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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梁启超留洋归来。2012年，一个人，一百年，还是那个中国。解玺璋新作《梁启超传》首发，说起最开始研究梁启超的初衷，解玺璋说自己内心有一个需求，要是不读梁启超的话，觉得内心有些东西解决不了，可能是要到梁启超那里寻找一些有用的东西。解玺璋在作品中安置了很多镜子式的对照人物，通过这些“镜子”再看这个一百年来饱受争议的梁启超，或许会有些不一样。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虽然梁启超的生命只有56年，但他似乎从未离开过历史潮流的漩涡，即使是在现如今的中国。
BQ=《北京青年》周刊
X=解玺璋
BQ：据说《梁启超传》写了四年，准备了三十年？
X：对，为什么说准备三十年呢？我知道梁启超这个名字，是我上大二的时候，那时候我大约二十七八岁。学校开了中国报刊史的课，我才知道有梁启超这么一个人，才开始关注这个人。当时我想写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论文，所以那一年我就到北京图书馆的报库读了一学期的《时务报》，68期全都读完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梁启超，喜欢梁启超，搜集他的材料，看他的东西，包括别人对他的评价或者介绍我都比较关注。那大约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BQ：三十年间你着重从哪些方面做了准备？
X：准备主要是资料性的，另外还有阅读性的。我喜欢看跟梁启超有关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原著、他的年谱、他的书信……我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做卡片，我现在还保留着三四纸箱的卡片，不过都是比较偏重于文学或者文化方面的，这次写《梁启超传》的时候都没有用上。当然我也做一些简单的读书笔记，随手记一些纸条，就是这些东西。
BQ：之前还有别人写过梁启超个人传记吗？你的《梁启超传》和之前他们写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
X：有。我至少看过四部梁启超传。我的初衷是从结构上想尽量避开它们。好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以人为镜”的方式写传记，因为我掌握的梁启超材料不会超过他们，他们一辈子做梁启超研究，而我是工作之余，片片断断做一点梁启超的研究。我想我在材料上不能和别人竞争，但是我希望在形式上有一个全新的面貌。我希望有一个经度来展现梁启超的一生，一个纬度来展现他的人际关系，通过这样的人际关系把梁启超的一生表现出来。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如果仅仅从我个人眼光来看梁启超，那么可能比较单一，视角也是单一的。而如果设计很多人，从他们的角度再看梁启超，可能就会丰富一点。比如我写章太炎和梁启超，章太炎就是一面镜子，通过他可以看到梁启超这样的方面；我写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也是一面镜子，这样等于我给梁启超周围安置了很多面镜子，通过这些镜子再来看梁启超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BQ：你个人对梁启超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X：80年代最初接触梁启超，从大学毕业到参加工作以后，我比较关心梁启超的还是在文学、新闻这方面。我那个时候对文论特别感兴趣，虽然喜欢梁启超这个人，但是我并不赞成他的观点，比如他对文学的看法。
经历了80年代末的躁动，我关心梁启超的范围扩大了，当时很多朋友在思考，我们怎么总结这一段，总结的过程当中不断提到梁启超，他们的这种思路刺激了我——可能还得关心梁启超更多的东西。那个时候开始，我研究梁启超的面慢慢宽广了。这个时候梁启超的形象在我脑子里也就有了变化，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一个形象。我们从近代史当中学的梁启超，其实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或者政治判断的影响，只是把梁启超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个有进步意义的人物看待。而到了辛亥革命、五四之后梁启超又基本上落为一个反动人物了。
BQ：你对这本书的读者有什么期待？
X：对读者没有限定，年轻人可以读，因为梁启超本身就是跟年轻人容易沟通的，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也应该读，因为年纪大会考虑、思考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当前所处的环境跟梁启超当年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觉得梁启超这个人确实很博大，他经历的这几十年，晚清的历史有点像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你觉得过了没几年，但是社会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梁启超本人随着社会在变化，如果仅仅了解其中一段，就不能完全了解这个人，你对梁启超的判断就可能有偏差。我们有时候像盲人摸象一样，摸到一条大腿说梁启超是这样的，摸到一个尾巴又说梁启超是这样的，我是希望如果对梁启超有兴趣的话，应该读他的一生。
BQ：那你觉得自己的书能否还原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X：这书只是初步工作，我在后记中写道：我不是专业性的，虽然准备的时间很漫长，写的时间也相对长，但是结果只能是一个作业，向各位老师交一个作业，向读者交一个作业。我很期待大家对这个书拍砖也好，说东道西也好，为我下一步从哪个方面努力丰富它提建议。因为梁启超确实太博大了，做一生的研究都可能研究不到全面。我现在60岁马上退休了，退休之后可能找一个很好的事干，就是在家慢慢研究梁启超。
BQ：在写《梁启超传》的时候，你怎样保持情感的中立？
X：我只能尽量做到，其实要写一个人物传记有时候是需要感情投入的，如果对一个人物没有感觉传记就没有办法写。写一个人物传记首先要深入这个人物当中去，还要走出来。有时候走进这个人物比较容易，但是走出特别难。那天跟一个朋友聊我也承认，在写这个书时我对梁启超投入很大感情，造成我在很多地方都为梁启超辩护，带着打抱不平的情绪，我觉得这一百年对梁启超的评价太差了，他这人太冤了，所以我要替他打抱不平。所以很多地方大家看到我有的时候会蹦出来给他争辩，为他辩解，我觉得这不是很客观的。另一方面，之所以我会选择让梁启超跟别人关系交叉的写法，我觉得这样可以使我的个人情绪受到一点约束和控制。从另外一个人的眼光看梁启超，用别人的表述来说明梁启超身上可能会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是值得怀疑的，或者是提醒大家注意的。
其实在写作当中最难的是说服自己，我写梁启超的过程其实是不断用梁启超说服我自己，让我放弃他的这种思想。我以前也是非常激进的，非常向往革命，把革命想象得非常浪漫，非常诗意，甚至我现在仍然是一个愤青，很容易被什么东西刺激，在微博上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容易激动，不理性、不理智，我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写作的时候我只能尽量去控制，完全做到客观是不可能的。
BQ=《北京青年》周刊
X=解玺璋
BQ：据说《梁启超传》写了四年，准备了三十年？
X：对，为什么说准备三十年呢？我知道梁启超这个名字，是我上大二的时候，那时候我大约二十七八岁。学校开了中国报刊史的课，我才知道有梁启超这么一个人，才开始关注这个人。当时我想写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论文，所以那一年我就到北京图书馆的报库读了一学期的《时务报》，68期全都读完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梁启超，喜欢梁启超，搜集他的材料，看他的东西，包括别人对他的评价或者介绍我都比较关注。那大约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BQ：三十年间你着重从哪些方面做了准备？
X：准备主要是资料性的，另外还有阅读性的。我喜欢看跟梁启超有关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原著、他的年谱、他的书信……我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做卡片，我现在还保留着三四纸箱的卡片，不过都是比较偏重于文学或者文化方面的，这次写《梁启超传》的时候都没有用上。当然我也做一些简单的读书笔记，随手记一些纸条，就是这些东西。
BQ：之前还有别人写过梁启超个人传记吗？你的《梁启超传》和之前他们写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
X：有。我至少看过四部梁启超传。我的初衷是从结构上想尽量避开它们。好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以人为镜”的方式写传记，因为我掌握的梁启超材料不会超过他们，他们一辈子做梁启超研究，而我是工作之余，片片断断做一点梁启超的研究。我想我在材料上不能和别人竞争，但是我希望在形式上有一个全新的面貌。我希望有一个经度来展现梁启超的一生，一个纬度来展现他的人际关系，通过这样的人际关系把梁启超的一生表现出来。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如果仅仅从我个人眼光来看梁启超，那么可能比较单一，视角也是单一的。而如果设计很多人，从他们的角度再看梁启超，可能就会丰富一点。比如我写章太炎和梁启超，章太炎就是一面镜子，通过他可以看到梁启超这样的方面；我写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也是一面镜子，这样等于我给梁启超周围安置了很多面镜子，通过这些镜子再来看梁启超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BQ：你个人对梁启超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X：80年代最初接触梁启超，从大学毕业到参加工作以后，我比较关心梁启超的还是在文学、新闻这方面。我那个时候对文论特别感兴趣，虽然喜欢梁启超这个人，但是我并不赞成他的观点，比如他对文学的看法。
经历了80年代末的躁动，我关心梁启超的范围扩大了，当时很多朋友在思考，我们怎么总结这一段，总结的过程当中不断提到梁启超，他们的这种思路刺激了我——可能还得关心梁启超更多的东西。那个时候开始，我研究梁启超的面慢慢宽广了。这个时候梁启超的形象在我脑子里也就有了变化，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一个形象。我们从近代史当中学的梁启超，其实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或者政治判断的影响，只是把梁启超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个有进步意义的人物看待。而到了辛亥革命、五四之后梁启超又基本上落为一个反动人物了。
BQ：你对这本书的读者有什么期待？
X：对读者没有限定，年轻人可以读，因为梁启超本身就是跟年轻人容易沟通的，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也应该读，因为年纪大会考虑、思考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当前所处的环境跟梁启超当年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觉得梁启超这个人确实很博大，他经历的这几十年，晚清的历史有点像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你觉得过了没几年，但是社会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梁启超本人随着社会在变化，如果仅仅了解其中一段，就不能完全了解这个人，你对梁启超的判断就可能有偏差。我们有时候像盲人摸象一样，摸到一条大腿说梁启超是这样的，摸到一个尾巴又说梁启超是这样的，我是希望如果对梁启超有兴趣的话，应该读他的一生。
BQ：那你觉得自己的书能否还原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X：这书只是初步工作，我在后记中写道：我不是专业性的，虽然准备的时间很漫长，写的时间也相对长，但是结果只能是一个作业，向各位老师交一个作业，向读者交一个作业。我很期待大家对这个书拍砖也好，说东道西也好，为我下一步从哪个方面努力丰富它提建议。因为梁启超确实太博大了，做一生的研究都可能研究不到全面。我现在60岁马上退休了，退休之后可能找一个很好的事干，就是在家慢慢研究梁启超。
BQ：在写《梁启超传》的时候，你怎样保持情感的中立？
X：我只能尽量做到，其实要写一个人物传记有时候是需要感情投入的，如果对一个人物没有感觉传记就没有办法写。写一个人物传记首先要深入这个人物当中去，还要走出来。有时候走进这个人物比较容易，但是走出特别难。那天跟一个朋友聊我也承认，在写这个书时我对梁启超投入很大感情，造成我在很多地方都为梁启超辩护，带着打抱不平的情绪，我觉得这一百年对梁启超的评价太差了，他这人太冤了，所以我要替他打抱不平。所以很多地方大家看到我有的时候会蹦出来给他争辩，为他辩解，我觉得这不是很客观的。另一方面，之所以我会选择让梁启超跟别人关系交叉的写法，我觉得这样可以使我的个人情绪受到一点约束和控制。从另外一个人的眼光看梁启超，用别人的表述来说明梁启超身上可能会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是值得怀疑的，或者是提醒大家注意的。
其实在写作当中最难的是说服自己，我写梁启超的过程其实是不断用梁启超说服我自己，让我放弃他的这种思想。我以前也是非常激进的，非常向往革命，把革命想象得非常浪漫，非常诗意，甚至我现在仍然是一个愤青，很容易被什么东西刺激，在微博上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容易激动，不理性、不理智，我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写作的时候我只能尽量去控制，完全做到客观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