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即传人中国。当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一部分会员向往社会主义，主张将中国建成“社会国家”。但是，梁启超等人则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为此双方展开过激烈争辩。它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论战。在这一论战中，梁启超等人有许多错误观点，但是，也有若干相当警辟的思想，例如1906年，他在《杂答某报》一文中说：
　　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
　　梁启超所说的情况，使我们想起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想起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那时，不是想把什么都管起来吗?衣惟列宁装、毛式中山装；食惟食堂，粮油菜肉，或统购统销，或凭票供应；住惟福利分房；至于职业，国家统一分配，哪有人才市场、自主择业可言!
　　梁启超反对国家管得过多，他说：“此等政府，果适于存在否乎?足以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能之，而可以持久而无弊乎?”梁启超毕竟有他的高明之处，他想得很深入。国家管得过多，必然管不好，也管不了。以食为例，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是管起来了，但是，只能啃窝头，吃红薯，最后，窝头、红薯也管不起了，只好供应稀粥；又后来，甚至连稀粥也供应不起来了。以住为例，国家实行福利分房，结果，无房户、缺房户越来越多。
　　按照旧的社会主义概念，国家不仅要全面管生产，而且要全面管分配。对此，金天羽于1912年在《社会主义之商榷》一文中责问说：
　　然而所谓分配之者，顾谁为分配乎?非小己之享特权者平?国家之权干涉将无限域而至于筐箧，试问专制君主曾有是乎?
　　上引梁启超文提出，国家管得太多、太死，就会发生“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的情况，而金天羽则进一步提出，如果国家的权力没有“限域”，那末，这种“专制”就可能超越封建君主制。
　　梁启超、金天羽反对社会主义，自应批评，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应管得太多，否则，将易于滋生专制主义，却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