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拜访千寻的时候，她刚刚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乡里当了半年副乡长。这个乡的很多地方，遍地瓦砾，拆迁工作已经进行几年，它的目标是建成北京下一个CBD和使馆区。
　　千寻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接待对赔偿金额不满的乡亲，以及处理乡里的养老、民生等社会事务。有时候，各种难办的事情接踵而来，这个30岁的女孩儿要迅速学会如何应对。
　　之前她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了一家航天国企工作，5年之后她成了年轻的副处长。然而为了新的挑战和自己的理想，她选择成为一个15万人口的乡镇的“父母官”。
　　这个新角色给她带来的冲突是如此剧烈，最开始她经常因为戴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发夹就被乡长批评不适合乡里。而当她下班去上舞蹈课的时候，她上班穿的肉色丝袜会被一起学舞蹈的同学嘲笑。
　　她身处多个角色之中，却无比清醒。如果不和手下工作人员用指令式的语气交代工作，她还是那个有着文艺理想的年轻人，和走在大街上的那么多同龄人一样。
　　这是我发起“中國三明治”这个组织后碰到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30岁上下的中国人，夹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夹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夹在上司和下属之间，夹在都市与家乡之间，夹在自己与自己的挣扎之间，像极了一块三明治。
　　他们试图保有自己的梦想，但总有现实的各种羁绊；他们需要面对日益衰老的父母，也对下一代的教育焦虑万分；他们一边还房贷，供养家庭，一边梦想着远行或出国留学；他们不知要维持朝九晚五的日子，还是要一咬牙下海创业；他们在想除了在网上转发痛骂毒奶粉、毒胶囊的微博，还可以为社会做点儿什么？
　　他们不像20世纪70年代初生人那样赶上了第一波互联网热潮，赶上市场草莽时期而在工作上占据领导位置。但他们相比85后一代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大多数通过房贷拥有了在都市里的一席之地。他们努力工作便可基本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仅仅是安稳的生活，并不足以让“三明治人”感到满足。因为，他们其实是第一代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中国人。
　　从伦敦结束留学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就想要做一个给同龄人的网站，让大家相互鼓励，抱团互助，于是便有了“中国三明治”这个网站。网站上登载了很多像千寻这样的故事，尽管职业不同，背景各异，但他们代表了追随内心的价值观，并在各种困难和压力下坚持自己理想的“三明治人”。
　　在这些人里，有白天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晚上熬夜拍片的导演，有卖掉公司做公益的社会企业家，有退役后成功创业的女足运动员，有辞去优厚职位的间隔年旅行者，有公司职员兼业余铁人三项女运动员，有援藏的青年干部。他们没有足够的名气和财富，他们只是默默的社会组成部分，但他们都在试图达到自己心中的愿景。
　　这是一种相对真实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有力的感召。以至于连我自己，也辞去了薪水优厚的财经公关职位，回归自己最喜欢的传媒行业，并继续打造“中国三明治”这个平台。
　　慢慢的，“中国三明治”以相似的价值观为纽带，把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同龄人汇聚在一起，让他们为各自的生活提供新的元素，带来新的冲击，并在一起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2012年联劝基金会举办的两次“一个鸡蛋的暴走”的公益募款活动中，组织人员大多是“中国三明治”成员，而且“中国三明治”队也成了“暴走明星队”，募款数名列前茅，力压很多500强企业队伍。而在一年前，他们很多人还彼此不认识，散落在茫茫的都市中。
　　对我个人来说，“中国三明治”也部分改变了我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在负面信息和抱怨声外，我看到一批积极寻求变化的年轻人，以及他们身上的创造力和活力。虽然很多问题依旧，但在问题背后，这些年轻人让我感受到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
　　以往，在“中国三明治”参加的活动上，总被人误认为是餐饮行业的，或者是大会的餐饮赞助商。
　　现在“三明治”已经成了形容一类人的流行语，有时也会被用来形容一些事情，“这件事，挺三明治的。”说的是态度，更是生活方式。希望“中国三明治”的精神也流行起来。
　　（肖成美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