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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死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连我们这样的草民百姓，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们警卫班的战士，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在班长的主持下，讨论头天晚上看的电影《决裂》，这部电影后来被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大毒草。
这棵大毒草故事梗概是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抵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事。葛存壮在影片里扮演了一个专讲“马尾巴的功能”老教授，演过《平原游击队》的郭振清在本片里演了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领着一群文化考试不及格、凭着两手老茧子上了大学的学生跟走资派斗争。
斗争的结果好像就是大家都不必在课堂听教授讲俄罗斯的黑土地和马尾巴的功能，然后，大家在思想转变了的老教授带领下，到村子里去给贫下中农阉小猪。
好像还说过有一个中农出身的学生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自己偷着去给人家阉小猪，结果阉死了。这头小猪的死当然也要算在邓小平的账上。大家义愤填膺或者是伪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狠批邓小平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滔天罪行。
我有一个战友名叫刘甲台的，批着竞“呜呜”地哭起来了。班长问他哭什么，他说被邓小平气的。我们班长马上就号召全班向刘甲台学习，说批邓一定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否则批不出水平。
轮到我发言了，我也想学刘甲台，哭出一点眼泪，赢得班长的表扬。
但心里没有悲和恨，挤鼻子弄眼，死活哭不出来。其实，我特别希望能恢复高考，像我们这种中农子弟，永远不能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哪怕你手背上都磨出了老茧。
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纯属一句空话。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子女们抢的，怎轮得到村里人?
但如果是凭考试分数，我也许还有希望。因为我的大哥就是在“文革”前考上了大学。尽管内心对《决裂》有看法，但我还是装出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痛骂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痛骂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狼子野心。
痛骂之后就是歌颂，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文化大革命”有啥成果?其实我也不知道。
从这里也能看出，中国老百姓里，其余的绝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糊涂虫，让批刘少奇咱就跟着批刘少奇，让批邓小平，咱就跟着批邓小平。有时候心里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即便我像张志新一样发现了真理，也未必有勇气挺身而出。手里掌握着真理，又不敢挺身而出，这种痛苦肯定比感冒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就“难得糊涂”了。想当年郑板桥创作这句座右铭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忍不住又想瞎扯几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理解这话，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觉悟低，不要像有的人那样，林彪当副统帅时，祝他“永远健康”的调子喊得比谁都高，但等到林彪一出事，马上就换了一张脸，说：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东西跟在毛主席身后，一脸的奸臣相。
我们正批着邓小平，业务科的一个参谋满脸神秘地走进来。我们单位人少，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很随便，这个参谋是高干子弟，据他自己说他爹跟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还把一些模模糊糊的、发了黄的照片给我们看。
虽说是高干子弟，但他却出奇的吝啬，好占小便宜，夜里值班时，常从窗口钻进厨房偷鸡蛋，被我们警卫班擒获过多次。因此他在我们班里一点威信也没有。
他一进来我们班长就往外轰他：“滚滚滚，没看到我们在批邓?”
他不说话，过去拧开了班长床头柜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沉重、缓慢的声音响彻全室：各位听众请注意，各位听众请注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于今天下午四点播放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
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谁也没听过这样的广播。有什么事接着说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还要等到下午四点?
我们班长毕竟是老兵，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他的脸顿时就严肃了起来。
他盯着那参谋的小瘦脸，低声问：“会有什么事?会有什么事?”
参谋把班长拉到门外，低声嘀咕着，不知说了些什么。班长进屋后，看了我们一眼，好像要对我们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我们都盯着他看，他说：散会吧，各人把东西收拾收拾，给家里写封信吧。
班长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跟我们的管理员是密友，两个人通宵达旦地研讨马列主义，我看到他钻进了管理员的宿舍，知道他们俩又研讨国家大事去了。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班长走了，刘甲台为了王，他说：要打仗了，肯定是要打大仗了，我估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弟兄们，准备着上战场吧!
刘甲台的话激得我热血沸腾，打仗好啊，我太盼着打仗了。因为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政治上不受信任，见人矮三分，自卑得很，上了战场，用勇敢、用鲜血洗刷耻辱，让他们看看，中农的儿子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牺牲了也给爹娘挣一块烈士的牌子，让他们在村子里昂起头、挺起胸，再也不必见人点头哈腰……
熬到下午四点，所有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餐桌上摆着我们班长的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收音机。
一拧开开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地响。
电池是我到村里的供销社去替班长买的，遵班长的嘱咐开了发票。
我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时，班长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
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我打懵了，这怎么可能?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四点还没到，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先是周恩来死，接着是朱德死，但他们死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有提前预告，看来毛主席真死了。
看战友们的神情，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哀乐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重的声音说：“……”
用删节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去查当年的报纸又太麻烦，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不严肃，所以只好用了删节号。
当广播员说到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那个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掉在了地上，跌得粉碎。然后，他就去找扫帚和撮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
当时我就感到了这个杯子掉得没道理，现在想起来更觉得没道理。他是那样吝啬的人，提前就知道毛主席死了，双手攥着杯子，怎么会掉在地上呢?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但我们的领导还是表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感情深。
毛主席死了，上级立即发来命令，让我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原来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进入一级战备，马上就发了子弹。我们用半自动步枪的，每人发100颗子弹；用冲锋枪的，发150颗子弹。
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子弹，子弹袋子装得满满的，心里也感到沉甸甸的。上岗时，子弹上膛，一搂扳机就能放响。领导也背着手枪查岗，好像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
紧张了两天，等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开过，大家就懈怠了，尽管上级还没有撤销一级战备的命令，但领导把我们的子弹收了上去，说是怕出事。
交了子弹，我们就更加懈怠了。
我们单位在那几天里，匆匆忙忙地去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尽管信号微弱，画面跳动、扭动、几乎没法看，但村子里的老百姓还是来了。他们围在大门口要进来，我们执行命令不放他们进来，他们就发牢骚：还“军民团结如一人”呢，还“军民鱼水情”呢，忘了我们给你们抬担架、送军粮那会儿了!
这个村抗日时期是革命根据地，30年代入黨的就有40多人，省里、县里都有这村里的人当官，最大的一个在中央当部长，不好惹的。我们领导怕弄出矛盾来，就让我们把电视搬到院子里，然后开大门放入，我们一开门，老百姓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毛主席死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连我们这样的草民百姓，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变化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过世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
现在，连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许多错误，但许多人，起码是我，并没有感到当年把毛主席当成神是可笑的，许多人，起码是我，想起毛主席，还是肃然生出若干的敬意。毛主席之后，在中国，再也不会有谁能像他那样，以一个人的死去或是活着，影响千万人的命运。(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1976》，有删节)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们警卫班的战士，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在班长的主持下，讨论头天晚上看的电影《决裂》，这部电影后来被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大毒草。
这棵大毒草故事梗概是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抵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事。葛存壮在影片里扮演了一个专讲“马尾巴的功能”老教授，演过《平原游击队》的郭振清在本片里演了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领着一群文化考试不及格、凭着两手老茧子上了大学的学生跟走资派斗争。
斗争的结果好像就是大家都不必在课堂听教授讲俄罗斯的黑土地和马尾巴的功能，然后，大家在思想转变了的老教授带领下，到村子里去给贫下中农阉小猪。
好像还说过有一个中农出身的学生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自己偷着去给人家阉小猪，结果阉死了。这头小猪的死当然也要算在邓小平的账上。大家义愤填膺或者是伪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狠批邓小平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滔天罪行。
我有一个战友名叫刘甲台的，批着竞“呜呜”地哭起来了。班长问他哭什么，他说被邓小平气的。我们班长马上就号召全班向刘甲台学习，说批邓一定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否则批不出水平。
轮到我发言了，我也想学刘甲台，哭出一点眼泪，赢得班长的表扬。
但心里没有悲和恨，挤鼻子弄眼，死活哭不出来。其实，我特别希望能恢复高考，像我们这种中农子弟，永远不能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哪怕你手背上都磨出了老茧。
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纯属一句空话。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子女们抢的，怎轮得到村里人?
但如果是凭考试分数，我也许还有希望。因为我的大哥就是在“文革”前考上了大学。尽管内心对《决裂》有看法，但我还是装出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痛骂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痛骂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狼子野心。
痛骂之后就是歌颂，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文化大革命”有啥成果?其实我也不知道。
从这里也能看出，中国老百姓里，其余的绝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糊涂虫，让批刘少奇咱就跟着批刘少奇，让批邓小平，咱就跟着批邓小平。有时候心里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即便我像张志新一样发现了真理，也未必有勇气挺身而出。手里掌握着真理，又不敢挺身而出，这种痛苦肯定比感冒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就“难得糊涂”了。想当年郑板桥创作这句座右铭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忍不住又想瞎扯几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理解这话，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觉悟低，不要像有的人那样，林彪当副统帅时，祝他“永远健康”的调子喊得比谁都高，但等到林彪一出事，马上就换了一张脸，说：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东西跟在毛主席身后，一脸的奸臣相。
我们正批着邓小平，业务科的一个参谋满脸神秘地走进来。我们单位人少，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很随便，这个参谋是高干子弟，据他自己说他爹跟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还把一些模模糊糊的、发了黄的照片给我们看。
虽说是高干子弟，但他却出奇的吝啬，好占小便宜，夜里值班时，常从窗口钻进厨房偷鸡蛋，被我们警卫班擒获过多次。因此他在我们班里一点威信也没有。
他一进来我们班长就往外轰他：“滚滚滚，没看到我们在批邓?”
他不说话，过去拧开了班长床头柜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沉重、缓慢的声音响彻全室：各位听众请注意，各位听众请注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于今天下午四点播放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
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谁也没听过这样的广播。有什么事接着说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还要等到下午四点?
我们班长毕竟是老兵，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他的脸顿时就严肃了起来。
他盯着那参谋的小瘦脸，低声问：“会有什么事?会有什么事?”
参谋把班长拉到门外，低声嘀咕着，不知说了些什么。班长进屋后，看了我们一眼，好像要对我们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我们都盯着他看，他说：散会吧，各人把东西收拾收拾，给家里写封信吧。
班长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跟我们的管理员是密友，两个人通宵达旦地研讨马列主义，我看到他钻进了管理员的宿舍，知道他们俩又研讨国家大事去了。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班长走了，刘甲台为了王，他说：要打仗了，肯定是要打大仗了，我估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弟兄们，准备着上战场吧!
刘甲台的话激得我热血沸腾，打仗好啊，我太盼着打仗了。因为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政治上不受信任，见人矮三分，自卑得很，上了战场，用勇敢、用鲜血洗刷耻辱，让他们看看，中农的儿子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牺牲了也给爹娘挣一块烈士的牌子，让他们在村子里昂起头、挺起胸，再也不必见人点头哈腰……
熬到下午四点，所有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餐桌上摆着我们班长的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收音机。
一拧开开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地响。
电池是我到村里的供销社去替班长买的，遵班长的嘱咐开了发票。
我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时，班长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
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我打懵了，这怎么可能?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四点还没到，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先是周恩来死，接着是朱德死，但他们死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有提前预告，看来毛主席真死了。
看战友们的神情，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哀乐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重的声音说：“……”
用删节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去查当年的报纸又太麻烦，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不严肃，所以只好用了删节号。
当广播员说到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那个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掉在了地上，跌得粉碎。然后，他就去找扫帚和撮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
当时我就感到了这个杯子掉得没道理，现在想起来更觉得没道理。他是那样吝啬的人，提前就知道毛主席死了，双手攥着杯子，怎么会掉在地上呢?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但我们的领导还是表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感情深。
毛主席死了，上级立即发来命令，让我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原来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进入一级战备，马上就发了子弹。我们用半自动步枪的，每人发100颗子弹；用冲锋枪的，发150颗子弹。
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子弹，子弹袋子装得满满的，心里也感到沉甸甸的。上岗时，子弹上膛，一搂扳机就能放响。领导也背着手枪查岗，好像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
紧张了两天，等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开过，大家就懈怠了，尽管上级还没有撤销一级战备的命令，但领导把我们的子弹收了上去，说是怕出事。
交了子弹，我们就更加懈怠了。
我们单位在那几天里，匆匆忙忙地去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尽管信号微弱，画面跳动、扭动、几乎没法看，但村子里的老百姓还是来了。他们围在大门口要进来，我们执行命令不放他们进来，他们就发牢骚：还“军民团结如一人”呢，还“军民鱼水情”呢，忘了我们给你们抬担架、送军粮那会儿了!
这个村抗日时期是革命根据地，30年代入黨的就有40多人，省里、县里都有这村里的人当官，最大的一个在中央当部长，不好惹的。我们领导怕弄出矛盾来，就让我们把电视搬到院子里，然后开大门放入，我们一开门，老百姓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毛主席死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连我们这样的草民百姓，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变化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过世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
现在，连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许多错误，但许多人，起码是我，并没有感到当年把毛主席当成神是可笑的，许多人，起码是我，想起毛主席，还是肃然生出若干的敬意。毛主席之后，在中国，再也不会有谁能像他那样，以一个人的死去或是活着，影响千万人的命运。(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1976》，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