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小镇青年和小镇生活，以其与最广泛人群的天然亲缘性，及其所携带的社会、时代与文化变迁的信息，而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书写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尤其是伴随着乡镇私营企业和人口教育和就业迁徙，70后到80后的作家们在晚近三十年中诞生并成长，见证并亲历了小镇在城与乡之间的中间态生活。他们的经验中日新月异的小镇与我们在那些社会呈稳态化的社会中看到的小镇简直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没有发生剧烈变动的社会中，制度和秩序内化为一种文化生态，小镇往往大同小异，小镇故事平淡无奇。所以，舍伍德·安德森的温士堡或者爱丽丝·门罗的小镇不会是中国当代的小镇，后者更多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尤多拉·韦尔蒂笔下的生逢剧烈变化的美国南方小镇。事实上，在城镇化进程中，小镇更像是整个当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缩影，我们在小镇看到众生的悲欢、道德的冲突，也看到环境瞬息万变和世界的弹指惊雷。
　　如果极端一点说，当代中国的小镇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处所，就像现代中国与古典中国完全是不同的国度一样。这种古与今的割裂，内在动因是文化与价值本身的断裂，它直接使得小镇成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我个人印象中，直接以“小镇”为名的写作是林森。他在《小镇》《关关雎鸠》《暖若春风》中不厌其烦地铺陈居于城市与乡村中介位置的混杂空间——小镇。小镇未加修饰的“原生态”，写实、密实、结实、真实，使之成为具有角色意味的存在，超越了地域性或地方性的限制，成为当代中国大变局中的一个象征，因而也就使得彌漫在叙事里的气息和情绪成为我们当下“时代感性”的换喻与构成。林森的小说弥漫着一种南方的暴烈气息，低压、溽热，人物之间很容易剑拔弩张，似乎随时可能会响起一颗烈日下的炸雷。与这种郁勃着、鼓动着、积蓄着却终究无法彻底释放与发泄的情绪相呼应的是，那枝蔓丛生的故事，旁逸斜出的情节，斜刺里插进来的人物，以及他们有时候几乎不可理喻的压抑、焦灼乃至癫狂，这一切让人感到一种原初的激情左冲右突，像一股剧烈的不受理性操控的激流。但吊诡的是，林森的叙述却出奇地具有一种略萨般的冷静，形式与内容并没有如同我们习惯预期的那样达成和谐，而隐藏着彼此的分离与博弈。小镇及其人物和故事是非性格化、非典型性的。它立足于海岛与丛林之中，却剥离了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森的经验式书写，既是丰沛的，又是贫乏的，这种丰沛与贫乏是我们时代本身的丰沛与贫乏。
　　林森写的是海南的偏僻一隅，其实，田耳的佴城（《天体悬浮》《风蚀地带》）、路内的戴城（《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花街往事》）、鬼子的瓦城（《瓦城上空的麦田》《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贾樟柯的汾阳……这些分布在湖南、江苏、广西、山西的地方，情节关涉的既有基层警察经历，也有工厂学徒生涯，还有半乡半城的日常生活，某种意义上都是小镇人物及小镇故事。尽管地域不同、文化各异，在面对当代变迁时候的文学书写与想象，却表现出丝毫不让人感到诧异的一致性。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显示出对世界的敌意，那种因为感受到几乎无可挽回的历史行进车轮而又心有不甘中的创痛及其后遗症，因而表现为一种同质性：无论是青春成长，还是日常故事，还是伦理与情感的变迁，都弥漫着一种躁动、迷惘乃至暴戾和苦痛。意外事件和边缘经验成为推动叙事不约而同的选择，而这背后则是精神的暗疾。阿乙的《意外杀人事件》里的红乌镇、张楚《细嗓门》里唐山下面的小县城就是这种意外事件发生的处所，而事实上，所有偶然的“意外事件”其实都有其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内植于东西部、沿海与内地、先发地区和后进地区的差异。
　　小镇如同两栖生物，如果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小镇似乎是乡村向城市发展中的未臻完成状态，是城市的半成品，但其实它们是不同的生物，就像动物不是由植物演化而来的一样。小镇是乡村与城市的中介，连接着两头，与它们有着切割不掉的联系，但自己也是独立的一分子。它构筑了一种城乡接合部式的暧昧空间，这个空间在世界日益被某种相似的语法所统治的语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异质性存在——它是全球化中的一个个凸点，突显了在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因为它们的存在，世界才不是那么光洁顺滑地成为平的。
　　较之于源远流长的“乡土中国”传统，小镇的中国文学书写无疑是一种新鲜事物，它是一种已经从古老的乡土共同体中剥离出来的生活群体与文化形态，却又未曾全然转化成陌生人麇集的契约化都市，这是一种当代性事物，体现出来的是具有本土特征的时代嬗变。小镇已经不再是乡村或山寨那种联系着农耕、游牧或渔猎生产方式的空间，而是一种新的生产与生活展开的场域。从文化位置上而言，小镇置身于国际化的大都市与偏僻滞后的乡寨之间，是一种时刻生发着变异、不断有人发生身份的位移、永远充满机会和风险的进行时的中间状态。正如中国本身的“发展中”状态，小镇最为鲜明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生机勃勃、混乱不堪与一些始终不曾凋零的操守。
　　可以说，小镇几乎是当代作家最重要的精神原乡，那些被称为“中间代”的活跃作家们，比如徐则臣、张楚、鲁敏、盛可以、魏微、阿乙、曹寇、赵志明、李海鹏、韩松落、周云蓬，都是来自于广泛意义上的小镇，小镇不仅仅是他们物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在情绪上表征为远离乡土的冲动、进城不得的尴尬和纠结缪葛的怀旧，这种前后失据与左右无缘是当代文学实在的心灵场域。与在影视与音乐等大众文化中受众的“渠道下沉”不同的是，小镇书写的作者与受众是小众的，当郭敬明的电影、凤凰传奇的歌曲、快手直播的视频成为小镇青年的精神食粮之时，小镇生活与小镇青年的形象则是文学中体现人文关切和社会关怀的主题和题材。
　　这种书写者、书写对象与受众群体的割裂中间隐藏着我们时代文学错位了的记录意识、怀旧情绪和救赎焦虑。从心理动机而言，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努力，却也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力和认知视野。作为当代文学书写最为集中和持久的根据地，小镇书写有着一个清晰可见的变化轨迹，从现代文学伊始的鲁迅《故乡》开始就设立了一个原型式模式，一直延续到当下。“在最初，小城承载着年轻叙事者关于乡土清明、安静的想象，青年作家们通过建构关于美好小城的想象来抵抗物质时代的侵袭。但是，离开小城独立生活的他们很快进行了自我修正，小城镇的美好开始一点点坍塌、毁坏，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惨痛的现实场景”。在汹涌而至的现代性潮流之中，小镇即将成为被废弃的存在，而伴随着它的文化也似乎要成为逃离和背叛的事物。我们关于小镇的文学作品几乎一边倒地成为一种“伤痕即景”式的东西，寄托着隐秘的启蒙观念。但作为过渡与中介，小镇显然不是封闭的，而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开放系统，包容着杂糅并生的不同观念与意识。
　　在文学书写、记录与想象之中，小镇有没有可能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而不仅仅作为乡村或城市的附着物存在？关于小镇的书写有没有可能生发出一种源自本土的价值和美学？
　　从类型上来说，小镇有着极大的包容与含混。东莞的长安或者虎门是世界工厂的鲜明案例，王十月《白斑马》中的木头镇，塞壬《在镇里飞》中的常平、寮步、厚街，呈现出混乱与生气的不同面孔，而皖西小镇洪集出来的打工作家柳冬妩来到东莞后忆及过往，则深情地缅怀故乡的龙井和老街。库尔勒或阿勒泰下面的小镇还如同乡村一般，在阿舍笔下那以军垦兵团为基础的小镇可能已经在社会变革中灰飞烟灭，李娟的牧区小镇却依然有着恒久不变的天然烂漫气息。土家族作家向迅笔下的鄂西小镇遍布少年的忧愁与困惑，鄂温克作家杜拉尔·梅或涂安娜笔下的呼伦贝尔小镇则还保留着草原的景观和古老长调民歌般的喟叹。
　　另一方面，在精神图景上，小镇也有着不同的面目。作为“现代化”的不平衡地带，发展之光隐约投射到的地方，小镇的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可能如同上海奉贤郊区的南桥一样已经步入了国际化的途径，也可能像云南临沧山中的茶镇一样被外来的观光客和旅行者所驻足，还有可能表现为昭通大山包小镇里文学青年的坚守，以及吉林延边龙井镇里那些移民们在全球劳工潮中跨越国境去异域寻求新的生活。
　　小镇在中国是一种灌木丛式的存在，而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草原，或高耸入云而底部草木稀疏的乔木林。它们参差不齐，葳蕤丛生，暗藏着波动不已的生命力或坚定守望的灵魂，包孕着胼手胝足的本土经验和错落参差的原生美学。正是这种多元化的存在赋予了小镇文学里文学小镇的多样可能性走出单一的现代化冲突模式，进入到小镇的田野现场，才有可能发现更多别有洞天、包容并举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