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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武帝经略岭南，既是缘于自先秦以来岭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是从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全局利益着眼的。经略岭南是在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发展、形成和巩固的背景下，被汉武帝纳入西汉王朝统一四夷的整体部署中，是整个开疆拓土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汉武帝，经略，岭南，必然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021—05
秦末汉初，把守岭南的赵佗，乘中原大乱之机，绝道闭境，踞地称雄，建立南越割据政权。时值西汉粗创，民乏国困，百废待兴；内有异姓王和同姓诸侯王的割据骚乱，外有匈奴的时常侵扰。为此，虽有一统岭南之抱负的汉室帝君，也终因国力所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之下，只得暂时维持“总目粤，自称帝”的南越划岭而治的割据现状，采取以恩抚为主，辅以制约的温和手段，以换得南部边境的稳定。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近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即位后，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励精图治，使西汉帝国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等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的繁荣景象；政治方面，封国势力削除，中央集权不断得到加强，封建统治日趋巩固；军事上“士马强盛”。在既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的保障，又有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强大的军事后盾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顺应时势的要求，开始改变长期以来汉中央政府所奉行的退守自保的被动型边疆政策，而实行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南诛闽越、东击朝鲜的主动型开边计划，并获得巨大成功，加强了中原与周边诸部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经略岭南正是在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发展、形成和巩固这一背景之下，被汉武帝纳入到了西汉王朝统一四夷的整体部署之中，它是整个开疆拓土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致。以往学术界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岭南经略，虽颇有关注，但往往论及的多为汉武帝经略岭南的统一战争或具体的经营措施，并通常将之置于两汉南部边疆经略全过程的考察之中，故有显简略单薄，而在众多的研究中有关汉武帝为何决意经略岭南的探讨，则尚付阙如。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就汉武帝经略岭南的历史必然性作一尝试性的探讨，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先秦时期岭南与中原内地的密切交往及整体联系的发展
地理区位上的古代岭南地区，北有南岭山脉横亘其间，五岭逶迤，成为与中原地区交通往来的天然屏障；西北有巍峨的云贵高原，崇山峻岭，阻隔了通往云贵川的道路；东南濒临浩瀚的南海，对外陆路至此而断绝。在远古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交通工具极其简陋的状况下，岭南与外界的交往联系是非常有限的。但重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并不能隔绝古代岭南与外界的交流往来，早自先秦以来，岭南地区就与中原内地发生了沟通来往。根据考古发掘，广西桂南地区及越南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所出土的大批形制奇特的石铲，其中有一部分就与中原文化有联系。“广西的青铜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中原青铜器的传入而来”。我国不少文献，如《淮南子》《史记》《尚书》《吕氏春秋》等等都有关于三皇五帝时期，神农、颛顼、尧、舜、禹等南抚或南至“交趾”或“南交”的记载，诚然，神农、颛顼、尧、舜等是传说中的人物，其南抚或南至交趾的真实性难以确征，但这些记载却透露了早期中原与岭南历史关系的曙光。折射出了早在周秦以前，中原地区就已经与南方的交趾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联系，并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中原内地与史前广泛地理概念上的中国南方岭南地区的往来联系，“因为是传说时期，所以，如果把岭南和中原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看做是某帝某王或某时之事，自然不完全可靠；但如果把它们看做是某个较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现象，则是可能的事实。从考古资料可以知道，这种联系和交流，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那些记载“正是通过传说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这些事实”。
周秦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基于地缘上的优势，岭南地区与蜀、滇之地及南方的楚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并以蜀、滇及楚国为中介与中原内地发生联系。
以岭南与蜀、滇之地的交流往来而言，古属岭南的交趾地区(今越南中、北部)早在史前时代就和与之境壤毗邻的蜀、滇大地有着往来联系，形成了蜀、滇、交趾三地道里交通的雏形。三代以降，蜀、滇、交趾三者之区域间的沟通联系，亦沿着早已存在的自然交通线路而不断得到加强。以考古发掘的越南青铜文化为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越南青铜文化与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就形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且最具代表性的越南青铜文化中的东山文化而云，法国学者埃德蒙·索兰和让皮埃尔·卡伯内尔指出：“但在云南却发现一个和东山文化完全一样的青铜文化。人们可以从滇国中找到东山文化的起源。尤其是如果把石寨山文化及其铜鼓同东山文化及其铜鼓一比，就可以发现东山文化源于此。”“在四川(蜀国)发现的理番和甘孜文化可以看做是东山文化某些成分的直接来源，因为在那里发现的船形棺成了后来东山、滇国及其他地区铜鼓上纹饰母题的根据。”这就说明在穿过漫长的历史时空隧道后，蜀、滇、交趾之间业已存在的粗具形态且无固定走势的道里交通，流经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到东山文化时期即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逐步形成稳定的西南通道。对此，亦可从文献记载得到佐证。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占领西南广大地区，蜀王室的一支经滇池南逃至交趾，并征服了当地原有的骆人部落，而代之以新的统一的部落组织。《史记》卷113《南越尉佗传》“西瓯骆”条《索隐》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安阳王，治封溪县。”《水经》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为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学术界对蜀王子南迁的事迹及其在交趾地区的影响，已多有考究，虽然关于具体迁移路线的考证不尽相同，但均证实了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蜀、滇与交趾之间已有通道。
就在蜀、滇、交趾三地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往来日趋频繁的时候，蜀、滇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进一步得到加强。蜀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开始，甲骨文中就有关于蜀的记载。到周王室兴起，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司马迁云：“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由此亦不难推测，早在秦汉以前巴、蜀地区的对外交通就已很发达，如公元前4世纪的“蜀身毒路”，以蜀 (成都)为起点，经西南夷地区，以滇池为枢纽，北通邛都、筰都至蜀，以抵于秦；东通夜郎、牂至巴，以联于楚；西通昆明、嶲唐、经掸人地以至于身毒(印度)，这一交通路线的开辟“是以西南诸部族的相互联系作为基础，又反过来促进和加强了西南诸部族相互问以及和巴、蜀、中原的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可见，周秦之际，滇、蜀与中原的关系甚为密切，由此其文化必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松本信广所指出：“云南在我们的想象中是在中国的边境地带，只不过是少数民族割据的地区，中国政权影响较少或可以称为鞭长莫及的地区，至于云南受中国政权的影响也是近世纪的事情，石寨山遗址的发现，真使我们感到惊奇，由此看来中国的文化从远古时代就影响到了边疆，所谓‘中国文化圈’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先秦蜀地对外交通的发达，不仅为蜀、滇、交趾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铺就了坦途，也为三地与中原内地的交流往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样，蜀、滇区域经济文化在影响中国古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同时，又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交趾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渠道，岭南交趾地区与中原内地也因此逐渐结成一个整体。
不仅蜀、滇的中介为周秦时期中原文化传人岭南开辟了途径，而且楚营岭南又为这一时期华夏文化的南传搭建了沟通桥梁。楚因地属南蛮，较多地吸收了蛮夷文化的成分，故西周时自称“蛮夷”，中原华夏族诸侯国也以蛮夷视之，但实际上楚国很早就受到了中原华夏文化的广泛影响。公元前516年，周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乃与“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文化开始大规模传人楚国。稍后，孔子弟子澹台子羽(鲁国人)南游至长江下游一带，跟有弟子三百人，并随身携带不少儒家经典，浩浩荡荡进入楚国。战国初期，辅佐楚悼王改革，奠定了楚为战国七雄基础的吴起，也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除了中原士人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把中原文化传人南方的楚国以外，也有不少楚国人士北上中原学习华夏文化，如陈良北上中原学习周公、孔子之道，因成绩优异，超过北方学者，而被孟子赞誉为“豪杰之士”。随着中原华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人楚国，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境内的大多数居民逐渐转变为华夏族，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楚文化在本质上被包容到了华夏文化的总体范围之内。
这样，当楚国的势力逐渐向南推进到岭南地区的时候，中原华夏文化便通过楚国的媒介和桥梁作用，而传人岭南，楚势南扩，为华夏文化南渐岭南开辟了又一条道路。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率兵“南平百越”，占领苍梧。所谓“百越”，《通考·舆地考》曰：“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这是见诸史书明确记载楚国向岭南用兵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楚国将其南疆固定到了今广西北部，然其势力范围和政治影响则已遍及整个岭南。我国史籍虽然没有留下关于吴起“南平百越”的详细记载，但可以肯定，吴起的岭南之战，必然在客观上促进楚国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中原华夏文化和以华夏文化为主要成分的楚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传人岭南地区，这从两广以及越南中北部大量相关的考古发掘即可得到证实。如广东省清远县和广西恭城县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其中的“钲”及各种乐器都具有楚文化的特征，有些甚至与中原地区的相同。越南北部清化省东山县出土的青铜剑“也与《周礼》中所说的中国古剑同一类型”。这都说明，随着楚营岭南的不断深入，凭借楚国的媒介作用，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也更加广泛、频繁。
综上所述，僻处边鄙的岭南地区，自远古史前时期开始出现与中原发生经济、文化往来的端绪，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至春秋战国而更加频繁、稳定，逐步呈现与中原整体联系的端倪。中原华夏文化在岭南地区长期、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为秦汉王朝统一岭南，将之正式划人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经济互补的客观需要
西汉初期，随着统一安定局面的逐渐巩固，中原与周边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如云“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又《盐铁论·通有篇》引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当时，中央王朝在政治上虽一时放弃了对岭南地区的直接统治和管理，但自先秦以来民间长期形成的岭南与中原内地互惠互补的经济交流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岭南的农业生产仰给于中原铁、铜，以及牛、马、羊等生产工具的出口，而“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的岭南，也吸引着中原商贾比肩往去，“多取富焉”，岭南的地方土物源源不断地流人中原内地。此即反映了岭南与中原的不可分割与阻绝。由是观之，中原与岭南的密切联系是不因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稍有改变的，事实上，双方在长期的经济交流中已结成“声息相通，物产相资”的紧密整体，潜在着人为无法破坏的一体性，所以统治者既不可能抛弃这一地区，也不可能割断与内地的联系。正是这种经济上所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亲和力，成为汉代经略岭南、统一岭南的重要历史根源。
汉武帝执政之后，随着国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汉王朝与周边地区在经济上的互补互惠性更加凸显出来，为了扩大政府的财源，弥补中央王朝的物品匮乏，满足经济利益的需要，因此不断强化对外经济联系。如桓宽在《盐铁论·力耕篇》中说：“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鼠召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成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时人又有如此之说：“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驹赊歇醍实于外厩。……”班固也感叹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胖舸、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东晋常璩亦言：“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帝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入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琳碧、厨宝、明珠、玳 瑁、虎珀、水晶、琉璃、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筇竹、蒟酱，殊方奇玩，盈于市朝，振扬威灵，被于幽裔。”_概言之即“丰绝远之货，令帝无求不得，无思不服”。随着中央王朝和周边地区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从内地到边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能得其所欲”。岭南地区的商品流通随着中原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更为发达，商业贸易活动也日益频繁和多样化。这样，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就必然要求汉武帝重开岭南故地。
三、大一统国家整体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汉武帝经略岭南，既是缘于岭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而为，同时也是从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全局利益着眼的。自高祖刘邦创汉，经“文景之治”达汉武帝即位的六七十年问，虽然帝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帝国内部的权势之争也基本得到了解决，但边疆的严峻形势却并没有多大改观，北有匈奴不时南下骚扰，南有南越对于汉、越边界早有觊觎之心，危及长沙之境，“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以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这种四面受敌的周边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到西汉王朝的边境稳定，而且也对它的政基巩固造成极大威胁。具体以南越国而言，虽然，据守岭南的赵佗，自汉文帝时便承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并去帝制改王称，但“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即表面上对汉称王，在内却称帝如故。直至汉武帝即位初期，仍维持着一种“名为外臣，实一州之主”的似是君臣关系，实则为占守一方的割据政权的独立状态。这一时期，迫于既须固本，又要安边如此一种双重交迫的客观内外环境，汉初统治者只求少开边衅，以保四境平安，所以明知南越首鼠两端，但也只得暂时维持现状，并授予种种特权，如自置官吏，不用汉法等等，以维持汉帝国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汉武帝执政以后，随着帝国整体性发展的不断加强，汉、越之间长期以来所维系的那种形式上的君臣关系，自然妨碍了国家统一的步伐，成为汉武帝的一大心腹之患。这也使汉武帝日益意识到岭南地区并非一块无关紧要、无所裨益的“边陬”之地，相反，它的内属与否直接关系到统一后的汉王朝国家整体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战略性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出于安边，还是为了固本，都必然要求汉武帝或以文治或以武功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非一世之渐”四面边患，如班固云：“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为此，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策诏诸儒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中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予。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肢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由此可见，即位不久的汉武帝就为实现“画衣冠，异章服”的上古至治及大一统的理想政治，而欲使北至渠搜远夷，南至交趾蛮方，凡“舟车所至，人迹所及”之地，无不统一到汉帝国的版图之中。故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谓大将军卫青语日：“汉家庶事草率，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即决定通过出师征伐、开边拓疆的“有为”而治的基本政策，以达到帝国的完整统一，实现“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盛世。因此，当汉武帝基本解除了传统的北方边疆的匈奴威胁后，便及时将目光投向了岭南地区。
四、余论
汉武帝经略岭南，其肇始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讨伐闽越的军事行动，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因岭南之地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七十余县，历时二十余载而完成，全面确立了郡县制度，扩大了国家的疆域，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的巩固和发展。就在汉武帝决定对岭南用兵之时，一些人却以“穷兵之祸”为由，反对汉武帝出征越地，在中央以太尉田蚧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在地方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亦认为：“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勿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他们以儒生偏见，逆时代潮流，诋毁经略岭南有害无益，反对用兵越地，而不见汉王朝整体发展的统一趋势，不免为政治近视。然而时势的要求，并非彼等所能阻挡，这是中原内地与岭南“边夷”之地长期以来所结成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整体联系发展的必然。汉武帝顺应时势，积极经略，广置郡县，从政治上巩固了岭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性，此为祖国统一之盛事，亦为汉帝国历史整体发展所趋。尤其，汉武帝不仅仅只是凭借军事上的优势，依靠武力统一岭南地区，而更重要的是继之以合理的方式经营管理这一地区，实施一系列积极有效，符合当地客观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促进了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的巩固和发展，为岭南地区成为汉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也为汉帝国南部边疆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所以说，不少历代史家笔下所谓的“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实则功不可没，故亦颇受后人称赞：“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单于孤特，远遁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东汉杜笃作《论都赋》赞云：“……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钧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南羁鲍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檗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推天督(天竺)，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璋瑁，戕觜褊。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盛，世藉沃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世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等等，纷纷称颂汉武帝经略岭南是国家统一之盛事。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汉武帝，经略，岭南，必然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021—05
秦末汉初，把守岭南的赵佗，乘中原大乱之机，绝道闭境，踞地称雄，建立南越割据政权。时值西汉粗创，民乏国困，百废待兴；内有异姓王和同姓诸侯王的割据骚乱，外有匈奴的时常侵扰。为此，虽有一统岭南之抱负的汉室帝君，也终因国力所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之下，只得暂时维持“总目粤，自称帝”的南越划岭而治的割据现状，采取以恩抚为主，辅以制约的温和手段，以换得南部边境的稳定。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近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即位后，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励精图治，使西汉帝国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等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的繁荣景象；政治方面，封国势力削除，中央集权不断得到加强，封建统治日趋巩固；军事上“士马强盛”。在既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的保障，又有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强大的军事后盾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顺应时势的要求，开始改变长期以来汉中央政府所奉行的退守自保的被动型边疆政策，而实行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南诛闽越、东击朝鲜的主动型开边计划，并获得巨大成功，加强了中原与周边诸部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经略岭南正是在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发展、形成和巩固这一背景之下，被汉武帝纳入到了西汉王朝统一四夷的整体部署之中，它是整个开疆拓土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致。以往学术界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岭南经略，虽颇有关注，但往往论及的多为汉武帝经略岭南的统一战争或具体的经营措施，并通常将之置于两汉南部边疆经略全过程的考察之中，故有显简略单薄，而在众多的研究中有关汉武帝为何决意经略岭南的探讨，则尚付阙如。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就汉武帝经略岭南的历史必然性作一尝试性的探讨，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先秦时期岭南与中原内地的密切交往及整体联系的发展
地理区位上的古代岭南地区，北有南岭山脉横亘其间，五岭逶迤，成为与中原地区交通往来的天然屏障；西北有巍峨的云贵高原，崇山峻岭，阻隔了通往云贵川的道路；东南濒临浩瀚的南海，对外陆路至此而断绝。在远古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交通工具极其简陋的状况下，岭南与外界的交往联系是非常有限的。但重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并不能隔绝古代岭南与外界的交流往来，早自先秦以来，岭南地区就与中原内地发生了沟通来往。根据考古发掘，广西桂南地区及越南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所出土的大批形制奇特的石铲，其中有一部分就与中原文化有联系。“广西的青铜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中原青铜器的传入而来”。我国不少文献，如《淮南子》《史记》《尚书》《吕氏春秋》等等都有关于三皇五帝时期，神农、颛顼、尧、舜、禹等南抚或南至“交趾”或“南交”的记载，诚然，神农、颛顼、尧、舜等是传说中的人物，其南抚或南至交趾的真实性难以确征，但这些记载却透露了早期中原与岭南历史关系的曙光。折射出了早在周秦以前，中原地区就已经与南方的交趾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联系，并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中原内地与史前广泛地理概念上的中国南方岭南地区的往来联系，“因为是传说时期，所以，如果把岭南和中原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看做是某帝某王或某时之事，自然不完全可靠；但如果把它们看做是某个较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现象，则是可能的事实。从考古资料可以知道，这种联系和交流，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那些记载“正是通过传说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这些事实”。
周秦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基于地缘上的优势，岭南地区与蜀、滇之地及南方的楚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并以蜀、滇及楚国为中介与中原内地发生联系。
以岭南与蜀、滇之地的交流往来而言，古属岭南的交趾地区(今越南中、北部)早在史前时代就和与之境壤毗邻的蜀、滇大地有着往来联系，形成了蜀、滇、交趾三地道里交通的雏形。三代以降，蜀、滇、交趾三者之区域间的沟通联系，亦沿着早已存在的自然交通线路而不断得到加强。以考古发掘的越南青铜文化为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越南青铜文化与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就形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且最具代表性的越南青铜文化中的东山文化而云，法国学者埃德蒙·索兰和让皮埃尔·卡伯内尔指出：“但在云南却发现一个和东山文化完全一样的青铜文化。人们可以从滇国中找到东山文化的起源。尤其是如果把石寨山文化及其铜鼓同东山文化及其铜鼓一比，就可以发现东山文化源于此。”“在四川(蜀国)发现的理番和甘孜文化可以看做是东山文化某些成分的直接来源，因为在那里发现的船形棺成了后来东山、滇国及其他地区铜鼓上纹饰母题的根据。”这就说明在穿过漫长的历史时空隧道后，蜀、滇、交趾之间业已存在的粗具形态且无固定走势的道里交通，流经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到东山文化时期即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逐步形成稳定的西南通道。对此，亦可从文献记载得到佐证。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占领西南广大地区，蜀王室的一支经滇池南逃至交趾，并征服了当地原有的骆人部落，而代之以新的统一的部落组织。《史记》卷113《南越尉佗传》“西瓯骆”条《索隐》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安阳王，治封溪县。”《水经》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为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学术界对蜀王子南迁的事迹及其在交趾地区的影响，已多有考究，虽然关于具体迁移路线的考证不尽相同，但均证实了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蜀、滇与交趾之间已有通道。
就在蜀、滇、交趾三地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往来日趋频繁的时候，蜀、滇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进一步得到加强。蜀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开始，甲骨文中就有关于蜀的记载。到周王室兴起，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司马迁云：“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由此亦不难推测，早在秦汉以前巴、蜀地区的对外交通就已很发达，如公元前4世纪的“蜀身毒路”，以蜀 (成都)为起点，经西南夷地区，以滇池为枢纽，北通邛都、筰都至蜀，以抵于秦；东通夜郎、牂至巴，以联于楚；西通昆明、嶲唐、经掸人地以至于身毒(印度)，这一交通路线的开辟“是以西南诸部族的相互联系作为基础，又反过来促进和加强了西南诸部族相互问以及和巴、蜀、中原的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可见，周秦之际，滇、蜀与中原的关系甚为密切，由此其文化必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松本信广所指出：“云南在我们的想象中是在中国的边境地带，只不过是少数民族割据的地区，中国政权影响较少或可以称为鞭长莫及的地区，至于云南受中国政权的影响也是近世纪的事情，石寨山遗址的发现，真使我们感到惊奇，由此看来中国的文化从远古时代就影响到了边疆，所谓‘中国文化圈’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先秦蜀地对外交通的发达，不仅为蜀、滇、交趾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铺就了坦途，也为三地与中原内地的交流往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样，蜀、滇区域经济文化在影响中国古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同时，又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交趾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渠道，岭南交趾地区与中原内地也因此逐渐结成一个整体。
不仅蜀、滇的中介为周秦时期中原文化传人岭南开辟了途径，而且楚营岭南又为这一时期华夏文化的南传搭建了沟通桥梁。楚因地属南蛮，较多地吸收了蛮夷文化的成分，故西周时自称“蛮夷”，中原华夏族诸侯国也以蛮夷视之，但实际上楚国很早就受到了中原华夏文化的广泛影响。公元前516年，周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乃与“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文化开始大规模传人楚国。稍后，孔子弟子澹台子羽(鲁国人)南游至长江下游一带，跟有弟子三百人，并随身携带不少儒家经典，浩浩荡荡进入楚国。战国初期，辅佐楚悼王改革，奠定了楚为战国七雄基础的吴起，也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除了中原士人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把中原文化传人南方的楚国以外，也有不少楚国人士北上中原学习华夏文化，如陈良北上中原学习周公、孔子之道，因成绩优异，超过北方学者，而被孟子赞誉为“豪杰之士”。随着中原华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人楚国，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境内的大多数居民逐渐转变为华夏族，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楚文化在本质上被包容到了华夏文化的总体范围之内。
这样，当楚国的势力逐渐向南推进到岭南地区的时候，中原华夏文化便通过楚国的媒介和桥梁作用，而传人岭南，楚势南扩，为华夏文化南渐岭南开辟了又一条道路。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率兵“南平百越”，占领苍梧。所谓“百越”，《通考·舆地考》曰：“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这是见诸史书明确记载楚国向岭南用兵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楚国将其南疆固定到了今广西北部，然其势力范围和政治影响则已遍及整个岭南。我国史籍虽然没有留下关于吴起“南平百越”的详细记载，但可以肯定，吴起的岭南之战，必然在客观上促进楚国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中原华夏文化和以华夏文化为主要成分的楚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传人岭南地区，这从两广以及越南中北部大量相关的考古发掘即可得到证实。如广东省清远县和广西恭城县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其中的“钲”及各种乐器都具有楚文化的特征，有些甚至与中原地区的相同。越南北部清化省东山县出土的青铜剑“也与《周礼》中所说的中国古剑同一类型”。这都说明，随着楚营岭南的不断深入，凭借楚国的媒介作用，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也更加广泛、频繁。
综上所述，僻处边鄙的岭南地区，自远古史前时期开始出现与中原发生经济、文化往来的端绪，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至春秋战国而更加频繁、稳定，逐步呈现与中原整体联系的端倪。中原华夏文化在岭南地区长期、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为秦汉王朝统一岭南，将之正式划人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经济互补的客观需要
西汉初期，随着统一安定局面的逐渐巩固，中原与周边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如云“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又《盐铁论·通有篇》引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当时，中央王朝在政治上虽一时放弃了对岭南地区的直接统治和管理，但自先秦以来民间长期形成的岭南与中原内地互惠互补的经济交流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岭南的农业生产仰给于中原铁、铜，以及牛、马、羊等生产工具的出口，而“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的岭南，也吸引着中原商贾比肩往去，“多取富焉”，岭南的地方土物源源不断地流人中原内地。此即反映了岭南与中原的不可分割与阻绝。由是观之，中原与岭南的密切联系是不因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稍有改变的，事实上，双方在长期的经济交流中已结成“声息相通，物产相资”的紧密整体，潜在着人为无法破坏的一体性，所以统治者既不可能抛弃这一地区，也不可能割断与内地的联系。正是这种经济上所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亲和力，成为汉代经略岭南、统一岭南的重要历史根源。
汉武帝执政之后，随着国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汉王朝与周边地区在经济上的互补互惠性更加凸显出来，为了扩大政府的财源，弥补中央王朝的物品匮乏，满足经济利益的需要，因此不断强化对外经济联系。如桓宽在《盐铁论·力耕篇》中说：“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鼠召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成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时人又有如此之说：“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驹赊歇醍实于外厩。……”班固也感叹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胖舸、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东晋常璩亦言：“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帝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入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琳碧、厨宝、明珠、玳 瑁、虎珀、水晶、琉璃、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筇竹、蒟酱，殊方奇玩，盈于市朝，振扬威灵，被于幽裔。”_概言之即“丰绝远之货，令帝无求不得，无思不服”。随着中央王朝和周边地区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从内地到边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能得其所欲”。岭南地区的商品流通随着中原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更为发达，商业贸易活动也日益频繁和多样化。这样，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就必然要求汉武帝重开岭南故地。
三、大一统国家整体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汉武帝经略岭南，既是缘于岭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而为，同时也是从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全局利益着眼的。自高祖刘邦创汉，经“文景之治”达汉武帝即位的六七十年问，虽然帝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帝国内部的权势之争也基本得到了解决，但边疆的严峻形势却并没有多大改观，北有匈奴不时南下骚扰，南有南越对于汉、越边界早有觊觎之心，危及长沙之境，“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以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这种四面受敌的周边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到西汉王朝的边境稳定，而且也对它的政基巩固造成极大威胁。具体以南越国而言，虽然，据守岭南的赵佗，自汉文帝时便承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并去帝制改王称，但“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即表面上对汉称王，在内却称帝如故。直至汉武帝即位初期，仍维持着一种“名为外臣，实一州之主”的似是君臣关系，实则为占守一方的割据政权的独立状态。这一时期，迫于既须固本，又要安边如此一种双重交迫的客观内外环境，汉初统治者只求少开边衅，以保四境平安，所以明知南越首鼠两端，但也只得暂时维持现状，并授予种种特权，如自置官吏，不用汉法等等，以维持汉帝国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汉武帝执政以后，随着帝国整体性发展的不断加强，汉、越之间长期以来所维系的那种形式上的君臣关系，自然妨碍了国家统一的步伐，成为汉武帝的一大心腹之患。这也使汉武帝日益意识到岭南地区并非一块无关紧要、无所裨益的“边陬”之地，相反，它的内属与否直接关系到统一后的汉王朝国家整体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战略性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出于安边，还是为了固本，都必然要求汉武帝或以文治或以武功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非一世之渐”四面边患，如班固云：“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为此，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策诏诸儒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中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予。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肢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由此可见，即位不久的汉武帝就为实现“画衣冠，异章服”的上古至治及大一统的理想政治，而欲使北至渠搜远夷，南至交趾蛮方，凡“舟车所至，人迹所及”之地，无不统一到汉帝国的版图之中。故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谓大将军卫青语日：“汉家庶事草率，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即决定通过出师征伐、开边拓疆的“有为”而治的基本政策，以达到帝国的完整统一，实现“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盛世。因此，当汉武帝基本解除了传统的北方边疆的匈奴威胁后，便及时将目光投向了岭南地区。
四、余论
汉武帝经略岭南，其肇始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讨伐闽越的军事行动，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因岭南之地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七十余县，历时二十余载而完成，全面确立了郡县制度，扩大了国家的疆域，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的巩固和发展。就在汉武帝决定对岭南用兵之时，一些人却以“穷兵之祸”为由，反对汉武帝出征越地，在中央以太尉田蚧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在地方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亦认为：“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勿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他们以儒生偏见，逆时代潮流，诋毁经略岭南有害无益，反对用兵越地，而不见汉王朝整体发展的统一趋势，不免为政治近视。然而时势的要求，并非彼等所能阻挡，这是中原内地与岭南“边夷”之地长期以来所结成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整体联系发展的必然。汉武帝顺应时势，积极经略，广置郡县，从政治上巩固了岭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性，此为祖国统一之盛事，亦为汉帝国历史整体发展所趋。尤其，汉武帝不仅仅只是凭借军事上的优势，依靠武力统一岭南地区，而更重要的是继之以合理的方式经营管理这一地区，实施一系列积极有效，符合当地客观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促进了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的巩固和发展，为岭南地区成为汉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也为汉帝国南部边疆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所以说，不少历代史家笔下所谓的“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实则功不可没，故亦颇受后人称赞：“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单于孤特，远遁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东汉杜笃作《论都赋》赞云：“……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钧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南羁鲍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檗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推天督(天竺)，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璋瑁，戕觜褊。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盛，世藉沃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世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等等，纷纷称颂汉武帝经略岭南是国家统一之盛事。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