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云南省第一位土生土长的象棋大师，他是2001年团体赛女子冠军队的主教练，他的学生赵冠芳在2000年获得个人赛亚军的好成绩，听说他正在着手筹划首届女子象棋职业联赛……这就是我采访他的原因。
　　
　　棋艺生涯
　　我学会下棋很偶然，那是在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我也成为了黑五类的子女，没有人愿意跟我玩，于是我便常去后院棋摊跟老头混在一起，也就渐渐地学会了下棋。1975年云南省恢复了省赛，我便报名参加，没有料到成绩还不错。就这样被省棋校的老师看中了，于1979年进入棋校。事也凑巧，这年正是恢复高考的头一年，由于我的哥哥姐姐都错过了这个好时候，父亲便把希望寄托到了我的身上。他不同意我下棋，学校老师也轮流到家里做思想工作，他们认为我考大学没有问题，因为我在全市的数学、物理等竞赛中都获得过名次。但是我抗拒不了象棋的魅力，最后还是弃学从弈。通过几年的训练，我的棋艺水平进步很快，于1982年进入云南省队，次年在全国少年赛上就获得了冠军。我是云南省的首批队员，在何连生大师的指点下（他是北京知青，曾是谢小然的学生），于1992年全国象棋比赛中获得第十四名，成为一名大师。
　　
　　和父亲的故事
　　父亲曾在中山大学读过书，文革时因做过小买卖，而被定为右派，到乡下改造，只有母亲一人带我们兄妹六人勉强度日。当父亲平反后，回到云南时，已经没有了工作，于是又重操旧业做起了生意。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去帮忙，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文化，而家里缺的又是管理人才，所以父亲希望我能帮他，即使是我拿到大师头衔以后，他们宁愿给我开工资也不要我继续下棋。但是我这个人一贯都比较有原则，希望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虽说下棋挣不了很多钱，但毕竟是我的挚爱。这时候家里又接连出事，哥哥开出租车时被人劫了，虽然后来把车找到了，但直到现在为止，凶手仍然没有下落。即使这样也没有动摇我下棋的决心，这使我跟父亲闹得很僵，好在后来父亲还是随了我的心愿，不再为难我了。
　　
　　影响我的人
　　在学棋的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何连生大师，他是我的领路人，其次是刘殿中和蔡福如老师。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我常到河北队训练，而且每次都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那种对象棋的执着精神和研棋的氛围让我感动，在那里和队员下棋、拆棋，然后再下棋、拆棋，反复地练，这对我长棋有很大的帮助，后来在我当教练后便把这种训练方法注入到了云南队。
　　成绩好是否想离队：没有离开云南队的想法，因为从棋校到棋队都是云南培养了我，就算是你有一些成绩，也不能脱离你的根。当时我只是想长棋后，更好地为云南队做点事。
　　
　　教练生涯
　　何连生于1991年回北京，因为云南队没有人做教练工作，于是上级领导就派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云南省从棋艺水平来看是比较落后的，我感觉到男队要想出成绩比较困难，就把工作重要放到了女队身上。由于当地小孩学棋的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想办法从外地调人。第一个是冯晓曦，因为当时她在四川队，没有什么下棋的机会，我们通过协商将她引到云南。去年三月份又将赵冠芳调到云南集训，她现在已是正式队员，而且户口也到了云南。女队的训练相对正规，我们把这些孩子所有的时间和积极性调动起来，给她们布置一些任务，两位男大师跟她们下指导棋，一二个星期就打一次循环赛，下完后大家在一块研究。这样以来，大家不仅棋艺水平都有了提高，而且同事之间关系相处得也非常融洽。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就是在今年过年时赵冠芳本来可以回河北的，但是她坚持训练没有回去。
　　云南队的作风：我们云南队一直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棋手打到一定成绩以后，必须上学，体工队负责联系安排，而且必须得上到大专。我认为文化课的提高和棋艺的提高是相辅相承的，云南队的主力队员全都是大专毕业。如果以后他们下不了棋了，还有一个大专文凭，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比较顺当。
　　
　　关于“凤要先飞”
　　不管象棋怎么搞，将来都要搞联赛或做联赛的事，这样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如果还按以前的路子走下去，只能越走越窄。
　　我们搞联赛是想借女队今年拿团体冠军的东风有更大的作为。作为体育项目还是要向围棋方面靠，没有肯定不行。现在已经谈了几家企业，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现在的企业效益都不是很好，你拿人家的钱就要为人家做一些事，得让他们觉得这个市场有价值，光有收视率而不能给他们创造实际价值是不行的。第二是我们现在的棋艺水平还弱一些。
　　
　　下一个目标
　　女队刚刚起步，我觉得在实力上比黑龙江、江苏和河北要差一些，打算缩小这个差距。再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在大师赛上能获得特级大师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