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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有人看吗？”
9月25日上午九点半，北京管庄一家影院的售票员对大厅里几个观众喊了一嗓子，无人应答。
没有观众，意味着《团圆》的零星放映又少了一场。
中秋前后，导演王全安三年前的旧片《团圆》终于走进了商业院线。人们对这部沪语文艺片的票房情况早有保守预期，但它的境遇比想象中更为尴尬：9月25日这一天，全北京只有4家影院上映该片，其中3家都只在早间放映一场。
“制片方碰到了一些问题，原来说的排片跟现在不一样。” 王全安扯开嘴角笑了笑。他否认上映《团圆》的初衷是为了赶上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内地名额，此前《团圆》已正式报名，奥斯卡要求报名影片必须在一个特定时限内曾经公映。“我没有参与发行。对我来讲，把它拍完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团圆》的艺术品质早在三年前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肯定。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主办方坚持将这部影片选为开幕影片，更破例让它同时参与主竞赛单元并授予银熊奖，不仅因为其中台海分离的历史背景对于柏林这座城市有特殊意义，也因为它“能把第60届柏林电影节带入一个正确的氛围”。获奖后，王全安迅速投入了《白鹿原》的拍摄和审查中，而制片方的内部的一些矛盾让《团圆》的国内外发行完全搁置下来。
王全安强调这部成本仅为一千万的轻负担文艺片并不以商业票房为最终目的，“好在《团圆》对时令性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现在我回头去看，仍然觉得挺踏实的。”他慢条斯理，语气轻松。在此次排片问题之前，他去年才遭遇过《白鹿原》大段删减的尴尬。
不过王全安并不喜欢对媒体消极抱怨。在采访中，他总提起影片、创作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个人表达和环境之间（的抗争）永远都是痛苦的，导演永远是一份困难、抗争的工作。”
好在王全安是一个耐得住性子的人。他毕业后，头十年在闷着头做编剧，后十年开始拍片，产量也不算太高。他把自己的很多创作和经历视作为远路旅行“储存粮草”，连《团圆》也是为之后的大投资商业片做的一次“功课”。
国民党老兵董万华从台湾回上海探亲，想把他1949年失散的妻子邵玉华带回台湾，可妻子早就嫁了人、生了子。妻子跟台湾丈夫挤在狭窄里弄的屋子里，商量走后如何给大陆丈夫经济补偿，而屋子小得错不开身，大陆丈夫就坐在一旁，情状尴尬。
2009年，坐在电视机前的王全安偶然看到这个纪录片片段，当即被打动了。“怎么补偿？即便拼命量化补偿也是徒劳，”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要弥补的不仅是一段婚姻，更是上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次民族分裂和创伤。”
王全安萌生了将这段故事拍成电影的想法，立即开始着手做案头研究。他不喜欢直接使用纪录片里的二手材料，于是找来很多老兵和书面资料，亲自考证历史背景。“如果自己经受了这些，会是什么感受？”他问自己。
他先后从美国和台湾找来会讲上海话的演员卢燕和有眷村背景的凌峰出演，剧组也迅速建立。可一直到临近开拍，另一个重要角色、平日老实被动的大陆丈夫一角还根本没开始选。
工作人员急了，王全安回答：“这是世界上最好决定的演员，就是一辈子都不成功的那种。你们去给我找这样一个来。”对方十分惊讶，找来很多上影老演员的资料，王全安从里面选中了演员徐才根，因为徐“就是印象里的‘匪兵甲’”。
王全安喜欢找跟角色的气质吻合的演员，为此甚至可以用非职业演员。早在拍第二部影片《惊蛰》时，他就开始做实验，训练并使用大量基层演员和非职业演员。在他2006年的影片《图雅的婚事》里，他看到制片人在内蒙采风时于路边拍摄的一张照片，竟然看中了照片里无意拍到的男人，让他出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在《团圆》里，王全安继续“实验”他对演员的掌控能力。徐才根进组后，他做了很多工作让他保持有点卑微、有点诚惶诚恐的小角色状态：现场不给他放椅子，也不许派车接送。在一场大陆丈夫突然中风的戏里，他分段拆解徐才根的一大段台词，让他带着不同的感觉表演，足足分了三个层次、拍了三段——最后，徐才根凭借此角色获得了第28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一场三个主人公对饮、唱歌的饭局戏里，他让他们都喝了点酒，并专门对饰演妻子、82岁高龄的卢燕说：这场戏您好好回忆一下，力争回到18岁。三个演员演出时果然都飚上了，这个十几分钟的精彩段落竟然一条通过。
王全安。
除了演员表演，王全安同时在《团圆》里尝试了其他一些东西：他试着把《团圆》的大部分故事放在一次次饭局里展开，尝试让剧本更加话剧化；他还想让电影更贴近上海的质感，除了全部使用沪语对白，更想探索一种从内容里派生出来的东方式镜头语言：观众几乎感觉不到强烈的切换，可镜头一直在不易察觉地流动，就像在打太极。
2010年，《团圆》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结束后举行媒体招待会，2000多名记者到场，招待会超时了60多分钟。很多人赞赏片中人物命运的呈现，也有的外国记者不理解剧中南方中国人的迂回表达，“台湾丈夫和妻子第一次向大陆丈夫摊牌时，为什么后者会那么平静地同意？”
王全安说，“大陆丈夫表面同意，但又让他们去跟孩子说一声。中国人最重视家庭，他这么一答，其实麻烦大了。他不但不是弱，而是更智慧、更强大。”
王全安一眼相中《团圆》并迅速开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进入那段恢弘大历史的绝佳切入角度。而台海问题给整个家庭带来的隐痛和困境，更能让观者产生对历史的延伸理解。
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题材类型。王全安十多年来一直在构思一个关于“外滩”的故事，从很早以前就对上海背景非常向往。北方人对上海大抵都有一点好奇，再加上这座城市是近代中国农耕文明跟西方工业文明遭遇的“前哨”——在他看来，如果说白鹿原是间接遭遇时代变化、从而失去方向，那么上海就是一个“近身肉搏”的战场，东西方文化搅合在一起，政府又无从应对，必然混乱无比。 对于一个喜欢时代剧变的创作者来说，没有什么题材比近代上海更合适了，而《团圆》的故事和上海风格正好能够让他对这座城市做一个初步了解，为以后拍更复杂的上海题材做一个功课。
实际上，宏大背景一开始并不是属于王全安的标签。他的头两部影片《月蚀》和《惊蛰》仅仅是个人风格化的叙事，前者结构繁复、特意在解读上制造障碍，后者反过来转为简朴的纪实风格，但都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触及。
2005年，在《白鹿原》计划中断的空档，王全安拍摄了《图雅的婚事》。他在这部影片中坚持纪实风格，同时开始重视真实感与戏剧性、叙事的扭合，试图既从平凡的东西里提炼出美感、又不超过真实的度，而这个讲述蒙古族女子图雅“嫁夫养夫”的故事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民族历史背景的触及。影片获得包括电影局在内的多方好评，更一举夺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王全安由此决定未来自己将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两年后，他拍摄了另一部关注当下特定群体生存状态的电影《纺织姑娘》，讲述了处于巨大社会变革中纺织女工的故事。
《团圆》剧照。
《团圆》跟前几部作品一起，成为王全安从个人化叙事到商业历史大片《白鹿原》的过渡作品。柏林电影节获奖时，王全安站在演讲台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白鹿原》。
在后来的《白鹿原》创作里，依然能看到王全安前几次“功课”打下的烙印。比如看过小说后立即前往真实的白鹿原跟农民聊天，把“大历史跟自己的朴素理解和感受融合起来”；比如非职业演员的使用，以及标志性的、富于美感的长镜头。
《团圆》快建组时，王全安才开始写剧本。他喜欢面对拍摄的对象和环境再决定拍摄内容，这样更为准确，当然，更重要的是对长期编剧经验的自信。
“就像玩魔方，玩久了，动作都是下意识的，”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剧本结构、节奏的了然于心，导致我在后面的工作中可以有大量的即兴。”
有创作剧本的能力、重视个人表达，王全安通常被归于“第六代导演”的行列。但他在其中也可算得上十分特殊：他几乎是其中最晚开始拍片的一个导演，履历表看上去更与导演毫不相干：1970年代是舞蹈团里的舞蹈演员，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专业又是表演系，后来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编剧，一干就是十年。文化学者戴锦华曾对他感概，中国电影史研究里真不知道该把你放到哪一个章节。
实际上，王全安想做导演的想法早在20多年前就“想好了”，只是他一直在打基础、做功课，“不着急”。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表演期间，小时候已随舞蹈团走遍大半个世界的王全安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多过一般学生，时常感到“不满足”。在老师和同学们看来，他上课要么捣乱要么睡觉，淘气、聪明、特立独行。实际上他有自己的想法：出演的大多数角色都不是自己认同的东西，“不是出出名的问题，而是意义在哪？”
一次，学校组织排练戏剧片段。大多数学生是在现成的戏剧里拿一段，但王全安为此自己编了一段贴近学校现实生活的故事，描写原本单纯的校园逐渐被一些复杂的社会风气渗透，学生由此产生不适应和痛苦的状况，定名为《通风的小屋》。他对老师说剧本来自一个小说，结果很多同学竟然看哭了，大获认可，被多次复排。
这次经历成了王全安决心改行的一个契机。1990年，王全安出演他为数不多的表演作品之一《北京你早》时，已经彻底打定主意干导演、写剧本。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王小帅、娄烨、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纷纷带着地下电影横空出世，被禁、解禁，热闹非凡。而王全安则闷着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编剧，练习剧作技法，写出的剧本被他自己称为习作。
“知道一辈子都要拍电影的时候就不那么着急了，”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就像一次很长的旅行。我得准备好整个行程上的能量、干粮，以至于能走得更远。”在西影厂期间，他只跟过一两次剧组，为的只是了解拍摄流程；他还放弃了几次做导演的机会，因为拍摄那些题材让他反而觉得离电影越来越远。
他就这样度过了近十年的职业积累期。就在写到自己的第13个剧本时，他在一个聚会上偶然碰到一个来自北京的投资人，并在其帮助下顺利拍出了处女作《月蚀》。拍完时已是2000年。
到现在为止，王全安只有六部电影问世。他正在筹拍的下一部电影依然不是那部计划了很久的《外滩》。“为了什么拍一个东西得想好，别把胃口弄坏了。”王全安这样说道。
9月25日上午九点半，北京管庄一家影院的售票员对大厅里几个观众喊了一嗓子，无人应答。
没有观众，意味着《团圆》的零星放映又少了一场。
中秋前后，导演王全安三年前的旧片《团圆》终于走进了商业院线。人们对这部沪语文艺片的票房情况早有保守预期，但它的境遇比想象中更为尴尬：9月25日这一天，全北京只有4家影院上映该片，其中3家都只在早间放映一场。
“制片方碰到了一些问题，原来说的排片跟现在不一样。” 王全安扯开嘴角笑了笑。他否认上映《团圆》的初衷是为了赶上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内地名额，此前《团圆》已正式报名，奥斯卡要求报名影片必须在一个特定时限内曾经公映。“我没有参与发行。对我来讲，把它拍完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团圆》的艺术品质早在三年前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肯定。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主办方坚持将这部影片选为开幕影片，更破例让它同时参与主竞赛单元并授予银熊奖，不仅因为其中台海分离的历史背景对于柏林这座城市有特殊意义，也因为它“能把第60届柏林电影节带入一个正确的氛围”。获奖后，王全安迅速投入了《白鹿原》的拍摄和审查中，而制片方的内部的一些矛盾让《团圆》的国内外发行完全搁置下来。
王全安强调这部成本仅为一千万的轻负担文艺片并不以商业票房为最终目的，“好在《团圆》对时令性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现在我回头去看，仍然觉得挺踏实的。”他慢条斯理，语气轻松。在此次排片问题之前，他去年才遭遇过《白鹿原》大段删减的尴尬。
不过王全安并不喜欢对媒体消极抱怨。在采访中，他总提起影片、创作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个人表达和环境之间（的抗争）永远都是痛苦的，导演永远是一份困难、抗争的工作。”
好在王全安是一个耐得住性子的人。他毕业后，头十年在闷着头做编剧，后十年开始拍片，产量也不算太高。他把自己的很多创作和经历视作为远路旅行“储存粮草”，连《团圆》也是为之后的大投资商业片做的一次“功课”。
“实验”
国民党老兵董万华从台湾回上海探亲，想把他1949年失散的妻子邵玉华带回台湾，可妻子早就嫁了人、生了子。妻子跟台湾丈夫挤在狭窄里弄的屋子里，商量走后如何给大陆丈夫经济补偿，而屋子小得错不开身，大陆丈夫就坐在一旁，情状尴尬。
2009年，坐在电视机前的王全安偶然看到这个纪录片片段，当即被打动了。“怎么补偿？即便拼命量化补偿也是徒劳，”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要弥补的不仅是一段婚姻，更是上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次民族分裂和创伤。”
王全安萌生了将这段故事拍成电影的想法，立即开始着手做案头研究。他不喜欢直接使用纪录片里的二手材料，于是找来很多老兵和书面资料，亲自考证历史背景。“如果自己经受了这些，会是什么感受？”他问自己。
他先后从美国和台湾找来会讲上海话的演员卢燕和有眷村背景的凌峰出演，剧组也迅速建立。可一直到临近开拍，另一个重要角色、平日老实被动的大陆丈夫一角还根本没开始选。
工作人员急了，王全安回答：“这是世界上最好决定的演员，就是一辈子都不成功的那种。你们去给我找这样一个来。”对方十分惊讶，找来很多上影老演员的资料，王全安从里面选中了演员徐才根，因为徐“就是印象里的‘匪兵甲’”。
王全安喜欢找跟角色的气质吻合的演员，为此甚至可以用非职业演员。早在拍第二部影片《惊蛰》时，他就开始做实验，训练并使用大量基层演员和非职业演员。在他2006年的影片《图雅的婚事》里，他看到制片人在内蒙采风时于路边拍摄的一张照片，竟然看中了照片里无意拍到的男人，让他出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在《团圆》里，王全安继续“实验”他对演员的掌控能力。徐才根进组后，他做了很多工作让他保持有点卑微、有点诚惶诚恐的小角色状态：现场不给他放椅子，也不许派车接送。在一场大陆丈夫突然中风的戏里，他分段拆解徐才根的一大段台词，让他带着不同的感觉表演，足足分了三个层次、拍了三段——最后，徐才根凭借此角色获得了第28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一场三个主人公对饮、唱歌的饭局戏里，他让他们都喝了点酒，并专门对饰演妻子、82岁高龄的卢燕说：这场戏您好好回忆一下，力争回到18岁。三个演员演出时果然都飚上了，这个十几分钟的精彩段落竟然一条通过。
除了演员表演，王全安同时在《团圆》里尝试了其他一些东西：他试着把《团圆》的大部分故事放在一次次饭局里展开，尝试让剧本更加话剧化；他还想让电影更贴近上海的质感，除了全部使用沪语对白，更想探索一种从内容里派生出来的东方式镜头语言：观众几乎感觉不到强烈的切换，可镜头一直在不易察觉地流动，就像在打太极。
2010年，《团圆》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结束后举行媒体招待会，2000多名记者到场，招待会超时了60多分钟。很多人赞赏片中人物命运的呈现，也有的外国记者不理解剧中南方中国人的迂回表达，“台湾丈夫和妻子第一次向大陆丈夫摊牌时，为什么后者会那么平静地同意？”
王全安说，“大陆丈夫表面同意，但又让他们去跟孩子说一声。中国人最重视家庭，他这么一答，其实麻烦大了。他不但不是弱，而是更智慧、更强大。”
“功课”
王全安一眼相中《团圆》并迅速开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进入那段恢弘大历史的绝佳切入角度。而台海问题给整个家庭带来的隐痛和困境，更能让观者产生对历史的延伸理解。
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题材类型。王全安十多年来一直在构思一个关于“外滩”的故事，从很早以前就对上海背景非常向往。北方人对上海大抵都有一点好奇，再加上这座城市是近代中国农耕文明跟西方工业文明遭遇的“前哨”——在他看来，如果说白鹿原是间接遭遇时代变化、从而失去方向，那么上海就是一个“近身肉搏”的战场，东西方文化搅合在一起，政府又无从应对，必然混乱无比。 对于一个喜欢时代剧变的创作者来说，没有什么题材比近代上海更合适了，而《团圆》的故事和上海风格正好能够让他对这座城市做一个初步了解，为以后拍更复杂的上海题材做一个功课。
实际上，宏大背景一开始并不是属于王全安的标签。他的头两部影片《月蚀》和《惊蛰》仅仅是个人风格化的叙事，前者结构繁复、特意在解读上制造障碍，后者反过来转为简朴的纪实风格，但都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触及。
2005年，在《白鹿原》计划中断的空档，王全安拍摄了《图雅的婚事》。他在这部影片中坚持纪实风格，同时开始重视真实感与戏剧性、叙事的扭合，试图既从平凡的东西里提炼出美感、又不超过真实的度，而这个讲述蒙古族女子图雅“嫁夫养夫”的故事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民族历史背景的触及。影片获得包括电影局在内的多方好评，更一举夺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王全安由此决定未来自己将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两年后，他拍摄了另一部关注当下特定群体生存状态的电影《纺织姑娘》，讲述了处于巨大社会变革中纺织女工的故事。
《团圆》跟前几部作品一起，成为王全安从个人化叙事到商业历史大片《白鹿原》的过渡作品。柏林电影节获奖时，王全安站在演讲台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白鹿原》。
在后来的《白鹿原》创作里，依然能看到王全安前几次“功课”打下的烙印。比如看过小说后立即前往真实的白鹿原跟农民聊天，把“大历史跟自己的朴素理解和感受融合起来”；比如非职业演员的使用，以及标志性的、富于美感的长镜头。
“不着急”
《团圆》快建组时，王全安才开始写剧本。他喜欢面对拍摄的对象和环境再决定拍摄内容，这样更为准确，当然，更重要的是对长期编剧经验的自信。
“就像玩魔方，玩久了，动作都是下意识的，”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剧本结构、节奏的了然于心，导致我在后面的工作中可以有大量的即兴。”
有创作剧本的能力、重视个人表达，王全安通常被归于“第六代导演”的行列。但他在其中也可算得上十分特殊：他几乎是其中最晚开始拍片的一个导演，履历表看上去更与导演毫不相干：1970年代是舞蹈团里的舞蹈演员，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专业又是表演系，后来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编剧，一干就是十年。文化学者戴锦华曾对他感概，中国电影史研究里真不知道该把你放到哪一个章节。
实际上，王全安想做导演的想法早在20多年前就“想好了”，只是他一直在打基础、做功课，“不着急”。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表演期间，小时候已随舞蹈团走遍大半个世界的王全安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多过一般学生，时常感到“不满足”。在老师和同学们看来，他上课要么捣乱要么睡觉，淘气、聪明、特立独行。实际上他有自己的想法：出演的大多数角色都不是自己认同的东西，“不是出出名的问题，而是意义在哪？”
一次，学校组织排练戏剧片段。大多数学生是在现成的戏剧里拿一段，但王全安为此自己编了一段贴近学校现实生活的故事，描写原本单纯的校园逐渐被一些复杂的社会风气渗透，学生由此产生不适应和痛苦的状况，定名为《通风的小屋》。他对老师说剧本来自一个小说，结果很多同学竟然看哭了，大获认可，被多次复排。
这次经历成了王全安决心改行的一个契机。1990年，王全安出演他为数不多的表演作品之一《北京你早》时，已经彻底打定主意干导演、写剧本。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王小帅、娄烨、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纷纷带着地下电影横空出世，被禁、解禁，热闹非凡。而王全安则闷着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编剧，练习剧作技法，写出的剧本被他自己称为习作。
“知道一辈子都要拍电影的时候就不那么着急了，”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就像一次很长的旅行。我得准备好整个行程上的能量、干粮，以至于能走得更远。”在西影厂期间，他只跟过一两次剧组，为的只是了解拍摄流程；他还放弃了几次做导演的机会，因为拍摄那些题材让他反而觉得离电影越来越远。
他就这样度过了近十年的职业积累期。就在写到自己的第13个剧本时，他在一个聚会上偶然碰到一个来自北京的投资人，并在其帮助下顺利拍出了处女作《月蚀》。拍完时已是2000年。
到现在为止，王全安只有六部电影问世。他正在筹拍的下一部电影依然不是那部计划了很久的《外滩》。“为了什么拍一个东西得想好，别把胃口弄坏了。”王全安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