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爱一个人，一定不可以用对方不会同意的方式去爱，否则与恨无异……人间许多悲剧，不是没有爱，而是爱得太专横，太霸道，爱得跟冤冤相报没有两样。人生苦短，何必如此苦苦折腾？”这是台湾作家亮轩在其自传《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说出的最为锥心沥血的话，也是一个在残缺家庭中艰难长大的智者，基于自身遭遇而写出的寄语和忠告。
　　亮轩本名马国光，1942年10月的一天出生于时为中华民国政府的“陪都”——重庆。在经历了将近一年寄居于上海南汇清凉寺的生活之后，他于1942年被父母携居台湾，旋因父母再次失和而从此母子暌隔数十年。他在书中痛苦地回忆说，早年在人世间遭遇的，是一个身心都曾“失落”的童年，尽管他所在的家庭，有父亲、姑丈和姑妈三个亲长，但在记忆中却从未享受过什么“慈爱”：
　　我庆幸没有让这个世界上我仅有的血亲长辈给打得屈服了，幸好心智一直健康无碍，天生的好学深思没有折损。我还是我，没有让他们打成他们要的什么样的孩子，多么庆幸我依然读我自己想要读的书，从来没有因为是个功课差、不列名（指学校通报家长用的《儿童手册》上三门功课不及格者——引用者注）又留级的学生而自卑自贱。我知道他们为了我好，但是却用了我无法接受的方式。我知道他们活着也不容易，但我从来没有同意过，这就可以成为打孩子的理由。
　　不论打我的是我的亲人还是老师，我至今痛恨体罚，痛恨暴力，痛恨任何人以暴力加诸无抵抗力者的行为。我之痛恨任何形式的蛮横专制，与痛恨体罚息息相关……我后来写了多年时评，对不公不义表现出非常的反感，此与自小受到“家暴”必然有关。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一生没有跟人打架的记录，起先是不敢打，我身体瘦弱，没有打架的本钱。后来，我总想证明，不用暴力，依然可以面对“问题”。（第五章《失落的童年》）
　　耐人寻味的是，《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当年在台湾问世的时候，本名《坏孩子》，也许这更符合作者写作本书的原意和初衷。全书17万字，分为《出生前后》《生死情缘》《重庆，北碚，合川》《嘉陵江到淡水河》《失落的童年》《逃啊逃》《别有天地》《异样人间》《此恨绵绵》九章，叙说了曲折的家世，破碎的家庭，分裂的社会所造就的令人唏嘘的童年人事，内涵量十分丰富。
　　虽说“人生许多的痛苦，是说不出，也不想说，恨不得忘记的……”（第五章《逃啊逃》），但物不得其平则鸣，却也是人世间的一个社会学铁律。也许正是在人生懵懂之际的“痛不欲生”和“乐不可支”，尤其是已拥有了人生阅历深度和知识理性高度的晚年，对童年的反思、时代的觉悟、亲长的感恩，才激发了作者写作该书的灵感。而作为一部旨在昭告来者的童年回忆录，作者感到那些被岁月风化、斑剥乃至残破了的往事，颇耐寻思，“让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大部分”。那么，被作者写录在书中的那“大部分”，是什么呢？
　　原来，任何一个人投胎有了生命，来到世上的最先依托，就是他所在的家庭。家人的经济水平、文化程度乃至彼此关系，在后天因素上影响并决定着孩子的性格，甚至决定了其人生的走向。当孩子有了记忆和观察，又进而上学启了蒙，就会在所处的社会和所过的时代中，逐渐建立自己的阅读力和思考力，并形成各自的个性。个性的形成，是一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是成人的标志，更是他弹奏百年人生乐章的拨指。但对于那个本名马国光，差一点被其母亲易名为“孙心南”，成人后自以“亮轩”闻名台湾文坛的作者来说，他的出生可谓既不幸而又有幸。
　　他回忆说，当年其父亲对他的期待只是“要好好读书”五个字。可事与愿违，几乎自打入北师附小一年级起，他就在学习上遭遇了一个及其严重的学习障碍：每当新学期将一大摞教科书抱回家通读一遍后，接下来，“那些书对我就再也没有吸引力，上课又很少听到有意思的事情，非常无趣，因此，凡是教科书空白处，都让我画得满满的漫画，跟很多一页页急翻过去就能看出来的卡通动画，这些都是我在所谓听课时的‘杰作’……我一辈子爱随手画画，应当跟不爱读教科书构成消长相因的对立关系”，“我不爱读教科书，尤其不爱读课文之后的许多也要背下来的注解跟练习。我无法接受历史课本里远远不如历史小说精彩的内容”，而只要不是学校老师指定我们在课堂读和课下背的书，却“无不读得津津有味”，于是，不断因读“私书”而被老师责罚，课业差到数度留级，“因为我是个手不释卷的坏学生。什么是‘坏学生’？考试差者也。”（第五章《失落的童年》）
　　作为学龄少儿，以“记问”为主要方式的“月考”“周考”中，成绩考不好就只有挨家人打。在一种名为自暴自弃的心理驱使下，作者从逃课到逃学，从撒谎到偷摸，终因父子矛盾不可调和而离家出走，辍学流浪。在这章文字中，作者写下了一个小花絮：当他听闻其姐姐说他“小的时候好可爱”时，不由得怦然心惊：“因为对自己常常挨打，我给自己的理由是我当年一定非常不可爱。”而当他步入成人社会后，“小不如意则小逃（如跟太太有意见，便躲入书房关上房门不言不语）；大不如意则大逃（如留书辞职或是干脆转身而去）……随时随地都可能生出逃意，也不见得有什么生死大事”（第五章《逃啊逃》），竟成为了其社会化生存的行为，可见其心灵受当日“家暴”伤害之深。
　　不过，千万不要认为作者命苦，错投到了一个门风浅薄的家庭。不是的。他的生父马廷英先生（1899—1979），是一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海洋地质和海洋生物学家，被誉为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他出生在辽宁金州三十里堡一个石雕工匠之家，从小就把书读得好。近20岁时，身为长子的他为了逃婚，瞒着家长考取了“满洲国”的留日官费资格，先后在位于仙台的高等师范、帝国大学留学，37岁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这是当年在日本获得理学博士的4个中国人之一，地质学学科的第一人。他后来在台湾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乃是国际闻名的著名地质学者。譬如他是1945年11月15日，与罗宗洛、陆志鸿等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大学的诸位“大员”之一；在东沙群岛海域做地质研究时，他顺便发现了沉落海底的明代瓷器，从物证上进一步证明了那片海域早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而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交给”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底有着丰富的石油蕴藏。
　　可是对于这样一位非凡的科学家的父亲，作者为其子40年，却因一个学校课业成绩的问题，“面对面少，话对话少，理解的少，表达的更少”，因为“书读不好，父亲的耐性就没有了，但我不会反抗，只有逃……然而，人生其实逃也逃不掉，最后依然承受了痛苦，一点都没有省略的痛苦。”那是在他的老父亲于贫病交加中因病弃世后，他才感觉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内心其实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父亲，“那个一辈子也没通世事的老教授”。（第九章《此恨绵绵》）
　　作者的生母孙彩苹女士，上海南汇人，从胡适做过校长的中国公学毕业后，成为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经人介绍而与马廷英结识，并结为夫妇，先后育有一女一子，此子即作者也。
　　最后，请允许我录下书中的两段情节，作为本文的结末。
　　话说1988年的春天，作者首次到北京探望母亲，并随后陪同她前往承德旅行。在离开首都复兴门家中的数天日子里，“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会随时地忍不住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没哭出来，四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80岁的母亲哭得好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她忍了好多年，在见到暌隔四五十年的亲生儿子之后，便一发地倾泻而出，哭到欲罢不能。”（第二章《生死情缘》）而作为儿子，当作者在一次闲谈中偶然说起自己儿时的“家暴”，八旬老母竟闻言声泪俱下：“我这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个不忍打我的长辈，只是缘分太浅，无由相聚罢了。”（第五章《失落的童年》）
　　观书至此，哪个读者能不黯然神伤，泪湿自己的眼眶？因此，与其说亮轩在《飘零一家》中，记录的是在那社会断裂年代从大陆内地到台湾孤岛的“父子残局”，还不如说是一个当年在父亲心目中被认为是“坏孩子”的马国亮，对自己忍受一生的童年苦遇所写的“歌哭录”——这对母子在海峡两岸同声相哭的，莫非是在一个颠颠倒倒的时代中，各自遭遇的无常命运和彼此乖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