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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时间、纪元，这些在现代人看来非常普通的事情，曾经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公元纪年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带向了世界。
1
宫斗剧《延禧攻略》里孝贤皇后的弟弟富察.傅恒，少年英俊，文韬武略，深受乾隆皇帝器重，也赢得了很多女人的心，包括魏瓔珞。可就是这样受皇帝器重、讨女人喜欢的人，上班居然迟到了！
历史上富察·傅恒确有其人，是乾隆朝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军机处有个秘书叫赵翼，小时候是神童，因为文采出众，进士落第还能进军机处，深得刘统勋、汪文敦、傅恒等名臣的器重。
赵翼家穷，其实，每个草根出身的人在三十岁左右都是最穷困的时候。那一年赵翼二十九岁，寒冬腊月的早晨，赵翼值班，头上的貂皮帽子已经戴了三年了，“毛皆缩如猬”。傅恒也在值班，他把赵翼叫到室内，从怀里掏出五十两黄金给他，让他买顶新帽子过年。
傅恒家族显赫，位高权重，用度奢华，出手大方。那个时候，他家就有当时最奢侈的物品——钟表。
当时，自鸣钟、时辰表都来自西洋，对一般官员来说，家里有一个钟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在傅恒家里却显得非常普通，他家里每个房间都有钟表，每个仆人身上都戴着一个，因为没有收音机固定报时，所以，需要仆人们互相对时间。
可就是这样，傅恒还是上班迟到了。
赵翼这样记载：“一日御门之期，公表尚未及时刻，方从容人值，而上已久坐，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檐曝杂记》）
这是乾隆二十年的事。
赵翼还说了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凡是上班迟到的，都是家里有钟表的，没有钟表靠着原始方式日晷、沙漏和香烛计时的大臣却没有人迟到。
落后的打败先进的事儿真的有！
2
“嘀、嘀、嘀、咚——剛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很多人都熟悉这个声音。
“北京时间”是北京时区的标准时间。机械表的年代，每当从收音机和大喇叭里听到播音员报时，有钟表的人都会看看自己的钟表。
钟表走快了的时候少，走慢了的时候多。
所以，有的人有急事要办时，怕误了时间，故意把钟表往快了调一点，免得像傅恒那样耽误事。
乾隆时期，还没有确定北京时间，当时紫禁城确定的标准时间，是交泰殿里的大自鸣钟所指示的时间。交泰殿有三间殿，东边是传统的刻漏一座，早就不用了。西间钟一座，高大如之，蹑梯而上，起钥上弦，一月后再启之，积数十年无少差。声远直达乾清门外。文襄每闻午正钟，必呼同值日：表可上弦矣。（沈初《西清笔记》）
交泰殿里的自鸣钟高六米，是现存最大的古代座钟。即便是现在看来，交泰店里这个自鸣钟也是非常先进的了，一个月上一次发条就可以了，你现在戴的手表都不一定能行。
文襄是乾隆宠臣于敏中，江苏金坛人，乾隆重臣，他任《四库全书》正总裁，领导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完成。
他任军机大臣近二十年，堪称乾隆时力秉钧轴的重臣之一。这样高层次的领导，每天将怀表放在砚台边上，看着表针起草奏章。
在军机处值班时，每当听到交泰殿大自鸣钟响起时，就提醒一同值班的人给表上弦。
从一定意义上说，交泰殿时间就是当时的北京时间。
可是，在那个时候，乾隆皇帝每年有半年时间在承德办公，承德的北京时间怎么办？
3
八月的承德，游人如织，鸟语花香，避暑山庄博物馆几个展厅整修一新，以非常饱满的热情迎接海内外的游客和专家学者。众多承德文保专家每天忙碌于避暑山庄的文物保护和研究之中。
钟表馆位于澹泊敬诚东侧，几十架富丽堂皇的钟表展示其中。这些钟表精美程度与皇宫一致，质量高，品相好。
乾隆二十年，也就是赵翼进入军机处做秘书的时候，正是避暑山庄大规模扩建之年，这一年，对丽正门进行了改造之后，对澹泊敬诚殿进行楠木改造，修建了普宁寺，在处理一系列的民族和外交事务的时候，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增设富丽堂皇的陈设品，当时最贵重的陈设品——钟表，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运往承德。同时，也把北京时间运到了承德，而时间的运输，是皇帝亲自进行的。
避暑山庄启用后，清帝每一年都要在北京和承德之间移动，到热河出巡随侍的钟表一般都是“架子钟二座，小钟表二十件”，搬运的过程中，用木箱装运，辅之以棉花、粗黄布垫子等，这样，尽可能保证运输过程中不至损坏。
钟表都是损耗品，所谓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对钟表来说好像不成立，这玩意儿爱坏。为确保钟表准确报时，外国专家早就在宫廷里了，这件事情是在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大寿，英国使者马噶尔尼来华时体现出来的。
4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辰，英国人马嘎尔尼带着礼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借着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想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
“在英国人带的六百箱礼物中，有一件最能代表英国现代化水平的天文地理音乐钟，这是一架复合天文计时器，它不仅能随时报告月份、日期和钟点，而且可应用于了解宇宙，告诉人们地球只是茫茫的宇宙中的一个微小部分。礼品中还有一个八音钟，除计时报刻外，还能奏出12支古老的英国曲子，是由伦敦机械师乔治克拉克制造的，当时价格非常昂贵。”（蒋秀丹《避暑山庄钟概述》）
中国人送礼时都会故意贬低自己的礼品价值，“小意思，不成敬意，不值几个钱”，这都是送礼人的谦卑话语，以此来抬高对方的身价。
可惜，英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送礼习惯，马嘎尔尼的礼单上除了详细介绍钟表的功用外，还特别说明其从古迄今未有、巧妙独绝，利益甚多，于西洋各国为上等器物。
乾隆皇帝一定要在气势上压过洋鬼子，他亲自授意负责接待的长芦盐运使徵瑞，在闲聊时向马嘎尔尼告知：“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为证实所言不虚，下旨当天从北京皇宫和圆明园陈设中挑选钟表过来。（《清官热河档案》）
5
没有通过谈判开放的口岸和市场，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国的钟表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市场，价格也越来越低，普通民众也都能得到与之消费能力相适应的钟表，西方的时间观念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同时，与时、分、秒一起进入中国的还有公元纪年。
纪年方式改变中国历史。
中国传统纪年是王朝年号加天干地支纪年法，皇帝的名号放在首位。这种纪年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性，皇帝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年号。
这种纪年使中国成为一个受到内部因素驱动的独立于世界的区域，基本可以忽略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这是中国传统天朝上国理念和华夏中心意识的反映。
到了清末，中国经历了一个时间意识的重要转变，基督教纪年法作为一种世界时间观念已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这种时间观念的交融，让中国人调整了时间坐标，将中国纳入了整个世界体系当中，此时，中国成了世界的一部分。
计时改变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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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斗剧《延禧攻略》里孝贤皇后的弟弟富察.傅恒，少年英俊，文韬武略，深受乾隆皇帝器重，也赢得了很多女人的心，包括魏瓔珞。可就是这样受皇帝器重、讨女人喜欢的人，上班居然迟到了！
历史上富察·傅恒确有其人，是乾隆朝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军机处有个秘书叫赵翼，小时候是神童，因为文采出众，进士落第还能进军机处，深得刘统勋、汪文敦、傅恒等名臣的器重。
赵翼家穷，其实，每个草根出身的人在三十岁左右都是最穷困的时候。那一年赵翼二十九岁，寒冬腊月的早晨，赵翼值班，头上的貂皮帽子已经戴了三年了，“毛皆缩如猬”。傅恒也在值班，他把赵翼叫到室内，从怀里掏出五十两黄金给他，让他买顶新帽子过年。
傅恒家族显赫，位高权重，用度奢华，出手大方。那个时候，他家就有当时最奢侈的物品——钟表。
当时，自鸣钟、时辰表都来自西洋，对一般官员来说，家里有一个钟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在傅恒家里却显得非常普通，他家里每个房间都有钟表，每个仆人身上都戴着一个，因为没有收音机固定报时，所以，需要仆人们互相对时间。
可就是这样，傅恒还是上班迟到了。
赵翼这样记载：“一日御门之期，公表尚未及时刻，方从容人值，而上已久坐，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檐曝杂记》）
这是乾隆二十年的事。
赵翼还说了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凡是上班迟到的，都是家里有钟表的，没有钟表靠着原始方式日晷、沙漏和香烛计时的大臣却没有人迟到。
落后的打败先进的事儿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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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嘀、嘀、咚——剛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很多人都熟悉这个声音。
“北京时间”是北京时区的标准时间。机械表的年代，每当从收音机和大喇叭里听到播音员报时，有钟表的人都会看看自己的钟表。
钟表走快了的时候少，走慢了的时候多。
所以，有的人有急事要办时，怕误了时间，故意把钟表往快了调一点，免得像傅恒那样耽误事。
乾隆时期，还没有确定北京时间，当时紫禁城确定的标准时间，是交泰殿里的大自鸣钟所指示的时间。交泰殿有三间殿，东边是传统的刻漏一座，早就不用了。西间钟一座，高大如之，蹑梯而上，起钥上弦，一月后再启之，积数十年无少差。声远直达乾清门外。文襄每闻午正钟，必呼同值日：表可上弦矣。（沈初《西清笔记》）
交泰殿里的自鸣钟高六米，是现存最大的古代座钟。即便是现在看来，交泰店里这个自鸣钟也是非常先进的了，一个月上一次发条就可以了，你现在戴的手表都不一定能行。
文襄是乾隆宠臣于敏中，江苏金坛人，乾隆重臣，他任《四库全书》正总裁，领导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完成。
他任军机大臣近二十年，堪称乾隆时力秉钧轴的重臣之一。这样高层次的领导，每天将怀表放在砚台边上，看着表针起草奏章。
在军机处值班时，每当听到交泰殿大自鸣钟响起时，就提醒一同值班的人给表上弦。
从一定意义上说，交泰殿时间就是当时的北京时间。
可是，在那个时候，乾隆皇帝每年有半年时间在承德办公，承德的北京时间怎么办？
3
八月的承德，游人如织，鸟语花香，避暑山庄博物馆几个展厅整修一新，以非常饱满的热情迎接海内外的游客和专家学者。众多承德文保专家每天忙碌于避暑山庄的文物保护和研究之中。
钟表馆位于澹泊敬诚东侧，几十架富丽堂皇的钟表展示其中。这些钟表精美程度与皇宫一致，质量高，品相好。
乾隆二十年，也就是赵翼进入军机处做秘书的时候，正是避暑山庄大规模扩建之年，这一年，对丽正门进行了改造之后，对澹泊敬诚殿进行楠木改造，修建了普宁寺，在处理一系列的民族和外交事务的时候，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增设富丽堂皇的陈设品，当时最贵重的陈设品——钟表，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运往承德。同时，也把北京时间运到了承德，而时间的运输，是皇帝亲自进行的。
避暑山庄启用后，清帝每一年都要在北京和承德之间移动，到热河出巡随侍的钟表一般都是“架子钟二座，小钟表二十件”，搬运的过程中，用木箱装运，辅之以棉花、粗黄布垫子等，这样，尽可能保证运输过程中不至损坏。
钟表都是损耗品，所谓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对钟表来说好像不成立，这玩意儿爱坏。为确保钟表准确报时，外国专家早就在宫廷里了，这件事情是在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大寿，英国使者马噶尔尼来华时体现出来的。
4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辰，英国人马嘎尔尼带着礼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借着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想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
“在英国人带的六百箱礼物中，有一件最能代表英国现代化水平的天文地理音乐钟，这是一架复合天文计时器，它不仅能随时报告月份、日期和钟点，而且可应用于了解宇宙，告诉人们地球只是茫茫的宇宙中的一个微小部分。礼品中还有一个八音钟，除计时报刻外，还能奏出12支古老的英国曲子，是由伦敦机械师乔治克拉克制造的，当时价格非常昂贵。”（蒋秀丹《避暑山庄钟概述》）
中国人送礼时都会故意贬低自己的礼品价值，“小意思，不成敬意，不值几个钱”，这都是送礼人的谦卑话语，以此来抬高对方的身价。
可惜，英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送礼习惯，马嘎尔尼的礼单上除了详细介绍钟表的功用外，还特别说明其从古迄今未有、巧妙独绝，利益甚多，于西洋各国为上等器物。
乾隆皇帝一定要在气势上压过洋鬼子，他亲自授意负责接待的长芦盐运使徵瑞，在闲聊时向马嘎尔尼告知：“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为证实所言不虚，下旨当天从北京皇宫和圆明园陈设中挑选钟表过来。（《清官热河档案》）
5
没有通过谈判开放的口岸和市场，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国的钟表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市场，价格也越来越低，普通民众也都能得到与之消费能力相适应的钟表，西方的时间观念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同时，与时、分、秒一起进入中国的还有公元纪年。
纪年方式改变中国历史。
中国传统纪年是王朝年号加天干地支纪年法，皇帝的名号放在首位。这种纪年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性，皇帝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年号。
这种纪年使中国成为一个受到内部因素驱动的独立于世界的区域，基本可以忽略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这是中国传统天朝上国理念和华夏中心意识的反映。
到了清末，中国经历了一个时间意识的重要转变，基督教纪年法作为一种世界时间观念已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这种时间观念的交融，让中国人调整了时间坐标，将中国纳入了整个世界体系当中，此时，中国成了世界的一部分。
计时改变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