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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年7月，冼星海的艺术歌曲演唱会“忆秦娥——冼星海晚期古诗词艺术歌曲专场音乐会”正式举办，给观众带来一场冼星海的创作盛宴。在冼星海苏联时期创作的艺术歌曲中，这些作品不仅体现出很多直观、感性的情怀，也反映出冼星海在创作晚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本文通过分析冼星海作品《古诗十首》中的两首《饮马长城窟行》《竹枝词》，分析冼星海艺术歌曲中的技法、音响特点，挖掘这些乐谱文献中的深层内涵。
关键词：《古诗十首》;艺术歌曲;顶针;回文;拼贴
1 冼星海在苏联时期的创作概况
1.1 冼星海的晚期创作
冼星海是20世纪以来我国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他在短暂的几十年生涯中所创作的作品不仅涉及不同体裁，而且数量众多、题材丰富。除了在选材方面的现实性、艺术性之外，冼星海也格外注重音乐体裁的创意性、多样性运用。冼星海早年曾留学法国，归国后投身到抗日的烽火之中。在抗战后期，他被苏德战火阻碍，虽然不得不客居苏联，但他格外关注国内的抗日斗争和文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冼星海依然坚持创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创作出了一批艺术价值极高，包括管弦乐、室内乐的器乐作品，而这些在国内的创作中则是很少涉及的。在创作这些器乐作品、尝试写作大型管弦乐作品的同时，他还研究优秀诗词，为歌词的艺术歌曲风格、为探索民族特征的音乐风格作出了贡献。冼星海在艺术歌曲体裁方面的積累尤其深厚，而这也成为后世人们研究他代表作品的重要方面，更是解读他后期创作风格的关注点之一。
冼星海为中国传统古诗词配乐的作品集《古诗十首》，是他晚期艺术歌曲中的代表，也是他创作风格、技法特征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的冼星海明显关注西方音乐技法对中国古诗词的表现作用，关注进一步运用西方音乐技法领会和理解古诗词中的内涵、寓意和精髓。
1.2 冼星海的古诗词艺术歌曲
冼星海从事古诗词创作较早，他早年填词创作了艺术歌曲《如梦令》，后来还为女高音和Bb单簧管、钢琴创作了作品《风》。直至他创作的中晚期，其都与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比如后来创作的艺术歌曲集《中国古诗》《古诗别情》以及本文提到的《古诗十首》。他晚年在苏联所创作的大量艺术歌曲展现出浓郁的中国古风特征，这些艺术歌曲也是他思乡、爱国的表现。他从早年读书时开始到后期滞留苏联，对中国地域的民族音乐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探索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古典诗词在音乐中的情感表达。冼星海运用音乐对诗词中的艺术内涵进行表现，体现出他对这方面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冼星海对艺术歌曲的创作热情从未削减，但由于他的抗战歌曲、抒情歌曲的影响力盖过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世人对他艺术歌曲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认知不足。
冼星海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这些晚期音乐作品，不仅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总结，也是他音乐思想和艺术理念的直接表达，展现出他对祖国文化的无限深情。这批作品也可以透视出这部艺术歌集的时代性和空间性特点，能够折射出冼星海在其生命最后阶段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这批作品不仅很好地揭示了作曲家的人格魅力，而且也揭示出了他在特定的年代和特殊社会境况下，所能采取的怀念祖国、亲人的最好方式。
2 两首艺术歌曲中的创作技法分析
2.1 艺术歌曲的再现三部曲式结构
首先，艺术歌曲集《古诗十首》是一部采用十首古诗词创作的歌曲作品，它是冼星海滞留苏联时，在1944年12月创作的激情之作，是在他生活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创作的。因此，这部作品的结构、逻辑比较富有情感性特征。当时，受困于苏德战争，冼星海不得不在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库斯坦那伊滞留，寻找工作，等待战争结束时取道回国。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是冼星海已经安顿下来后从事的创作。他很幸运地成为当时的库斯坦州音乐馆的工作者，获得了他在苏联的稳定生活。这部艺术歌曲集每一首都体现出中国古诗词结构的短小精悍，同时也体现出较强的逻辑性特点。
其次，在冼星海创作的十首古诗词组成的整部歌集中，音乐主题富有个性化特征，形成了音乐结构的紧密性逻辑关系。每首作品结构短小，为歌词的内容诠释提供了很大空间，也为表演者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从歌曲演唱的实际规模而言，每首艺术歌曲作品所演绎的时间虽然长短不一，但从内容而言都体现出特殊的时代特征和抗敌、爱国的题材特点。这部歌曲集的每一首都展现出古诗词特有的战争、爱国内容，在运用凝练的结构、规律性律动、简洁的规模、短小的篇幅等技法层面，也体现出宏大历史风格的特点。因此，整体结构短小并不影响作品逻辑内涵的严谨。《饮马长城窟行》《竹枝词》都是采用再现三部曲式结构，都在再现结构中体现出动机、音调对整体曲体结构的影响。
2.2 调式、和声的“镶贴”与“并置”技法
首先，在作品的音韵节奏方面，音乐的曲调、五声性风格、协和的音程运用与特殊和弦的偶尔出现，都展现出这些古诗词宏大历史内涵特点。比如，《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多个乐段结尾的音调体现出歌词音韵与律动结合的典型特征。这两首艺术歌曲还在骨干音、落音的运用上体现出前后呼应的特点。《饮马长城窟行》规模最大，有70小节，《竹枝词》规模最小，有19小节，两首歌曲的规模从最长的70小节到最短的19小节，相差了51个小节。通过和声、调式素材的“镶贴”，不仅展现出了主题、动机的交叉、贯穿作用，还展现出“镶贴”的材料的有机融合特点。这些来自不同歌曲中的主题片段，演奏时长在2～4分钟左右，两首作品中的材料呈现有机融合的“镶贴”关系。
其次，这些富有联系特点的“镶贴”技法，还常常与“并置”技法一起运用。艺术歌曲《饮马长城窟行》在第一乐段中对不同乐句材料进行“并置”，体现出典型的对比主题特点。这些不同的调式素材被对比性地“并置”在一起，体现出曲调的多样性特征——既有典型的民族五声宫调式，又有明显的民族特性音程的音调或带有功能和声色彩的钢琴伴奏织音调。这些都体现出西方音乐与中国文化的“并置”特点，具有中外两种文化思维的“并置”运用特征。 此外，这两首歌曲还体现出开放性的对称乐段特点。这些乐段的织体也具有“并置”技法特点。在这两首艺术歌曲中，作者不仅采用了不同材料的“并置”技法，还采用了运用相同材料的“顶针”技法，彰显出民族传统的技法特征。不同音乐素材构成的曲调彼此“并置”在一起，进行充分的对比，与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声部的独特处理效果进行结合，即通过传统的西方功能和声及终止式的特殊安排，结合中国的部分音乐素材，产生一种半终止性质的和声色彩。这样不仅大大地淡化了既有五声性旋律的效果，而且展现出一种特殊的乐句呼应色彩。
3 两首艺术歌曲中的审美特征分析
3.1 “中和”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冼星海的《饮马长城窟行》《竹枝词》两首艺术歌曲中，其呈现出了典型的民族审美特点。这种民族性的审美是建立在强烈的民族感情基础上的，体现出一种情绪、情感与审美的呼应效果。在传统地域文化和民族感情基础上建立的审美标准，不仅与作品中很多的“顶针”与“回文”彼此观照，形成富有中国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歌曲旋律、曲调;而且还与传统的西方功能和声相结合，产生一种半和声、半旋律色彩的风格特点。
其次，在这两部艺术歌曲作品中，作曲家冼星海不仅对西方的古典和声体系进行了富有变化的运用，而且采用了有效的民族风格对比、并置模式，展现出独特的“中和”审美特征。这是冼星海在探索民族曲调与西方技法结合中的有效运用，也是冼星海创作后期技法风格在艺术歌曲中的重要体现。在他诸多值得关注的创作技法中，建立在“中和”审美基础上的对比、统一原则，不仅将很多“镶贴”“并置”技法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在运用民族曲调与西方和声融合创作的过程中，也展现出最为重要的“中和”审美特点。冼星海在他后来的创作回忆文献中，也曾经多次谈到他的艺术歌曲中对和声进行变化、巧妙运用的心得和体验。他一直将这些源自西方的和声、织体、动机贯穿原则，都有效地运用在“中和”审美基础上的民族化素材组合中。这种被冼星海称为“现代和声”的兼容态度，也是他这两首艺术歌曲在探索民族化、地域化风格过程中的重要表现。
3.2 “士人格”文化的体现
在这两首艺术歌曲中，还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的“士人格”文化特点。
首先，这两首作品都包含了浓郁的“士文化”情怀。无论是运用4个乐句逻辑的乐段，还是采用对称与平衡特征的结构，他都在整首歌曲作品的内涵与情怀方面展现出浓郁的“家国文化”“情感文化”特征。二者在对比、平衡的过程中，完成这两者的表达。冼星海在创作艺术歌曲中，还将民族性的曲调完全浸入西洋文化的功能思维中，并贯穿了民族性、家国情怀的适度表现，从而确保获得新的音响效果，平衡作品的情感、情绪变化节奏。
其次，冼星海在创作这套古诗词艺术歌曲中，不仅形象地塑造出多樣的艺术特征，还对其中的“意境美”进行表现。古诗词中的很多意境、场面、气氛特点也被不同曲调、和声、织体有效地发掘出来。冼星海对中国的传统古诗词较为熟悉，他的旋律曲调都是建立在适度地发掘其中意蕴、气氛特征基础上的。在冼星海创作的晚期作品中，这些西方素材、现代技法的运用，也是结合了他在苏联时的音乐学习与实践探索经验。在冼星海创作出的一系列作品中，最具个性化风格特征的不仅仅包括民族曲调、民族和声、民族性气质，还体现出“士人格”的呈现——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对国家尽忠尽孝、奋勇抗击的传统文人情怀。这些都是冼星海从艺术歌曲的音乐中体现出来的真实内心世界，因此在冼星海的这两首艺术歌曲中折射出他崇高而伟大的“士人格”魅力。
最后，冼星海的“士人格”还体现在歌曲对各种矢志不移、坚定信念的情怀方面。冼星海在苏联的那段时间，正是日子相当艰辛的时候。此时他的工作与生活虽然相对稳定，但是物质的匮乏和苏联卫国战争的影响，依然难以满足人们的正常生活需要。冼星海在这种困难的状态中，依然坚持他内心的“抗战必胜”“中国必胜”信念。
4 结语
冼星海在苏联时期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正是特殊时期、地域的特殊情感映射，他所创作的这一批怀念祖国、家园和历史文化的艺术歌集，也是他“士人格”的折射。
参考文献：
[1] 彦克.浅论冼星海的古体诗词歌曲[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1（Z1）：1-12.
[2] 张旭冬.冼星海复调技法研究（上）[J].音乐研究，2005（1）：5-21.
[3] 罗小平.从文化学角度谈星海审美趣味的形成[J].音乐研究，1995（3）：25-36.
作者简介：严锦红（1979—），女，福建漳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声乐。
关键词：《古诗十首》;艺术歌曲;顶针;回文;拼贴
1 冼星海在苏联时期的创作概况
1.1 冼星海的晚期创作
冼星海是20世纪以来我国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他在短暂的几十年生涯中所创作的作品不仅涉及不同体裁，而且数量众多、题材丰富。除了在选材方面的现实性、艺术性之外，冼星海也格外注重音乐体裁的创意性、多样性运用。冼星海早年曾留学法国，归国后投身到抗日的烽火之中。在抗战后期，他被苏德战火阻碍，虽然不得不客居苏联，但他格外关注国内的抗日斗争和文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冼星海依然坚持创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创作出了一批艺术价值极高，包括管弦乐、室内乐的器乐作品，而这些在国内的创作中则是很少涉及的。在创作这些器乐作品、尝试写作大型管弦乐作品的同时，他还研究优秀诗词，为歌词的艺术歌曲风格、为探索民族特征的音乐风格作出了贡献。冼星海在艺术歌曲体裁方面的積累尤其深厚，而这也成为后世人们研究他代表作品的重要方面，更是解读他后期创作风格的关注点之一。
冼星海为中国传统古诗词配乐的作品集《古诗十首》，是他晚期艺术歌曲中的代表，也是他创作风格、技法特征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的冼星海明显关注西方音乐技法对中国古诗词的表现作用，关注进一步运用西方音乐技法领会和理解古诗词中的内涵、寓意和精髓。
1.2 冼星海的古诗词艺术歌曲
冼星海从事古诗词创作较早，他早年填词创作了艺术歌曲《如梦令》，后来还为女高音和Bb单簧管、钢琴创作了作品《风》。直至他创作的中晚期，其都与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比如后来创作的艺术歌曲集《中国古诗》《古诗别情》以及本文提到的《古诗十首》。他晚年在苏联所创作的大量艺术歌曲展现出浓郁的中国古风特征，这些艺术歌曲也是他思乡、爱国的表现。他从早年读书时开始到后期滞留苏联，对中国地域的民族音乐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探索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古典诗词在音乐中的情感表达。冼星海运用音乐对诗词中的艺术内涵进行表现，体现出他对这方面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冼星海对艺术歌曲的创作热情从未削减，但由于他的抗战歌曲、抒情歌曲的影响力盖过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世人对他艺术歌曲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认知不足。
冼星海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这些晚期音乐作品，不仅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总结，也是他音乐思想和艺术理念的直接表达，展现出他对祖国文化的无限深情。这批作品也可以透视出这部艺术歌集的时代性和空间性特点，能够折射出冼星海在其生命最后阶段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这批作品不仅很好地揭示了作曲家的人格魅力，而且也揭示出了他在特定的年代和特殊社会境况下，所能采取的怀念祖国、亲人的最好方式。
2 两首艺术歌曲中的创作技法分析
2.1 艺术歌曲的再现三部曲式结构
首先，艺术歌曲集《古诗十首》是一部采用十首古诗词创作的歌曲作品，它是冼星海滞留苏联时，在1944年12月创作的激情之作，是在他生活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创作的。因此，这部作品的结构、逻辑比较富有情感性特征。当时，受困于苏德战争，冼星海不得不在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库斯坦那伊滞留，寻找工作，等待战争结束时取道回国。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是冼星海已经安顿下来后从事的创作。他很幸运地成为当时的库斯坦州音乐馆的工作者，获得了他在苏联的稳定生活。这部艺术歌曲集每一首都体现出中国古诗词结构的短小精悍，同时也体现出较强的逻辑性特点。
其次，在冼星海创作的十首古诗词组成的整部歌集中，音乐主题富有个性化特征，形成了音乐结构的紧密性逻辑关系。每首作品结构短小，为歌词的内容诠释提供了很大空间，也为表演者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从歌曲演唱的实际规模而言，每首艺术歌曲作品所演绎的时间虽然长短不一，但从内容而言都体现出特殊的时代特征和抗敌、爱国的题材特点。这部歌曲集的每一首都展现出古诗词特有的战争、爱国内容，在运用凝练的结构、规律性律动、简洁的规模、短小的篇幅等技法层面，也体现出宏大历史风格的特点。因此，整体结构短小并不影响作品逻辑内涵的严谨。《饮马长城窟行》《竹枝词》都是采用再现三部曲式结构，都在再现结构中体现出动机、音调对整体曲体结构的影响。
2.2 调式、和声的“镶贴”与“并置”技法
首先，在作品的音韵节奏方面，音乐的曲调、五声性风格、协和的音程运用与特殊和弦的偶尔出现，都展现出这些古诗词宏大历史内涵特点。比如，《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多个乐段结尾的音调体现出歌词音韵与律动结合的典型特征。这两首艺术歌曲还在骨干音、落音的运用上体现出前后呼应的特点。《饮马长城窟行》规模最大，有70小节，《竹枝词》规模最小，有19小节，两首歌曲的规模从最长的70小节到最短的19小节，相差了51个小节。通过和声、调式素材的“镶贴”，不仅展现出了主题、动机的交叉、贯穿作用，还展现出“镶贴”的材料的有机融合特点。这些来自不同歌曲中的主题片段，演奏时长在2～4分钟左右，两首作品中的材料呈现有机融合的“镶贴”关系。
其次，这些富有联系特点的“镶贴”技法，还常常与“并置”技法一起运用。艺术歌曲《饮马长城窟行》在第一乐段中对不同乐句材料进行“并置”，体现出典型的对比主题特点。这些不同的调式素材被对比性地“并置”在一起，体现出曲调的多样性特征——既有典型的民族五声宫调式，又有明显的民族特性音程的音调或带有功能和声色彩的钢琴伴奏织音调。这些都体现出西方音乐与中国文化的“并置”特点，具有中外两种文化思维的“并置”运用特征。 此外，这两首歌曲还体现出开放性的对称乐段特点。这些乐段的织体也具有“并置”技法特点。在这两首艺术歌曲中，作者不仅采用了不同材料的“并置”技法，还采用了运用相同材料的“顶针”技法，彰显出民族传统的技法特征。不同音乐素材构成的曲调彼此“并置”在一起，进行充分的对比，与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声部的独特处理效果进行结合，即通过传统的西方功能和声及终止式的特殊安排，结合中国的部分音乐素材，产生一种半终止性质的和声色彩。这样不仅大大地淡化了既有五声性旋律的效果，而且展现出一种特殊的乐句呼应色彩。
3 两首艺术歌曲中的审美特征分析
3.1 “中和”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冼星海的《饮马长城窟行》《竹枝词》两首艺术歌曲中，其呈现出了典型的民族审美特点。这种民族性的审美是建立在强烈的民族感情基础上的，体现出一种情绪、情感与审美的呼应效果。在传统地域文化和民族感情基础上建立的审美标准，不仅与作品中很多的“顶针”与“回文”彼此观照，形成富有中国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歌曲旋律、曲调;而且还与传统的西方功能和声相结合，产生一种半和声、半旋律色彩的风格特点。
其次，在这两部艺术歌曲作品中，作曲家冼星海不仅对西方的古典和声体系进行了富有变化的运用，而且采用了有效的民族风格对比、并置模式，展现出独特的“中和”审美特征。这是冼星海在探索民族曲调与西方技法结合中的有效运用，也是冼星海创作后期技法风格在艺术歌曲中的重要体现。在他诸多值得关注的创作技法中，建立在“中和”审美基础上的对比、统一原则，不仅将很多“镶贴”“并置”技法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在运用民族曲调与西方和声融合创作的过程中，也展现出最为重要的“中和”审美特点。冼星海在他后来的创作回忆文献中，也曾经多次谈到他的艺术歌曲中对和声进行变化、巧妙运用的心得和体验。他一直将这些源自西方的和声、织体、动机贯穿原则，都有效地运用在“中和”审美基础上的民族化素材组合中。这种被冼星海称为“现代和声”的兼容态度，也是他这两首艺术歌曲在探索民族化、地域化风格过程中的重要表现。
3.2 “士人格”文化的体现
在这两首艺术歌曲中，还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的“士人格”文化特点。
首先，这两首作品都包含了浓郁的“士文化”情怀。无论是运用4个乐句逻辑的乐段，还是采用对称与平衡特征的结构，他都在整首歌曲作品的内涵与情怀方面展现出浓郁的“家国文化”“情感文化”特征。二者在对比、平衡的过程中，完成这两者的表达。冼星海在创作艺术歌曲中，还将民族性的曲调完全浸入西洋文化的功能思维中，并贯穿了民族性、家国情怀的适度表现，从而确保获得新的音响效果，平衡作品的情感、情绪变化节奏。
其次，冼星海在创作这套古诗词艺术歌曲中，不仅形象地塑造出多樣的艺术特征，还对其中的“意境美”进行表现。古诗词中的很多意境、场面、气氛特点也被不同曲调、和声、织体有效地发掘出来。冼星海对中国的传统古诗词较为熟悉，他的旋律曲调都是建立在适度地发掘其中意蕴、气氛特征基础上的。在冼星海创作的晚期作品中，这些西方素材、现代技法的运用，也是结合了他在苏联时的音乐学习与实践探索经验。在冼星海创作出的一系列作品中，最具个性化风格特征的不仅仅包括民族曲调、民族和声、民族性气质，还体现出“士人格”的呈现——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对国家尽忠尽孝、奋勇抗击的传统文人情怀。这些都是冼星海从艺术歌曲的音乐中体现出来的真实内心世界，因此在冼星海的这两首艺术歌曲中折射出他崇高而伟大的“士人格”魅力。
最后，冼星海的“士人格”还体现在歌曲对各种矢志不移、坚定信念的情怀方面。冼星海在苏联的那段时间，正是日子相当艰辛的时候。此时他的工作与生活虽然相对稳定，但是物质的匮乏和苏联卫国战争的影响，依然难以满足人们的正常生活需要。冼星海在这种困难的状态中，依然坚持他内心的“抗战必胜”“中国必胜”信念。
4 结语
冼星海在苏联时期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正是特殊时期、地域的特殊情感映射，他所创作的这一批怀念祖国、家园和历史文化的艺术歌集，也是他“士人格”的折射。
参考文献：
[1] 彦克.浅论冼星海的古体诗词歌曲[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1（Z1）：1-12.
[2] 张旭冬.冼星海复调技法研究（上）[J].音乐研究，2005（1）：5-21.
[3] 罗小平.从文化学角度谈星海审美趣味的形成[J].音乐研究，1995（3）：25-36.
作者简介：严锦红（1979—），女，福建漳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