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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的传媒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位“大眼睛”女孩坐在破烂的书桌前，手拿铅笔，蓬乱的头发下，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无助地望着镜头。多少年来，这张名为“我要上学”的照片深深震撼了无数人的内心。幸运的是，这位名叫苏明娟的女孩，最终实现了“我要上学”的梦想——在“希望工程”的帮助下。
我国最少落后日本82年
实际上，在20世纪的中国，像苏明娟一样的孩子绝不在少数。尽管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尤其是女性儿童，仍旧很难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因此，直到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还是要把“普及小学教育”作为1980年代的“历史任务”。
改革开放之后，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受到党和政府重视，从1978年到1987年，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增长。但囿于财力的捉襟见肘，1988年的国家教育财政拨款尽管已超过1979年的3倍，仍旧只有321亿元人民币，除以10多亿人口的分母之后，彼时的人均教育经费尚不足40元（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忝陪末座）。很多农村小学买不起粉笔和备课本，更不用说订一份报纸。
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1989年3月就教育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时坦言，全国有2.2亿文盲，在整个2.2亿学生中，1/3左右只能读到小学，1/3读到初中，再读到高中的不到30%，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5年。反观东邻日本，他们早在1907年就普及了6年制小学教育。换句话说，在这方面我国最少落后日本82年！
“希望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的。它的目标就是在贫困地区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与“希望工程”一样，作为其倡导者与实施者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是一个诞生于1980年代末期的“新生事物”。
1988年，我国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基金会的立法。也是在这一年，共青团“十二大”通过了体制改革的决议，会议后成立了共青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
1989年3月8日，民政部批准共青团中央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这也是1980年代开始涌现的第一批非政府慈善组织中的一个。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初创之时，并没有安排什么项目，形如一张白纸。当时，全国有328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每年有100多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基于这一情况，时任中国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致同意：基金会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身上。
这项工作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最初的宣传提纲写的名字是“春雨计划”，寓意“春风化雨”。不过徐永光自忖尚有改进余地，还把《辞源》《辞通》找出来翻阅，最后来了灵感，冒出来“希望”这两个字。后来，“计划”又被听上去更霸气响亮的“工程”代替，遂有了“希望工程”。
1989年10月30日，以刘延东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同时把这项活动命名为“希望工程”。
“希望小学”在大别山拉开序幕
“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包括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以及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在这方面，1989年10月，“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就首批资助了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的13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还为桃木疙瘩村小学购置部分教学设施和用具。
至于为贫困地区创办“希望小学”则是“希望工程”中最为知名的一个“品牌”。可以说，提到“希望工程”，就没人不知道“希望小学”。实际上，“希望小学”也同“希望工程”一样，早在2010年就已成为国家工商总局的注册商标。
1990年代以前，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条件之差，令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湖南省汝城县，昔日的“红军小学”1927年井冈山会师前后，毛泽东在这里办过公，朱德在这里招过红军——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居然成了一级危房，孩子们叫它“碰不得”学校。全国范围内，1980年的中小学危房占总面积的比值竟高达14.8%！
在农村教师、家长、学生“拥有一所安全、敞亮的学校”的共同期盼下，1990年2月17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青基会副理事长的李克强，率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一行，专程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
考察组一行到南溪镇、双河区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革命战争年代，这里走出了14位开国将军。然而，时至1990年代，当地农民群众还很穷。李克强一行看见许多孩子都不是在学校里读书，而是在山里面放牛、拾柴、打猪草……他感叹不已。
经与金寨县政府商定，划时代的“希望小学”选址南溪镇中心小学，原中心小学更名为金寨县希望小学，“把原来的一幢二层教学楼翻建成希望小学教学楼，并对大门楼进行维修、改造”。学校由中国青基会捐款4万元，省、市、县、镇配套部分资金援建：3个月后的1990年5月19日，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金寨南溪落成，曾在金寨战斗过的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了校名“金寨县希望小学”。
从这时起，“希望小学”在大别山腹地拉开了序幕，“希望之火”也从这里燃遍整个中华大地。
“希望工程”著名公益品牌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一个没有财政拨款的非政府组织，为了筹措所需经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大量寄发募捐信，郑重宣布面向海内外筹集资金，并设立专项基金，用来扶持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信件一经发出，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并慷慨解囊，甚至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同胞、海外侨胞们也给予热情的援助。
1990年5月，共青团中央又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刚刚实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题名，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邓小平同志的题词。1992年4月15日，邓小平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此揭开了“希望工程百萬爱心行动”的序幕。
1992年6月10日和10月6日，邓小平又两次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为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这笔捐款最后用于邓小平早年战斗过的地方——广西百色地区，救助那里的失学儿童。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于1991年11月1日为“希望工程”题词：“支持希望工程，关心孩子成长。”他同样多次捐款，并多次到贫困地区看望失学的孩子。
近30年来，当“希望工程”像火把一样点燃之后，生活在崇山峻岭和穷乡僻壤的千千万万个家境贫寒的孩子，就像盲人看到了光明。截至2015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18.32亿元，资助学生5350560名，援建希望小学18982所，每100所农村小学中，就有7所希望小学。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力的日渐提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14年后的2000年，我国终于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到2006年9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2017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已经提高到93.8%。
“希望工程”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初衷，至此已经完全实现。但“希望工程”仍在新时代延续：它的资助对象已经扩展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农村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学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和大学生。
我国最少落后日本82年
实际上，在20世纪的中国，像苏明娟一样的孩子绝不在少数。尽管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尤其是女性儿童，仍旧很难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因此，直到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还是要把“普及小学教育”作为1980年代的“历史任务”。
改革开放之后，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受到党和政府重视，从1978年到1987年，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增长。但囿于财力的捉襟见肘，1988年的国家教育财政拨款尽管已超过1979年的3倍，仍旧只有321亿元人民币，除以10多亿人口的分母之后，彼时的人均教育经费尚不足40元（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忝陪末座）。很多农村小学买不起粉笔和备课本，更不用说订一份报纸。
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1989年3月就教育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时坦言，全国有2.2亿文盲，在整个2.2亿学生中，1/3左右只能读到小学，1/3读到初中，再读到高中的不到30%，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5年。反观东邻日本，他们早在1907年就普及了6年制小学教育。换句话说，在这方面我国最少落后日本82年！
“希望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的。它的目标就是在贫困地区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与“希望工程”一样，作为其倡导者与实施者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是一个诞生于1980年代末期的“新生事物”。
1988年，我国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基金会的立法。也是在这一年，共青团“十二大”通过了体制改革的决议，会议后成立了共青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
1989年3月8日，民政部批准共青团中央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这也是1980年代开始涌现的第一批非政府慈善组织中的一个。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初创之时，并没有安排什么项目，形如一张白纸。当时，全国有328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每年有100多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基于这一情况，时任中国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致同意：基金会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身上。
这项工作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最初的宣传提纲写的名字是“春雨计划”，寓意“春风化雨”。不过徐永光自忖尚有改进余地，还把《辞源》《辞通》找出来翻阅，最后来了灵感，冒出来“希望”这两个字。后来，“计划”又被听上去更霸气响亮的“工程”代替，遂有了“希望工程”。
1989年10月30日，以刘延东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同时把这项活动命名为“希望工程”。
“希望小学”在大别山拉开序幕
“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包括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以及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在这方面，1989年10月，“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就首批资助了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的13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还为桃木疙瘩村小学购置部分教学设施和用具。
至于为贫困地区创办“希望小学”则是“希望工程”中最为知名的一个“品牌”。可以说，提到“希望工程”，就没人不知道“希望小学”。实际上，“希望小学”也同“希望工程”一样，早在2010年就已成为国家工商总局的注册商标。
1990年代以前，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条件之差，令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湖南省汝城县，昔日的“红军小学”1927年井冈山会师前后，毛泽东在这里办过公，朱德在这里招过红军——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居然成了一级危房，孩子们叫它“碰不得”学校。全国范围内，1980年的中小学危房占总面积的比值竟高达14.8%！
在农村教师、家长、学生“拥有一所安全、敞亮的学校”的共同期盼下，1990年2月17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青基会副理事长的李克强，率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一行，专程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
考察组一行到南溪镇、双河区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革命战争年代，这里走出了14位开国将军。然而，时至1990年代，当地农民群众还很穷。李克强一行看见许多孩子都不是在学校里读书，而是在山里面放牛、拾柴、打猪草……他感叹不已。
经与金寨县政府商定，划时代的“希望小学”选址南溪镇中心小学，原中心小学更名为金寨县希望小学，“把原来的一幢二层教学楼翻建成希望小学教学楼，并对大门楼进行维修、改造”。学校由中国青基会捐款4万元，省、市、县、镇配套部分资金援建：3个月后的1990年5月19日，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金寨南溪落成，曾在金寨战斗过的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了校名“金寨县希望小学”。
从这时起，“希望小学”在大别山腹地拉开了序幕，“希望之火”也从这里燃遍整个中华大地。
“希望工程”著名公益品牌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一个没有财政拨款的非政府组织，为了筹措所需经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大量寄发募捐信，郑重宣布面向海内外筹集资金，并设立专项基金，用来扶持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信件一经发出，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并慷慨解囊，甚至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同胞、海外侨胞们也给予热情的援助。
1990年5月，共青团中央又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刚刚实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题名，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邓小平同志的题词。1992年4月15日，邓小平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此揭开了“希望工程百萬爱心行动”的序幕。
1992年6月10日和10月6日，邓小平又两次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为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这笔捐款最后用于邓小平早年战斗过的地方——广西百色地区，救助那里的失学儿童。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于1991年11月1日为“希望工程”题词：“支持希望工程，关心孩子成长。”他同样多次捐款，并多次到贫困地区看望失学的孩子。
近30年来，当“希望工程”像火把一样点燃之后，生活在崇山峻岭和穷乡僻壤的千千万万个家境贫寒的孩子，就像盲人看到了光明。截至2015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18.32亿元，资助学生5350560名，援建希望小学18982所，每100所农村小学中，就有7所希望小学。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力的日渐提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14年后的2000年，我国终于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到2006年9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2017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已经提高到93.8%。
“希望工程”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初衷，至此已经完全实现。但“希望工程”仍在新时代延续：它的资助对象已经扩展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农村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学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和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