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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优良设计奖将2018年年度大奖颁给了一位日本寺庙的和尚，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寺庙零食俱乐部”项目是将民众献给神明的供品利用起来分发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似乎和我们传统认知的设计没有关系，但却是近些年在各领域兴起的社会创新设计的典型。
人类文明的发展似乎就是在解决社会中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推进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全球化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人类面对共同的社会问题，这些已经不是单一领域可以解决的，携手合作已经成为必经之路。
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与以往不同，设计的边界开始模糊，设计师的能力疆域开始拓展，设计的价值逐渐显现。或许社会创新设计就是—种构建新文明的方式，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人人都可以参与到美好生活的建设中来。
《设计》：您最初是文学学士，后来是哲学博士，最后去米兰理工获得了设计学博士，为何做这样的选择？
钟芳：上大学的时候就在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专业，大一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喜欢读哲学书，于是很早就决定要去考哲学系的研究生，读完硕士接着读完了博士。因为我很好奇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遗憾的是，当我毕业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而且更困惑。有的同学毕业后去当老师，有的去文化机构工作，自己却茫然得很，因为我觉得重要的是找到那个答案，但博士毕业之后仍然没有找到。我很清楚的记得在以前北大四院哲学系的影壁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大概是“哲学家最关注的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底下写着是引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二十年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疑惑极了，不过最近几年才慢慢理解了，这可能是所有学哲学的人最后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学了哲学到底可以做什么？当我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这第二个问题就离得更远了。那个阶段我读书很多，但做事情很少，所以我想选择一个和实践最近的学科，去学习“做”。意大利的建筑和设计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同时也是公立教育，相较英国和美国它的学费会低很多，我花了一年时间考下语言证书，申请了建筑系的博士，但学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因为当时意大利的建筑已经在萎缩，导师手里的项目很少，能给到学生的项目就更少了，这意味着我还是没法学习“做”，无法实现初衷。后来机缘巧合，我找到了曼奇尼教授，他对中国特别好奇，尽管那时他已经有一个中国学生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申请到了设计系的博士。虽然到现在第二个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已经有了一个找到答案的路径了，我可以通过具体做什么样的事情，去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能帮助我获得一点对世界的认知。
《设计》：您从文学和哲学的角度看设计，有哪些不一样的认识？
钟芳：最近，我感觉以前学过的哲学开始有一点用途了。很多人会认为可持续问题是环境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人类的本质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哲学命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会涉及到人和人之间利益分配的伦理学问题，这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全世界的哲学研究来看，这些年普遍缺乏活力。因为学科过于尊重传统范式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从哲学的历史上来看，各种思潮或者流派，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思想者面对现实问题时所做的反思。学习哲学史和学习哲学是两个问题，学习哲学是让我们学会去思辨讨论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学习哲学史是了解东西方的前辈如何去认识世界，而这些前辈们是在历史的时间脉络中出现的，体现出人们认知的变化过程。这些过去的思考对我们会有很大启示，但是仍然不足以去理解未来的问题。很多未来的问题是和设计学科相关的。比如，现在的人际交往越来越虚拟化，电子化，在设计领域一大半都是在研究新交互新媒体，这是设计界一块很大的土壤。这样的发展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设计师要思考这些问题，哲学家更要思考。无论是可持续还是社会创新，其实都是在讨论当下与未来人类如何更好的生活，在面对技术转折点的时候，这一点格外重要。
《设计》：您曾经写过社会创新是新文明的构建方式，是这个时代孕育出了这样的新领域吗？
钟芳：社会创新设计所面对的背景更多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问题无法从技术这单一角度得到解决，比如老龄化问题。这种社会问题在以往是设计很难介入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思路去响应这些社会问题。不同的设计学科都可以从自己的立场采取一些设计行动。我们可以像日本人那样发明更多的养老机器人，这是产品设计、交互设计;也可以设计非常好的养老公寓，这是环境设计和空间设计。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服务方式，增进老年人之间的互助，这是典型的服务设计。设计往往是去看在什么样的特定背景下，哪一种方式更加合适。
《设计》：设计师有责任去解决社会问题吗？
钟芳：任何职业都有来自现实的需求，世界的需求在哪里？现在信息产业对设计师的需求很大，所以很多学产品设计的人最后去做交互设计。未来还会有更多领域需要设计师，比如养老产业，这种需求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现在我们常说设计思维，其根本的一条，就是面对需求和理解需求。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设计这个学科会做出自己的反应，无论是跨学科协作也好，还是不同设计分支进行内部合作，我们都要对社会上的需求去做一种响应。越来越多的人在探讨主动设讥也就是说设计师要不要去主动回应一些社会问题。在企业领域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反思自己的责任，除了满足股东的需求之外，是不是要回馈社会？从企业到个人，情况是相似的，设计师除了在得到一份好工作之外，也要对得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有一些时尚设计师已经开始拒绝再进入到快时尚领域，这就是个人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做出的不同以往的价值选择。
《设计》：请您介绍一下社会创新在国外的发展状况？
钟芳：2009年我们在全世界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网络，当时参加网络的设计院校非常多，比如皇家艺术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米兰理工和美国的常青藤，很多老师带着共同的愿景参与其中。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社会问题都非常相似，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但大家都会关注相似的问题，如养老问题，贫穷问题，环境问题，食物问题等，在设计学之外，其他学科也都在面對相似的挑战。面对这些复杂问题设计师能做什么？我们不是社会工作者也不是政府部门的管理者，但事实证明设计师有很多能力可以应用在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上，比如我们善于用同理心去解决不同人的需求;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经常讲限定条件，在做社会创新设计的时候，我们也要通过限定条件，然后达成一种妥协，利用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优的方案，这和传统设计的思路是一样的。这种设计思维正是设计师的优势所在。 《设计》：社会创新在国内的发展状态是怎样的？
钟芳：我的感觉是欣欣向荣，从学院派到非学院派，都有非常多的关注。在清华、央美、同济大学都有很多老师参与到这样的项目中来。比如中央美院的老师通过活化废弃的地下空间，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活动场所。同济大学的老师与街道合作，让设计师介入到街道中去改善现有的环境，让街道与居民有更好的交往空间。学院派以外的探索就更多了，比如我多年合作的中国社工联合会，他们非常期待专业设计师参与社会工作和社会问题中来。社工有着自己独特的专业技能，他们可以给设计师提供强大的基层在地支持，帮助设计师更好地发挥专业作用。我们也在互相摸索，去寻找适应我们各自背景的跨学科合作。在规划领域大家都在探讨社区规划、社区营造，这背后有大量的设计参与其中。所以在设计专业之外，社会创新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
《设计》：这些项目是处在探索阶段，还是更深入的发展阶段？
钟芳：从项目的数量到介入的领域都是非常多的，比如北京城市规划院通过史家胡同博物馆在做社区交流中心，让更多居民参与其中，去探讨传统老城区的改造以及新的社区文化空间。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做课题或者做一个展览而临时做出来的，而是长期一直在做;西城区的白塔寺更新计划是和商业结合非常紧密的项目，也在探讨如何活化老城公共空间。
《设计》：在做社会创新的时候，也会用到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
钟芳：这也是设计学科在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比起人类学和社会学，设计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在做传统设计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但是当设计的界限变得模糊的时候，就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去学习和借鉴其它学科是设计学科面对未来发展如何壮大、探索自身路径的必然过程。在过去，我们运用了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工具去理解人，理解不同人构成的群体，这和我们传统的人机研究思路是不一样的。比如现在很多做交互设计的老师引用心理学和工程学的方法，用眼动仪、脑电波去测试，这些都是新兴设计研究方法里非常重要的流派。
《设计》：在做社会创新设计的的时候，是否有一套流程和方法论？
钟芳：我们还在摸索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非常成型的方法论。如果是由设计师发起的社会创新设计，大家都会不自觉的运用设计思维的方式去做。对于非设计专业的人设计思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方法和理念传播给他们。如果不是设计师发起的项目，我们尽量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其中。当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实践之后，就会慢慢形成比较清晰的方法论。曼奇尼教授也总结过很多，2016年我们出版的书籍中有一些总结。但我们认为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基本的方法。因为很多社会问题是非常本土化的，在中国做一个社区项目和在西方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在一些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寻求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方式和方法。
《设计》：设计伦理是设计学和哲学交叉的一个边界，这个时代的设计伦理要关注哪些问题？
钟芳：设计学科最大的好处就是实践性非常强，我们想到什么就可以做出来。如果是社会学研究，可能研究成果是一个政策建议，但是未必会执行。但是做设计的话，任何一个做出来的东西都会对这个世界带来影响。我们的影响很直接，这个时候去探讨设计伦理的问题就至关重要。
《设计》：社会创新设计和服务设计有什么区别？
钟芳：服务设计本身被放得很大，在社会创新下设计中，大量的呈现形式是服务设计，所以交叉极多;但反过来说，大量的服务设计是纯商业性的，比如零售业、银行业相关的服务体验设计等。此外，社会创新设计往往是多个学科共同协作，最终输出也不局限在一个物的形式上面，很可能有多种表达方式，可能是一个系统或者是一种服务。
《设计》：社会创新设计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钟芳：社会创新设计是一种发展趋势，其背景是设计学科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未来对设计师本身的需求可能就是超出传统专业区分。现在很多学校都要求设计学科的学生去学其它专业的知识，通过更多的知识融合去拓展设计的边界，强化自己的能力。但是商业设计仍然是很大的主流，如果没有制造业，我们光去谈社会公共服务也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在商业设计之外，对设计的需求在急剧增长。例如，英国政府很早就引入了社会创新设计，2010年的时候政府就推出了一个网站fixmystreet，市民在街道上看见有损坏的路灯或者垃圾箱，就可以拍照上传，然后就会有管理部门过去维修，我们现在在北京老城区看到很多二维码，思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英国是在9年前，在移动互联网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设计，也是社会创新设计，尽管很多人感觉不到，但是它对每个人都会有影响。美国著名的设计教育家Richard Buchanan为国税局重新设计了报税表，他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去理解普通人在报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然后通过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对我们的影响都非常大。
《设计》：在社会创新这方面不同国家有哪些自己的特色？
钟芳：不同国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解决，也有很多是机遇的原因，比如哪个部门最早想让设计师参与其中，像日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社区营造和社区活化，很多日本设计师都参与到这方面的工作中，他们从设计师的角度出发去挽救即将消逝的乡村，传承他们的传统文化，这是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影响的。
《设计》：在做社会创新设计的时候是否会遇到一些典型的或者共性的問题？
钟芳：社会创新设计需要跨学科合作的能力，那么，是不是要具备其它学科的所有能力？如果不需要具备的话，我们如何去与人合作？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设计师如何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很多老师在参与项目之后，不知不觉的做了很多社工的工作，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小的民间组织。所以这样一种多学科合作的模式，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结论出来。
人类文明的发展似乎就是在解决社会中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推进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全球化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人类面对共同的社会问题，这些已经不是单一领域可以解决的，携手合作已经成为必经之路。
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与以往不同，设计的边界开始模糊，设计师的能力疆域开始拓展，设计的价值逐渐显现。或许社会创新设计就是—种构建新文明的方式，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人人都可以参与到美好生活的建设中来。
《设计》：您最初是文学学士，后来是哲学博士，最后去米兰理工获得了设计学博士，为何做这样的选择？
钟芳：上大学的时候就在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专业，大一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喜欢读哲学书，于是很早就决定要去考哲学系的研究生，读完硕士接着读完了博士。因为我很好奇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遗憾的是，当我毕业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而且更困惑。有的同学毕业后去当老师，有的去文化机构工作，自己却茫然得很，因为我觉得重要的是找到那个答案，但博士毕业之后仍然没有找到。我很清楚的记得在以前北大四院哲学系的影壁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大概是“哲学家最关注的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底下写着是引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二十年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疑惑极了，不过最近几年才慢慢理解了，这可能是所有学哲学的人最后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学了哲学到底可以做什么？当我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这第二个问题就离得更远了。那个阶段我读书很多，但做事情很少，所以我想选择一个和实践最近的学科，去学习“做”。意大利的建筑和设计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同时也是公立教育，相较英国和美国它的学费会低很多，我花了一年时间考下语言证书，申请了建筑系的博士，但学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因为当时意大利的建筑已经在萎缩，导师手里的项目很少，能给到学生的项目就更少了，这意味着我还是没法学习“做”，无法实现初衷。后来机缘巧合，我找到了曼奇尼教授，他对中国特别好奇，尽管那时他已经有一个中国学生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申请到了设计系的博士。虽然到现在第二个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已经有了一个找到答案的路径了，我可以通过具体做什么样的事情，去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能帮助我获得一点对世界的认知。
《设计》：您从文学和哲学的角度看设计，有哪些不一样的认识？
钟芳：最近，我感觉以前学过的哲学开始有一点用途了。很多人会认为可持续问题是环境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人类的本质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哲学命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会涉及到人和人之间利益分配的伦理学问题，这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全世界的哲学研究来看，这些年普遍缺乏活力。因为学科过于尊重传统范式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从哲学的历史上来看，各种思潮或者流派，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思想者面对现实问题时所做的反思。学习哲学史和学习哲学是两个问题，学习哲学是让我们学会去思辨讨论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学习哲学史是了解东西方的前辈如何去认识世界，而这些前辈们是在历史的时间脉络中出现的，体现出人们认知的变化过程。这些过去的思考对我们会有很大启示，但是仍然不足以去理解未来的问题。很多未来的问题是和设计学科相关的。比如，现在的人际交往越来越虚拟化，电子化，在设计领域一大半都是在研究新交互新媒体，这是设计界一块很大的土壤。这样的发展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设计师要思考这些问题，哲学家更要思考。无论是可持续还是社会创新，其实都是在讨论当下与未来人类如何更好的生活，在面对技术转折点的时候，这一点格外重要。
《设计》：您曾经写过社会创新是新文明的构建方式，是这个时代孕育出了这样的新领域吗？
钟芳：社会创新设计所面对的背景更多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问题无法从技术这单一角度得到解决，比如老龄化问题。这种社会问题在以往是设计很难介入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思路去响应这些社会问题。不同的设计学科都可以从自己的立场采取一些设计行动。我们可以像日本人那样发明更多的养老机器人，这是产品设计、交互设计;也可以设计非常好的养老公寓，这是环境设计和空间设计。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服务方式，增进老年人之间的互助，这是典型的服务设计。设计往往是去看在什么样的特定背景下，哪一种方式更加合适。
《设计》：设计师有责任去解决社会问题吗？
钟芳：任何职业都有来自现实的需求，世界的需求在哪里？现在信息产业对设计师的需求很大，所以很多学产品设计的人最后去做交互设计。未来还会有更多领域需要设计师，比如养老产业，这种需求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现在我们常说设计思维，其根本的一条，就是面对需求和理解需求。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设计这个学科会做出自己的反应，无论是跨学科协作也好，还是不同设计分支进行内部合作，我们都要对社会上的需求去做一种响应。越来越多的人在探讨主动设讥也就是说设计师要不要去主动回应一些社会问题。在企业领域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反思自己的责任，除了满足股东的需求之外，是不是要回馈社会？从企业到个人，情况是相似的，设计师除了在得到一份好工作之外，也要对得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有一些时尚设计师已经开始拒绝再进入到快时尚领域，这就是个人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做出的不同以往的价值选择。
《设计》：请您介绍一下社会创新在国外的发展状况？
钟芳：2009年我们在全世界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网络，当时参加网络的设计院校非常多，比如皇家艺术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米兰理工和美国的常青藤，很多老师带着共同的愿景参与其中。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社会问题都非常相似，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但大家都会关注相似的问题，如养老问题，贫穷问题，环境问题，食物问题等，在设计学之外，其他学科也都在面對相似的挑战。面对这些复杂问题设计师能做什么？我们不是社会工作者也不是政府部门的管理者，但事实证明设计师有很多能力可以应用在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上，比如我们善于用同理心去解决不同人的需求;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经常讲限定条件，在做社会创新设计的时候，我们也要通过限定条件，然后达成一种妥协，利用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优的方案，这和传统设计的思路是一样的。这种设计思维正是设计师的优势所在。 《设计》：社会创新在国内的发展状态是怎样的？
钟芳：我的感觉是欣欣向荣，从学院派到非学院派，都有非常多的关注。在清华、央美、同济大学都有很多老师参与到这样的项目中来。比如中央美院的老师通过活化废弃的地下空间，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活动场所。同济大学的老师与街道合作，让设计师介入到街道中去改善现有的环境，让街道与居民有更好的交往空间。学院派以外的探索就更多了，比如我多年合作的中国社工联合会，他们非常期待专业设计师参与社会工作和社会问题中来。社工有着自己独特的专业技能，他们可以给设计师提供强大的基层在地支持，帮助设计师更好地发挥专业作用。我们也在互相摸索，去寻找适应我们各自背景的跨学科合作。在规划领域大家都在探讨社区规划、社区营造，这背后有大量的设计参与其中。所以在设计专业之外，社会创新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
《设计》：这些项目是处在探索阶段，还是更深入的发展阶段？
钟芳：从项目的数量到介入的领域都是非常多的，比如北京城市规划院通过史家胡同博物馆在做社区交流中心，让更多居民参与其中，去探讨传统老城区的改造以及新的社区文化空间。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做课题或者做一个展览而临时做出来的，而是长期一直在做;西城区的白塔寺更新计划是和商业结合非常紧密的项目，也在探讨如何活化老城公共空间。
《设计》：在做社会创新的时候，也会用到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
钟芳：这也是设计学科在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比起人类学和社会学，设计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在做传统设计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但是当设计的界限变得模糊的时候，就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去学习和借鉴其它学科是设计学科面对未来发展如何壮大、探索自身路径的必然过程。在过去，我们运用了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工具去理解人，理解不同人构成的群体，这和我们传统的人机研究思路是不一样的。比如现在很多做交互设计的老师引用心理学和工程学的方法，用眼动仪、脑电波去测试，这些都是新兴设计研究方法里非常重要的流派。
《设计》：在做社会创新设计的的时候，是否有一套流程和方法论？
钟芳：我们还在摸索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非常成型的方法论。如果是由设计师发起的社会创新设计，大家都会不自觉的运用设计思维的方式去做。对于非设计专业的人设计思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方法和理念传播给他们。如果不是设计师发起的项目，我们尽量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其中。当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实践之后，就会慢慢形成比较清晰的方法论。曼奇尼教授也总结过很多，2016年我们出版的书籍中有一些总结。但我们认为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基本的方法。因为很多社会问题是非常本土化的，在中国做一个社区项目和在西方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在一些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寻求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方式和方法。
《设计》：设计伦理是设计学和哲学交叉的一个边界，这个时代的设计伦理要关注哪些问题？
钟芳：设计学科最大的好处就是实践性非常强，我们想到什么就可以做出来。如果是社会学研究，可能研究成果是一个政策建议，但是未必会执行。但是做设计的话，任何一个做出来的东西都会对这个世界带来影响。我们的影响很直接，这个时候去探讨设计伦理的问题就至关重要。
《设计》：社会创新设计和服务设计有什么区别？
钟芳：服务设计本身被放得很大，在社会创新下设计中，大量的呈现形式是服务设计，所以交叉极多;但反过来说，大量的服务设计是纯商业性的，比如零售业、银行业相关的服务体验设计等。此外，社会创新设计往往是多个学科共同协作，最终输出也不局限在一个物的形式上面，很可能有多种表达方式，可能是一个系统或者是一种服务。
《设计》：社会创新设计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钟芳：社会创新设计是一种发展趋势，其背景是设计学科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未来对设计师本身的需求可能就是超出传统专业区分。现在很多学校都要求设计学科的学生去学其它专业的知识，通过更多的知识融合去拓展设计的边界，强化自己的能力。但是商业设计仍然是很大的主流，如果没有制造业，我们光去谈社会公共服务也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在商业设计之外，对设计的需求在急剧增长。例如，英国政府很早就引入了社会创新设计，2010年的时候政府就推出了一个网站fixmystreet，市民在街道上看见有损坏的路灯或者垃圾箱，就可以拍照上传，然后就会有管理部门过去维修，我们现在在北京老城区看到很多二维码，思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英国是在9年前，在移动互联网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设计，也是社会创新设计，尽管很多人感觉不到，但是它对每个人都会有影响。美国著名的设计教育家Richard Buchanan为国税局重新设计了报税表，他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去理解普通人在报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然后通过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对我们的影响都非常大。
《设计》：在社会创新这方面不同国家有哪些自己的特色？
钟芳：不同国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解决，也有很多是机遇的原因，比如哪个部门最早想让设计师参与其中，像日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社区营造和社区活化，很多日本设计师都参与到这方面的工作中，他们从设计师的角度出发去挽救即将消逝的乡村，传承他们的传统文化，这是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影响的。
《设计》：在做社会创新设计的时候是否会遇到一些典型的或者共性的問题？
钟芳：社会创新设计需要跨学科合作的能力，那么，是不是要具备其它学科的所有能力？如果不需要具备的话，我们如何去与人合作？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设计师如何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很多老师在参与项目之后，不知不觉的做了很多社工的工作，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小的民间组织。所以这样一种多学科合作的模式，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结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