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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贫困生认定工作中存在的某些方法、程序问题，使大量非贫困生基于逐利的动机，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同贫困生一起申请贫困资助，造成一方面各高校贫困资助申请成风，另一方面真伪贫困生在申请阶段无法有效区分的困境。贫困生认定体系的缺陷影响了贫困生资助工作的效率，使有限的资助经费被挤占而无法用于真正贫困的学生身上，违背高校贫困资助的政策初衷。本文将从对现有甄别机制进行优化与重构的角度，为完善我国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建立有效可行的高校贫困生认定体系，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支持。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认定体系；甄别机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高校贫困生是指高校在读期间由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期间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我国政府长期重视这一群体的学习生活状况，2007年5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我国自此开始实行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标志着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制度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后，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教育部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学费减免、特殊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绿色通道等有机结合的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随着我国政府对贫困生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高校贫困生认定作为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首要环节，其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贫困生资助金的使用效率，间接影响着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是做好各项资助工作的前提，因而成为贫困生资助工作流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我国高校当前通行的贫困生认定工作中存在的某些方法、程序问题，使大量非贫困生基于逐利的動机，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同贫困生一起申请贫困助学金，近年来出现的某些“贫困生”比非贫困生生活阔绰、助学金被“贫困生”用于购买奢侈品等现象即是这一问题的现实反映，造成了一方面各高校贫困资助申请成风，另一方面真伪贫困生在申请阶段却无法有效区分的困境。
非贫困生申请贫困资助的行为本身已经影响了贫困生资助工作的效率，如果非贫困生最终获得了贫困助学金，则将进一步损害贫困生的应有利益，使有限的资助经费被挤占而无法用于真正贫困的学生身上，降低高校助贫资源的使用效率，违背高校贫困资助的政策初衷，阻碍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化与公正化。本文将从对现有甄别机制进行优化与重构的角度，为完善我国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建立有效可行的高校贫困生认定体系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支持。
二、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贫困生认定材料的可信度较差。现行高校认定贫困生的主要依据是学生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或父母所在单位出具的贫困证明，或盖有上述部门公章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然而，由于不存在利益关系与责任关系，是否在调查表上盖章、表上信息是否属实与经办人员没有任何关联，使经办人员往往在不作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便出具证明。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与监督机制，民政部门的不规范或违规行为使这类材料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往往缺乏准确性甚至真实性。
（二）部分学生诚信意识淡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基础性平台，通过奖励守信者、惩罚失信者的方式解决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实现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在当下我国法规体系尚不健全、配套制度如全社会范围的个人信用系统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由于国家不断加大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部分家庭并不贫困或未达到所要求的贫困程度的学生在利益驱动下填写虚假的个人信息、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对家庭实际收入与经济状况进行隐瞒与编造，甚至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调用社会资源，在最终决定层面挤占贫困生的名额，与贫困生争夺助贫资源。
（三）认定依据难以获得。由于我国尚未如欧美及亚洲发达国家一样建立全国性的收入申报与查证系统，因此各家庭的收入情况实质上是不可查的，尤其对于经济困难家庭而言，其家庭收入自身所具有的不稳定性使得家庭收入的具体金额更加难以统计与核实，从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作为认定依据往往缺少客观的衡量标准，而只能依据学生自己填写的信息。
（四）认定标准缺乏科学性与公平性。认定标准问题涉及到如何分析、评价申请学生提供的关于其家庭经济状况材料的问题，而大部分高校对贫困生的定义属于定性描述而没有量化指标，造成高校贫困生认定标准的操作性较低，无法满足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实际需要。
（五）认定方式造成识别障碍。各高校大多成立了院系、班级评议小组，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民主评议。这一方式避免了由辅导员或班主任单方面决定受助人员而出现的局限与偏差，基本保证了贫困学生认定工作的公正性与公开性，但仍然对准确贫困生认定形成了识别障碍。部分学生可能出于自尊心的考虑，可能在公布家庭经济状况时有所保留甚至放弃贫困资助的申请。反之，部分非贫困学生为了争取贫困资源，故意夸大甚至编造其家庭的贫困程度，骗取评议同学的认可从而挤占了贫困学生的受助资源。
（六）认定管理存在技术缺陷。高校贫困生认定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仅包含对申请学生提供的材料进行认定与助贫资源的发放，对已获得贫困资助的学生进行后续监督同样重要，提高贫困学生认定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尤其需要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平台的支持，以适应当代高校贫困生分析、认定、管理、追踪等要求。然而，由于信息化建设的经济成本与技术障碍，大部分高校都没有建立在校贫困学生的动态管理信息系统，作业方式还停留在纸质记录与操作上，致使高校有关部门难以掌握困难学生的在校基本消费动态，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等没有实效的成本。
三、高校贫困生认定体系的重构路径
（一）引入相关困难证件法：高校学生家庭处于长期贫困状态的主要原因包括家庭人员异动（如父母离异）、家庭人员病亡（如去世或患有重病）、家庭人员失业（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均失业）等。因此，如果学生符合现行资助政策的申请要求，其家庭经济困难基本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从而上述原因均可以作为家庭经济调查的平行认定依据。相对于开具权限较低的《调查表》，由民政或其他部门开具的能够证明上述情况的《特困证》、《最低生活保障证》、《残疾证》、《烈士家属证》等办理权限相对较高，从而伪造难度较大。《特困证》、《残疾证》等对于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而言是已经具有的或容易办理的，但对于家庭经济并不困难的学生则是难以获得的。因此，要求学生在申请贫困资助时除了出具证明其家庭目前处于经济困难状态的《调查表》外，还要求其出具相关证件或证明，就能够将贫困状态与致贫原因相结合，显著提高非贫困生伪造成本的同时不增加贫困学生的证明成本，有效地对贫困学生与非贫困学生进行分流。 （二）逐步建立个人诚信记录。在尚未建立起全国范围内个人诚信档案的状况下，可以逐步形成学生个人的诚信记录，一经发现申请学生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填写不实申请内容，经核实后将写入该生在校期间的诚信记录，取消该生在校期间内受助资格，进一步可将该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甚至将该诚信记录放入学生档案。
（三）建立开具贫困证明责任追究制度。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贫困资助申请者户籍所在地有关部门对其所出具的贫困证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种不受约束地利用政府公信力开具证明的渎职行为，是造成贫困生证明泛滥与真假难辨的重要原因。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对行政人员代表政府进行公证的行为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将类似于政府职能机构未经审查、未有依据便在贫困证明上盖章的行为视为伪造变造特种文书罪，根据台湾地区《刑法》第二百十二条，“伪造、变造…关於品行、能力服务或其他相类之证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因此，我国应逐步健全完善包含出具文书、证明行为在内的对政府公职人员行为进行问责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加大对虚假公文、证明的追究与惩处力度，要求对相关信息提供证明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保证其所开具的“贫困证明”成为真实可信的文书，从虚假证明的源头着手杜绝“伪贫困生”的出现。
（三）不断完善贫困生资助模式。现行的无偿资助模式对许多非贫困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为达到甄别与筛选的目的，应当实行多种形式的权利义务对等的资助模式，例如使获得资助的贫困生在特定时间内（如周末、课余、节日、假期等）根据需要和安排，参加面向校内外的勤工助学性质的有偿服务或社会活动并达到一定时限，同时将劳务报酬设定在较贫困生日均消费稍高的水平上。这种附带强制性有偿劳动的条款的贫困生资助，既在保障真正贫困生的基本利益之基础上使之形成自尊、自立的精神信念，又让大量家庭贫困程度较轻或不贫困甚至家境富裕的学生因不愿承担相关义务与工作而放弃申请贫困助学金，从而通过适当的技能教育与训练长久地提升贫困生的生存发展能力。
（四）形成多渠道的贫困生认定依据。贫困生认定工作是一个包括前期评议、中期认定与后期监督三项内容的动态过程。相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批者、学校职能部门的管理者，真正了解贫困生家庭经济条件和在校生活状况的是与其长期相处的同学。因此，做好贫困生认定工作必须参考申请者同学的意见并依靠其监督，通过在校园内设立监督信箱等方式提供畅通的学生意见反馈渠道，并定期对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及时掌握贫困生的生活状况，确保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准确性。（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參考文献：
[1]于美亚.从“假贫困生”现象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制[J].新课程研究，2010，（4）.
[2]于晓东.从经济学视角看高校非贫困生申请贫困生认定[J].经营管理者，2010.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认定体系；甄别机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高校贫困生是指高校在读期间由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期间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我国政府长期重视这一群体的学习生活状况，2007年5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我国自此开始实行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标志着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制度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后，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教育部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学费减免、特殊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绿色通道等有机结合的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随着我国政府对贫困生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高校贫困生认定作为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首要环节，其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贫困生资助金的使用效率，间接影响着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是做好各项资助工作的前提，因而成为贫困生资助工作流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我国高校当前通行的贫困生认定工作中存在的某些方法、程序问题，使大量非贫困生基于逐利的動机，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同贫困生一起申请贫困助学金，近年来出现的某些“贫困生”比非贫困生生活阔绰、助学金被“贫困生”用于购买奢侈品等现象即是这一问题的现实反映，造成了一方面各高校贫困资助申请成风，另一方面真伪贫困生在申请阶段却无法有效区分的困境。
非贫困生申请贫困资助的行为本身已经影响了贫困生资助工作的效率，如果非贫困生最终获得了贫困助学金，则将进一步损害贫困生的应有利益，使有限的资助经费被挤占而无法用于真正贫困的学生身上，降低高校助贫资源的使用效率，违背高校贫困资助的政策初衷，阻碍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化与公正化。本文将从对现有甄别机制进行优化与重构的角度，为完善我国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建立有效可行的高校贫困生认定体系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支持。
二、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贫困生认定材料的可信度较差。现行高校认定贫困生的主要依据是学生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或父母所在单位出具的贫困证明，或盖有上述部门公章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然而，由于不存在利益关系与责任关系，是否在调查表上盖章、表上信息是否属实与经办人员没有任何关联，使经办人员往往在不作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便出具证明。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与监督机制，民政部门的不规范或违规行为使这类材料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往往缺乏准确性甚至真实性。
（二）部分学生诚信意识淡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基础性平台，通过奖励守信者、惩罚失信者的方式解决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实现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在当下我国法规体系尚不健全、配套制度如全社会范围的个人信用系统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由于国家不断加大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部分家庭并不贫困或未达到所要求的贫困程度的学生在利益驱动下填写虚假的个人信息、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对家庭实际收入与经济状况进行隐瞒与编造，甚至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调用社会资源，在最终决定层面挤占贫困生的名额，与贫困生争夺助贫资源。
（三）认定依据难以获得。由于我国尚未如欧美及亚洲发达国家一样建立全国性的收入申报与查证系统，因此各家庭的收入情况实质上是不可查的，尤其对于经济困难家庭而言，其家庭收入自身所具有的不稳定性使得家庭收入的具体金额更加难以统计与核实，从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作为认定依据往往缺少客观的衡量标准，而只能依据学生自己填写的信息。
（四）认定标准缺乏科学性与公平性。认定标准问题涉及到如何分析、评价申请学生提供的关于其家庭经济状况材料的问题，而大部分高校对贫困生的定义属于定性描述而没有量化指标，造成高校贫困生认定标准的操作性较低，无法满足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实际需要。
（五）认定方式造成识别障碍。各高校大多成立了院系、班级评议小组，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民主评议。这一方式避免了由辅导员或班主任单方面决定受助人员而出现的局限与偏差，基本保证了贫困学生认定工作的公正性与公开性，但仍然对准确贫困生认定形成了识别障碍。部分学生可能出于自尊心的考虑，可能在公布家庭经济状况时有所保留甚至放弃贫困资助的申请。反之，部分非贫困学生为了争取贫困资源，故意夸大甚至编造其家庭的贫困程度，骗取评议同学的认可从而挤占了贫困学生的受助资源。
（六）认定管理存在技术缺陷。高校贫困生认定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仅包含对申请学生提供的材料进行认定与助贫资源的发放，对已获得贫困资助的学生进行后续监督同样重要，提高贫困学生认定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尤其需要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平台的支持，以适应当代高校贫困生分析、认定、管理、追踪等要求。然而，由于信息化建设的经济成本与技术障碍，大部分高校都没有建立在校贫困学生的动态管理信息系统，作业方式还停留在纸质记录与操作上，致使高校有关部门难以掌握困难学生的在校基本消费动态，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等没有实效的成本。
三、高校贫困生认定体系的重构路径
（一）引入相关困难证件法：高校学生家庭处于长期贫困状态的主要原因包括家庭人员异动（如父母离异）、家庭人员病亡（如去世或患有重病）、家庭人员失业（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均失业）等。因此，如果学生符合现行资助政策的申请要求，其家庭经济困难基本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从而上述原因均可以作为家庭经济调查的平行认定依据。相对于开具权限较低的《调查表》，由民政或其他部门开具的能够证明上述情况的《特困证》、《最低生活保障证》、《残疾证》、《烈士家属证》等办理权限相对较高，从而伪造难度较大。《特困证》、《残疾证》等对于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而言是已经具有的或容易办理的，但对于家庭经济并不困难的学生则是难以获得的。因此，要求学生在申请贫困资助时除了出具证明其家庭目前处于经济困难状态的《调查表》外，还要求其出具相关证件或证明，就能够将贫困状态与致贫原因相结合，显著提高非贫困生伪造成本的同时不增加贫困学生的证明成本，有效地对贫困学生与非贫困学生进行分流。 （二）逐步建立个人诚信记录。在尚未建立起全国范围内个人诚信档案的状况下，可以逐步形成学生个人的诚信记录，一经发现申请学生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填写不实申请内容，经核实后将写入该生在校期间的诚信记录，取消该生在校期间内受助资格，进一步可将该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甚至将该诚信记录放入学生档案。
（三）建立开具贫困证明责任追究制度。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贫困资助申请者户籍所在地有关部门对其所出具的贫困证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种不受约束地利用政府公信力开具证明的渎职行为，是造成贫困生证明泛滥与真假难辨的重要原因。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对行政人员代表政府进行公证的行为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将类似于政府职能机构未经审查、未有依据便在贫困证明上盖章的行为视为伪造变造特种文书罪，根据台湾地区《刑法》第二百十二条，“伪造、变造…关於品行、能力服务或其他相类之证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因此，我国应逐步健全完善包含出具文书、证明行为在内的对政府公职人员行为进行问责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加大对虚假公文、证明的追究与惩处力度，要求对相关信息提供证明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保证其所开具的“贫困证明”成为真实可信的文书，从虚假证明的源头着手杜绝“伪贫困生”的出现。
（三）不断完善贫困生资助模式。现行的无偿资助模式对许多非贫困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为达到甄别与筛选的目的，应当实行多种形式的权利义务对等的资助模式，例如使获得资助的贫困生在特定时间内（如周末、课余、节日、假期等）根据需要和安排，参加面向校内外的勤工助学性质的有偿服务或社会活动并达到一定时限，同时将劳务报酬设定在较贫困生日均消费稍高的水平上。这种附带强制性有偿劳动的条款的贫困生资助，既在保障真正贫困生的基本利益之基础上使之形成自尊、自立的精神信念，又让大量家庭贫困程度较轻或不贫困甚至家境富裕的学生因不愿承担相关义务与工作而放弃申请贫困助学金，从而通过适当的技能教育与训练长久地提升贫困生的生存发展能力。
（四）形成多渠道的贫困生认定依据。贫困生认定工作是一个包括前期评议、中期认定与后期监督三项内容的动态过程。相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批者、学校职能部门的管理者，真正了解贫困生家庭经济条件和在校生活状况的是与其长期相处的同学。因此，做好贫困生认定工作必须参考申请者同学的意见并依靠其监督，通过在校园内设立监督信箱等方式提供畅通的学生意见反馈渠道，并定期对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及时掌握贫困生的生活状况，确保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准确性。（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參考文献：
[1]于美亚.从“假贫困生”现象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制[J].新课程研究，2010，（4）.
[2]于晓东.从经济学视角看高校非贫困生申请贫困生认定[J].经营管理者，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