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躺在床上，再次确认一切安然无恙。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没有另外的我被迫降生、被贩卖、被当作宠物、被虐杀泄愤、被安排去做肮脏危险的任务。只有我。这很孤独，这是很让人安心的孤独。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总是想起她，总感觉舌头在口腔里突突跳动，而心脏正在朝黑暗中的某处坠落。凌晨四时，窗外零星响起鸟鸣。六时，她们来了。
　　五个人，甚至没有穿不同的制服来标记彼此，或许年龄上会相差一两岁，但看起来几乎相同。这让我产生了某种错觉，觉得她们就像分享着同一灵魂的不同躯壳而已，如果真有灵魂。
　　她们彬彬有礼地等在门口，等我出门。她们微低着头，又时不时抬眼打量我，似乎有些忧虑。她们不该忧虑的，毕竟我是去见我亲爱的妹妹。
　　张海伦，像所有愚蠢的年轻人一样叛逆，八年前离家出走，向我们的父母宣称“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同年，泄露出自己的基因，经商业公司推广成为最受欢迎的克隆模板。
　　我上次见到她还是在五年前，某场混乱的游行中。四处是狂热粉丝，男女皆有，老少混杂，拥挤着、欢呼着，四处是彩带、气球、喷筒、标语牌、故意剪破的防护膜——任何应该出现在游行里的东西，还有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我握紧提包把手，眼看着人流把我冲得离她越来越远。
　　法律明确保障我们生而为人的自由不受侵犯，命中注定的基因不被窃取。我们把防护膜覆盖到每一根手指，所有生活用品都严格地即时消毒。我们避免任何肢体接触，只想让自己的基因足够安全。
　　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除了我那愚蠢的妹妹。
　　门后，那些机械镜头纷纷转过来，无声无息，像某种机警的鸟类注视着天敌那样，牢牢注视着我。片刻之后，我会在各种新闻网站上出现，这不重要。来接我的这辆车有一处宽敞的隔间，车窗是全然不透光的黑色，多少让人有些紧张。
　　五个人中，有两个陪我坐在了隔间里。她们不化妆都眉目鲜明，就好像能一直那么年轻下去。她们不说话，呼吸间，长长的睫毛轻微颤动。从侧面看，她们有着前翘的尖下巴，面容和我自己有着模糊的相似。她们都是我妹妹。
　　我终于能再次见到她了。
　　我不能说自己想念她。这很没道理，实际上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她”。网络、电视、报纸；速食餐厅、夜店、商场；正午、日暮、凌晨。无数个她。贡献出基因信息后，她成了一种免费资源。
　　免费所以受尽轻贱。

2

　　基因工程发展到现在，理论上可以制造出具有任何特点的人。
　　实际上，我们确实尝试过。我从课本上见到过那个男人，没什么高高隆起的肌肉，却能轻易打破任何奥运会纪录，在水深三十米的地方无防护工作二十分钟。课本上没写的是，他风光了几天，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老师告诉我们说，是突发心脏病。那颗心脏承受不了超人的供血量，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就是不行：血氧含量、激素水平、肌肉耐力……变量太多太复杂。
　　基因组合的规律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在基因改造中权衡各种“错误”，只会被无休无止的错误吞噬。
　　岂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用我本科导师的话说，自然不只比我们现在想的更复杂，它比我们任何时候所能想到的都更加复杂。基因改造的可怕之处是你会忍不住想要“弥补错误”，但人类本身就是在无数的错误之中前进，弥补所谓的小错误，总会引发更多致命问题。
　　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咄咄逼人的女记者把十字架高举到胸前，高声問，这是不是说明了上帝造人，唯有神才能解决一切？
　　科研代表微笑着回答，是人在造自己。人类一代代淘汰掉那些不恰当的组合，用三百多万年的时间才走到今天。
　　基因改造和基因重组的项目越来越难以申请到科研经费，倒是克隆人计划越发受欢迎。商人们没有那么大的耐心来等待，也不愿意承担巨额的试错成本，他们用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方式来得到答案。他们直接对现有的基因组合进行筛选评估，为自己制造出克隆奴仆。
　　把工具变成人，把人变成工具。
　　八年前，他们选中了我的妹妹。那不过是一次学校内部的选美比赛，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参赛者经过体检以及漫长而细致的基因分析对比，被选中的人会收到一份协议，在签订后会加入到某项商业计划之中，某项开启人类新纪元的商业计划。
　　她没跟我们商量，父母、我，完全不知情，而她那时候需要一大笔钱，她从没告诉我们她要那笔钱的原因。

3

　　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有交谈。下车的时候，我只能看到天空，薄云如纱的秋季的天空，以及那些树木枯萎的森林。三个她在门口登记信息，在隔间里陪我的那两个她一前一后，我们走过狭长倾斜的走廊。
　　我走进那扇门，才知道这里是一座教堂，古老的地下教堂。贡献出基因之后，她得到了大量资金补贴，足够随心所欲地生活一辈子。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据说她买下了许多自己的克隆品，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基地。
　　“你现在是医生了。”她说。声音听上去和我平时听到的那些几乎一模一样，有些沙哑。
　　她身上是简单的墨蓝色连衣裙，质地沉重得有些显老。或许一个人在外面这么多年，她已经习惯于让自己显老了。只有她才是我的妹妹。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在阳光下，似乎连她脸上柔软的绒毛都能看清楚。
　　“牙医。”我说，“可能救不了你……除非你是牙痛得快要死了。”
　　“不是牙医。”她摇摇头。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病毒学医生。”她微笑起来，朝我张开双臂，似乎在请求一个拥抱。
　　我朝她走过去，走得很慢很慢。
　　“你治病吗，你救人吗？”海伦的声音很轻，但是在这样空旷的地方她能让我听清楚每一个字，“你救克隆人吗？”
　　那种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们刚结束庆功宴。实验进展得异常顺利，老板请投资人和项目组一起出去聚餐。说不上来究竟是何时气氛发生了变化，我已经喝得半醉，却还是感觉到同事的目光意味深长。然后包厢的门开了，几个打扮性感的年轻女孩走了进来，其中当然有她。我又灌下几杯酒，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家里。 　　后来我逐渐习惯了。实际上，我也尝试去接触过那样的人。确切一点儿说，是“买”过她一晚上。那时候，天已经暗了下来。金红云霞消失之后，海雾变得很浓，无论是呼吸还是注视前方都更为困难。
　　和其他人一样，她穿着短裙瑟瑟发抖。和其他人一样，她的皮肤上也有防护膜在闪动微光：她根本就没必要保护自己的基因，但这样会让她显得更正常些，何况有些客户会享受亲手破坏掉这层防护膜的过程。她望着我，嘴角露出模糊笑意。
　　我把她带回了家，给她冲了一杯热可可。和我之前见过的其他克隆品不太一样，她似乎不太喜欢说话，只是捧着杯子望着我，让人非常不自在。
　　“你怎么了？”我问。
　　“你怎么了？”她故意重复我的话，嘴角慢慢勾起来，“你根本都不想碰我。”
　　我的妹妹不会这样，海伦总是乖巧听话地跟在我身后，不懂得反问或反驳。这更让我们觉得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
　　她被关在房间里，可是已经晚了，彼时彼刻，几个、几十个、几百个，成千上万个她正在被克隆出来。
　　她健康、聪明、美丽，那些得到基因的商业公司如获至宝。
　　“快管管你妹妹！”母亲说，她的意思其实是“救救你妹妹”。
　　那时候我已經两年没回过家了，项目组正在攻关阶段，但这次问题实在有些严重，导师特准了我两天假。我打开房门，看见我十八岁的妹妹被金属手环固定在床上，整个人都被安置在隔离罩里，像是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昏睡，像是童话里等待王子来吻醒的睡美人。
　　然而现实不是童话故事。她被打了镇静剂，而警察在半个小时后就会到，为了或许会有的“从轻发落”，父母打电话替她自首，罪名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我只是隔着玻璃罩看着她，她脸上还有隐约的红印，父亲扇了她巴掌。
　　那时我还救不了她。

4

　　我见过这些人很多次。
　　从她手里接到过外卖。人工智能和物流网发展到今天，这些送餐员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让外卖服务更加“人性化”，让那些深居简出的人略微缓解一下孤独。当然，也有人厌恶见到同类：他们会在订单里备注，把外卖放到门口固定的传送箱里。
　　那个她笑起来很甜，可能还不到十八岁。她递过来暖烘烘的比萨盒子，我伸手去拿的时候，她并不松手，还是笑着看向我。
　　或许她知道我是谁。她在求助，可我毫无办法。
　　那些她都是被克隆出来的。没有权利，不被承认。她们的手腕上被植入了芯片，随时随地汇报着她们的身体状态和行程。她们的生活被规定到了每分每秒，实现效益最大化。
　　我加大力气，把比萨盒子接过来。她垂下眼睛，转身离开。
　　还遇到过两个她在打架。
　　把车停到路边后，我就那样看着。路过的人有些视若无睹地从旁经过，有些也停下来看着。穿着商务套装的她把手提包狠狠抡到穿牛仔裤的她脸上。她们互相扯着头发，接着其中的一个掏出了刀。我把车开走。
　　犯罪率史上最低，或者说，正常人的犯罪率是史上最低。我们不能用DNA证据来逮捕克隆人，她们一模一样，一个人的罪孽就是所有人的罪孽。
　　那些杀人犯、骗子、妓女，都是我妹妹。
　　许多年轻人把她的名字或头像印在T恤上，有人为她写书，有人跟随她也泄露了自己的基因，出于叛逆，或仅仅是渴望出名，但没有人能像她那样风靡全球。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没人能像她们那样风靡全球。
　　而我早该预想到这一天，在我们送她去上大学的时候。
　　爸妈去停车，我帮她把行李拎到楼下，她在后面拎着几包衣服，走得很慢。那时候她还是个很乖的丫头，乖到没怎么跟爸妈大声说过话。
　　她越走越慢，最后索性停到了路灯下。灯光温暖柔和，她的防护膜上流淌着同样温暖柔和的光泽。她像是水做成的。
　　海伦抬起头来望着我，眼睛闪闪的，比星星还好看。同父同母，她虹膜颜色比我深，眉眼也比我舒展。上天对她真是眷顾。
　　“哥，我有喜欢的人了。”
　　该来的总会来。我停下脚步，站在门口等她向我坦白是哪个混蛋这么幸运。
　　可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的眼睛。
　　“听说过去的人能不戴手套地拉手，嘴对嘴地亲吻，真的吗？”语气里充满了羡慕。
　　“真的。”我说。

5

　　博士毕业三年后，我加入了最尖端的实验室。实验室位于一艘世人并不知晓的潜水艇，漂泊在海洋深处。没有网络，没有信号，吃特供的压缩食物，每个月能用写信的方式给家里报一次平安。
　　政府提供资金，我们研究病毒。量身定制的病毒，只对特定基因组合起作用。但凡实验出事故、病毒发生泄漏，这艘潜水艇就会启动自毁程序，让一切消失在汪洋之中。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倒是有酒。我们找到一间空会议室，把五彩斑斓的病毒模型投影到墙上，边喝酒边欣赏那些精巧的构造。我们边喝酒边聊天，聊往事和未来。
　　这是一个希特勒梦寐以求的时代。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和足够的决心，就能精确地在片刻之间消灭掉整个人种或整个国家，或仅仅是某个人。
　　我总是想到她。
　　在这光明一片的教堂里，隔着那几排空荡的长椅，我望向她。
　　而她迟疑着，终于放下索求拥抱的双臂，回望我。
　　“克隆人是一种疾病。”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回荡在整座教堂之中。古老的彩色玻璃上画着我不理解的传说，关于天使，关于上帝的仁慈。我并不信教。“不断重复，毫无意义。”
　　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蹭着自己侧脸。
　　“你根本没生病。”我说，“为什么要用这么蠢的借口找我过来？”
　　“谁知道呢。”她说，“可能她早就病死了，你们谁也不知道。”
　　“我毫无意义吗？”她问。

6

　　那天晚上，她小口喝着热可可，暖棕液体在嘴角沾了一圈，杯沿留下唇膏的红色印记。 　　“你有没有什么梦想，之前？”
　　“我醒来就已经二十岁了，哪有什么之前。”她抬起眉毛，眼神嗔怨。这一定是个经过练习的表情，让她显得妩媚而可怜。
　　“我和妹妹都特别喜欢甜食，总牙痛，那个牙医又特别凶。所以很早以前，我梦想着当牙医，我来看病的话，妹妹就不用怕了。”
　　“你真是个好哥哥。”很俗套的恭维。
　　小时候妹妹总是跟在我身后，对自由或反抗毫无兴致，与其说无私，不如说不在乎。我离开她去上小学的时候，她在家里哭了整个下午。
　　有组织的罢工持续了三个月。
　　第一场自杀性袭击发生的时候，人们毫无防备。只死了两个人，总经理家的保姆以及总经理本人。后来的调查显示，那个保姆在几周前就被克隆人反抗组织的人替代了。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游行示威，而考虑用更加激进的手段来表达诉求。
　　第二场袭击的策劃者甚至不是克隆人。三十多岁的工程师，他爱上了自己家楼下那个年轻漂亮而聪明的女工，甘心为她付出一切。这些克隆人的基因都经过层层筛选，本不该喜欢反抗，可他们之中毕竟有我妹妹那样的人，那样健康、年轻、聪明、漂亮的人。他们理应得到他们所要求的利益，以及爱。
　　政府发言人宣布，即将采取最有效的手段。

7

　　海伦，我忘不掉你的笑容。
　　你站在巨幅圣像之下，阳光让你的头发变成泛着金边的深褐色。有个人站在你身后，始终站在你身后。如果从远处看的话会觉得他长得和我很像，如果从近处看，我担心，他会和我一模一样。
　　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除了那天晚上，我看着十八岁的你。你平静地躺在那个玻璃罩里，继而皱起眉毛，似乎在忍受什么可怕的痛苦。你浑身都在发抖。
　　你拉过谁的手，亲吻过谁？
　　我摘掉防护套，用手指轻轻抚平你紧皱的眉头。你的皮肤比我想象的还要温暖，还要更光滑。半个小时后，警察会来到这里，把你接走。
　　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三个小时后会有人将你劫出监狱，去往属于反抗者的基地。五年后我会在亲属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把自己新研制的病毒投入到实践中去，消灭掉所有你们。
　　除了你，我亲爱的妹妹，被保护在海洋最深处的妹妹。
　　“上帝那里，属于你的位置只有一个。”在教堂里，我对你说。
　　身后的人轻轻揽住你肩膀，而我的喉头突然涌上咸涩，像是咽下了谁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