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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型高校联盟是指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建立的全方位战略联盟，它既包括高校之间的合作联盟，还包括与社会各领域间建立的双边或多边合作联盟。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是地方本科高校主动应对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三种主要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是主动应对挑战、化解风险、突破难题、推动转型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和必然选择；是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要求而进行的自我移植、调适与发展。若没有稳固的多边联盟合作作为支撑，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应用型高校联盟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地方本科高校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意味着办学理念的创新、教育方式的重塑、组织管理的变革、教学体系的重构，其影响不亚于一场深刻的教育教学改革，它是地方本科高校顺应时代潮流的一场“涅槃”式的自我革命。
关键词：高校联盟；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高等教育变革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6-0070-07
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充满挑战、开放包容、创新密集的“竞合时代”，“20世纪90年代是战略联盟的时代”。[1]98合作共赢和协同竞争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也在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作为大学的管理者必须学会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理解和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系统分析办学中互相关联的各种力量，制定合适的应对措施。而占我国高校半壁江山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正面临着深刻的发展转型，这是一场严峻考验。怎样应对？如何转型？路径在哪？本文从系统观点和方法出发，试图找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缘由、难点与思路。本文认为，单从高校自身着手、仅靠单打独斗或进行“自我革命”，是难以解决问题和进行有效突破的。若没有稳固的多边联盟合作，不能借力发展，那么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战略联盟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在实现延续组织竞争优势的价值目标中，日渐成为现代组织发展全球战略最迅速、最经济的方式和提升组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最有效形式。[2]1-10而“高等教育组织在自身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寻求从外部突破，由外部力量发展并直接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合力发展高等教育”，[3]30-35则是联盟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主动融入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在融合中改革和创新高校组织管理模式，激活办学要素，实现产教融合、协同联动、抱团发展，不失为地方本科高校应对挑战、化解风险、推动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和必然选择。
一、应用型高校联盟的生成逻辑
从本质上看，战略联盟是资源配置的组织创新，其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中间组织”。[2]41大学战略联盟同样是属于中介组织范畴，它是介于市场、政府和大学之间的中介组织，承载着平衡高校及高校与市场、社会之间权力和利益的责任，蕴含着组织间特殊的双重“竞合”关系。实际上，正是由于战略联盟各方的合作关系行为属性，导致没有社会公开认可的界定，而只是认可其特征。[4]在古代就有“合则强，孤则弱”，[5]“惧而协来谋”[6]的联盟生成说，现今，随着高校对市场和社会依赖程度的逐步提高，大学的“类企业行为”属性，大学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的资源依赖、交易成本和“供应链”、共同体等特征进一步显现，这使得大学组织在理论上具备了建立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应用型高校联盟，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为顺应内涵发展新要求，主动与其他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建立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通过联盟、联合和联动，实现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并在协同中倒逼学校自身组织管理变革和办学方式创新。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处于“弱势”，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地方本科院校，只有大力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及时转型，才能走出被高水平大学“压”、被高职高专“顶”的发展困境。[7]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则在于和社会各界建立广泛、密切、有机的共生关系。可以说，破解发展难题，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路径，减少发展风险，增强办学活力，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的逻辑起点。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是其适应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而进行的自我移植与调适，是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推手，是激发办学活力之源，更是摆脱生存危机之要。这一点已被西方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成功实践所充分证明。教育部鲁昕副部长指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加快教育综合改革、建设现代教育体系的紧迫要求；是破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同质化、办学封闭化、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特色问题，打破原来职业教育“断头路、终结性”格局的迫切要求。[8]而转型的真正出路就在于打破重重“壁垒”，搭建起教育“立交桥”，推进教与产、校与企、学与用、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实现借力发展、借梯登高、协同育人。
（一）应用型高校联盟建立的宏观背景与逻辑演绎
从时代背景看，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利于应对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三种主要因素相互交织影响所带来的挑战。首先，经济全球化超越了地区关系和地理概念，改变了人与地区的联系方式，也改变了身份固定的模式，带来国家、社会组织、包括大学边界的侵蚀消亡。它推动着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资源跨越国家边界进行整合、流动和调配，国际贸易合作日益增多，资本市场越来越相互依赖，不同要素间的关联性、易变性增加。其次，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国家获取和运用技术及社会经济知识的能力，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技术的创新和对知识的充分运用。很多企业将投资放在培训、研发、专利和市场开发等教育投入上，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不断加速，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逐渐融合。其三，信息和通讯革命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地理距离的影响，使得国家间、机构间和个人间的信息传输在运作方面已经没有屏障。
概而言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既让更大范围内的联盟合作成为可能，同时导致的另一个意外结果就是让这种可能变成了必然，其不仅导致知识与应用趋于一体化，而且使发展风险化、教育虚拟化、办学开放化、竞争联盟化，从而导致了区域合作组织、联合体和联盟的迅猛发展。 第一，知识与应用趋于一体化。科学与技术是全球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技能的工人和互联网的构成，对高等教育则意味着教育国际化、科研商业化、知识实用化。传统学习结构正在面临变革，继续教育、终身学习越来越受到重视，学习过程越来越多地关注如何发现、获取和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第二，发展风险大幅增加。全球化带来了融合趋势和新的竞争形式，增加了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从而驱动一国、一地或者某个社会组织，积极寻求在更大范围内赢得生存空间，寻找最优需求平衡和最大利益，以规避不可知的风险挑战。尤其在经济、政治领域，战略联盟已成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竞争环境的首选，被视为理解或处理不确定性的有效机制。“在一个复杂的充满危险对手的不确定世界中，最好不要独行。”[9]第三，高等教育方式产生变革。全球关系意味着通过新型的合作协议，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教学要素或将国际要素、跨文化要素整合进各自课程与教学过程之中。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大学、虚拟大学等开放学习机构开始兴起。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建立双边或多边教育协议在过去十几年中呈现指数级增长，并已成为世界各国大学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化解发展风险、弥补办学经费不足等问题的最好尝试。除了校际联盟外，校企联盟也非常盛行，一些大企业和当地高校结成联盟，共同组合运营，这些商业性教育机构与传统的大学进行互补、合作乃至竞争。企业办大学则是另一种竞争形式，目前在全世界约有2000家企业大学在运行。将学校发展与地方发展紧密联系的成功案例更是比比皆是，最为典型的当数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该大学将直接服务于美国工农业生产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作为大学惟一理想，从此“威斯康星理念”进入人们视野。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合作联盟已被当作一种新型竞争形式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大学必须走出“象牙塔”，加强与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在更大范围内为国家利益服务。可以说，任何一种不是通过与行业企业或其他学校的联盟合作而培养的应用型人才都是有缺陷的。
（二）应用型高校联盟的国内实践
为顺应国际趋势，我国对建立高校联盟的重视已上升到国家层面并得到广泛实践。中国高校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组建高校联盟，经过20多年的演变，国内高校联盟的建立如雨后春笋，联盟类型五花八门，几乎是无校不盟。共同构建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育人共同体，共建研发中心或联合实验室等，是近年来国内涌现的高校战略联盟的一种崭新形态。国家倡导实施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就是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这一主线，探索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机制。据统计：148所地方本科高校参与了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签约企业5768家，承担教学任务的企业教师有9459人，高校派往企业的进修教师3862人，校企共同开设课程3647门。
相对于地方本科高校来说，构建联盟更具特殊意义，它事关地方本科高校的质量发展、特色发展和生存发展，并成为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必由之路。地方本科高校承担着为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适用人才，提供科技文化支撑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和使命，这就决定了地方本科高校尤其要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学科专业、课程设置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必须紧紧盯住“应用”、咬定“地方”，强调“实践”，努力提高办学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吻合度、符合度、支撑度和引领度。而目前这一庞大的“地方军”阵营正面临着“两难困境”和“涅槃”式的艰难转型。一方面是这类学校的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社会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聘用难。地方本科高校普遍面临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理论不够、实践不足的问题。“部分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现状令人堪忧，存在着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不清晰、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师资队伍素质不适应、服务地方能力不够强、毕业生创业能力弱、就业率低等突出问题。问题倒逼改革，我们必须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来破解难题。”[10]必须要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11]为此，刘延东副总理就“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引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已成为我国深化高教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
虽然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方向与任务已经明确，但转型的路径该如何设计？这已成为地方本科高校发展的当务之急。实际上，为配合转型，国家在政策层面已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其对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这可从国家和教育部的三大政策性文件中窥见一斑。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三个文件密集出台，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推动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基本一致，即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联盟之路。为呼应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教育部推动下，2014年4月，由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等单位牵头，全国178所地方本科高校齐聚驻马店，形成了“驻马店共识”，会议呼吁推进校企合作，建立地方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安徽省将“树立全面合作、全方位开放的理念，利用校内外各种办学资源，实现高校与外部环境的通力合作，搭建合作平台，建立战略联盟，创新合作模式，实现双赢或多赢”[12]写入指导性政策文件中。
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的目标虽已明确，但如何解决好地方本科高校与行业、企业、地方政府、科研院所等各方参与联盟的愿景、动力、投入、责任、机制保障等问题则尤为重要。一般来说，维系联盟合作的条件主要有：合作依据——确保双方的合作目标合宜；投入——合作双方在时间、金钱和人力方面的投入；结构——确立交流、决策、解决异议的机制；焦点——发展双方共同的意景，但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过程——发展积极的人际和专业关系。[13]如果以上几方面问题得不到解决，联盟合作只能是两张皮，其实效性和稳定性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应用型高校联盟与高等教育之变
教育变革主体——利益主体、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的复合性，[14]变革阻力的多层面性——学校层面、当地教育部门层面、国家和社会层面，更加凸显了教育变革的非线性和复杂性特征。[15]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在本质上是高等教育不断发展进步和不断竞争的产物，它是对大学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多层次、全方位的重塑和创新，其影响不亚于一场全面深刻的高等教育变革。它不仅会改变地方本科院校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而且会使一直以来相对封闭保守、相对神秘高贵的单纯教学活动，演变成一个高校与社会行业企业等广泛参与、深度介入的社会活动过程，它使得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活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新的思想和内涵。“联盟使得高校发展由独唱变合唱、由分散变协同，弱化了资源配置的过度行政本位，突破了既有的行政或地域壁垒，凸显了高校自主意识的觉醒。联盟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形成聚合效应，提升了联盟各高校的办学活力和竞争能力”。[16]建立应用型高校战略联盟，将预示着高等教育甚至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
（一）预示着大学组织管理形式的重塑：高校不再是高等教育服务的唯一提供方
联盟合作从探索建立到正式化、制度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伙伴合作实践的制度化要求新的组织安排”[17]。联盟的建立必然带来高校使命和任务的变化，任务的变化则会引发管理职能发生变化。加上联盟成员的目标存在差异，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诉求，如何避免冲突和合作伙伴关系紧张等，则是应用型高校联盟首先需要应对的挑战。与开放、平等、包容、灵活的联盟活动相适应，联盟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高校要建立与外界合作沟通的敏捷反应机制，其组织管理必须具有开放性、经营性、自主性等特征。因此，“整齐划一的传统大学模式正在受到巨大的挑战，不同大学的区分会越来越大，会导致很多组织重组和机构调整，也会在高等教育界之中或之外建立更多的多边联盟和合作伙伴关系”。[18]34
第一，组织管理的开放性。研究美国和欧洲大学的转型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大学要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并主动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其关注的焦点应从加强以内部为重点的反馈机制转向来自外部的认证评估机制。在某种意义上看，联盟是大学组织模式创新的最佳途径。联盟的出现加剧了区域高等教育市场的瓦解，突破了高等教育服务内外疆域的障碍，市场、社会、国际的力量直接介入高校，人员、资金、知识、技术、价值观、思想、信息以及物质产品等办学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甚至跨国界自由流动和相互联系，高校内部系统的办学活动将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系统的人、物、财，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校内外资源共同为人们提供越来越自由、多样和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高校管理已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组织活动，需要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走出国界，通过“跨边界交流”、“时空压缩”、“远距离操纵”等途径，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与调整各种资源和利益关系。从此，大学不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封闭教育组织，社会全面而直接地介入高校和高校全面直接地服务社会。“高等教育不再是一国高校专门提供或特别提供的事情，供给主体的唯一性和宗主性被打破，高等教育更加开放”。[3]30-35
建立地方应用型高校联盟，反映了学校与社会之间与日俱增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特征，联盟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高校，必须超越传统大学组织管理的时空概念，从系统观点出发，冲破大学的疆界和教学边界，借鉴公司管理的“最佳实践”，推动组织管理创新。要将大学这一复杂的组织机构放在政治、经济、社会这个大系统背景下，来认识和把握其面临的矛盾、期望、压力和变化，以多维立体的方式提供高等教育，不断提升地方高校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的综合优势和开放性。
第二，组织管理的经营性。应用型高校联盟的建立意味着高校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有效性已被看做是衡量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大学组织系统必须密切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富有效率地进行运行和管理。而有效性主要考察多种资源如何协同运作，“随着财政和管理责任落实到大学层面，大学领导也必须在学校内部建立联盟并很好地利用重要群体的支持”。[18]229
在联盟背景下，大学面临着更多新责任、新挑战。高校已不再是单纯的育人机构，它还要面对并处理经费筹措、知识产权归属、合作伙伴选择、职责划分、学术和商业风险评估、内部和外部审批程序等复杂的经营问题。有学者指出，伴随着新的高校类型或教学形式的出现（如跨国办学、盈利性大学、慕课等），高校增加了新的职能——盈利，即通过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和市场化运作获得利润。[19]为有效解决财政问题，高校除了要改善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之外，还要加强和民间社团机构、行业企业的密切合作，加强校际间的密切合作。但是“建立新的令人满意的高校外部合作关系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18]229应用型高校联盟未来命运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融合传统学术价值和新的管理方式的能力。
鉴于联盟领域的扩大，大学管理者应及时充分地掌握信息并对可能的风险与收益保持警觉，并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监测和防范应对风险的随时发生。他们不仅要懂得教育教学，还要学会懂得经营管理。“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办大学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大学还要学会经营和理财，维持与行政当局之间的良好关系。”[3]30-35
第三，组织管理的自主性。开放、平等、规范、包容是联盟组织的内在特性，与此相适应，就要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体系，赋予相关主体独立、完整的办学自主权。如果一所学校行政化色彩浓厚，对政府过分行政和财政依赖，那将难以真正走向市场这个大舞台，即使有再多的合作机会，也会失之交臂。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还不强，逐利往往成为其唯一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可能是个黑洞。因此，地方高校在与企业的合作中也应保持独立性，防止陷入完全的功利主义陷阱。
相应来说，“由于学校得到更多的自治和更多的责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需要面对新的角色，运用新的观念，组织新的合作关系”。[18]230“当政府的管理方式转向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并且某种程度上引入了市场机制时，这种转变就会导致新的责任机制的产生。这种责任机制会带来大学管理程序和方式的变化。”[20]163为使大学从更加广阔的层面来回应环境的发展变化，必须变革大学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完善自主的责任机制，建立专业化的多元组织结构。众所周知，应用型高校转型也好，产教融合也好，其难点与痛点在于具体的课程、课堂、教材、教法等日常环节的对接上。“与企业的联系应该是深入到大学之内的，所产生的质的变化也应该遍及大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大学文化、运作方式、资助体系、奖励机制等等。”[21]虽然企业和高校并不在同一战壕作战，目前大学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竞争的存在，甚至仍然认为高校永远享有高等教育领域的特权。但有这种想法确是很危险的。[20]216 （二）预示着教学管理体系的重构：大学校园不再是实施教学活动的唯一场所
应用型高校联盟具有超时空、多元化、网络化等特性，其建立必然倒逼着地方本科高校重构教学管理体系，意味着传统的教学组织活动、教师发展、课程体系、学籍管理、教学方式、教学场景等都将发生重大变革。
第一，教学空间无界化。应用型高校联盟的建立，拓展了应用型高校实施教学活动的物理空间，意味着教学活动将无固定边界和无固定场所，教学活动是在广阔的社会实践平台中进行。同样，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标准、方案、课程体系、教材开发、教学内容更新、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也都要联合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完成。教学方式是多维立体的，教学场景是无界无域的，可以从本国拓展到他国，从课堂内拓展到课堂外，从学院回归到庭院。例如威斯康星大学就是将知识型大学转化成应用型大学的典型范例，威斯康星大学把整个州看成是大学的校园，当时有报道这样描述：“要确立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园的方位和范围是很难的。大学的总部设在麦迪逊，但它的校园却在全州的56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22]
第二，师生关系多元化。应用型高校联盟改变了地方高校组织的内部结构，师生关系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单向走向互动、从直接走向间接。在多主体的联盟教育模式下，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和远程教育服务使教师的主导地位开始沦落，学生变成第一主体，学生的选择权和话语权增加。“以人为中心还是以学为中心，以人为单位还是以学为单位，是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一个分界点。”[23]由于校企合作程度加大，学生在校外实习实训机会增多，学习模式和工作模式相互交叉，师生关系变成师徒关系。教学评价是学校、企业和社会共同从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评价。教师队伍结构呈现“双师化”，企业行业和社会领域专家成为注入教师队伍中的新鲜血液。
第三，教学方式网络化。联盟一方面建立在信息化的技术进步基础之上，同时它也改变了地方高校的教学模式，网络发展促进了战略联盟的构建。“为大多数网络设计所固有的是合作要素，这使得单个院校不能完成的事情可以由多所院校共同完成”。[24]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会使大学在全社会范围内运营并且使跨国界的运作变得更容易，它将教育技术引入各种教学模式，把所有的知识来源都统一到互联网上，它给学生学习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新技术的应用正在全面消除高等教育空间上的限制。网络教学还改变了教育的财政基础，重塑学术职业和学术职位聘任的含义，大学可聘用兼职教师为学生提供网络课程。“关于网络教育，教授们最忧心的是他们觉得课程安排已经无法由他们自己掌控”。[25] 联盟的建立，必然要求各成员广泛使用网络信息技术来填补空间上的距离，网络技术成为联盟成员交流的重要载体。
第四，学习场景个性化。首先是大学教学的时空结构发生变化后，学生对接受教育的选择更加多元，学习时间更富弹性。比如，慕课的大量广泛使用使得学生的学习场景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其次会带来课程选择出现多样化，课程设置将会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学校从招生到教学设计，始终要把企业和社会的需求作为第一追求，例如，与社会合作，共同开设“课程超市”，学生自由选择自己需要的课程。另外，规模化课堂教学和批量生产式人才培养已经过时，逐渐替代的是工学结合、工学交替的专业学习模式和工作模式的交互渗透。由于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学校将课堂引入企业现场，为学生生产性实训提供现场，学生应用能力培养主要在实习实训基地中、在“厂中校”和“校中厂”中接受。
（三）预示着新型府校关系的建立：政府支持不再是大学获得物质保障的唯一来源
高校联盟是开放包容的，不具有排他性，政府是高校联盟中独特而重要的伙伴，而联盟性质决定了府校关系也是一种合作关系。联盟背景下的地方高校与市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日益紧密，高校事务变得异常复杂，高校必须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而平衡双方关系的一种最佳选择就是府校建立伙伴关系。“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说是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不断协调的历史，是高校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历史，是由高校自治到政府加强管制，再到解除管制，直至政府与高校建立伙伴关系的历史”。[26]
第一，管理手段由“刚性”控制到“弹性”控制。应用型大学联盟的建立改变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高教发展中的角色，预示着一种新型教育和治理结构的诞生，它不仅会引发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巨大变革，同时也会引发政府和大学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意味着由国家创建、拥有、运行高校和提供几乎全部资金的国家掌控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保质和履行一定义务的合作模式。另外，联盟背景下，高校成为社会的中枢组织，更经常地参与到公共事务和社会活动中，理应受到社会公共部门的控制和监督，这就要求在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的标尺上应处于一个合理维度，权利与义务基本对称。
第二，经费来源由“一元”到“多元”。应用型高校联盟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民营化和商业化趋势，政府支持不再是大学获得物质保障的唯一来源，政府不再是大学唯一的“婆婆”。为有效解决财政问题，高校的“衣食父母”除了当地政府之外，还有行业企业、民间社团机构、校友等。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校企合作不断深入，私人及商业经营高等教育逐渐增加，高等教育公共经费投入的增长率低于私人投资的增长率已成为一种趋势。根据无疆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开发的全球教育指数，目前有超过50家提供高等教育教学/培训服务的机构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因此，高校要想充分实现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角色，就要摆脱将公共经费作为单一来源的投资模式，应以市场为基础多渠道筹措经费。
当然，在建立新型府校关系中，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联盟动因各不相同，有时会产生冲突。大学希望在治理中有更多的独立性，但又不想放弃对公共投资的“路径依赖”。而政府通常希望大学在财政上更加自给自足，但并不想减少在高校运营管理方面的国家权威。这种府校关系的冲突，必将导致联盟构建的复杂性，也会影响到联盟的实际成效。因此，寻求政府和大学间的平衡便成为地方高校联盟构建和转型发展最主要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追求自治的愿望让高校想远离政府的控制，但希望为国家经济利益服务的共同愿望促使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结成了密切的合作联盟”。[18]10 总之，社会经济转型对地方高校的影响和压力已越来越大，只不过我们一些大学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压力和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是大学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期待的时候了。如果大学不去迎接这个挑战，它们最终将沉沦为社会的边缘机构而衰落下去”。[20]232-233而构建战略联盟则是迎接各种新挑战与竞争、实现“从不协调中创造协调”[1]1-5的最灵活、最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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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鸿）
关键词：高校联盟；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高等教育变革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6-0070-07
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充满挑战、开放包容、创新密集的“竞合时代”，“20世纪90年代是战略联盟的时代”。[1]98合作共赢和协同竞争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也在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作为大学的管理者必须学会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理解和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系统分析办学中互相关联的各种力量，制定合适的应对措施。而占我国高校半壁江山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正面临着深刻的发展转型，这是一场严峻考验。怎样应对？如何转型？路径在哪？本文从系统观点和方法出发，试图找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缘由、难点与思路。本文认为，单从高校自身着手、仅靠单打独斗或进行“自我革命”，是难以解决问题和进行有效突破的。若没有稳固的多边联盟合作，不能借力发展，那么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战略联盟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在实现延续组织竞争优势的价值目标中，日渐成为现代组织发展全球战略最迅速、最经济的方式和提升组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最有效形式。[2]1-10而“高等教育组织在自身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寻求从外部突破，由外部力量发展并直接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合力发展高等教育”，[3]30-35则是联盟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主动融入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在融合中改革和创新高校组织管理模式，激活办学要素，实现产教融合、协同联动、抱团发展，不失为地方本科高校应对挑战、化解风险、推动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和必然选择。
一、应用型高校联盟的生成逻辑
从本质上看，战略联盟是资源配置的组织创新，其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中间组织”。[2]41大学战略联盟同样是属于中介组织范畴，它是介于市场、政府和大学之间的中介组织，承载着平衡高校及高校与市场、社会之间权力和利益的责任，蕴含着组织间特殊的双重“竞合”关系。实际上，正是由于战略联盟各方的合作关系行为属性，导致没有社会公开认可的界定，而只是认可其特征。[4]在古代就有“合则强，孤则弱”，[5]“惧而协来谋”[6]的联盟生成说，现今，随着高校对市场和社会依赖程度的逐步提高，大学的“类企业行为”属性，大学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的资源依赖、交易成本和“供应链”、共同体等特征进一步显现，这使得大学组织在理论上具备了建立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应用型高校联盟，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为顺应内涵发展新要求，主动与其他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建立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通过联盟、联合和联动，实现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并在协同中倒逼学校自身组织管理变革和办学方式创新。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处于“弱势”，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地方本科院校，只有大力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及时转型，才能走出被高水平大学“压”、被高职高专“顶”的发展困境。[7]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则在于和社会各界建立广泛、密切、有机的共生关系。可以说，破解发展难题，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路径，减少发展风险，增强办学活力，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的逻辑起点。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是其适应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而进行的自我移植与调适，是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推手，是激发办学活力之源，更是摆脱生存危机之要。这一点已被西方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成功实践所充分证明。教育部鲁昕副部长指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加快教育综合改革、建设现代教育体系的紧迫要求；是破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同质化、办学封闭化、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特色问题，打破原来职业教育“断头路、终结性”格局的迫切要求。[8]而转型的真正出路就在于打破重重“壁垒”，搭建起教育“立交桥”，推进教与产、校与企、学与用、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实现借力发展、借梯登高、协同育人。
（一）应用型高校联盟建立的宏观背景与逻辑演绎
从时代背景看，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利于应对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三种主要因素相互交织影响所带来的挑战。首先，经济全球化超越了地区关系和地理概念，改变了人与地区的联系方式，也改变了身份固定的模式，带来国家、社会组织、包括大学边界的侵蚀消亡。它推动着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资源跨越国家边界进行整合、流动和调配，国际贸易合作日益增多，资本市场越来越相互依赖，不同要素间的关联性、易变性增加。其次，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国家获取和运用技术及社会经济知识的能力，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技术的创新和对知识的充分运用。很多企业将投资放在培训、研发、专利和市场开发等教育投入上，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不断加速，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逐渐融合。其三，信息和通讯革命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地理距离的影响，使得国家间、机构间和个人间的信息传输在运作方面已经没有屏障。
概而言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既让更大范围内的联盟合作成为可能，同时导致的另一个意外结果就是让这种可能变成了必然，其不仅导致知识与应用趋于一体化，而且使发展风险化、教育虚拟化、办学开放化、竞争联盟化，从而导致了区域合作组织、联合体和联盟的迅猛发展。 第一，知识与应用趋于一体化。科学与技术是全球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技能的工人和互联网的构成，对高等教育则意味着教育国际化、科研商业化、知识实用化。传统学习结构正在面临变革，继续教育、终身学习越来越受到重视，学习过程越来越多地关注如何发现、获取和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第二，发展风险大幅增加。全球化带来了融合趋势和新的竞争形式，增加了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从而驱动一国、一地或者某个社会组织，积极寻求在更大范围内赢得生存空间，寻找最优需求平衡和最大利益，以规避不可知的风险挑战。尤其在经济、政治领域，战略联盟已成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竞争环境的首选，被视为理解或处理不确定性的有效机制。“在一个复杂的充满危险对手的不确定世界中，最好不要独行。”[9]第三，高等教育方式产生变革。全球关系意味着通过新型的合作协议，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教学要素或将国际要素、跨文化要素整合进各自课程与教学过程之中。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大学、虚拟大学等开放学习机构开始兴起。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建立双边或多边教育协议在过去十几年中呈现指数级增长，并已成为世界各国大学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化解发展风险、弥补办学经费不足等问题的最好尝试。除了校际联盟外，校企联盟也非常盛行，一些大企业和当地高校结成联盟，共同组合运营，这些商业性教育机构与传统的大学进行互补、合作乃至竞争。企业办大学则是另一种竞争形式，目前在全世界约有2000家企业大学在运行。将学校发展与地方发展紧密联系的成功案例更是比比皆是，最为典型的当数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该大学将直接服务于美国工农业生产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作为大学惟一理想，从此“威斯康星理念”进入人们视野。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合作联盟已被当作一种新型竞争形式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大学必须走出“象牙塔”，加强与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在更大范围内为国家利益服务。可以说，任何一种不是通过与行业企业或其他学校的联盟合作而培养的应用型人才都是有缺陷的。
（二）应用型高校联盟的国内实践
为顺应国际趋势，我国对建立高校联盟的重视已上升到国家层面并得到广泛实践。中国高校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组建高校联盟，经过20多年的演变，国内高校联盟的建立如雨后春笋，联盟类型五花八门，几乎是无校不盟。共同构建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育人共同体，共建研发中心或联合实验室等，是近年来国内涌现的高校战略联盟的一种崭新形态。国家倡导实施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就是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这一主线，探索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机制。据统计：148所地方本科高校参与了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签约企业5768家，承担教学任务的企业教师有9459人，高校派往企业的进修教师3862人，校企共同开设课程3647门。
相对于地方本科高校来说，构建联盟更具特殊意义，它事关地方本科高校的质量发展、特色发展和生存发展，并成为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必由之路。地方本科高校承担着为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适用人才，提供科技文化支撑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和使命，这就决定了地方本科高校尤其要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学科专业、课程设置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必须紧紧盯住“应用”、咬定“地方”，强调“实践”，努力提高办学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吻合度、符合度、支撑度和引领度。而目前这一庞大的“地方军”阵营正面临着“两难困境”和“涅槃”式的艰难转型。一方面是这类学校的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社会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聘用难。地方本科高校普遍面临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理论不够、实践不足的问题。“部分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现状令人堪忧，存在着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不清晰、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师资队伍素质不适应、服务地方能力不够强、毕业生创业能力弱、就业率低等突出问题。问题倒逼改革，我们必须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来破解难题。”[10]必须要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11]为此，刘延东副总理就“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引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已成为我国深化高教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
虽然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方向与任务已经明确，但转型的路径该如何设计？这已成为地方本科高校发展的当务之急。实际上，为配合转型，国家在政策层面已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其对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这可从国家和教育部的三大政策性文件中窥见一斑。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三个文件密集出台，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推动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基本一致，即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联盟之路。为呼应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教育部推动下，2014年4月，由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等单位牵头，全国178所地方本科高校齐聚驻马店，形成了“驻马店共识”，会议呼吁推进校企合作，建立地方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安徽省将“树立全面合作、全方位开放的理念，利用校内外各种办学资源，实现高校与外部环境的通力合作，搭建合作平台，建立战略联盟，创新合作模式，实现双赢或多赢”[12]写入指导性政策文件中。
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的目标虽已明确，但如何解决好地方本科高校与行业、企业、地方政府、科研院所等各方参与联盟的愿景、动力、投入、责任、机制保障等问题则尤为重要。一般来说，维系联盟合作的条件主要有：合作依据——确保双方的合作目标合宜；投入——合作双方在时间、金钱和人力方面的投入；结构——确立交流、决策、解决异议的机制；焦点——发展双方共同的意景，但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过程——发展积极的人际和专业关系。[13]如果以上几方面问题得不到解决，联盟合作只能是两张皮，其实效性和稳定性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应用型高校联盟与高等教育之变
教育变革主体——利益主体、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的复合性，[14]变革阻力的多层面性——学校层面、当地教育部门层面、国家和社会层面，更加凸显了教育变革的非线性和复杂性特征。[15]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在本质上是高等教育不断发展进步和不断竞争的产物，它是对大学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多层次、全方位的重塑和创新，其影响不亚于一场全面深刻的高等教育变革。它不仅会改变地方本科院校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而且会使一直以来相对封闭保守、相对神秘高贵的单纯教学活动，演变成一个高校与社会行业企业等广泛参与、深度介入的社会活动过程，它使得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活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新的思想和内涵。“联盟使得高校发展由独唱变合唱、由分散变协同，弱化了资源配置的过度行政本位，突破了既有的行政或地域壁垒，凸显了高校自主意识的觉醒。联盟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形成聚合效应，提升了联盟各高校的办学活力和竞争能力”。[16]建立应用型高校战略联盟，将预示着高等教育甚至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
（一）预示着大学组织管理形式的重塑：高校不再是高等教育服务的唯一提供方
联盟合作从探索建立到正式化、制度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伙伴合作实践的制度化要求新的组织安排”[17]。联盟的建立必然带来高校使命和任务的变化，任务的变化则会引发管理职能发生变化。加上联盟成员的目标存在差异，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诉求，如何避免冲突和合作伙伴关系紧张等，则是应用型高校联盟首先需要应对的挑战。与开放、平等、包容、灵活的联盟活动相适应，联盟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高校要建立与外界合作沟通的敏捷反应机制，其组织管理必须具有开放性、经营性、自主性等特征。因此，“整齐划一的传统大学模式正在受到巨大的挑战，不同大学的区分会越来越大，会导致很多组织重组和机构调整，也会在高等教育界之中或之外建立更多的多边联盟和合作伙伴关系”。[18]34
第一，组织管理的开放性。研究美国和欧洲大学的转型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大学要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并主动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其关注的焦点应从加强以内部为重点的反馈机制转向来自外部的认证评估机制。在某种意义上看，联盟是大学组织模式创新的最佳途径。联盟的出现加剧了区域高等教育市场的瓦解，突破了高等教育服务内外疆域的障碍，市场、社会、国际的力量直接介入高校，人员、资金、知识、技术、价值观、思想、信息以及物质产品等办学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甚至跨国界自由流动和相互联系，高校内部系统的办学活动将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系统的人、物、财，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校内外资源共同为人们提供越来越自由、多样和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高校管理已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组织活动，需要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走出国界，通过“跨边界交流”、“时空压缩”、“远距离操纵”等途径，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与调整各种资源和利益关系。从此，大学不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封闭教育组织，社会全面而直接地介入高校和高校全面直接地服务社会。“高等教育不再是一国高校专门提供或特别提供的事情，供给主体的唯一性和宗主性被打破，高等教育更加开放”。[3]30-35
建立地方应用型高校联盟，反映了学校与社会之间与日俱增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特征，联盟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高校，必须超越传统大学组织管理的时空概念，从系统观点出发，冲破大学的疆界和教学边界，借鉴公司管理的“最佳实践”，推动组织管理创新。要将大学这一复杂的组织机构放在政治、经济、社会这个大系统背景下，来认识和把握其面临的矛盾、期望、压力和变化，以多维立体的方式提供高等教育，不断提升地方高校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的综合优势和开放性。
第二，组织管理的经营性。应用型高校联盟的建立意味着高校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有效性已被看做是衡量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大学组织系统必须密切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富有效率地进行运行和管理。而有效性主要考察多种资源如何协同运作，“随着财政和管理责任落实到大学层面，大学领导也必须在学校内部建立联盟并很好地利用重要群体的支持”。[18]229
在联盟背景下，大学面临着更多新责任、新挑战。高校已不再是单纯的育人机构，它还要面对并处理经费筹措、知识产权归属、合作伙伴选择、职责划分、学术和商业风险评估、内部和外部审批程序等复杂的经营问题。有学者指出，伴随着新的高校类型或教学形式的出现（如跨国办学、盈利性大学、慕课等），高校增加了新的职能——盈利，即通过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和市场化运作获得利润。[19]为有效解决财政问题，高校除了要改善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之外，还要加强和民间社团机构、行业企业的密切合作，加强校际间的密切合作。但是“建立新的令人满意的高校外部合作关系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18]229应用型高校联盟未来命运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融合传统学术价值和新的管理方式的能力。
鉴于联盟领域的扩大，大学管理者应及时充分地掌握信息并对可能的风险与收益保持警觉，并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监测和防范应对风险的随时发生。他们不仅要懂得教育教学，还要学会懂得经营管理。“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办大学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大学还要学会经营和理财，维持与行政当局之间的良好关系。”[3]30-35
第三，组织管理的自主性。开放、平等、规范、包容是联盟组织的内在特性，与此相适应，就要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体系，赋予相关主体独立、完整的办学自主权。如果一所学校行政化色彩浓厚，对政府过分行政和财政依赖，那将难以真正走向市场这个大舞台，即使有再多的合作机会，也会失之交臂。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还不强，逐利往往成为其唯一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可能是个黑洞。因此，地方高校在与企业的合作中也应保持独立性，防止陷入完全的功利主义陷阱。
相应来说，“由于学校得到更多的自治和更多的责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需要面对新的角色，运用新的观念，组织新的合作关系”。[18]230“当政府的管理方式转向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并且某种程度上引入了市场机制时，这种转变就会导致新的责任机制的产生。这种责任机制会带来大学管理程序和方式的变化。”[20]163为使大学从更加广阔的层面来回应环境的发展变化，必须变革大学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完善自主的责任机制，建立专业化的多元组织结构。众所周知，应用型高校转型也好，产教融合也好，其难点与痛点在于具体的课程、课堂、教材、教法等日常环节的对接上。“与企业的联系应该是深入到大学之内的，所产生的质的变化也应该遍及大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大学文化、运作方式、资助体系、奖励机制等等。”[21]虽然企业和高校并不在同一战壕作战，目前大学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竞争的存在，甚至仍然认为高校永远享有高等教育领域的特权。但有这种想法确是很危险的。[20]216 （二）预示着教学管理体系的重构：大学校园不再是实施教学活动的唯一场所
应用型高校联盟具有超时空、多元化、网络化等特性，其建立必然倒逼着地方本科高校重构教学管理体系，意味着传统的教学组织活动、教师发展、课程体系、学籍管理、教学方式、教学场景等都将发生重大变革。
第一，教学空间无界化。应用型高校联盟的建立，拓展了应用型高校实施教学活动的物理空间，意味着教学活动将无固定边界和无固定场所，教学活动是在广阔的社会实践平台中进行。同样，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标准、方案、课程体系、教材开发、教学内容更新、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也都要联合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完成。教学方式是多维立体的，教学场景是无界无域的，可以从本国拓展到他国，从课堂内拓展到课堂外，从学院回归到庭院。例如威斯康星大学就是将知识型大学转化成应用型大学的典型范例，威斯康星大学把整个州看成是大学的校园，当时有报道这样描述：“要确立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园的方位和范围是很难的。大学的总部设在麦迪逊，但它的校园却在全州的56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22]
第二，师生关系多元化。应用型高校联盟改变了地方高校组织的内部结构，师生关系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单向走向互动、从直接走向间接。在多主体的联盟教育模式下，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和远程教育服务使教师的主导地位开始沦落，学生变成第一主体，学生的选择权和话语权增加。“以人为中心还是以学为中心，以人为单位还是以学为单位，是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一个分界点。”[23]由于校企合作程度加大，学生在校外实习实训机会增多，学习模式和工作模式相互交叉，师生关系变成师徒关系。教学评价是学校、企业和社会共同从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评价。教师队伍结构呈现“双师化”，企业行业和社会领域专家成为注入教师队伍中的新鲜血液。
第三，教学方式网络化。联盟一方面建立在信息化的技术进步基础之上，同时它也改变了地方高校的教学模式，网络发展促进了战略联盟的构建。“为大多数网络设计所固有的是合作要素，这使得单个院校不能完成的事情可以由多所院校共同完成”。[24]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会使大学在全社会范围内运营并且使跨国界的运作变得更容易，它将教育技术引入各种教学模式，把所有的知识来源都统一到互联网上，它给学生学习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新技术的应用正在全面消除高等教育空间上的限制。网络教学还改变了教育的财政基础，重塑学术职业和学术职位聘任的含义，大学可聘用兼职教师为学生提供网络课程。“关于网络教育，教授们最忧心的是他们觉得课程安排已经无法由他们自己掌控”。[25] 联盟的建立，必然要求各成员广泛使用网络信息技术来填补空间上的距离，网络技术成为联盟成员交流的重要载体。
第四，学习场景个性化。首先是大学教学的时空结构发生变化后，学生对接受教育的选择更加多元，学习时间更富弹性。比如，慕课的大量广泛使用使得学生的学习场景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其次会带来课程选择出现多样化，课程设置将会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学校从招生到教学设计，始终要把企业和社会的需求作为第一追求，例如，与社会合作，共同开设“课程超市”，学生自由选择自己需要的课程。另外，规模化课堂教学和批量生产式人才培养已经过时，逐渐替代的是工学结合、工学交替的专业学习模式和工作模式的交互渗透。由于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学校将课堂引入企业现场，为学生生产性实训提供现场，学生应用能力培养主要在实习实训基地中、在“厂中校”和“校中厂”中接受。
（三）预示着新型府校关系的建立：政府支持不再是大学获得物质保障的唯一来源
高校联盟是开放包容的，不具有排他性，政府是高校联盟中独特而重要的伙伴，而联盟性质决定了府校关系也是一种合作关系。联盟背景下的地方高校与市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日益紧密，高校事务变得异常复杂，高校必须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而平衡双方关系的一种最佳选择就是府校建立伙伴关系。“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说是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不断协调的历史，是高校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历史，是由高校自治到政府加强管制，再到解除管制，直至政府与高校建立伙伴关系的历史”。[26]
第一，管理手段由“刚性”控制到“弹性”控制。应用型大学联盟的建立改变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高教发展中的角色，预示着一种新型教育和治理结构的诞生，它不仅会引发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巨大变革，同时也会引发政府和大学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意味着由国家创建、拥有、运行高校和提供几乎全部资金的国家掌控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保质和履行一定义务的合作模式。另外，联盟背景下，高校成为社会的中枢组织，更经常地参与到公共事务和社会活动中，理应受到社会公共部门的控制和监督，这就要求在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的标尺上应处于一个合理维度，权利与义务基本对称。
第二，经费来源由“一元”到“多元”。应用型高校联盟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民营化和商业化趋势，政府支持不再是大学获得物质保障的唯一来源，政府不再是大学唯一的“婆婆”。为有效解决财政问题，高校的“衣食父母”除了当地政府之外，还有行业企业、民间社团机构、校友等。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校企合作不断深入，私人及商业经营高等教育逐渐增加，高等教育公共经费投入的增长率低于私人投资的增长率已成为一种趋势。根据无疆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开发的全球教育指数，目前有超过50家提供高等教育教学/培训服务的机构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因此，高校要想充分实现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角色，就要摆脱将公共经费作为单一来源的投资模式，应以市场为基础多渠道筹措经费。
当然，在建立新型府校关系中，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联盟动因各不相同，有时会产生冲突。大学希望在治理中有更多的独立性，但又不想放弃对公共投资的“路径依赖”。而政府通常希望大学在财政上更加自给自足，但并不想减少在高校运营管理方面的国家权威。这种府校关系的冲突，必将导致联盟构建的复杂性，也会影响到联盟的实际成效。因此，寻求政府和大学间的平衡便成为地方高校联盟构建和转型发展最主要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追求自治的愿望让高校想远离政府的控制，但希望为国家经济利益服务的共同愿望促使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结成了密切的合作联盟”。[18]10 总之，社会经济转型对地方高校的影响和压力已越来越大，只不过我们一些大学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压力和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是大学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期待的时候了。如果大学不去迎接这个挑战，它们最终将沉沦为社会的边缘机构而衰落下去”。[20]232-233而构建战略联盟则是迎接各种新挑战与竞争、实现“从不协调中创造协调”[1]1-5的最灵活、最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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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