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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夫自有一种解人心烦的氛围，尤其当你看到四五辆童车聚在一起，栗色头发的母亲们隔开六丈多远、冲着各自的宝宝挥动冰淇淋蛋卷唧哇乱叫的时候。
“我总是好奇以色列人都在玩什么。休闲的时候，家家户户只有这么点事情可做：聊天、游泳、浇花、打球、看书，在城里和在村里待着没什么区别。大商场里的东西都差不多，连锁店就那么几个。”在内奥·茨马达基布兹时，我好奇地问当地人霍尼。
“你要是去特拉维夫，那就不一样了。”霍尼漫不经心地答道。
又是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主治一切疑难杂症。吉他手在草地上摇晃一整天，光头少年从开到半夜的酒吧里拎着红酒瓶鱼贯而出，无所事事的老家伙坐在清真饭馆顶楼嚼皮塔饼，手托银盘的阿拉伯男侍者们黧黑的脸上挂着殷勤而神秘的笑，路边有人用铺着黑绒的皮箱售卖家传的律法书、灯台、铜酒杯，阿伦比大街上有儒雅的美国人开的二手书店……每一分钟有10个人在弯腰拾狗粪，30个人在接吻，100个人在填医药费报销单。
并不是谁都想去特拉维夫的。在村庄，或者在阿夫拉这种二线城市，跟人说起此间生活多么单调乏味，都会招来士可杀不可辱的回答：“切，我们这儿又不是特拉维夫！”除了耶路撒冷，其他地方人谈起特拉维夫都老不自在：什么？我们这儿没有演出？去特拉维夫呀！（低音炮贝司手折腾你到半夜。）你想吃中餐？去特拉维夫呀！（反正都是假的。）嫌这儿冷清啊？去特拉維夫呀！（挤不死你才怪。）
旅游旺季跟旅游旺季不一样。夏天到特拉维夫来享受海滨的游客，不及马尔代夫一个零头。本来住宿并不是问题，但我的房东忽然动了一场大手术，家里的四室一厅涌进了一堆陪护者和探望者，几无立锥之地。
我去他家取行李时，他45度仰角躺在长椅上，用手比画着，哑着嗓子说话：“本·耶胡达大街，你可以去那里。那里有许多通宵酒吧，也有旅馆。”
我只能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我怎么住得起啊？特拉维夫的旅馆价格跟着房价涨，何况现在还是一年中最贵的季节。卜内但街上那家低调的青年旅舍，现在挂出一天313谢克尔（1谢克尔约等于近2元人民币）的大通铺价格，而三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130。
强宾不压主，不管怎样我还是离开了他家。送我出门时，满头银发的房东夫人连说了好几声抱歉，她看出我不会去住旅店，就叮嘱说：无论怎样，别在海滩上过夜。
本·耶胡达大街距离海滨仅200米之遥。我买了一盒樱桃，在街边长椅上边吃边读带在身边的书，困了就用包垫着脑袋躺下。
那几天，我白天约见要访问的人和朋友，晚上去公园、小区、篮球场，用那里的水龙头冲凉，睡长椅，睡草地，最后睡了一个被人废弃的床垫子。它就在儿童乐园对面，被球场的围栏挡在阴影里，除了落了些枯叶外，干净异常。我想，就是上帝下榻的地方也就这样了。那些天，我没有遇到过一次狐疑的盘问或眼光，甚至都没有看见过一个警察模样的人。
特拉维夫市内很少别的城市那种闲适的场面，就连海滨也多是锻炼的人，但它自有一种解人心烦的氛围，尤其当你看到四五辆童车聚在一起，栗色头发的母亲们隔开六丈多远，冲着各自的宝宝挥动冰淇淋蛋卷筒唧哇乱叫的时候。
在特拉维夫，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剧作家。他费力地向我描述他最新写的一部戏，戏的名字大约可以翻译成《一塌糊涂》。不知怎么的，他雄心勃勃地认定，剧中人充满淫秽言行的空虚人生很有希望赢得中国城镇新兴小资产阶级观众的共鸣。因此接触了两个通希伯来语的中文译者。不幸的是，对方开出的价格让他无法接受。
“1万欧！我呸，我有1万欧还写什么剧本？写剧本是有钱人干的事吗？”
剧作家牵着两条半人高的大型犬，一边说话一边使劲拽着绳子，后来索性把一条胳膊绕到路灯杆子上，免得被狗拖走。“你不介意吧？”他问我，“你不怕狗吧？”
“不怕，都是你养的吗？”
“不是啦！一条是我房东的，我帮他照看他的狗，这样他就不好意思急着卖房子了；另一条是我前妻的，我帮她照看她的狗，这样她就不好意思提复婚的事了。”
以色列的离婚率这两年直逼西方发达国家，不过有一点让老派人稍感宽慰：离婚者差不多有一半都会复婚，这个比例远远超过瑞典、挪威等高离婚率国家。“那里的人心像雪一样冰冷。”他们会说。
特拉维夫的结婚率傲视全国，超过耶路撒冷和海法。因为这里有风情万种的地中海，一年中有半年，沙子都是暖的。每个清晨，戈登海滩上总有几对男女筋疲力尽地堆在一起，像是刚刚被冲上岸的船难幸存者。
推高结婚率的另一个因素看上去就不那么美好了（虽然更有说服力）：特拉维夫房价全国第一，居民的独身成本太高。由于少男少女合住公寓成风，2011年，特拉维夫荣登“全球同性恋之都”宝座，为此拍摄的城市宣传片足以让宗教界人士吹胡子瞪眼。
我们在阿伦比大街和罗斯柴尔德林荫大道路口。这里是有名的休闲区，路中央镶嵌着绿色草皮，立着几座咖啡屋，还有特拉维夫缔造者迪赞戈夫市长的铜像，他戴着牛仔礼帽，骑着一匹比鹿还清瘦的马。不远处矗立着一所四四方方的犹太教堂，一些奇怪的柱子从房顶上水平地伸出来，划了个直角垂直落到地上，就像一棵在集装箱里长大的榕树。剧作家指着它：“丑陋！造得像奥斯维辛一样。”
我们终于谈到了吃饭的事。在来赴约的路上，我幻想着坐上一位大作家的凯迪拉克，风风光光地到雅法沙滩附近的穆斯林饭馆边看落日边吃烤肉卷饼。
“我领你去一家很好的法拉费（falafel，一种中东小吃）店。”他说。“还有别的选择吗？我吃了两百多个法拉费了。”我失望地说。他面露难色：“我建议还是吃法拉费吧，你不是喜欢吃吗？你肯定会同意我的说法的。再说，这也不方便进饭馆吧？”他晃了晃狗绳。 那家法拉费店确实价廉物美，所有食材都比普通的大一号。灌完芥末酱之后，我手里的小火山差不多就等着倒计时喷发了。
在特拉维夫，我还认识了一个叫雅亿的朋友。她全家人都是世俗犹太人，但她哥哥在二十来岁时受人影响入了教门，从此九牛曳不出，手不释卷。
“有一年暑假，我哥哥跟父亲大吵一场。”雅亿说，起因是父亲要带她侄子去看古生物展览，但她哥哥不同意。“他说：世上哪里来的恐龙呀？上帝造的万物里根本没有恐龙！诺亚方舟上也没有！上帝第六天就造了人了！直到现在，他们两个一见面就吵，我拿他们毫无办法。”
然而，以色列举世闻名的高科技研发却又不乏正统派教徒的参与，使这个复杂的小国家更加变幻莫测。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研究的。”基布兹社员阿里埃尔说，“这些人从小到大就在耶希瓦（犹太教学校）里坐着读经，看上去好像除了犹太教那套什么都不懂。可是他们一旦懂了英语、物理学和电脑，马上就高出别人一头。”“这是为什么呢？”我问。阿里埃尔摇头：“不太清楚。我猜想，是因为他们愿意尝试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接近上帝的秘密吧。”
我在特拉维夫的流浪期间，包含了一个安息日。乔治五世大街上，有人从一面贴得斑斑驳驳的告示栏后边冒出来，朝我的方向招手。他戴一顶小帽，穿着安息日专用的白色衬衫。我见周围大街上没别人，车也不见一辆，就用手势问：是我吗？对方点头，我就走了过去。他请我放下背包，操着生疏的英语说：“我们需要你。”
原来是落地电扇不转了。后来查明，是插座坏了。换了一个地方后，电扇转起来了。他们又请求我把饮水龙头旁的另一个小台扇也一起迁过去。“对不起，我们自己不能动手，今天是安息日。”一个英文较好的男人伸出两只手说。
一位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出手相助巧修电扇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我得到了在冰柜里任选两瓶饮料的待遇（安息日不能点火，电器倒是可以一直开着的）。有几个上年纪的女人也出来见我，其中一个像是位研经活动的组织者。原来这两间普通民房就是一座猶太教堂，犹太教对宗教场地的要求真的是三大教派里最低的。
犹太教徒并不排斥高科技产品，他们可以开车，开车还能使用GPS卫星定位；可以用外观艳丽的苹果产品，拿iPad互相拍照。至于教人如何在不违反宗教戒律的情况下使用这些东西，那就是教内的权威阶层——拉比们的任务了。
英文不错的男人性格也很大方，他主动跟我聊天，知道我在基布兹里住着，便问：“你觉得基布兹怎样？”我给了他一个我所能想到的最能体现资深旅行作家本色的回答：“它是一种失败的美丽。”
他果然谈兴大增：“你知道基布兹为什么失败？”
“为什么？”
“因为没有宗教！基布兹是个很好的想法，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但是，没有宗教，就没有思想根本了。那些世俗犹太人不懂这个道理。摩西和约书亚为什么能团结12部族？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大卫为什么能成为伟大的国王？因为他率领整个国家敬拜耶和华。什么样的集体信念都不能代替犹太教。”
我打开了第二瓶饮料—— 一瓶色泽乌黑的葡萄汁汽水。忽然，男男女女呼啦啦进来了。他们根本不看我一眼，就拖动椅子，在房间中央搭起了屏障——祷告时间到，男女教徒必须隔开。
须臾之间，每个人手上都多了一本经文，每个人的嘴都开始喃喃起来。
“我总是好奇以色列人都在玩什么。休闲的时候，家家户户只有这么点事情可做：聊天、游泳、浇花、打球、看书，在城里和在村里待着没什么区别。大商场里的东西都差不多，连锁店就那么几个。”在内奥·茨马达基布兹时，我好奇地问当地人霍尼。
“你要是去特拉维夫，那就不一样了。”霍尼漫不经心地答道。
又是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主治一切疑难杂症。吉他手在草地上摇晃一整天，光头少年从开到半夜的酒吧里拎着红酒瓶鱼贯而出，无所事事的老家伙坐在清真饭馆顶楼嚼皮塔饼，手托银盘的阿拉伯男侍者们黧黑的脸上挂着殷勤而神秘的笑，路边有人用铺着黑绒的皮箱售卖家传的律法书、灯台、铜酒杯，阿伦比大街上有儒雅的美国人开的二手书店……每一分钟有10个人在弯腰拾狗粪，30个人在接吻，100个人在填医药费报销单。
并不是谁都想去特拉维夫的。在村庄，或者在阿夫拉这种二线城市，跟人说起此间生活多么单调乏味，都会招来士可杀不可辱的回答：“切，我们这儿又不是特拉维夫！”除了耶路撒冷，其他地方人谈起特拉维夫都老不自在：什么？我们这儿没有演出？去特拉维夫呀！（低音炮贝司手折腾你到半夜。）你想吃中餐？去特拉维夫呀！（反正都是假的。）嫌这儿冷清啊？去特拉維夫呀！（挤不死你才怪。）
旅游旺季跟旅游旺季不一样。夏天到特拉维夫来享受海滨的游客，不及马尔代夫一个零头。本来住宿并不是问题，但我的房东忽然动了一场大手术，家里的四室一厅涌进了一堆陪护者和探望者，几无立锥之地。
我去他家取行李时，他45度仰角躺在长椅上，用手比画着，哑着嗓子说话：“本·耶胡达大街，你可以去那里。那里有许多通宵酒吧，也有旅馆。”
我只能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我怎么住得起啊？特拉维夫的旅馆价格跟着房价涨，何况现在还是一年中最贵的季节。卜内但街上那家低调的青年旅舍，现在挂出一天313谢克尔（1谢克尔约等于近2元人民币）的大通铺价格，而三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130。
强宾不压主，不管怎样我还是离开了他家。送我出门时，满头银发的房东夫人连说了好几声抱歉，她看出我不会去住旅店，就叮嘱说：无论怎样，别在海滩上过夜。
本·耶胡达大街距离海滨仅200米之遥。我买了一盒樱桃，在街边长椅上边吃边读带在身边的书，困了就用包垫着脑袋躺下。
那几天，我白天约见要访问的人和朋友，晚上去公园、小区、篮球场，用那里的水龙头冲凉，睡长椅，睡草地，最后睡了一个被人废弃的床垫子。它就在儿童乐园对面，被球场的围栏挡在阴影里，除了落了些枯叶外，干净异常。我想，就是上帝下榻的地方也就这样了。那些天，我没有遇到过一次狐疑的盘问或眼光，甚至都没有看见过一个警察模样的人。
特拉维夫市内很少别的城市那种闲适的场面，就连海滨也多是锻炼的人，但它自有一种解人心烦的氛围，尤其当你看到四五辆童车聚在一起，栗色头发的母亲们隔开六丈多远，冲着各自的宝宝挥动冰淇淋蛋卷筒唧哇乱叫的时候。
在特拉维夫，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剧作家。他费力地向我描述他最新写的一部戏，戏的名字大约可以翻译成《一塌糊涂》。不知怎么的，他雄心勃勃地认定，剧中人充满淫秽言行的空虚人生很有希望赢得中国城镇新兴小资产阶级观众的共鸣。因此接触了两个通希伯来语的中文译者。不幸的是，对方开出的价格让他无法接受。
“1万欧！我呸，我有1万欧还写什么剧本？写剧本是有钱人干的事吗？”
剧作家牵着两条半人高的大型犬，一边说话一边使劲拽着绳子，后来索性把一条胳膊绕到路灯杆子上，免得被狗拖走。“你不介意吧？”他问我，“你不怕狗吧？”
“不怕，都是你养的吗？”
“不是啦！一条是我房东的，我帮他照看他的狗，这样他就不好意思急着卖房子了；另一条是我前妻的，我帮她照看她的狗，这样她就不好意思提复婚的事了。”
以色列的离婚率这两年直逼西方发达国家，不过有一点让老派人稍感宽慰：离婚者差不多有一半都会复婚，这个比例远远超过瑞典、挪威等高离婚率国家。“那里的人心像雪一样冰冷。”他们会说。
特拉维夫的结婚率傲视全国，超过耶路撒冷和海法。因为这里有风情万种的地中海，一年中有半年，沙子都是暖的。每个清晨，戈登海滩上总有几对男女筋疲力尽地堆在一起，像是刚刚被冲上岸的船难幸存者。
推高结婚率的另一个因素看上去就不那么美好了（虽然更有说服力）：特拉维夫房价全国第一，居民的独身成本太高。由于少男少女合住公寓成风，2011年，特拉维夫荣登“全球同性恋之都”宝座，为此拍摄的城市宣传片足以让宗教界人士吹胡子瞪眼。
我们在阿伦比大街和罗斯柴尔德林荫大道路口。这里是有名的休闲区，路中央镶嵌着绿色草皮，立着几座咖啡屋，还有特拉维夫缔造者迪赞戈夫市长的铜像，他戴着牛仔礼帽，骑着一匹比鹿还清瘦的马。不远处矗立着一所四四方方的犹太教堂，一些奇怪的柱子从房顶上水平地伸出来，划了个直角垂直落到地上，就像一棵在集装箱里长大的榕树。剧作家指着它：“丑陋！造得像奥斯维辛一样。”
我们终于谈到了吃饭的事。在来赴约的路上，我幻想着坐上一位大作家的凯迪拉克，风风光光地到雅法沙滩附近的穆斯林饭馆边看落日边吃烤肉卷饼。
“我领你去一家很好的法拉费（falafel，一种中东小吃）店。”他说。“还有别的选择吗？我吃了两百多个法拉费了。”我失望地说。他面露难色：“我建议还是吃法拉费吧，你不是喜欢吃吗？你肯定会同意我的说法的。再说，这也不方便进饭馆吧？”他晃了晃狗绳。 那家法拉费店确实价廉物美，所有食材都比普通的大一号。灌完芥末酱之后，我手里的小火山差不多就等着倒计时喷发了。
在特拉维夫，我还认识了一个叫雅亿的朋友。她全家人都是世俗犹太人，但她哥哥在二十来岁时受人影响入了教门，从此九牛曳不出，手不释卷。
“有一年暑假，我哥哥跟父亲大吵一场。”雅亿说，起因是父亲要带她侄子去看古生物展览，但她哥哥不同意。“他说：世上哪里来的恐龙呀？上帝造的万物里根本没有恐龙！诺亚方舟上也没有！上帝第六天就造了人了！直到现在，他们两个一见面就吵，我拿他们毫无办法。”
然而，以色列举世闻名的高科技研发却又不乏正统派教徒的参与，使这个复杂的小国家更加变幻莫测。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研究的。”基布兹社员阿里埃尔说，“这些人从小到大就在耶希瓦（犹太教学校）里坐着读经，看上去好像除了犹太教那套什么都不懂。可是他们一旦懂了英语、物理学和电脑，马上就高出别人一头。”“这是为什么呢？”我问。阿里埃尔摇头：“不太清楚。我猜想，是因为他们愿意尝试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接近上帝的秘密吧。”
我在特拉维夫的流浪期间，包含了一个安息日。乔治五世大街上，有人从一面贴得斑斑驳驳的告示栏后边冒出来，朝我的方向招手。他戴一顶小帽，穿着安息日专用的白色衬衫。我见周围大街上没别人，车也不见一辆，就用手势问：是我吗？对方点头，我就走了过去。他请我放下背包，操着生疏的英语说：“我们需要你。”
原来是落地电扇不转了。后来查明，是插座坏了。换了一个地方后，电扇转起来了。他们又请求我把饮水龙头旁的另一个小台扇也一起迁过去。“对不起，我们自己不能动手，今天是安息日。”一个英文较好的男人伸出两只手说。
一位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出手相助巧修电扇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我得到了在冰柜里任选两瓶饮料的待遇（安息日不能点火，电器倒是可以一直开着的）。有几个上年纪的女人也出来见我，其中一个像是位研经活动的组织者。原来这两间普通民房就是一座猶太教堂，犹太教对宗教场地的要求真的是三大教派里最低的。
犹太教徒并不排斥高科技产品，他们可以开车，开车还能使用GPS卫星定位；可以用外观艳丽的苹果产品，拿iPad互相拍照。至于教人如何在不违反宗教戒律的情况下使用这些东西，那就是教内的权威阶层——拉比们的任务了。
英文不错的男人性格也很大方，他主动跟我聊天，知道我在基布兹里住着，便问：“你觉得基布兹怎样？”我给了他一个我所能想到的最能体现资深旅行作家本色的回答：“它是一种失败的美丽。”
他果然谈兴大增：“你知道基布兹为什么失败？”
“为什么？”
“因为没有宗教！基布兹是个很好的想法，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但是，没有宗教，就没有思想根本了。那些世俗犹太人不懂这个道理。摩西和约书亚为什么能团结12部族？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大卫为什么能成为伟大的国王？因为他率领整个国家敬拜耶和华。什么样的集体信念都不能代替犹太教。”
我打开了第二瓶饮料—— 一瓶色泽乌黑的葡萄汁汽水。忽然，男男女女呼啦啦进来了。他们根本不看我一眼，就拖动椅子，在房间中央搭起了屏障——祷告时间到，男女教徒必须隔开。
须臾之间，每个人手上都多了一本经文，每个人的嘴都开始喃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