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见证，更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与历史镜鉴。然而，近年来，受历史虚无主义唯心史观的影响，让历史说话，却不用史实发言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的“史”并非指对历史的主观判断，而是指基于史料的客观结论。这样一来，史学研究必然离不开史料搜求的真实、客观与全面。史料是学者治史的史源，是为学的基础。史料越坚实，做出的研究才越客观越有价值，得出的结论和判断才越可信越有说服力。
　　殷钟麒先生在《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一书中指出，“盖档案为供办理文书处理之依据，行政过程之重要文献，无量贤才之结晶，材料丰富，记录翔实。无档案，则办案无所资，极难完成或充实其真正之意义，文献散失，史料无从搜求，故应以科学管理利于运用。”先生在这里充分说明了档案的史料价值，且先生所著《新论》第二章“档案之功用”对现今那些不注重档案这第一手史料来开展历史研究，而仅凭主观臆断来肢解、歪曲历史结论的现象极具批判价值与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关于历史研究得当与否与殷钟麒先生在《新论》中提到的“处理案件之当否”有极大地相近相通之处。二者都必须“固基于学养与经验”，需要有“档案之凭借”，且“思虑必须周详，推敲必须精密，平心静气以立言，扼要中肯以措辞，如此有正确之依据，始能产生必行之归结，令必遵，请必准，争必服，言必用也。”
　　殷钟麒先生在《新论》“档案之重要性”一章的开篇中提到，“档案关系一代政治学术之盛衰者极大，中外各国莫不重视档案，把握档案，以为国家政治兴革之张本。”可见，档案在先生看来是国家兴替变革的张本。而笔者认为，之所以说档案是张本，考虑更多的应当仍是档案所能为我们所提供的“以史为镜”的价值与功能。殷钟麒先生在《新论》中多次强调，“档案为推进政治之利器，历史最有力之根据，应以科学管理，利于运用，若管理不善，史料保存固不可得，即作行政参考，亦有不能”。进一步而言，笔者认为先生《新论》中给予我们对档案史料价值的分析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档案是 “史料之一部或全部”。殷钟麒先生指出，“吾国为历史发达之国家，国有国史，省有通志，县有县志，家有家谱，官署之历史在档案，其编修史志，材料之取给，多有赖官署之档案”。是则，档案“为编修史志储备一种有系统之史料”。先生不仅论述了档案作为史料的“大而全”，而且也进一步阐发了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先生指出，“档案为史料的主要部门，无容或疑！美国史学家安息思于欧美档案之学，深有研究。著《档案说》有云：‘一切历史写本，皆非档案，而一切档案，则皆得称历史写本’”。这充分体现了档案作为史料，至为广泛的特点。
　　第二，档案在“史源学上的价值最为崇高”。殷钟麒先生指出，“取档案以为史料，优点实多，盖档案为原始资料，而非滋生资料，为直接资料，而非间接资料，为第一等资料，而非第二等以次之资料，在史源学上之价值，最为崇高，其可节取之数量，虽有多寡之珠，然其全部，尽为可信，而伪造者少。”这里集中涵盖了档案作为史料所独具的原生性、真实性及丰富性的特点。而且，通过档案开展历史研究，能“在史料鉴定功夫上，省却时间和經历不少，量足珍也。”因此，历史研究，不应该只在历史书籍中研究，也不只单单在社会上搜求，而是更需要将重心放在“已往文件故纸堆中，断简残篇里用功夫”。
　　第三，档案能佐证“历史结论、历史判断与历史真相”。殷钟麒先生指出，“研究各种社会科学，虽具有高深理想，详密计划，但是否有利无弊，尚待事实证明，参考档案，可以察知以往之演变情形，根据翔实记录，修正原有之理论，确定未来之指标，发抒议论，作政治之向导，促社会之进化，而不致徒尚空谈，无裨实际。”
　　概而言之，殷钟麒先生在《新论》中关于档案之功用的详细阐释，不仅为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不注重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和分析，特别是档案文献的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们今后的历史研究如何看清并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提供了行动指南。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史料为支撑，善于用档案为依凭，这是我们构建正确历史观、正义观、是非观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捍卫历史、追求真理、坚守正义的必然之途。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