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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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真是热。东京像桑拿房,布拉格又像烤箱,似乎无处遁逃。给远在北京的夏晓虹老师发信请安,老师回信说北京也热,“今年越发感觉到‘环球同此凉热’”。
张翼健老师在课堂上

  暑假里,领略了斯洛伐克塔特拉苍翠的山,也重温了希腊克里特碧蓝的海。带着一部日文书稿,走到哪儿修改到哪儿,入秋基本改毕。
  改稿亦是与自己对话,思索来时路。在山上在海边,静下来时常会想到二0一八年是张翼健老师(1941-2008)去世十周年。二00八年我曾在东京《留学生新闻》上发文缅怀那年九月十八日骤逝的恩师(《怀念张翼健老师》,以下简称《怀念》),如今亦想再度捡拾记忆的碎片,试着为承教六年的黄金岁月做个注脚。
  有幸从张玉新先生处得赠《追思集—张翼健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简称《追思集》)以及张老师遗作《老子手抄》与《古文读抄》并借得张老师旧作《不惑集—张翼健语文教学论选》(简称《不惑集》),亦有幸从史湘洲先生处得到即将出版的张老师长姊张翼伸先生的自传《拾遗—过去的故事》(简称《拾遗》)的文档,还有幸电话访问到张老师长兄张翼星先生以及他的外甥郑斯宁先生,又找出十年前张老师送我的《论语读抄》,翻出些零碎的中学习作,任由思绪回到从前。


  一九七八年九月,东北师大附中以初一年级四个班新生为对象开始了“初中语文读写能力基本过关实验”,计划三年学完中学五年的课程。张老师是发起人,教我们四班。清晰记得第一节课张老师说出“导言课”三个字时的神情,模糊记得老师仿佛说过那些后来多次重复过的话:不要迷信课本书报,要多问为什么,最好把老师问住,要争取超过老师。
  实验班语文课本内容由老师取舍,有的详讲,有的略讲,有的不讲,余下时间学习老师自选、自刻、自印的补充教材。补充教材有《古文观止》中的名篇,亦有《读书》《随笔》上的佳作,文质兼美,页页珠玑。每周除了要背古诗,还要练大字,记日记,写阅读笔记,后者都由张老师亲自圈点、评点。老师课下沉默寡言,课上则抑扬顿挫、神采飞扬。“讲到中国文学史如数家珍,让我感到屈原、李白、孔夫子都那么亲切,苏东坡、李清照都和我有关。当时只觉得上语文课很享受,没想太多;后来阅人阅师多了,照本宣科的平庸教书匠也见了不少,有所比较,才感到张老师不同寻常;再后来自己也为人师,尝到其中甘苦,方体会到张老师的好处可谓集知识、情怀、人文修养于一身。他倜傥不群,出现在那里像一个奇迹,有时觉得他就是忧愤深广的鲁迅或采菊东篱的陶潜。”(《怀念》)
  老师重诵读,擅书法。慢慢搜寻记忆,老师音容宛在,料理着一场文字盛宴:“环滁皆山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乃誓疗之,纵之顺之。”“贤哉回也。”“从来如此,便对么?”汉语在老师口中、笔下是潺潺的、涛涛的、色香味俱佳的。
  《不惑集》中的“教案篇”让我看到了张老师行云流水般的讲授背后周密的计划,然而教案里却读不出那些微妙的表情与细节,读不出回味与余香。《鸿门宴》一课,讲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时,“曹无伤”三字音量一字比一字高,镜片后老师眼神亦颇诡异;念到“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时,“立”字重读,“曹无伤”轻读,一抹微笑。讲《为了忘却的纪念》时,老师还讲到向秀的《思旧赋》以及竹林七贤,讲文人如何言不及义、韬晦曲折,老师落寞的神情就与《思旧赋》一起定格在了记忆中。一次课上老师仿佛不经意地说到刚看了一本杂志,感慨于作家们文字功夫差距之大,老作家韦君宜的语言功力就是明显高过其他几位作家。老师还曾以《藤野先生》修改稿为例向我们展示鲁迅如何字斟句酌、苦心推敲。于是我们也就慢慢悟出文字、文体、文笔之于文章何其要紧。
  在收入《不惑集》的《对语文教学特点的几点认识》一文中,老师讲到要关注每个学生语文学习的个性,因势利导,又举我班几名同学为例,其中一段写到我,“性格温柔沉默”,“写起文章来感情缠绵,语言深沉”。读来颇惊异。升到初三时,附中建校三十载,校庆前夕我班同学自己主办语文竞赛,自定题目,自筹奖金,自行评议。校内刊物《学步》刊载了入选作,里面有我一首《壮士歌》,开头四句居然是:“李白抽刀欲断水,碧水东流至此回。宋玉长剑倚天外,银河耿耿寒光飞。”校庆纪念专刊上亦有我的一首《感怀》,结尾竟是“他日雏燕展翅时,再唱‘大风’奏凯旋。”实在豪迈得可以。那时老师知我喜好《红楼梦》,常把《红楼梦学刊》借给我看,还鼓励我写一点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们的作文,好的先由老师亲自刻印,发给大家,后来又推荐给《作文通讯》等刊物。我的一些作文也曾这样发表在《作文通讯》上,收到了不少小读者的来信,也结交了几个小笔友,到收发室取信的时光曾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怀念》)查找下来,我发的作文里竟还有《新的起点》《应该怎样度过八十年代》这样颇为励志的篇目。那时收音机里也常会听到“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很有些清新刚健的气象。
  三十年校庆晚会上还邀请了舞蹈家莽双英表演《春江花月夜》,临时让我致辞。记得我当时似乎骈散并用,一气呵成,自觉有倚马挥就的味道,心下颇得意。莽双英舞毕竟裊袅婷婷走过来,问可否将发言稿送给她,我就将那张皱纸片儿递了过去。莽双英千禧年辞世,我的纸片儿也早归虚无了罢。
  也在初三,一个下午,附中日式建筑长长的走廊上,偶有机会与张老师聊上几句。老师似乎针对我日记中的消极情绪告诫我要心胸开阔,又提到了另一位同学,说在文学上对我们比较期待。淡淡的阳光照进走廊,这一片刻于是也定格下来,在我漫长的异域生涯里,几经反刍,几经回味。   上高中后每周有一节语文课主要由学生讲授并组织讨论,题目有“荒诞派戏剧评介”“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从王夫之的一段话看他的哲学思想”“歌曲之王舒伯特”等等,五花八门。一次由朱美春同学讲课,讲毕她反问老师“九十年代的中学生会是什么样子的”,老师被问住,连夸她问得好。那时觉得九十年代好遥远,未来莫测而明亮。
  初中语文过关实验成绩可嘉,《光明日报》曾有专文报道。高中张老师教的文科班成绩亦优异,近三分之一考入北大。张老师后来被调到省教育学院,离开附中,我们有幸赶上了张老师在中学任教的最后六年。这些年马齿徒增,无甚长进,年年岁岁人相似;中学的六年可是结结实实生活在母语母国中的,天天向上,岁岁年年人不同。如今隔着迢迢岁月,当年的“色香味尽去矣”,记忆中的“莹白”与“甘酸”则永远鲜活。


  从前的“国语”或“国文”由叶圣陶统称“语文”,沿用至今。名正言才顺,而“语文”似嫌笼统,且不说“语”和“文”可以解释成口语与书面语,解释成语言与文字、文学、文化,就单说它是谁的语、谁的文呢?张老师认为“学科名称由‘国语’改为‘语文’实在不太高明”。窃以为倒不如就叫“汉语”或“汉文”,虽没有“国语”那么威风,但更为贴切。不知张老师可会同意。
  张老师的语文教育思想一九九三年前主要见于《不惑集》,后来散见于《语文教学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语文教育必须进行一场革命》《语文教育要走民族化的道路》《怎样认识语文学科中的繁难偏旧》《语文教学三问》等文章中,这些篇章连同同事门人的追念文字皆收入《追思集》。读着这些著述,回想着承教六年的点点滴滴,实在心有戚戚。
  张老师曾指出汉字经济简便、信息量大、文化内涵丰富,“识字教学过程本来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兼有着开发人的右脑的重要功能。如果只是或者主要用拼音来进行识字教学,就是浪费了我们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变成了单纯地为了识字而识字”。以古为鉴,张老师提倡“韵语识字”,认为《百家姓》《千字文》等韵语读物可较好地把识字教学与对篇章的理解以及知识教育、思想教育、美育等结合起来,一举多得。老师还认为对偶训练“可以集语法训练、语感训练、思维训练、审美训练、章法训练于一身”,乃汉语训练最佳途径。
  张老师推崇传统语文教育中的朗读、默读与“悟”,认为“朗读不仅是感受理解文章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美感与气质的熏陶”,而学文言文更要诵读、培养语感,不必拘泥“字字落实,对号入座”,不必把文言文当外语翻译;默读需要“宁静的心境”,“要去贴近、融进、思索、感悟”;“悟”中不但有理解,还有直觉、想象与灵性,“是一种启迪心灵的全面思维活动”,语文基础即在于“悟”,让学生自己去领悟文章。
  张老师常说“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始得其下”,认为语文课应该引领学生学习古今中外文化精品,“把最好的东西给学生”。而且“课程远远大于教材,课本上的篇章远不是语文学习的全部”。所谓“功夫在诗外”。讲到作文老师常引鲁迅的话:“文章应该怎样写,我说不明白。那些素有定评的作品中,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强调学生须阅读经典,不必把时间浪费在“作文大全”之类上。谈到不少学生作文语言贫乏且“缺少一种内在的‘气’”,一些作家的作品也是“味如嚼蜡,不忍卒读”,老师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缺乏古典文学的修养”。
  张老师反对面面俱到、蜻蜓点水、求全责备的教学八股,指出教师应该提高修养,“尽快把自己那桶水装满”,不必舍本求末地追求“最优教学法”。老师认为“对于一篇课文,应该允许老师有不讲的地方,也应允许学生有不学或不懂的地方”;“不同的教师讲同一篇课文应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个教师讲不同的课文应有不同的特点,甚至同一个教师在不同的时间、场合,面对不同的学生教同一篇课文也应有不同的特点,这才能够最终达到把教学称之为艺术的境界”;教师应注意起始课的艺术,“努力做到每次起始课要使学生动情,有了情才有学习的欲望与动力”;应让学生感悟那“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不是硬塞给学生“一个失去鲜活生命、失去个人感受的,概念化、标签式的哈姆雷特”。张老师还认为语文教师艺术上最好也有一定造诣,因为音乐、美术与语文之间有所谓“通感”。初中时曾有一次别开生面的课外活动,先念《史记》中的“垓下之围”,再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又读白居易《琵琶行》,饕餮文化套餐。高中时的课外活动还有贝多芬音乐欣赏、希腊罗马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讲座等等。当时尽管面临高考,很多同学还是活出了自己。
  《论语·述而篇》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张老师一九七九年发于《人民教育》上的《启发小议》即由此出发谈如何启发:“通过你的讲授使他认真地动脑去想了,他发现问题想要弄清楚了,他有要说的话却又觉得说不明白了,这时候,恰到好处地提出学生心中的问题,犹如水到渠成,或者让学生把话说出来,或者由教师替他说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启发。”又说:“关键在于千方百计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有了这一点,教学就有了生命力。而这正是我们应该高于孔子的地方。”初二学习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时,经启发后大家纷纷提问:“作者为什么写小公务员四次道歉而不是三次道歉就死去,或者五次道歉才死去呢?”“这么一件小事怎么就使一个人死去了呢?这能使读者相信吗?”老师欣喜地将这些“火花”写进了《若要“不惑”,莫辍探索》一文中。二十数年后出版的《论语读抄》中谈及“启发”处,老师有两行批语:“埋怨学生‘启而不发’,是对孔子原意的根本歪曲,也是对自己无能的伪饰。没有不接受启发的学生,只有不会启发的教师。”若说今天我们身上多少还有些定力、底气类的东西在,多半就是当年启发出来的罢。


  张翼伸先生在《拾遗》中对湖南平江张家旧事多有着墨。书上说张家祖屋乃甲山万亿堂,“祖屋是二层楼,淡黄色墙,瓦顶。房屋为半圆形依山建筑,朝南,很漂亮”。楼上的客房“也名學堂房,曾请过私塾在此房屋中授课”。祖父张壬秋“为人正派,家教严,受到族人的尊重”。父亲张赉周除在湖南盐务局工作,亦行医,“擅长内科、外科、妇科,是非常全面的中医师”,还擅长书画。张翼健老师幼时在故乡过得自由放任、无所顾忌,经常是玩儿得畅快,吃饭了也不回家。后来家道中落,十岁时告别山灵水秀的故乡,与母亲同去关外的长春投奔长姊,再回平江已是四十年后。在附中我们最初背诵的唐诗里就有《回乡偶书》。   张老师多次引用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漫长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张老师的核心理念应该是:语文教育是人的教育,语文课是人生的基础课,教育所及并非只是学生在校的几年,而是关乎他的一生。老师认为在人文精神匮乏的当下世界,“以诗词为源头、唐诗宋词为高峰的汉语言文学,在人文精神的熏陶方面有着无以伦比的作用”;“让学生从小学习背诵一些好作品正是对他们心理过程的尊重与爱护,做到这一点,他们就终生受用无穷”;语文教育应在“培养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情操,熏陶学生的审美,培养学生的灵性与想象力、创造力,发展学生的个性”,应该“目中有人”。
  张老师认为语文教学的“最佳境界”即是师生共同探索,“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必须是充满激情、感情丰富而又深沉的人,一堂好的语文课必须是能做到师生感情交流、融为一体,互相理解、互相感染的”,“当学生焕发出创造性的智慧的火花时,那真是教师的莫大幸福”。六年里,课上课下几多火花?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六年之光阴呢?
  二000年起张老师主编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弥留之际也在交代稿子的安排:“事急,怕耽误。” 而“这句话可能成为唯一的遗言”(田泉)。《追思集》里满是对老师的缅怀之情:“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张云峰)。“默识,沉思 兼听,独见,落落贤师风范;敏事,寡言,淡定,宽容,谦谦君子襟怀”(王鹏伟)……
  “他后来也不再写什么文章了,他知道写了也没有用;他退而求其次,转而倾心培养青年教师”(张玉新)。张老师晚年三抄《论语》,去世前一年出版《论语读抄》,前言中写道:“我抄《论语》,进一步体会了中华民族灵魂的根基:仁与义。只是在少不更事时见过几面的外祖母,是我一生崇拜的仁的化身。而过了花甲之年以后,我才知道祖父一身正气。如果说,先生的‘仁’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话,‘义’则为中华民族所独有,它的含义广博深邃,尤应为当今社会所珍贵。”这让我想到张爱玲去世前一年出版《对照记》缅怀先人:“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冥冥之中张老师似也在认祖归宗。


  “后来上了中文系。原本应是得其所哉,却反而多有徘徊,常会想起鲁迅所说的‘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有时又对文字生涯颇多怀疑。”(《怀念》)燕园数载,徘徊彷徨多于豪迈刚健,常觉子曰诗云皆是重负,屈原、杜甫都太想不开,亦曾设想若无这些文字牵挂,或许会活得轻松些。
  后来逃避到异域,物我两隔,超然物外。躲进小楼成一统,懒洋洋一路读下去,一直读到博士后。好像学位越高题目越专关怀就越窄,连带心胸也在缩水,越发与生命相隔。后来又直面生命,奔波于粉筆黑板与奶瓶尿布之间,跌跌撞撞。
  “一九九九年,张老师率吉林省教育代表团赴日访问,在日弟子们纷纷去看他,我也时隔十年与老师再会。”(《怀念》)那次言谈间约略觉出老师的隐忍无奈,不由想到竹林七贤。又隔九年,二00八年五月回长春时打电话到教育学院,老师居然在。“和张老师也像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一样,多年不见仍能心有默契,总会谈笑如前。我还是谤僧毁道,口无遮拦。讲到中文系让原本颓废的人更加颓废,老师大笑。”(《怀念》)老师问我:“写了多少了?”指的当然不只是那些规规矩矩的论文类。似乎认为我应该写下去。老师还送我那本《论语读抄》,又说到不久前参加了四班同学的聚会。一期一会,地久天长,我想好以后多回长春看看。回家看聚会光碟,有个同学发言说张老师当年讲的“不应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成了他的座右铭。张老师讲话说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考进附中的学生,“当时是铁了心要把你们带好”。“铁了心”三个字让我震撼。四个月后,老师与我们天人永隔。
  《追思集》里有人称我们当年的文科班为“梦之队”,让我想起许多旧日同窗,不知大家的梦想实现了没。当年长白山宾馆正在施工,我们曾偷偷爬上顶楼看冬天灰蒙蒙的街景。故国神游时长春就像黑白照片,照片与底片互为表里。故乡由长春或曰宽城子变成新京又变回长春,亚洲最长、贯穿南北的主干道更由长春大街变为中央通、大同大街,后来变作斯大林大街,很快又变为中山大街和中正大街,又很快变回斯大林大街,最后变成现在的人民大街。二0一0年又回长春,走在人民大街上,没有了张老师的长春那样黯淡,像底片。尔来又八年,没再回去过。地球这么小,往哪儿去呢?环球同此凉热。凉的凉,热的热。这篇东西也算《思旧赋》吗?


  暑假将尽。九月十八日,布拉格百年老楼的顶层。眺望着窗外十八个塔尖,默祷。如果真的能够穿越时空,我愿穿越到初中第一节语文课上,听一听那节“导言课”上张老师到底讲了些什么。
  那是一九七八年,张翼健老师三十七岁,铁了心要把我们教好。
  二0一八年十二月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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