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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批评沉闷乏力，大批文学批评家冲出文学领域而进入到视野无限“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成立两年以来所做的工作，其实是寂寞和后退的。他们在21世纪的今天竟然退回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三十年里，面对不再处于社会热点的那些作家和作品，这种举动冒了落后保守的危险，而落后保守是我们百年来最不能容忍的字眼和姿态了。
几乎没有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像现在的批评一样，在从事与文学距离甚远的社会景观批评时如此理直气壮。咖啡馆、超市、粉丝、网络等成为新的批评对象，批评家对文学的感情转移到了社会生活中，甚至简单来说是现代城市的中产阶级生活，它的惟一的合法性来自于西方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新时期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越来越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分公司，从营业执照到检疫证明都来自西方。我们的批评家很多时候所作的更像是一群星巴克的有着良好职业素养的招待，在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的诸多西方理论配方的指导下，调制味道正宗的西方理论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的大量拿中国文学作品佐证西方理论的文学研究论文，就是这一过程的最好说明和惟一成果。长期的西方理论训练的结果，并不是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了自己的理论动力和生产方式，而是我们的批评家终于倒了自己和读者的胃口，不得不断了配方奶，干脆就转移到文化研究里纵横驰骋——这个新的领域最适宜掩盖理论武器的陈旧式样和可疑来路。
在所有的移民大潮里，中国当代文学是那个被批评家遗忘和背弃的中式故乡，一个语言的艺术的故乡。最难以理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家几乎只能在咒骂中国当代文学时，才想起它来，似乎它惟一的罪过就是它还存活着，而它惟一的价值就是被中国的批评家谩骂，以表彰他们自己的高尚纯洁锋利。这样的当代文学批评在批评的伦理立场上是坠落的，当然，他们几乎总是能够在某种理论的蹦床上找到安全着陆的落脚点和再次批判的动力。
文学批评的泛化繁荣掩盖了文艺学本身的理论匮乏，在西方理论大宗进口了三十年之后，中国文艺学无法再把创造力问题归结为封闭和保守，中国当代文艺学创新乏力的根源在于批评实践严重缺乏。文学批评很多时候只是在重复已经准备好的西方理论、结论，而没有真正进入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文本的体验、发现、研究中。不是当代文学毫无价值和感染力，而是我们的批评家没有发现批评对象的价值，他甚至并不准备去理解文本，而只准备宣教和裁决文本。
晚清以来中国百余年的激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如果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和价值，那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警惕理论和理念的难以想象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进口来的理论和信念，而是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了解与研究，实践是治疗理论病的惟一途径和方法。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这个方面，毫不例外的属于中国百年来的激进主义进程中的产物，发热的头脑与身体分离，奔跑的路上失去了自己，也毫无例外的需要批评实践的纠偏和补课。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心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它的研究姿态是同情的、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冷酷的；不是批评家靠击杀批评对象来擦亮自己的名衔，而是文学批评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评价过程中，确立一种严肃的经典化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式，创立中国当代批评自己的理论领域、路径和话语。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实践是要证明，在理论之外，还有经验，在西方理论之外，还有中国当代文学自己的品质和话语特点，批评正应从新的文学经验和创造中汲取理论灵感和创生新的概念方法，形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自己的理论路径。
中国当代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纷繁复杂，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批评具有高度活力和创造力的来源，中国当代文学融汇的新的经验和特质，在平庸的批评视野下是平庸乏味的，只有在同情、犀利的批评视野之下才能被提升转化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正在实践的批评活动。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中，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确立了经典化的研究路径，其实质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责任的承担和批评的学术自觉建设，它着重于对文学文本的研究路径扫描，价值探寻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设，并以此既区别于一般的文学奖项的评选，比如茅盾奖和鲁迅文化奖等，也区别于过于依赖理论的学院批评，它是及物的文学批评，是立于当代文学文本的新的经验和方法之上的批评实践，也是对独立批评品格和理论创新能力的追求。
在批评路径的选取上，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已经推出了方方、李俊国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经验与原创——2012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与游戏——2012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即出），它们分别是从以下多条路径即“经验与原创”、“革命与游戏”、“边缘与颓废”、“故事与经典”，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这种批评实践，将探索和积累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这种研究方法和一般的文学史研究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从思潮、流派、风格、阶段等传统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塞进既定的现代文学史的框架里，进行分类和剪裁，而是最大限度地突出当代文学创作经验的个体性、差异性、原创性，从个案出发，通过对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个案研究，从活生生的文学经验里提炼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有价值、意义的概念、方法。这种研究方式因此是生成性、阐释性的，也是原创性的。只有在认真梳理提炼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一系列路径的基础上，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事实上，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中不乏这种典型对象的选取和研究，比如，30年代茅盾，40年代胡风的一系列作家论；当代学者钱理群对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作家专论，张新颖的张炜论，吴义勤的毕飞宇论、迟子建论，李俊国的方方论；以及陈思和、王晓明、汪政、丁帆、于可训、谢有顺、洪治纲、张柠、李敬泽等学者有关莫言、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等的作家论；都具有文学史的视野和学术的穿透性。但我们不能不指出，当代文学批评还从未自觉地系统地以中国话语建构和批评路径的寻找入手，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做出富于学术自觉的批评理路的整理研究。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这是一个具有学术挑战意义的，“吃重”的学术建设工程，却也是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真正需要启动和深入的一项系统工程。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追求的正是从时效性的、随感式的或捧杀或棒杀的文学批评，向深厚的学术研究的提升和深化。文学经典化研究是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路径、批评话语、价值意义的再批评再厘定，是拉开距离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价值的追问和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典化研究其实是知识谱系学意义上的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去蔽。为促进新的批评话语的生成，它必然要挑战既有的文学研究方式，正本清源地创建新的当代文学的认知理路和分析方法。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从时间上来说，是对传统经典概念的挑战。从传统理念上来说，人们总是回溯过去，认定过去遥远的某些文本才能为经为典。比如汉代儒家学者把春秋时期的《诗三百》奉为《诗经》；20世纪后半叶的人们把20世纪20年代的《尤利西斯》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但是在同时代的读者看来，无论是《诗三百》还是《尤利西斯》，都和经典毫无关系，前者是日常外交话语必备，后者则是淫秽粗俗的实验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本身就是张力极大，甚至是矛盾的一个词组，从传统的“经典只能由后人认定”的观念来看，当代的经典化研究就是对传统经典概念的冒犯和僭越。为什么要提出和实践这样一个文学经典化研究？这其中有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时间特征的一个观察和认定。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时间的同时性出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把西方社会从此岸/彼岸的神学时间，推进到了一个以个人高度流动性为特征的全球时间的统一性同时性中。西方文化在整个地球的扩张，并不仅仅是技术经济政治的扩张，而是全球时间的标准化统一化的形成。换句话说，全球的人都生活在一个时间标准计量系统里，而20世纪以来电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则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同时性，全球范围内的人和人、人和欲望、现实与想象、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的所有距离都在迅速缩短，甚至消失。现在，从中国武汉到美国西海岸，从伊斯坦布尔到南美亚马逊河流域，一个人可以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在一天内实现同时性存在，过上两个同一天；利用各种信息设备，一个人可以忽略任何距离障碍，在全球各地或者亲自现身，或者电话视频显现。时间的饱和程度还在无限地挖掘开发中，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时间充满了无限可能，几乎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想象，听见的同时可以看见，死去的可以复现，从来没有发生的可以感人至深，过去和未来同时多层次重叠分布在现实之中（《盗梦空间》）。人类早已告别了线性的单一的时间流逝方式，而当今中国社会则是全球时间同时性爆发的一个突出领域，中国当代30年的历史发展，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西方社会百年历史的压缩，在这样一个时间大爆炸的同时性时代，对文化文学经典的研究当然不可能回到静态的机械的线性的时间模式中。
但是，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经典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对经典化研究提出严苛要求的时代。时间的同时性消灭了空间距离；时间的加速度的解析取消了时间的特殊性差异性；没有任何时间是不可替代和难以挽回的，越来越破碎的高速的时间丧失了它的意义，它们只是让每个人疲于奔命的计量单位。我们对时间的“掌握”只留下了焦虑和疲惫，个人的主观的时间被溶解在了全球时间的各种规划方案中，时间的工具化从来没有向今天一样触目惊心。空间的缺席、时间的同时性带来了我们时代的经典问题。经典没有了它赖以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因为经典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如何在时间的高度同时性中确立当代文学的价值地位，或者说找到当代文学经典的历史性意义，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难点所在。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寻求现代的经典意义；在时间的同时性发展中扩展结构出特殊的历史性的经典文本；在抹平差异的全球化的文化氛围中寻找中国的批评话语；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的学术使命和目标。全球时间的统一标准带来的不是全球文化的共同发展繁荣，而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差异性的消失。换句话说，时间的同时性带来了新的不平等，西方文化的时间成为全球标准，中国的差异性的时间感受和特点受到忽视。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则是西方理论和批评话语成为主流的理论批评话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这一方面备受指责。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从这个方面来说，是对主流的西方批评话语的批评，是对中国批评话语的话语权的寻找、建构与追求。为了表现差异性，它必须同时面对两个维度，一是全球化语境中的西方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话语，一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在横向和纵向两条线索上找寻自己的经典研究路径，既要打破全球时间同时性所带来的西方批评话语的垄断，也要突破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批评对当代文学的挤压限制。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我们正在经历经典化过程，我们可以以主体的姿态挑选认定何谓经典。为什么？正如时间的同时性所保证的一样，个体及其体验成为当下时间的惟一服务对象，但同时，我们也要敏感地发现，这个主体的权力是虚假可疑的，背后有着知识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世界的操纵，对经典的认定和批评因此必须首先突出和批评它的知识的、意识形态的和西方的视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只有在对其知识谱系、意识形态背景和西方视野的批评中，才能形成真正的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
文学上、文化上的守成其实远远难以激进的破坏。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形成真正有效的积累也比不断推出新的主义要困难得多。但，破坏和宣言总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敬意。中国当代现代研究中心愿意在这个蔑视价值和意义的时代，从事一种当代文学价值的批评和建设，本身就是对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立场的重申：它不是趋时的、跟风的，也不是通俗的、大众的；相反，它寻求一种和时代风气、批评趋势的逆向交流，和流俗化相悖的经典化研究方向；它的学术意义必然不是一时，而是长久的、重要的。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几乎没有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像现在的批评一样，在从事与文学距离甚远的社会景观批评时如此理直气壮。咖啡馆、超市、粉丝、网络等成为新的批评对象，批评家对文学的感情转移到了社会生活中，甚至简单来说是现代城市的中产阶级生活，它的惟一的合法性来自于西方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新时期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越来越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分公司，从营业执照到检疫证明都来自西方。我们的批评家很多时候所作的更像是一群星巴克的有着良好职业素养的招待，在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的诸多西方理论配方的指导下，调制味道正宗的西方理论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的大量拿中国文学作品佐证西方理论的文学研究论文，就是这一过程的最好说明和惟一成果。长期的西方理论训练的结果，并不是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了自己的理论动力和生产方式，而是我们的批评家终于倒了自己和读者的胃口，不得不断了配方奶，干脆就转移到文化研究里纵横驰骋——这个新的领域最适宜掩盖理论武器的陈旧式样和可疑来路。
在所有的移民大潮里，中国当代文学是那个被批评家遗忘和背弃的中式故乡，一个语言的艺术的故乡。最难以理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家几乎只能在咒骂中国当代文学时，才想起它来，似乎它惟一的罪过就是它还存活着，而它惟一的价值就是被中国的批评家谩骂，以表彰他们自己的高尚纯洁锋利。这样的当代文学批评在批评的伦理立场上是坠落的，当然，他们几乎总是能够在某种理论的蹦床上找到安全着陆的落脚点和再次批判的动力。
文学批评的泛化繁荣掩盖了文艺学本身的理论匮乏，在西方理论大宗进口了三十年之后，中国文艺学无法再把创造力问题归结为封闭和保守，中国当代文艺学创新乏力的根源在于批评实践严重缺乏。文学批评很多时候只是在重复已经准备好的西方理论、结论，而没有真正进入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文本的体验、发现、研究中。不是当代文学毫无价值和感染力，而是我们的批评家没有发现批评对象的价值，他甚至并不准备去理解文本，而只准备宣教和裁决文本。
晚清以来中国百余年的激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如果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和价值，那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警惕理论和理念的难以想象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进口来的理论和信念，而是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了解与研究，实践是治疗理论病的惟一途径和方法。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这个方面，毫不例外的属于中国百年来的激进主义进程中的产物，发热的头脑与身体分离，奔跑的路上失去了自己，也毫无例外的需要批评实践的纠偏和补课。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心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它的研究姿态是同情的、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冷酷的；不是批评家靠击杀批评对象来擦亮自己的名衔，而是文学批评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评价过程中，确立一种严肃的经典化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式，创立中国当代批评自己的理论领域、路径和话语。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实践是要证明，在理论之外，还有经验，在西方理论之外，还有中国当代文学自己的品质和话语特点，批评正应从新的文学经验和创造中汲取理论灵感和创生新的概念方法，形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自己的理论路径。
中国当代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纷繁复杂，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批评具有高度活力和创造力的来源，中国当代文学融汇的新的经验和特质，在平庸的批评视野下是平庸乏味的，只有在同情、犀利的批评视野之下才能被提升转化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正在实践的批评活动。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中，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确立了经典化的研究路径，其实质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责任的承担和批评的学术自觉建设，它着重于对文学文本的研究路径扫描，价值探寻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设，并以此既区别于一般的文学奖项的评选，比如茅盾奖和鲁迅文化奖等，也区别于过于依赖理论的学院批评，它是及物的文学批评，是立于当代文学文本的新的经验和方法之上的批评实践，也是对独立批评品格和理论创新能力的追求。
在批评路径的选取上，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已经推出了方方、李俊国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经验与原创——2012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与游戏——2012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即出），它们分别是从以下多条路径即“经验与原创”、“革命与游戏”、“边缘与颓废”、“故事与经典”，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这种批评实践，将探索和积累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这种研究方法和一般的文学史研究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从思潮、流派、风格、阶段等传统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塞进既定的现代文学史的框架里，进行分类和剪裁，而是最大限度地突出当代文学创作经验的个体性、差异性、原创性，从个案出发，通过对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个案研究，从活生生的文学经验里提炼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有价值、意义的概念、方法。这种研究方式因此是生成性、阐释性的，也是原创性的。只有在认真梳理提炼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一系列路径的基础上，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事实上，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中不乏这种典型对象的选取和研究，比如，30年代茅盾，40年代胡风的一系列作家论；当代学者钱理群对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作家专论，张新颖的张炜论，吴义勤的毕飞宇论、迟子建论，李俊国的方方论；以及陈思和、王晓明、汪政、丁帆、于可训、谢有顺、洪治纲、张柠、李敬泽等学者有关莫言、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等的作家论；都具有文学史的视野和学术的穿透性。但我们不能不指出，当代文学批评还从未自觉地系统地以中国话语建构和批评路径的寻找入手，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做出富于学术自觉的批评理路的整理研究。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这是一个具有学术挑战意义的，“吃重”的学术建设工程，却也是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真正需要启动和深入的一项系统工程。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追求的正是从时效性的、随感式的或捧杀或棒杀的文学批评，向深厚的学术研究的提升和深化。文学经典化研究是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路径、批评话语、价值意义的再批评再厘定，是拉开距离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价值的追问和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典化研究其实是知识谱系学意义上的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去蔽。为促进新的批评话语的生成，它必然要挑战既有的文学研究方式，正本清源地创建新的当代文学的认知理路和分析方法。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从时间上来说，是对传统经典概念的挑战。从传统理念上来说，人们总是回溯过去，认定过去遥远的某些文本才能为经为典。比如汉代儒家学者把春秋时期的《诗三百》奉为《诗经》；20世纪后半叶的人们把20世纪20年代的《尤利西斯》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但是在同时代的读者看来，无论是《诗三百》还是《尤利西斯》，都和经典毫无关系，前者是日常外交话语必备，后者则是淫秽粗俗的实验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本身就是张力极大，甚至是矛盾的一个词组，从传统的“经典只能由后人认定”的观念来看，当代的经典化研究就是对传统经典概念的冒犯和僭越。为什么要提出和实践这样一个文学经典化研究？这其中有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时间特征的一个观察和认定。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时间的同时性出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把西方社会从此岸/彼岸的神学时间，推进到了一个以个人高度流动性为特征的全球时间的统一性同时性中。西方文化在整个地球的扩张，并不仅仅是技术经济政治的扩张，而是全球时间的标准化统一化的形成。换句话说，全球的人都生活在一个时间标准计量系统里，而20世纪以来电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则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同时性，全球范围内的人和人、人和欲望、现实与想象、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的所有距离都在迅速缩短，甚至消失。现在，从中国武汉到美国西海岸，从伊斯坦布尔到南美亚马逊河流域，一个人可以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在一天内实现同时性存在，过上两个同一天；利用各种信息设备，一个人可以忽略任何距离障碍，在全球各地或者亲自现身，或者电话视频显现。时间的饱和程度还在无限地挖掘开发中，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时间充满了无限可能，几乎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想象，听见的同时可以看见，死去的可以复现，从来没有发生的可以感人至深，过去和未来同时多层次重叠分布在现实之中（《盗梦空间》）。人类早已告别了线性的单一的时间流逝方式，而当今中国社会则是全球时间同时性爆发的一个突出领域，中国当代30年的历史发展，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西方社会百年历史的压缩，在这样一个时间大爆炸的同时性时代，对文化文学经典的研究当然不可能回到静态的机械的线性的时间模式中。
但是，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经典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对经典化研究提出严苛要求的时代。时间的同时性消灭了空间距离；时间的加速度的解析取消了时间的特殊性差异性；没有任何时间是不可替代和难以挽回的，越来越破碎的高速的时间丧失了它的意义，它们只是让每个人疲于奔命的计量单位。我们对时间的“掌握”只留下了焦虑和疲惫，个人的主观的时间被溶解在了全球时间的各种规划方案中，时间的工具化从来没有向今天一样触目惊心。空间的缺席、时间的同时性带来了我们时代的经典问题。经典没有了它赖以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因为经典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如何在时间的高度同时性中确立当代文学的价值地位，或者说找到当代文学经典的历史性意义，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难点所在。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寻求现代的经典意义；在时间的同时性发展中扩展结构出特殊的历史性的经典文本；在抹平差异的全球化的文化氛围中寻找中国的批评话语；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的学术使命和目标。全球时间的统一标准带来的不是全球文化的共同发展繁荣，而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差异性的消失。换句话说，时间的同时性带来了新的不平等，西方文化的时间成为全球标准，中国的差异性的时间感受和特点受到忽视。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则是西方理论和批评话语成为主流的理论批评话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这一方面备受指责。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从这个方面来说，是对主流的西方批评话语的批评，是对中国批评话语的话语权的寻找、建构与追求。为了表现差异性，它必须同时面对两个维度，一是全球化语境中的西方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话语，一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在横向和纵向两条线索上找寻自己的经典研究路径，既要打破全球时间同时性所带来的西方批评话语的垄断，也要突破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批评对当代文学的挤压限制。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我们正在经历经典化过程，我们可以以主体的姿态挑选认定何谓经典。为什么？正如时间的同时性所保证的一样，个体及其体验成为当下时间的惟一服务对象，但同时，我们也要敏感地发现，这个主体的权力是虚假可疑的，背后有着知识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世界的操纵，对经典的认定和批评因此必须首先突出和批评它的知识的、意识形态的和西方的视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只有在对其知识谱系、意识形态背景和西方视野的批评中，才能形成真正的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
文学上、文化上的守成其实远远难以激进的破坏。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形成真正有效的积累也比不断推出新的主义要困难得多。但，破坏和宣言总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敬意。中国当代现代研究中心愿意在这个蔑视价值和意义的时代，从事一种当代文学价值的批评和建设，本身就是对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立场的重申：它不是趋时的、跟风的，也不是通俗的、大众的；相反，它寻求一种和时代风气、批评趋势的逆向交流，和流俗化相悖的经典化研究方向；它的学术意义必然不是一时，而是长久的、重要的。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