拿了个北京平四舞的冠军,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母亲打电话给我,她要去抚顺参加全国比赛,询问我的意见。我说:去,去,拿个奖回来。
母亲说:什么奖不奖的,主要是去玩。
他们俩代表上海在老年组拿了个二等奖。然后,他们果然玩了一路。从抚顺到沈阳,再从大连玩到烟台、青岛。
这就是我神奇的母亲。
前段日子,汪叔叔被车撞了,锁骨骨折。母亲打电话说:他在上海没人照顾,我就让他住我们家了,至少每天还能吃点好的喝点热汤,你没意见吧?
没有,没有。我爽快地回答。
我写这篇文字就是要告诉天下所有的女人。其实命运和幸福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每个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如果说,你的前半生贡献给了你的事业、家庭和孩子,那么,从今天起,你就为自己,好好地活一次吧。
一怒之下,她辞职进了一家民办的帽子工厂。这一步走得很坚决,因为形象颇佳又有文化,做了几天工人,母亲就破格进了销售科。
几年之后,母亲竟然还成了厂里的台柱。当帽子厂在外地开分厂时,母亲首当其冲地去做厂长了。然后,母亲就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我都有新发现:母亲会抽烟了,母亲会喝酒了。母亲的解释是:要应酬客户,只好陪着喝,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会喝了。
我说:那最多喝多少?
母亲想了想:大约半斤白酒吧。
晕!
有段日子,家里经常有封缸酒喝,那是母亲在苏州做厂长;又过些日子家里经常有糟货出现,那是母亲在宁波做厂长;家里什么土特产都没有了,那就是母亲不做厂长了。
母亲当厂长期间。是家里最太平的时间。父亲和我各忙各的,母亲又在外地,大家见面的机会极少,所以,父母吵架的机会也就降到了历史新低。在我小时候,他们每次吵完架,母亲就会对我说:我和你爸爸没有共同语言,我总有一天会离开他。
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很少,但生活其实很协调。他俩都会主动买菜做饭干家务,父亲负责重体力活,母亲承担所有的手工活,从买布、裁剪、缝纫、编织到布置整个家,他们分工得很精确。印象特别深的是:父亲永远在拆工厂发的纱手套,母亲随后会把那一团团的线变成我们的衣服。
父亲突然患脑溢血去世了。当时我在外地流浪,母亲措手不及。她突然醒悟过来: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走了,那个人陪了她20年。
母亲以前常说:因为有两个孩子,我才勉强和你一起生活,要不早和你离了。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她离不开这个男人。
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埋在苏州,这样她就可以经常去看看他,陪他聊聊天。
母亲一个人生活了很长时间,这期间,有很多男人在追她。我去了深圳,和母亲的书信往来中,我劝她:父亲已经走了,这是事实,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如果有合适的人,你就再找一个吧。
没想到,母亲马上就给我寄来了许多照片,好像一副扑克牌,都是她的追求者。母亲说:人多的是,你帮我挑一个吧。
我吓了一大跳。
最好笑的是,所有的叔叔们都把我当成了突破口,都来讨好我。经过一番角逐,一位姓陈的叔叔赢了。成了我的继父。
陈叔叔是上海人,他退休了,在温州老家又找了一份工作,所以,母亲就陪着他温州上海两地跑。不多时,母亲就学会了天下第一难学的语言:温州话。
后来,母亲也退休了,她去了一家酒楼当经理,从配菜到掌勺一把抓,厨艺也突飞猛进地进步。我每次回上海,母亲都能把家常便饭做出派头来,让人吃得口服心服。
我请他们去雁荡山玩,我给他们买房子,我给他们提供优裕的生活。
这些都是父亲来不及享有的生活,我希望母亲可以过足。我以为他们会很快乐。
在我来北京发展的几年后,大约2000年的某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军军,我要离婚。
我着实又吓了一大跳。怎么突然来这么一下,一点预兆都没有。
我尝试劝她:是否吵架了?夫妻生活,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不要说气话了
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我忍了很久了,我不愿意再这么没原则地伺候一个人了。
这一两年,母亲生了几场重病,陈叔叔却不在身边,都是母亲的朋友照顾过来的。他享受惯了母亲的勤快,家,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酒店式的公寓,他只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难怪妈妈觉得心寒了,但我没想到她做事那么坚决。
我说:真的这么严重吗?母亲说:是!我提出离婚。他问我要几万块钱,如果10年的感情用钱买得到的话,这个人我不要了!
我急了:他吃你的,用你的,住你的,凭什么还要给他钱?母亲也急了:你给不给吧?
我说:给、给、给!
终于,一天午夜,母亲给我打电话,她在哭泣。我吓坏了,听母亲哽咽着说:军军,10年了,我曾经爱过这个人。
听上去有点文艺腔,我觉得毛骨悚然。但我转念一想,母亲要用多大的勇气才能走出这一步啊。
母亲又过起了一个人的生活。但她突然变得快乐起来。因为我买的房子在鲁迅公园附近,她每天早上去公园学跳舞。
我给她备了手机,三天两头,她会在电话里向我汇报学习成绩,我觉得她很快乐。
再见到她。黑了、瘦了,以前穿不下的衣服又能穿了,而且有型了。
她开始结交一群一群的朋友,家里俨然成了一个俱乐部,她充分地展示她精湛的厨艺。
她跟我说:她找到一个高中时的同学,那同学姓汪,中学毕业就出国了,在南美、日本生活了许多年,现在他们做了舞搭子。
我觉得她很神奇。
这以后,我就经常见到这位汪叔叔。我还发现母亲在跟他学做日本料理。学说日语。
母亲的理由是:我们准备找时间去日本旅游,就算他做导游,我也得会简单地说上几句。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路过上海,约母亲在南京路见面。到了人流熙来攘往的中华商业第一街,朋友们说:这么多人,去哪找你妈啊。
我说:你们注意看着,最时髦的那个中年女士就是了。
然后,大家搜寻了一下,一起指着百步开外的一位女士说:那一定是你妈!
那果然是我妈,站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她穿着一件改良的黑色旗袍,领子以下是黑色的镂空纱,大波浪的头发掩映着化了淡妆的脸,架了一副大墨镜,挎着一个小包,手上还持着一柄小折扇,轻轻摆动着。
活脱脱就是一个阮玲玉站在那里。
母亲的交谊舞水平突飞猛进,她和汪叔叔搭档参加上海市的比赛,竟然在老年组拿了个北京平四舞的冠军,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母亲打电话给我,她要去抚顺参加全国比赛,询问我的意见。我说:去,去,拿个奖回来。
母亲说:什么奖不奖的,主要是去玩。
他们俩代表上海在老年组拿了个二等奖。然后,他们果然玩了一路。从抚顺到沈阳,再从大连玩到烟台、青岛。
这就是我神奇的母亲。
前段日子,汪叔叔被车撞了,锁骨骨折。母亲打电话说:他在上海没人照顾,我就让他住我们家了,至少每天还能吃点好的喝点热汤,你没意见吧?
没有,没有。我爽快地回答。
我写这篇文字就是要告诉天下所有的女人。其实命运和幸福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每个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如果说,你的前半生贡献给了你的事业、家庭和孩子,那么,从今天起,你就为自己,好好地活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