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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必须将中西文化的冲突转化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关键词】“旧邦新命” 中华文化 马克思主义 融通互补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所谓“天命”，指的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使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来承担。
文化大历史中的“旧邦新命”
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世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西方文化是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崇尚向外用力；中华文化是调和意欲，注重向内用力，安分知足，随遇而安；而印度文化则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摆脱现世，超脱人生。中华文化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多年），与西方和印度文化交相辉映，产生了儒道等诸家思想。东汉初，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至唐代的慧能创立禅宗，佛教完全中国化了。从此以后，世界上三大文化中的两大文化被我中华民族融为一体了，中华文化以儒释道三足鼎立、相互交融为主线延续至今。
近代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化有什么问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挑战。但是到了1840年以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经历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渐渐丧失了。这时候，中华文化遭遇到了西方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20世纪初，尽管还有一批人在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但“以西为师”成为那时候思想界的主导倾向。可是，西方文化是以帝国主义的形象出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又使中国人无法像日本人那样一边倒。恰在中国人左右为难的时候，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而又超越于西方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被一批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标志着中国人主动地同时又是辩证地去接受西方文化。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另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融合，这两个方面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之中。
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西方文化如同当年的佛教文化一样为我所用，这样梁漱溟所说的世界上三大文化都将成为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养料和成分。
大道层面的融通与互补
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仅仅说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够的。苏联的十月革命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也只是外因，惟内因才是“根据”，才是关键。而文化无疑是最内在、最终的原因，是属于“道”这个层面的原因。这里包括两个方面或两个视角：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融通契合的一面，这使中国人能够比较自然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异的一面，这使中国人觉得正好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弥补中华文化之不足，从而需要并吸纳马克思主义。前者乃道之融通，后者为道之互补。
道之融通方面至少有如下三点：一是在哲学追求上相通。道高于一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都把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或规律，即中国人所说的“道”的探索作为最高追求。马克思主义主张无神论，甚至可以说是在批判基督教神学的过程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建立在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真理的追求之上。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就是“道”。《易经》《道德经》等无疑是以对“道”的探索为核心，《孝经》探究孝道，《黄帝内经》探究医道，《孙子兵法》探究兵道等，不一而足。
二是在“道”的内涵上相通。“道”在儒家那里即为“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在老子那里是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非常之道，在佛家那里则为“不二法门”的辩证之道。这些不同的表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辩证法在内涵上是非常接近、甚至完全相通的。
三是在社会理想上相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都把“公道”作为最高目标，主张通过公有制实现人类的解放。中华文化中，儒家经典《礼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成为历代仁人志士们的社会理想。二者不但在内涵上有相通之处，而且都把人类理想置于现实社会之中，而不是寄望于虚幻的天国或来世，这使得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观。
道之互补方面。尽管中国人重道求道行道，但在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之中，不免受到诸多社会历史原因的限制而难以保证不离经叛道，如强调修心之要，至于极端则主张“灭人欲”；重视个人之静修，而忽视社会建设；重视忠君敬上，而忽视民主建设等。马克思主义对于物质基础的重视、对于社会制度改造的重视，对于民主精神的倡导等，正可以补中华文化之偏。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对于人性的透视及修养方法的运用，亦可有资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之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
中国实践中的“一体两面”
自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以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之中。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体”，中西文化是“一体”中的“两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之体规定了发展方向和前途；中华文化是根脉，规定了特色、特征；西方先进文化是参照系，是可以借用的“他山之石”，可以用來对我们所处的座标系作恰当的调整。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分析，而在实践中则交融在一起，难解难分。
“一体两面”，可以解释我们搞现代化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选择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更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同时也是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成败得失、借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无论在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都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华文化的深厚内蕴，同时也借鉴了西方文化的先进养分，比如政治发展中以协商为主兼顾竞争择优，经济发展中公有主体、兼蓄民营，文化发展中主旋律与多样性相统一，社会治理中德治与法治两手抓等，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实质上是一次文化的大整合。表面上看，这是应对外部挑战的被动适应，但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中西文化的冲突转化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挑战转化为机遇，被动适应转化为主动回应，中华文化必将在此大整合中再次实现凤凰涅槃！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参考文献】
①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责编/高骊 申唯佳（见习） 美编/于珊
【关键词】“旧邦新命” 中华文化 马克思主义 融通互补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所谓“天命”，指的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使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来承担。
文化大历史中的“旧邦新命”
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世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西方文化是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崇尚向外用力；中华文化是调和意欲，注重向内用力，安分知足，随遇而安；而印度文化则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摆脱现世，超脱人生。中华文化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多年），与西方和印度文化交相辉映，产生了儒道等诸家思想。东汉初，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至唐代的慧能创立禅宗，佛教完全中国化了。从此以后，世界上三大文化中的两大文化被我中华民族融为一体了，中华文化以儒释道三足鼎立、相互交融为主线延续至今。
近代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化有什么问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挑战。但是到了1840年以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经历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渐渐丧失了。这时候，中华文化遭遇到了西方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20世纪初，尽管还有一批人在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但“以西为师”成为那时候思想界的主导倾向。可是，西方文化是以帝国主义的形象出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又使中国人无法像日本人那样一边倒。恰在中国人左右为难的时候，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而又超越于西方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被一批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标志着中国人主动地同时又是辩证地去接受西方文化。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另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融合，这两个方面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之中。
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西方文化如同当年的佛教文化一样为我所用，这样梁漱溟所说的世界上三大文化都将成为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养料和成分。
大道层面的融通与互补
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仅仅说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够的。苏联的十月革命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也只是外因，惟内因才是“根据”，才是关键。而文化无疑是最内在、最终的原因，是属于“道”这个层面的原因。这里包括两个方面或两个视角：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融通契合的一面，这使中国人能够比较自然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异的一面，这使中国人觉得正好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弥补中华文化之不足，从而需要并吸纳马克思主义。前者乃道之融通，后者为道之互补。
道之融通方面至少有如下三点：一是在哲学追求上相通。道高于一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都把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或规律，即中国人所说的“道”的探索作为最高追求。马克思主义主张无神论，甚至可以说是在批判基督教神学的过程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建立在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真理的追求之上。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就是“道”。《易经》《道德经》等无疑是以对“道”的探索为核心，《孝经》探究孝道，《黄帝内经》探究医道，《孙子兵法》探究兵道等，不一而足。
二是在“道”的内涵上相通。“道”在儒家那里即为“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在老子那里是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非常之道，在佛家那里则为“不二法门”的辩证之道。这些不同的表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辩证法在内涵上是非常接近、甚至完全相通的。
三是在社会理想上相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都把“公道”作为最高目标，主张通过公有制实现人类的解放。中华文化中，儒家经典《礼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成为历代仁人志士们的社会理想。二者不但在内涵上有相通之处，而且都把人类理想置于现实社会之中，而不是寄望于虚幻的天国或来世，这使得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观。
道之互补方面。尽管中国人重道求道行道，但在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之中，不免受到诸多社会历史原因的限制而难以保证不离经叛道，如强调修心之要，至于极端则主张“灭人欲”；重视个人之静修，而忽视社会建设；重视忠君敬上，而忽视民主建设等。马克思主义对于物质基础的重视、对于社会制度改造的重视，对于民主精神的倡导等，正可以补中华文化之偏。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对于人性的透视及修养方法的运用，亦可有资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之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
中国实践中的“一体两面”
自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以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进入到中国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之中。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体”，中西文化是“一体”中的“两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之体规定了发展方向和前途；中华文化是根脉，规定了特色、特征；西方先进文化是参照系，是可以借用的“他山之石”，可以用來对我们所处的座标系作恰当的调整。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分析，而在实践中则交融在一起，难解难分。
“一体两面”，可以解释我们搞现代化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选择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更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同时也是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成败得失、借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无论在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都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华文化的深厚内蕴，同时也借鉴了西方文化的先进养分，比如政治发展中以协商为主兼顾竞争择优，经济发展中公有主体、兼蓄民营，文化发展中主旋律与多样性相统一，社会治理中德治与法治两手抓等，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实质上是一次文化的大整合。表面上看，这是应对外部挑战的被动适应，但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中西文化的冲突转化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挑战转化为机遇，被动适应转化为主动回应，中华文化必将在此大整合中再次实现凤凰涅槃！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参考文献】
①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责编/高骊 申唯佳（见习）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