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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前门23号那堵灰色的标志性砖墙，空旷的院子和四周布满绿色植物的古典小楼，让人置身其中深吸一口气后，顿时有股清凉与闲适的感觉。100多年前，它的身份是美国驻清朝使馆，37年前，周恩来在这里接见了基辛格，20多年前，它被改为前门国宾馆，如今它的名字是前门23号(Ch’ien Men 23)。仿佛是一面承载了历史和文化的屏风，有多少人在这里眺望过风景，参与过历史决策，见证过骚动与不安?而现在，这里却成为北京公共文化产业的一个新地标。又是哪些人如此富有远见和创意地将这一切如魔术般呈现?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有幸采访了前门23号的前任市场总监彭关霖。
在前门品位奢侈
对于彭关霖来说，整个前门23号中，她最喜欢的是中间那个宽阔的院子，“什么是奢侈?就是在天安门脚下，在北京的心脏处，你能享受到这样一片空旷的清静”。
2008年7月，彭关霖从迪拜回到北京。她当时还没开始工作，只专心在家里带孩子。正巧她的一个女朋友要去采访前门23号的开发设计者李景汉，跟她说有个地方新开的、特漂亮，要不要一起来玩，“好啊，好啊，我当时特别高兴，好久没回来，对北京也不熟，于是陪着一道去了”。那是彭关霖第一次见到李景汉。“采访到后来变成一次非常愉快的聊天，我和李先生成了朋友。他是我见过的人当中，屈指可数的、有品位的人。”而他们彼此的欣赏，则为之后的合作交往埋下了伏笔。
彭关霖回国后不久，先是被华彬集团邀请。出任了新落成的位于长安街的华彬紫金剧院的市场总监。当时前门23号也一直在寻觅合适的市场总监，李景汉多次向友人提及，这个项目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人来做市场。直到在与彭关霖的几次交往接触后，了解到她深厚、华丽的市场方面的工作经历，心里有意要邀请她过来帮忙。“但我们之前一直是朋友式的交往闲聊，直到去年圣诞节前后，有一回和李先生吃饭，他才第一次问起我有没有兴趣来前门23号。”不过，那个时候彭关霖正在为华彬剧院筹办多明戈来华的演出活动。华彬剧院是当时多明戈唯一选中的在华演出场地，加之她本人非常喜欢多明戈，于是直到2009年1月9日，多明戈演出项目完满落幕后，她才正式离开华彬，加入到前门23号的市场推广工作中。
从开业到现在，前门23号承办过Dior、Gucci、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等世界顶级奢侈品牌的活动，接待的宾客中不仅有成龙、章子怡那样的国际明星，也有国内外一流的艺术家，既有白宫的政客们，也有国际五百强企业和金融投行的CEO们……单看这些，前门23号已然是一个奢华的名利场，倾情在打造一个只属于北京的上流文化圈，似乎难以靠近。但彭关琳说：“要知道，前门23号并不像一些俱乐部那样，我们没有设门槛，它是一个完全对公众开放的场所。没有那么高不可攀，彩蝶轩的一份商务套餐是168元；而在画廊，你点一杯咖啡，就能在天台雅座俯视整个天安门，消磨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尝试，并参与到这种品味生活和文化交流中来。”
不能不说，彭关霖愿意加入到前门23号来，除了对推广这个新式的文化时尚中心抱有非凡的热情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折服于创办人李景汉的个人魅力。中西合壁的生活和教育背景，令他成为一个富有创意的人的同时，也更懂得如何去追求人生的深层次需求。“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者。狮子座的，呵呵，有时候像个美国大男孩。他的内心很年轻，很有活力，总能对事物保持着很高的好奇心，并且始终怀抱梦想。”
北京长大的外乡人
彭关霖是家里的老幺，十几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出国念书。而每一次回来，北京对她来说又多了一层新鲜的陌生感。
在和彭关霖的聊天中，才得知原来生长干军队太院的她，祖籍竟然在台湾。“我父亲是台湾人，1948年他考入厦门大学，之后就在当时全中国炙热的浪潮影响下加入了空军。”这样的背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自然难免遭遇被误解和审查的命运，而她则是出生在当时父母被下放的东北农场。
“如果我们一家不是一直在大陆这边，也许会有另一番光景。”彭关霖的祖父在台湾一共有13个孩子，彭关霖的父亲在大学联考后，同时被台大和厦大录取。而当时她的伯父中，有一个就读于台大医学院，另一个在日本就读青山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她父亲选读了能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厦门大学。“但这一分别就是40多年，直到1981年，远在美国的伯父从广播里听到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他隐隐觉得那个人就是自己断了多年联系的弟弟，于是他顺着电台的线索，辗转找到了我父亲。我们后来在北京见了面。”
彭关霖的父母从小对她的要求非常严格，虽然她自己一直喜欢文艺，并且军队的生长环境也提供了不少见识和表演的机会，但父亲觉得让子女好好念书上大学才是正道。于是在她从广空转业之后，早早地把她送到日本去上大学。“那个时候去美国是要考试的，但去日本还不需要。不过也必须从头开始过语言关，所幸我有个伯父在那里开了间医院，那几年我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我是80年代末期出去的，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变革，而日本正是经济鼎盛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是大开了眼界。相对于美国容易培养出领袖的教育风格，在日本的教育体制下，更容易培养出严谨、细致的实战工作者。这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在彭关霖去日本留学后，她在加拿大、美国、英国、阿联酋等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时间的居留生活，却单单很少回到北京。“北京这十年的变化太大了，我每隔一段时间回来，都会有新的惊奇。虽然我小时候生活在这个城市，但现在我对北京真不熟。有时候常常是我的那些外国朋友拉着我在北京到处去玩，他们都比我更熟悉这里。”
变化中的职业角色
彭关霖说自己是典型的双鱼座，热爱新奇事物并且想象力丰富。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特征，让她在摸索自己事业的道路上，总是比别人多了份精彩。
虽然彭关霖在日本学习生活了6年，但她并不喜欢这个国家。于是毕业以后，托父亲朋友的关系，她来到香港，在一间外贸公司做起了秘书。“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但却干得并不开心。我觉得他们太剥削，没有给我应有的待遇。有一天，我在《南华早报》上看到一家日资企业在招人。就自己去面试。结果他们不仅要了我，还很爽快地给了相当于我第一份工作的双倍薪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不过是职场转化中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对于彭关霖而言，却是人生意义的一次重大收获——“人是需要勇干尝试的”。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彭关霖的一位女朋友询问她愿不愿意移民加拿大。久未回来的彭关霖，想着每次回北京连卫生棉都得从日本带，于是就点头答应了。此后一年她移居温哥华，但依旧常常往返于香港和加拿大。这期间，她遇到了第一任丈夫，一位在香港工作的美国律师。因 为丈夫的关系，她开始接触美国投资银行圈的朋友。也是机缘巧合，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寻找一名熟悉英，日、中，还有广东话4种语言的市场人才，经朋友的推荐，彭关霖开始在纽交所的国际上市部上班。那几年，中石化，中石油、联通、盈科等国内大型企业陆续在纽交所上市。“那段时间其实挺矛盾的，一方面工作上接触到很多国际一流的企业和那些富有个人魅力的CEO、CFO们，你能从大公司的先进管理制度和高管身上学到很多，开阔眼界，但另一方面，这期间的生活真的绷得很紧，每天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了。2001年的时候，我结束了第一段婚姻，离开了纽交所，准备给自己换个环境。”
由于1999年彭关霖做过植村秀的亚洲市场顾问，2004年，当欧莱雅集团收购了植村秀这个品牌后，在中国内地陆续做了几次大型的品牌推广活动，彭关霖一直跟随在植村秀先生身边，并负责了当时老先生的同声翻译工作。“植村秀先生真的是一位大家，他做事非常执著，外表看起来有些严厉，但行为却是十分谦和有感染力的。除去工作之外，他自己的生活其实很简单、质朴。他的身上有许多日本人的传统美德，一直令我心生敬佩。”
从植村秀到纽交所，再到后来的华彬剧院，以及集餐饮、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前门23号，在外人看来，彭关霖的职业历程似乎总在跳跃中前进，从不愿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其实几乎每一次的转换都有朋友的关系，而我在求职中也从未遇到过什么困难，拿到每一个offer时都没太费劲儿。我也常在想，这是我想要做的工作么?我自己的才华又在哪呢?一次次的工作经历，让人生丰富的同时却并没有让我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明确——人生，一定要快乐。”
女人的快乐源于家庭
每一次工作的转变，都带给她新的惊喜和收获，但现在，她人生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一双儿女身上。家庭的经营才是女人终生的事业。
彭关霖的先生是位英国石油专家，“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中国找一个外国丈夫。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那是在她结束纽交所工作回北京休息的时候，一个美国朋友说要带她去个好玩儿的地方，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英俊的英国男人。“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朋友，我其实连名字都没太记住。只是后来和他碰巧又遇到了，才留了电话，开始交往……”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彭关霖很开心地把手机里女儿和儿子的照片展示给我看，非常漂亮的两个混血宝宝。女儿5岁半，儿子1岁半，巧的是，他们俩的生日是同一天，都是摩羯座。“并没有刻意，只能说是某种命运的安排。”
“我的工作常常在变换，而我先生恰恰相反。如果不是这次金融危机，他恐怕会一直在石油领域钻研下去，按他的说法，金融危机简直比蹦极更刺激。”在彭关霖回到北京之前，她带着孩子跟随丈夫一起去了迪拜，那几年她的工作和所有的家庭妇女一样，就是在家带孩子，照顾全家的饮食起居。“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工作会比家庭更重要，所以不工作只跟着先生去了迪拜，对我来说，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挺开心的事。每一个地方，你至少要住6个月，才能体会到它的文化底蕴。而那段时间，我每天有充足的时间陪着我女儿，相对于我儿子来说，她幼儿时期得到的身心关照要更多些。我回国开始全职工作以后，就几乎没时间陪儿子，难得的空闲时间里，他总是黏着我，几乎寸步不离。直到有一天，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跟我说，怀疑我儿子有轻度自闭，可能是家长平时与他的互动太少了，我才意识到对他的疏忽。从小父亲的教育让我心里一直铭记，拿一份工资就要认认真真做好这份工作。但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儿子来得重要。”
八月下旬。彭关霖带着孩子们移居香港，希望在他们接受教育的这段时间能保持相对的稳定。“前门23号这里，我还将担任他们市场工作方面的顾问，但不会在那里继续全职工作了。作为一个母亲，最希望的是能够不错过自己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有幸采访了前门23号的前任市场总监彭关霖。
在前门品位奢侈
对于彭关霖来说，整个前门23号中，她最喜欢的是中间那个宽阔的院子，“什么是奢侈?就是在天安门脚下，在北京的心脏处，你能享受到这样一片空旷的清静”。
2008年7月，彭关霖从迪拜回到北京。她当时还没开始工作，只专心在家里带孩子。正巧她的一个女朋友要去采访前门23号的开发设计者李景汉，跟她说有个地方新开的、特漂亮，要不要一起来玩，“好啊，好啊，我当时特别高兴，好久没回来，对北京也不熟，于是陪着一道去了”。那是彭关霖第一次见到李景汉。“采访到后来变成一次非常愉快的聊天，我和李先生成了朋友。他是我见过的人当中，屈指可数的、有品位的人。”而他们彼此的欣赏，则为之后的合作交往埋下了伏笔。
彭关霖回国后不久，先是被华彬集团邀请。出任了新落成的位于长安街的华彬紫金剧院的市场总监。当时前门23号也一直在寻觅合适的市场总监，李景汉多次向友人提及，这个项目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人来做市场。直到在与彭关霖的几次交往接触后，了解到她深厚、华丽的市场方面的工作经历，心里有意要邀请她过来帮忙。“但我们之前一直是朋友式的交往闲聊，直到去年圣诞节前后，有一回和李先生吃饭，他才第一次问起我有没有兴趣来前门23号。”不过，那个时候彭关霖正在为华彬剧院筹办多明戈来华的演出活动。华彬剧院是当时多明戈唯一选中的在华演出场地，加之她本人非常喜欢多明戈，于是直到2009年1月9日，多明戈演出项目完满落幕后，她才正式离开华彬，加入到前门23号的市场推广工作中。
从开业到现在，前门23号承办过Dior、Gucci、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等世界顶级奢侈品牌的活动，接待的宾客中不仅有成龙、章子怡那样的国际明星，也有国内外一流的艺术家，既有白宫的政客们，也有国际五百强企业和金融投行的CEO们……单看这些，前门23号已然是一个奢华的名利场，倾情在打造一个只属于北京的上流文化圈，似乎难以靠近。但彭关琳说：“要知道，前门23号并不像一些俱乐部那样，我们没有设门槛，它是一个完全对公众开放的场所。没有那么高不可攀，彩蝶轩的一份商务套餐是168元；而在画廊，你点一杯咖啡，就能在天台雅座俯视整个天安门，消磨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尝试，并参与到这种品味生活和文化交流中来。”
不能不说，彭关霖愿意加入到前门23号来，除了对推广这个新式的文化时尚中心抱有非凡的热情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折服于创办人李景汉的个人魅力。中西合壁的生活和教育背景，令他成为一个富有创意的人的同时，也更懂得如何去追求人生的深层次需求。“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者。狮子座的，呵呵，有时候像个美国大男孩。他的内心很年轻，很有活力，总能对事物保持着很高的好奇心，并且始终怀抱梦想。”
北京长大的外乡人
彭关霖是家里的老幺，十几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出国念书。而每一次回来，北京对她来说又多了一层新鲜的陌生感。
在和彭关霖的聊天中，才得知原来生长干军队太院的她，祖籍竟然在台湾。“我父亲是台湾人，1948年他考入厦门大学，之后就在当时全中国炙热的浪潮影响下加入了空军。”这样的背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自然难免遭遇被误解和审查的命运，而她则是出生在当时父母被下放的东北农场。
“如果我们一家不是一直在大陆这边，也许会有另一番光景。”彭关霖的祖父在台湾一共有13个孩子，彭关霖的父亲在大学联考后，同时被台大和厦大录取。而当时她的伯父中，有一个就读于台大医学院，另一个在日本就读青山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她父亲选读了能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厦门大学。“但这一分别就是40多年，直到1981年，远在美国的伯父从广播里听到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他隐隐觉得那个人就是自己断了多年联系的弟弟，于是他顺着电台的线索，辗转找到了我父亲。我们后来在北京见了面。”
彭关霖的父母从小对她的要求非常严格，虽然她自己一直喜欢文艺，并且军队的生长环境也提供了不少见识和表演的机会，但父亲觉得让子女好好念书上大学才是正道。于是在她从广空转业之后，早早地把她送到日本去上大学。“那个时候去美国是要考试的，但去日本还不需要。不过也必须从头开始过语言关，所幸我有个伯父在那里开了间医院，那几年我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我是80年代末期出去的，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变革，而日本正是经济鼎盛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是大开了眼界。相对于美国容易培养出领袖的教育风格，在日本的教育体制下，更容易培养出严谨、细致的实战工作者。这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在彭关霖去日本留学后，她在加拿大、美国、英国、阿联酋等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时间的居留生活，却单单很少回到北京。“北京这十年的变化太大了，我每隔一段时间回来，都会有新的惊奇。虽然我小时候生活在这个城市，但现在我对北京真不熟。有时候常常是我的那些外国朋友拉着我在北京到处去玩，他们都比我更熟悉这里。”
变化中的职业角色
彭关霖说自己是典型的双鱼座，热爱新奇事物并且想象力丰富。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特征，让她在摸索自己事业的道路上，总是比别人多了份精彩。
虽然彭关霖在日本学习生活了6年，但她并不喜欢这个国家。于是毕业以后，托父亲朋友的关系，她来到香港，在一间外贸公司做起了秘书。“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但却干得并不开心。我觉得他们太剥削，没有给我应有的待遇。有一天，我在《南华早报》上看到一家日资企业在招人。就自己去面试。结果他们不仅要了我，还很爽快地给了相当于我第一份工作的双倍薪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不过是职场转化中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对于彭关霖而言，却是人生意义的一次重大收获——“人是需要勇干尝试的”。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彭关霖的一位女朋友询问她愿不愿意移民加拿大。久未回来的彭关霖，想着每次回北京连卫生棉都得从日本带，于是就点头答应了。此后一年她移居温哥华，但依旧常常往返于香港和加拿大。这期间，她遇到了第一任丈夫，一位在香港工作的美国律师。因 为丈夫的关系，她开始接触美国投资银行圈的朋友。也是机缘巧合，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寻找一名熟悉英，日、中，还有广东话4种语言的市场人才，经朋友的推荐，彭关霖开始在纽交所的国际上市部上班。那几年，中石化，中石油、联通、盈科等国内大型企业陆续在纽交所上市。“那段时间其实挺矛盾的，一方面工作上接触到很多国际一流的企业和那些富有个人魅力的CEO、CFO们，你能从大公司的先进管理制度和高管身上学到很多，开阔眼界，但另一方面，这期间的生活真的绷得很紧，每天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了。2001年的时候，我结束了第一段婚姻，离开了纽交所，准备给自己换个环境。”
由于1999年彭关霖做过植村秀的亚洲市场顾问，2004年，当欧莱雅集团收购了植村秀这个品牌后，在中国内地陆续做了几次大型的品牌推广活动，彭关霖一直跟随在植村秀先生身边，并负责了当时老先生的同声翻译工作。“植村秀先生真的是一位大家，他做事非常执著，外表看起来有些严厉，但行为却是十分谦和有感染力的。除去工作之外，他自己的生活其实很简单、质朴。他的身上有许多日本人的传统美德，一直令我心生敬佩。”
从植村秀到纽交所，再到后来的华彬剧院，以及集餐饮、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前门23号，在外人看来，彭关霖的职业历程似乎总在跳跃中前进，从不愿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其实几乎每一次的转换都有朋友的关系，而我在求职中也从未遇到过什么困难，拿到每一个offer时都没太费劲儿。我也常在想，这是我想要做的工作么?我自己的才华又在哪呢?一次次的工作经历，让人生丰富的同时却并没有让我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明确——人生，一定要快乐。”
女人的快乐源于家庭
每一次工作的转变，都带给她新的惊喜和收获，但现在，她人生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一双儿女身上。家庭的经营才是女人终生的事业。
彭关霖的先生是位英国石油专家，“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中国找一个外国丈夫。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那是在她结束纽交所工作回北京休息的时候，一个美国朋友说要带她去个好玩儿的地方，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英俊的英国男人。“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朋友，我其实连名字都没太记住。只是后来和他碰巧又遇到了，才留了电话，开始交往……”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彭关霖很开心地把手机里女儿和儿子的照片展示给我看，非常漂亮的两个混血宝宝。女儿5岁半，儿子1岁半，巧的是，他们俩的生日是同一天，都是摩羯座。“并没有刻意，只能说是某种命运的安排。”
“我的工作常常在变换，而我先生恰恰相反。如果不是这次金融危机，他恐怕会一直在石油领域钻研下去，按他的说法，金融危机简直比蹦极更刺激。”在彭关霖回到北京之前，她带着孩子跟随丈夫一起去了迪拜，那几年她的工作和所有的家庭妇女一样，就是在家带孩子，照顾全家的饮食起居。“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工作会比家庭更重要，所以不工作只跟着先生去了迪拜，对我来说，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挺开心的事。每一个地方，你至少要住6个月，才能体会到它的文化底蕴。而那段时间，我每天有充足的时间陪着我女儿，相对于我儿子来说，她幼儿时期得到的身心关照要更多些。我回国开始全职工作以后，就几乎没时间陪儿子，难得的空闲时间里，他总是黏着我，几乎寸步不离。直到有一天，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跟我说，怀疑我儿子有轻度自闭，可能是家长平时与他的互动太少了，我才意识到对他的疏忽。从小父亲的教育让我心里一直铭记，拿一份工资就要认认真真做好这份工作。但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儿子来得重要。”
八月下旬。彭关霖带着孩子们移居香港，希望在他们接受教育的这段时间能保持相对的稳定。“前门23号这里，我还将担任他们市场工作方面的顾问，但不会在那里继续全职工作了。作为一个母亲，最希望的是能够不错过自己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