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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年终回顾，我访问了一系列中外知名学者，问题之一是“谁是2009最亮丽的国家”，答案毫无悬念，众口一词是中国。自此两年来，“世界围观中国”不再是中国人的假想。如今假如哪家国际媒体没有中国版面，不关注中国话题，它一定彻底out了。
2011年，一个新变化是，中国的各种突发性公众事件不再只是国人关起门来讨论的热点，全世界媒体正在互联网的牵引下以空前速度跟进中国的社会问题。如何报道国内各种新兴、突发、敏感的公众事件?对中国的外宣媒体而言，这是一个潜藏无尽探索的大问号。
公众事件牵引世界眼球
2011，从年初中国的交通大戏春运，体坛“叛逆者”李娜现身，中国现代化遭遇世纪大旱，到年中的异见人士事件，红文化复兴，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追尾，再到近日中国社会关于道德危机的激辩，全球主要媒体空前关注中国各种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关于中国各种热门话题的讨论，正在国内和国外两块舆论场上同步上演。
其中一个原因是微博。去年底，《南方人物周刊》把“年度人物”授予微博，以这种方式向中国特色的新媒体致敬。在欧美国家，Twitter更多用于信息发布和娱乐，只可转发，不能回复。而微博的线性回复功能，让实时互动和全民辩论真正成为可能。正如一些观察人士所说，微博的本土化功能符合中国人爱热闹、爱议论的天性，微博就是中国社会百态的一个镜像。在今年的多起公众事件中，微博造就的新传播生态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全民讨论始于微博，光速传播，随后国内外媒体同步跟进，中外媒体的关注点越发趋同。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影响力。以前有一个段子，说尽管美国人对别国问题常常一窍不通，但他们却不需要了解别国的家长里短就能跟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因为各国人民都关心美国政治，美国政治就是国际政治的一大半。这个段子虽是讥刺美国人的自恋，但它说了一个基本道理：大国的事儿，总有人关心。以前外媒关心中国，大多关心中国的新疆、西藏、乡村、异见人士等常规话题，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可以跟中国人侃一侃高铁、春运、红十字会乃至城管、赖昌星、建党伟业。中国的崛起，让中国人“自己的事儿”变得扎眼，让外媒开始跟中国媒体的风。
“另一个中国”
一直以来，都有国外学者对“两个中国”理论津津乐道：在那个经济腾飞，城市浮华，民众勤奋，社会稳定的中国之外，存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它有令人咋舌的赤贫，不公，腐败，冲突，失落，失衡，等等。几乎打围观中国一开始，寻找和讲述“另一个中国”就主导着外界的中国报道。中国在国际社会越扎眼，寻找“另一个中国”就越时尚。2011年，外界对中国各大公众事件的关注，也成了这一倾向的延续。这样的关注很真实，但它同样落入局部真实的窠臼。
《环球时报》英文版自2009年初创刊伊始，就致力于做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读者始终是第一位，但服务读者决非简单迎合，何况中国并不需要第二张《纽约时报》，第二张《华尔街日报》。对于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外宣媒体更需要多维度的分析，避免“意识形态化”的刻板判断。在国内外舆论环境同样复杂的现在，报道中国的社会公众事件决非添一声愤怒的呼喊那么简单。表达愤怒其实是最容易的操作办法，但数年如一日地坚持理性与平衡的立场，坚持复杂的全面真实，才能真正赢得读者的敬意。
整个2011年，《环球时报》英文版都在努力践行这一思路。对于公众事件及其引发的激烈社会情绪，我们希望真实、冷静地对待。比如今年8月份，黑龙江省方正县为“开拓团”立碑引发五人泼漆事件。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宽容仍是件奢侈品。日本对中国14年的占领，带给中国的心理阴影远未消散。外国人常常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无法用宽容去告别二十世纪的愤怒与悲情，而我们需要讲述的，正是中国民间对历史的敏感挥之不去的原因，让困惑的外国读者站在中国人的鞋里。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中，《环球时报》英文版坚持一个事实：在东亚，目前还没有在历史问题上显示大度的空间，方正县政府应该向社会道歉，拆除此碑。
另一个案例是涉及铁道部的报道。在外媒关于中国春运、高铁建设和“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报道中，铁道部是个“臭名昭著”的中国衙门，国内亦有专家建议撤销、拆分这个部门。然而回顾这些事件，解决办法决非将铁道部一拆了之这么简单。拿春运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年一次的交通大戏，更是年复一年的社会文化运动。回家过年这个温暖的传统，正在成为现代中国不可承受之重。春运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迁徙，它意味着几亿的流动人口要在几天之内实现精准对接，这样的死结靠交通部门的一双手，再巧也解不开。
再拿温州特大动车事故来说，攻击铁路系统无疑是一条报道捷径。但对于严厉问责和一拆了之，我们需要理性区分。铁路系统至今采用“半军事化”管理，铁路成为“计划经济最后—个堡垒”，这些现象并不合理，但它的改革难有它的客观原因。用简单的道德口号和标签抨击铁道部，甚至全盘否定铁路发展，并非天然正义。
所有这些公众事件都暴露出中国社会的一个大现实：它的整体运转速度很快，但粗糙的细节正在让它付出代价，这两个事实谁也否定不了谁，两个事实的叠加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细节的改革是渐进的，中国不可能停下来修理它，不能粗暴地否定、抛弃现在的发展，只能边走边改，边改边走。这是《环球时报》英文版在进行公众事件报道时的基本立场之一。
视距不止三十年
在外界关于中国的分析中，我们最常听到“过去三十年”、“过去六十年”的说法，上百、上千年的视距极为罕见。有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只有过去，没有历史。在他们眼中，古代的中国，朝代取代朝代，帝王替换帝王，不过是无聊的循环而已。这种对中国历史的陌生和无知，往往影响外国人观察中国的视距。
拿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的道德危机来说。外媒迅速跟进了佛山女童被碾事件，将18位路人的冷漠归结于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拼了命地追求经济利益，从而牺牲了社会的真善美。这样的意识形态化分析十分片面。
首先，中国社会的确正在经历道德滑坡，但是否到了整个社会道德赤字的地步，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完全被丛林法则主导的社会，能取得大的进步和繁荣，恐怕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中国的道德滑坡问题，背后是一场深刻的价值危机，传统的集体主义走入困境，个人主义无限扩张，二者的碰撞，让中国的上升时代出现了一场又一场龌龊丑闻。这不是瞅一瞅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就能理清脉胳的事。
再拿辛亥革命百年来说，外媒的关注点都落在北京与台北的各自庆祝上。这样的关注同样狭隘。对辛亥革命的关注，视线至少需要放长到一个世纪。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休克疗法”，革命后的中国历经战乱，国家不国，而中国人真正享受到辛亥革命的果实，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人的遗产很多，其中之一是，它让中国人明白，有些变革只有革命才能完成，但很多进步需要在远离革命的时代才能实现。正是在此基础上，《环球时报》英文版在关于辛亥百年的社论中亮出自己的立场：在整个二十世纪，革命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人们都希望用性价比最高的办法完成变革，今天的中国人也许需要告别革命情结。
每一场公众事件，每一个社会问题，都是一次展现复杂中国的机会，都可以引发深刻的讨论和思考。《环球时报》英文版和所有外宣媒体一样，都应该做冷静的抛砖者，把理性的宝玉引出来。外国读者需要明白，他们长期阅读到的那个千疮百孔的中国并不真实，我们的努力将让他们一点一点地发现另一个中国，一个复杂，艰辛，在前进中暴露问题，又在问题中不断前进的国家。
(作者系环球时报英文版编辑、社论起草人)
责编：吴奇志
2011年，一个新变化是，中国的各种突发性公众事件不再只是国人关起门来讨论的热点，全世界媒体正在互联网的牵引下以空前速度跟进中国的社会问题。如何报道国内各种新兴、突发、敏感的公众事件?对中国的外宣媒体而言，这是一个潜藏无尽探索的大问号。
公众事件牵引世界眼球
2011，从年初中国的交通大戏春运，体坛“叛逆者”李娜现身，中国现代化遭遇世纪大旱，到年中的异见人士事件，红文化复兴，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追尾，再到近日中国社会关于道德危机的激辩，全球主要媒体空前关注中国各种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关于中国各种热门话题的讨论，正在国内和国外两块舆论场上同步上演。
其中一个原因是微博。去年底，《南方人物周刊》把“年度人物”授予微博，以这种方式向中国特色的新媒体致敬。在欧美国家，Twitter更多用于信息发布和娱乐，只可转发，不能回复。而微博的线性回复功能，让实时互动和全民辩论真正成为可能。正如一些观察人士所说，微博的本土化功能符合中国人爱热闹、爱议论的天性，微博就是中国社会百态的一个镜像。在今年的多起公众事件中，微博造就的新传播生态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全民讨论始于微博，光速传播，随后国内外媒体同步跟进，中外媒体的关注点越发趋同。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影响力。以前有一个段子，说尽管美国人对别国问题常常一窍不通，但他们却不需要了解别国的家长里短就能跟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因为各国人民都关心美国政治，美国政治就是国际政治的一大半。这个段子虽是讥刺美国人的自恋，但它说了一个基本道理：大国的事儿，总有人关心。以前外媒关心中国，大多关心中国的新疆、西藏、乡村、异见人士等常规话题，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可以跟中国人侃一侃高铁、春运、红十字会乃至城管、赖昌星、建党伟业。中国的崛起，让中国人“自己的事儿”变得扎眼，让外媒开始跟中国媒体的风。
“另一个中国”
一直以来，都有国外学者对“两个中国”理论津津乐道：在那个经济腾飞，城市浮华，民众勤奋，社会稳定的中国之外，存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它有令人咋舌的赤贫，不公，腐败，冲突，失落，失衡，等等。几乎打围观中国一开始，寻找和讲述“另一个中国”就主导着外界的中国报道。中国在国际社会越扎眼，寻找“另一个中国”就越时尚。2011年，外界对中国各大公众事件的关注，也成了这一倾向的延续。这样的关注很真实，但它同样落入局部真实的窠臼。
《环球时报》英文版自2009年初创刊伊始，就致力于做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读者始终是第一位，但服务读者决非简单迎合，何况中国并不需要第二张《纽约时报》，第二张《华尔街日报》。对于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外宣媒体更需要多维度的分析，避免“意识形态化”的刻板判断。在国内外舆论环境同样复杂的现在，报道中国的社会公众事件决非添一声愤怒的呼喊那么简单。表达愤怒其实是最容易的操作办法，但数年如一日地坚持理性与平衡的立场，坚持复杂的全面真实，才能真正赢得读者的敬意。
整个2011年，《环球时报》英文版都在努力践行这一思路。对于公众事件及其引发的激烈社会情绪，我们希望真实、冷静地对待。比如今年8月份，黑龙江省方正县为“开拓团”立碑引发五人泼漆事件。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宽容仍是件奢侈品。日本对中国14年的占领，带给中国的心理阴影远未消散。外国人常常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无法用宽容去告别二十世纪的愤怒与悲情，而我们需要讲述的，正是中国民间对历史的敏感挥之不去的原因，让困惑的外国读者站在中国人的鞋里。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中，《环球时报》英文版坚持一个事实：在东亚，目前还没有在历史问题上显示大度的空间，方正县政府应该向社会道歉，拆除此碑。
另一个案例是涉及铁道部的报道。在外媒关于中国春运、高铁建设和“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报道中，铁道部是个“臭名昭著”的中国衙门，国内亦有专家建议撤销、拆分这个部门。然而回顾这些事件，解决办法决非将铁道部一拆了之这么简单。拿春运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年一次的交通大戏，更是年复一年的社会文化运动。回家过年这个温暖的传统，正在成为现代中国不可承受之重。春运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迁徙，它意味着几亿的流动人口要在几天之内实现精准对接，这样的死结靠交通部门的一双手，再巧也解不开。
再拿温州特大动车事故来说，攻击铁路系统无疑是一条报道捷径。但对于严厉问责和一拆了之，我们需要理性区分。铁路系统至今采用“半军事化”管理，铁路成为“计划经济最后—个堡垒”，这些现象并不合理，但它的改革难有它的客观原因。用简单的道德口号和标签抨击铁道部，甚至全盘否定铁路发展，并非天然正义。
所有这些公众事件都暴露出中国社会的一个大现实：它的整体运转速度很快，但粗糙的细节正在让它付出代价，这两个事实谁也否定不了谁，两个事实的叠加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细节的改革是渐进的，中国不可能停下来修理它，不能粗暴地否定、抛弃现在的发展，只能边走边改，边改边走。这是《环球时报》英文版在进行公众事件报道时的基本立场之一。
视距不止三十年
在外界关于中国的分析中，我们最常听到“过去三十年”、“过去六十年”的说法，上百、上千年的视距极为罕见。有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只有过去，没有历史。在他们眼中，古代的中国，朝代取代朝代，帝王替换帝王，不过是无聊的循环而已。这种对中国历史的陌生和无知，往往影响外国人观察中国的视距。
拿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的道德危机来说。外媒迅速跟进了佛山女童被碾事件，将18位路人的冷漠归结于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拼了命地追求经济利益，从而牺牲了社会的真善美。这样的意识形态化分析十分片面。
首先，中国社会的确正在经历道德滑坡，但是否到了整个社会道德赤字的地步，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完全被丛林法则主导的社会，能取得大的进步和繁荣，恐怕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中国的道德滑坡问题，背后是一场深刻的价值危机，传统的集体主义走入困境，个人主义无限扩张，二者的碰撞，让中国的上升时代出现了一场又一场龌龊丑闻。这不是瞅一瞅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就能理清脉胳的事。
再拿辛亥革命百年来说，外媒的关注点都落在北京与台北的各自庆祝上。这样的关注同样狭隘。对辛亥革命的关注，视线至少需要放长到一个世纪。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休克疗法”，革命后的中国历经战乱，国家不国，而中国人真正享受到辛亥革命的果实，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人的遗产很多，其中之一是，它让中国人明白，有些变革只有革命才能完成，但很多进步需要在远离革命的时代才能实现。正是在此基础上，《环球时报》英文版在关于辛亥百年的社论中亮出自己的立场：在整个二十世纪，革命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人们都希望用性价比最高的办法完成变革，今天的中国人也许需要告别革命情结。
每一场公众事件，每一个社会问题，都是一次展现复杂中国的机会，都可以引发深刻的讨论和思考。《环球时报》英文版和所有外宣媒体一样，都应该做冷静的抛砖者，把理性的宝玉引出来。外国读者需要明白，他们长期阅读到的那个千疮百孔的中国并不真实，我们的努力将让他们一点一点地发现另一个中国，一个复杂，艰辛，在前进中暴露问题，又在问题中不断前进的国家。
(作者系环球时报英文版编辑、社论起草人)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