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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由头
近期,欧美等国家的一些政客和政府机构频频对中国施压,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甚至通过法案威胁人民币如果不升值,将会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那么,人民币汇率会在国外压力之下走上升值之路吗?欧美等发达国家会不会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签订类似日本20多年前的“广场协议”?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并妥善化解来自国外的敲诈式的汇率压力?这都是关乎今后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之间既有利益共同点,又有分歧,所谓的“反华货币联盟”逆时悖理,压人民币升值的政治联盟根本无从谈起
汇率舞剑,意在复苏
事实上,汇率问题的核心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关乎一个国家主权的根本问题。在现代国家制度体系里,国防、外交和货币是三大主权权力,向来为一国中央政府的最高当局所掌控,就连地方政府都不能涉足,更遑论其他国家的压力了。汇率的决断权必须从主权者的意志出发,从国家利益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选择。汇率的变动只是手段和结果,绝非目的。也许除了欧盟国家寻求创制统一货币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心甘情愿地把货币汇率的权力拱手让人,作为世界霸权国的美国就更不会了。在历史上,自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后,就只会允许让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制定的汇率,而不会轻易屈从于来自外国对美元汇率的压力,甚至连石油是否以美元定价这样的问题美国都决不让步。美国只会从国家利益的战略全局出发决定美元的汇率水平,而不大会从虚幻的全球利益出发作出决定。
当下,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汇率问题上大做文章,根本原因在于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此次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心脏地带爆发,对各国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了严重创伤,资金流的链条突然中断,一下子令各国经济运行跌落谷底。其实,出现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家常便饭,一次危机并不会对西方国家产生毁灭性打击。多年从事应对危机的经验告诉西方国家领导人,危机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找到走出危机和实现复苏的突破口。
以美国为例,人民币升值就是奥巴马政府寻找的实现经济复苏的战略突破口。每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是美国经济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过程,都是原有产业的边际效益趋于递减,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兴起,最终完成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过程。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早期研发投入很高,产品价格昂贵,很难形成规模性的市场优势,市场竞争力大大弱于传统产业。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想实现起飞,急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只要本国货币对外币的汇率贬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昂贵价格便可以转换成为市场上有能力接受的产品。一旦打开市场,获得稳定的出口收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便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也大大增强,到那时美国再对美元进行升值,巩固美元作为硬通货的霸权地位。二战后以来,美国的这一做法屡试不爽,成为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此次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大做文章,与历史上的做法是一致的。
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政治联盟根本无从谈起
近来,不仅美国,很多欧洲国家也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对中国施加压力,但是当前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之间既有利益共同点,又有分歧。不仅所谓的“反华货币联盟”逆时悖理,而且连喊得最凶的美国也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所谓人民币升值的政治联盟根本无从谈起。欧美国家不会像20多年前对付日本那样联合起来,步调一致地对中国施压。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伦·威尔达夫斯基曾经提出过一个“两个总统”的理论,认为与国会更关注国内议题相比,总统更关注国际议题,总统会在国内问题上迁就国会,在外交问题上则向来乾纲独断。从这一理论出发,从国内问题来看,奥巴马更希望得到经济复苏和扩大就业,在对华政策上则更关注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扩大对华出口。只要中国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和扩大对美进口,奥巴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就不大会对中国采取措施。从国际问题来看,奥巴马更希望通过推动无核化、地区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而成全自己的“奥巴马主义”,只要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正确外交政策,奥巴马更不会拿美国国家利益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即便受到中期选举的影响,奥巴马顶不住来自国会本党议员们的压力,对中国采取一些强硬措施,也不会傻到拿人民币汇率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说事。汇率问题影响范围大,一旦有所行动,就会波及所有领域和所有选区。即便能够得到出口和就业方面的好处,也不仅仅局限于民主党议员获利,共和党议员也会“免费搭车”。而一旦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居于多数,受伤害最严重的将是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因此,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虑,奥巴马都不会愚蠢到去推动一项对共和党议员相对更有利而对民主党议员相对不利的政策日程。国会议员们可以为了个人选区利益不负责任的地瞎起哄,总统则不得不考虑全局,这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设计所决定的机构性格。
对于中美金融关系的定性,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很早就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的概念,用来描述美国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此种所谓“金融恐怖平衡”下,美国和中国相互需要、相互牵连和相互制约,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奥巴马政府听信了某些两只眼睛仅仅盯住选区局部利益的议员先生们的话,受损害的将是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进而伤及奥巴马2012年的竞选连任大业。可见,只要抓住奥巴马的真问题,不要纠缠于人民币汇率这样的伪问题,中国对美外交就完全可以重新居于主动。
人民币制度改革是根本所在
在当下美元体系与新兴经济体货币角逐的过程中,人民币的地位和角色分外引人关注。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无意中成就了人民币的信誉,在巨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份额支持下,身处危机中的世界各国都在日益重视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应该如何顺势做好人民币国际化这篇大文章,毫无疑问是当前的一个核心战略问题。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是中国的目的而是世界的目的,是世界呼吁进行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这一基本态势出发,中国在政治姿态上最可选择的应该是扮演新兴经济体和美元体系两个板块的桥梁角色,在维持美元主导地位下做大“华元区”。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走渐进式国际化的道路,即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服务于稳定的贸易、投资和国际合作格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 在政治定位上,中国也应该坚持走区域化货币的道路,在推进策略上坚持市场导向,慎重推进。
此外,中国还需要放宽视野,先谋于局,后谋于略,在全面把握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做好金融外交这篇大文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时期如果能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着力将经济优势转换为战略优势,就一定能够顶住来自一些国家的压力,不断开辟中国金融外交的新局面。(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近期,欧美等国家的一些政客和政府机构频频对中国施压,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甚至通过法案威胁人民币如果不升值,将会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那么,人民币汇率会在国外压力之下走上升值之路吗?欧美等发达国家会不会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签订类似日本20多年前的“广场协议”?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并妥善化解来自国外的敲诈式的汇率压力?这都是关乎今后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之间既有利益共同点,又有分歧,所谓的“反华货币联盟”逆时悖理,压人民币升值的政治联盟根本无从谈起
汇率舞剑,意在复苏
事实上,汇率问题的核心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关乎一个国家主权的根本问题。在现代国家制度体系里,国防、外交和货币是三大主权权力,向来为一国中央政府的最高当局所掌控,就连地方政府都不能涉足,更遑论其他国家的压力了。汇率的决断权必须从主权者的意志出发,从国家利益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选择。汇率的变动只是手段和结果,绝非目的。也许除了欧盟国家寻求创制统一货币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心甘情愿地把货币汇率的权力拱手让人,作为世界霸权国的美国就更不会了。在历史上,自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后,就只会允许让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制定的汇率,而不会轻易屈从于来自外国对美元汇率的压力,甚至连石油是否以美元定价这样的问题美国都决不让步。美国只会从国家利益的战略全局出发决定美元的汇率水平,而不大会从虚幻的全球利益出发作出决定。
当下,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汇率问题上大做文章,根本原因在于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此次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心脏地带爆发,对各国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了严重创伤,资金流的链条突然中断,一下子令各国经济运行跌落谷底。其实,出现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家常便饭,一次危机并不会对西方国家产生毁灭性打击。多年从事应对危机的经验告诉西方国家领导人,危机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找到走出危机和实现复苏的突破口。
以美国为例,人民币升值就是奥巴马政府寻找的实现经济复苏的战略突破口。每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是美国经济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过程,都是原有产业的边际效益趋于递减,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兴起,最终完成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过程。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早期研发投入很高,产品价格昂贵,很难形成规模性的市场优势,市场竞争力大大弱于传统产业。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想实现起飞,急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只要本国货币对外币的汇率贬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昂贵价格便可以转换成为市场上有能力接受的产品。一旦打开市场,获得稳定的出口收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便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也大大增强,到那时美国再对美元进行升值,巩固美元作为硬通货的霸权地位。二战后以来,美国的这一做法屡试不爽,成为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此次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大做文章,与历史上的做法是一致的。
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政治联盟根本无从谈起
近来,不仅美国,很多欧洲国家也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对中国施加压力,但是当前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之间既有利益共同点,又有分歧。不仅所谓的“反华货币联盟”逆时悖理,而且连喊得最凶的美国也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所谓人民币升值的政治联盟根本无从谈起。欧美国家不会像20多年前对付日本那样联合起来,步调一致地对中国施压。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伦·威尔达夫斯基曾经提出过一个“两个总统”的理论,认为与国会更关注国内议题相比,总统更关注国际议题,总统会在国内问题上迁就国会,在外交问题上则向来乾纲独断。从这一理论出发,从国内问题来看,奥巴马更希望得到经济复苏和扩大就业,在对华政策上则更关注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扩大对华出口。只要中国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和扩大对美进口,奥巴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就不大会对中国采取措施。从国际问题来看,奥巴马更希望通过推动无核化、地区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而成全自己的“奥巴马主义”,只要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正确外交政策,奥巴马更不会拿美国国家利益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即便受到中期选举的影响,奥巴马顶不住来自国会本党议员们的压力,对中国采取一些强硬措施,也不会傻到拿人民币汇率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说事。汇率问题影响范围大,一旦有所行动,就会波及所有领域和所有选区。即便能够得到出口和就业方面的好处,也不仅仅局限于民主党议员获利,共和党议员也会“免费搭车”。而一旦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居于多数,受伤害最严重的将是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因此,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虑,奥巴马都不会愚蠢到去推动一项对共和党议员相对更有利而对民主党议员相对不利的政策日程。国会议员们可以为了个人选区利益不负责任的地瞎起哄,总统则不得不考虑全局,这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设计所决定的机构性格。
对于中美金融关系的定性,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很早就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的概念,用来描述美国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此种所谓“金融恐怖平衡”下,美国和中国相互需要、相互牵连和相互制约,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奥巴马政府听信了某些两只眼睛仅仅盯住选区局部利益的议员先生们的话,受损害的将是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进而伤及奥巴马2012年的竞选连任大业。可见,只要抓住奥巴马的真问题,不要纠缠于人民币汇率这样的伪问题,中国对美外交就完全可以重新居于主动。
人民币制度改革是根本所在
在当下美元体系与新兴经济体货币角逐的过程中,人民币的地位和角色分外引人关注。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无意中成就了人民币的信誉,在巨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份额支持下,身处危机中的世界各国都在日益重视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应该如何顺势做好人民币国际化这篇大文章,毫无疑问是当前的一个核心战略问题。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是中国的目的而是世界的目的,是世界呼吁进行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这一基本态势出发,中国在政治姿态上最可选择的应该是扮演新兴经济体和美元体系两个板块的桥梁角色,在维持美元主导地位下做大“华元区”。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走渐进式国际化的道路,即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服务于稳定的贸易、投资和国际合作格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 在政治定位上,中国也应该坚持走区域化货币的道路,在推进策略上坚持市场导向,慎重推进。
此外,中国还需要放宽视野,先谋于局,后谋于略,在全面把握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做好金融外交这篇大文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时期如果能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着力将经济优势转换为战略优势,就一定能够顶住来自一些国家的压力,不断开辟中国金融外交的新局面。(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