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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我问题既是哲学探究的永恒之谜，又是现代性语境之中最为根本的显题之一。马克思将自我置于“社会—个人”的二维关系框架中予以探讨，在他看来，个体自我始终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自我与生俱来地栖居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之中。真实的生活世界为自我建构并确证其自身提供了可能性场域，而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则成为自我实现其本真性理想的现实途径。马克思对个体自我的解读与构建，为其破除近代以来“实体化自我”提供了理论基点。
关键词：社会；自我；实践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00-00
马克思将自我看作是社会的、公共的，主张自我应当通过实践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并确证自身。他所理解的自我，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自我，处身于种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是生活世界中的现实自我而不是形而上意义的抽象自我；是通过交往实践与他人共在于世的超越自我而非孑然一身的孤立自我。
一、类—社会的嬗变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自我这一概念并非直接出场，而是在类概念及社会概念的框架下提出来的。因此，要探究马克思的自我观，必须首先考察其类概念与社会概念。早期马克思从宏观叙事的角度，以“类”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所言的“类”，源自于费尔巴哈的启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种印记非常明显，他曾把费尔巴哈当作自己的哲学导师加以崇敬，但马克思并没有沿着费的思路走下去，反而一步步远离了他。他在扬弃了费尔巴哈式共同性的、抽象的“类”概念和“社会”概念后，达到现实的、具体的人类概念和社会概念。理论成熟期的马克思将“社会”理解为源于物质生产的具体的历史范畴。个人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生产物品同时，也生产着彼此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1]（P487）。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是丰富的、多维度的。
首先，社会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P487）。它并不代表一种高于个人的共同体，将其实体化地抽象显然是对这一概念的误读。它不是一个预设的“至善”目标，也不是剥夺个体自由选择和行为方式的“道德理想国”，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物质生产肥沃土壤中现实的“社会生活”。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就曾对凌驾于现实个人之上的虚幻“共同体”予以批判，“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P63）针对这种虚假共同体，马克思设想了一个由自由个人的活动联合而成的真正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个体都意识到他自身活动的可能性，并根据共同体的共同期望与目标认识到彼此相互关联并促进彼此个性的提升。
其次，社会意指人们的生活共同体与关系共同体。马克思并未将个体与社会割裂开来，他认为，不存在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社会不是一个抽象存在物，而是个体间交往互动的产物，脱离个体的“社会生活”同样也是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P477）。一方面，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方式部分地生产着社会，社会由有生命的个人组成；另一方面，在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个人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制约，个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关系交织而成的动态力量，维系并创造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4]（P221）社会概念蕴含着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实体性存在。
再次，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体现着双重理论旨趣之间的持续张力。一是，社会概念蕴含着强烈的实践性与历史性。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只有从社会实践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并重建社会生活，实践为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概念的历史性维度，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终极追求之上，他认为不存在亘古不变的社会，更不存在永世长存的社会理想图景。他还对资本主义体制予以深刻反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看到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指出它必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二是，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还包含着批判的现实性与理想的超越性双重向度。马克思直面资本主义社会感性的、经验的、多样化的特定现实，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模式背后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刻批判。工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链中有意识的肢体，其活动只是使机器运转。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同机器一起被慢慢耗尽乃至终被毁灭、抛弃；同时，这一概念又蕴含着理想的、超越的、对整个人类生命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
二、生活世界中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
虽然马克思运思的质点在于整个人类，而非个人，其理论探索的重点也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马克思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依然体现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身上。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本质力量的确证与自我认同，无法离开他人对自我的指认。“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5]（P90）。
如同社会概念一样，马克思也认识到个人概念的多维面相，将个人寓于历史的、变动的自然之中；同时他又是处于一定历史时代、社会制度、文化系统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个体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既是给定的，又是自己创造的。越往前追溯历史，人就越缺乏自主性和能动性，依赖性也就越强。独立的现代个人的观点，肇始于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现代性以降。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和思想意识等诸多方面，构成现实的具体个人生存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规定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现实本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个人的发展水平和方向。 第一，现实个人具有自然、社会、精神三重属性，这些属性并非是抽象的，而是基于人的现实活动。在人的劳动和物质生产中，发展着的人与自然、社会共同变化。第二，需要是现实个人进行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持续动力。“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P79）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决定人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第三，实践是现实个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是理解现实人之为人的一把钥匙，也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性标志。正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成为社会中的主体性存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P67～68）第四，实践是在人与人交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总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将其本质对象化到劳动产品中，如果他所生产的劳动产品满足了他人的本质需要，那么，他就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双方面肯定，即我对自身和他人对我的双重肯定。“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7]（P86）具体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承担的社会角色不同，决定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总和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现实的个人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脱离社会的个体和脱离个体的社会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抽象。
由此，马克思认为个体不可能满足于孤立状态中的自我满足和孤芳自赏。任何个体生命既蕴含着内在的本质力量，也需要借以特定的外在形式使之绽放。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只体现在自我成为“为我的存在”，每个人还都渴望成为一种“为他的存在”。一方面，“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7]（P80）。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它并非形而上的理性王国，而是与我们的经验、欲望、情感、信念等相联系的、丰富多样的创造活动之总和。现实的生活世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个人总是生于斯长于斯。人总是以其为坐标，确定自己的身份、角色与位置。另一方面，自我认同又是一个涉及个人自身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记忆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他者的承诺，即认同者与被认同者之间持续的互动。查尔斯·泰勒认为，有一些重要他人的贡献，如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将会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延续。“有些人的影响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的，他们的爱和关切在生命之初就造就了我们。”[8]（P297）
三、积极实践，共在于世
关于自我的问题，关于自我认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到现实的、可靠的切入点，否则很可能会陷入人的抽象性理论不能自拔，最终走向谬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切入处即是人的生活世界，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最真实的处境即是直接地生存于生活世界中，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直接地感知身外的世界，实现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直接的现实交往，个人由此获得认同与确证， “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9]（P110），这里的“外化生活”即通过对象性活动存在于世，拥有自我确证和认同的最真实、最幸福的现实生活。
马克思将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对象化活动相关联，对象化活动成为自我认同实现的现实途径。“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9]（P59）。一方面，交往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认同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它生成于人们的交往实践过程中，同时，交往活动也需要基于人们彼此认同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利展开和持续。另一方面，人们的交往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中，合作必不可少。合作是以承认不同独立主体的身份、地位、利益、价值观等差异性为前提，不同的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认同则是在宽容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尽量追求一致的利益和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认同他者的存在是不同主体间合作的前提。
每个人的现实处境即是于生活世界之中进行交往，因此，人与人的交往不可避免。“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0]（P99）“社会”中“我”与周围的你、他密切牵系着，以一种共在的方式于社会整体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只有在这种现实交往中，自我认同的产生才是必然的、现实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P108）。这两点都表明真实的“生活世界”这一范畴隐喻着社会中人们的共在状态。“我的日常生活世界绝不是我个人的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是一个我与我的同伴共享的世界，是一个也由其他他人经验和解释的世界，简而言之，它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共同的世界。”[11]（P409）
认同本身蕴含着社会关系，是一种关系性存在。马克思将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对象性活动相关联，是他的一大创见。这一点乃是源自黑格尔的启发，马克思将对象化活动看作实现认同的直接方式和主导形式。对于你而言，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认识和感觉到我是你的本质的补充，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我自身而言，“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10]（P37），这才是马克思心目中真正的自我认同。然而，马克思同样意识到这种状态并非易于实现。现实状况总是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仅仅成为人们谋生和牟利的手段，生产性劳动的彻底异化，导致自我认同的异化，即认同危机的产生。现实生活中，“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像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10]（P34），人被物化了。 可以说，自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膨胀，自我的实体化倾向愈演愈烈，其认识论根源实质是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恶果。由于主客二分，认识主体被作为认识对象，主体成为可以独立自存的实体。那么，如何超越这种“实体化自我”呢？自我超越可以沿两个向度延伸，一是形而上的，即把实体进一步抽象化，将个别的自我抽象为具有更高普遍性、共性的自我，用这个具有高度同一性和普遍性之我统领狭隘、片面的个我，实则是用大我取抹杀小我；二是形而下的，即从现实生活世界的个我出发，打破自我封闭的界限，敞开自我，以开放姿态直面世界，使得自我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联结为一个和谐整体，实现一种共存共荣的状态。由此，获得尘世生活世界中的普遍关联—共在于世。“共在”表明了社会中的个体在彼此差异（性别、民族、国家、种族等）的基础上，以共同的实践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样态，通过相互联结的社会关系网络，真实地共存于同一世界中。然而，上述状态只是应然，而非实然。个体唯有抛弃自我中心性、主客二分的标准，以敞开的姿态直面生活世界本身，才有可能达成这种真正的共在。
然而在现实之中，我们总是对陌生他者保持一定的防备和疏离，因为他者在本质上是非我的存在，“我”和“你”、“他”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完全统一，现实的共在状态往往是现象的、表面的、机械的个体并列，而不是本质的、深层的、圆融的共在。我们深信，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尺度。因此，个体在追求认同时不可避免地具有自我中心的色彩，无论是在认同标准或定位上，都具有一种先验的为我性，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不可避免地为我而存在。
如何超越自我的这一现实命运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应采取主客二分的态度，把他者仅仅视为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和工具，追求自我认同的实现绝不能以牺牲或贬损他人的价值和意义为代价。只有当否定自我的中心性，意识到为他的同时才能真正为我时，为我才具备真正的现实可能。自我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每个自我都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每个自我都以自己为目的，同时，又与他者互为目的，自我的共属性是自属性与他属性的统一。如果世界上仅只剩下我一人，就无所谓自我了。
每个个体都具有两重性，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一方面，我就是我，我不同于他人，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与他人同属于共同的生活世界，我与他人地位平等。当每个个体都能够以复归于人类整体的积极开放心态，将“你”、“他”视为与我不同但却统一于“社会”层面的同类者时，才能使每个自我成为本质上与“社会”这个大我共在的小我，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的、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P120）。即唯有在我—你—他三参一体的生活世界中，才能使个体全方位地绽放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才能使人类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文明。
结语
现代人类实践表明，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突破传统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全人类范围内展开积极的普遍的交往实践。理性启蒙以来，个体自我不断地要求独立、自主、尊严。在交往实践活动中，随着主体性不断地扩张，每个“小我”之间必然会产生竞争与冲突，简单地把他者还原为另一个自我是不可行的，因为他者有一定的异质性，与我不同。唯有经过个体自我之间、族群之间、民族国家之间长期的普遍交往实践才能彼此沟通、了解、信任，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陌生感与异己感。学会与他者相处，并且尊重与包容他者或许是解决以上诸多冲突的可能性出路。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A]，董之林，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德]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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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自我；实践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00-00
马克思将自我看作是社会的、公共的，主张自我应当通过实践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并确证自身。他所理解的自我，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自我，处身于种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是生活世界中的现实自我而不是形而上意义的抽象自我；是通过交往实践与他人共在于世的超越自我而非孑然一身的孤立自我。
一、类—社会的嬗变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自我这一概念并非直接出场，而是在类概念及社会概念的框架下提出来的。因此，要探究马克思的自我观，必须首先考察其类概念与社会概念。早期马克思从宏观叙事的角度，以“类”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所言的“类”，源自于费尔巴哈的启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种印记非常明显，他曾把费尔巴哈当作自己的哲学导师加以崇敬，但马克思并没有沿着费的思路走下去，反而一步步远离了他。他在扬弃了费尔巴哈式共同性的、抽象的“类”概念和“社会”概念后，达到现实的、具体的人类概念和社会概念。理论成熟期的马克思将“社会”理解为源于物质生产的具体的历史范畴。个人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生产物品同时，也生产着彼此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1]（P487）。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是丰富的、多维度的。
首先，社会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P487）。它并不代表一种高于个人的共同体，将其实体化地抽象显然是对这一概念的误读。它不是一个预设的“至善”目标，也不是剥夺个体自由选择和行为方式的“道德理想国”，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物质生产肥沃土壤中现实的“社会生活”。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就曾对凌驾于现实个人之上的虚幻“共同体”予以批判，“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P63）针对这种虚假共同体，马克思设想了一个由自由个人的活动联合而成的真正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个体都意识到他自身活动的可能性，并根据共同体的共同期望与目标认识到彼此相互关联并促进彼此个性的提升。
其次，社会意指人们的生活共同体与关系共同体。马克思并未将个体与社会割裂开来，他认为，不存在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社会不是一个抽象存在物，而是个体间交往互动的产物，脱离个体的“社会生活”同样也是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P477）。一方面，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方式部分地生产着社会，社会由有生命的个人组成；另一方面，在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个人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制约，个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关系交织而成的动态力量，维系并创造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4]（P221）社会概念蕴含着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实体性存在。
再次，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体现着双重理论旨趣之间的持续张力。一是，社会概念蕴含着强烈的实践性与历史性。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只有从社会实践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并重建社会生活，实践为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概念的历史性维度，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终极追求之上，他认为不存在亘古不变的社会，更不存在永世长存的社会理想图景。他还对资本主义体制予以深刻反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看到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指出它必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二是，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还包含着批判的现实性与理想的超越性双重向度。马克思直面资本主义社会感性的、经验的、多样化的特定现实，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模式背后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刻批判。工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链中有意识的肢体，其活动只是使机器运转。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同机器一起被慢慢耗尽乃至终被毁灭、抛弃；同时，这一概念又蕴含着理想的、超越的、对整个人类生命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
二、生活世界中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
虽然马克思运思的质点在于整个人类，而非个人，其理论探索的重点也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马克思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依然体现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身上。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本质力量的确证与自我认同，无法离开他人对自我的指认。“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5]（P90）。
如同社会概念一样，马克思也认识到个人概念的多维面相，将个人寓于历史的、变动的自然之中；同时他又是处于一定历史时代、社会制度、文化系统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个体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既是给定的，又是自己创造的。越往前追溯历史，人就越缺乏自主性和能动性，依赖性也就越强。独立的现代个人的观点，肇始于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现代性以降。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和思想意识等诸多方面，构成现实的具体个人生存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规定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现实本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个人的发展水平和方向。 第一，现实个人具有自然、社会、精神三重属性，这些属性并非是抽象的，而是基于人的现实活动。在人的劳动和物质生产中，发展着的人与自然、社会共同变化。第二，需要是现实个人进行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持续动力。“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P79）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决定人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第三，实践是现实个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是理解现实人之为人的一把钥匙，也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性标志。正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成为社会中的主体性存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P67～68）第四，实践是在人与人交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总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将其本质对象化到劳动产品中，如果他所生产的劳动产品满足了他人的本质需要，那么，他就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双方面肯定，即我对自身和他人对我的双重肯定。“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7]（P86）具体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承担的社会角色不同，决定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总和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现实的个人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脱离社会的个体和脱离个体的社会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抽象。
由此，马克思认为个体不可能满足于孤立状态中的自我满足和孤芳自赏。任何个体生命既蕴含着内在的本质力量，也需要借以特定的外在形式使之绽放。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只体现在自我成为“为我的存在”，每个人还都渴望成为一种“为他的存在”。一方面，“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7]（P80）。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它并非形而上的理性王国，而是与我们的经验、欲望、情感、信念等相联系的、丰富多样的创造活动之总和。现实的生活世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个人总是生于斯长于斯。人总是以其为坐标，确定自己的身份、角色与位置。另一方面，自我认同又是一个涉及个人自身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记忆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他者的承诺，即认同者与被认同者之间持续的互动。查尔斯·泰勒认为，有一些重要他人的贡献，如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将会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延续。“有些人的影响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的，他们的爱和关切在生命之初就造就了我们。”[8]（P297）
三、积极实践，共在于世
关于自我的问题，关于自我认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到现实的、可靠的切入点，否则很可能会陷入人的抽象性理论不能自拔，最终走向谬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切入处即是人的生活世界，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最真实的处境即是直接地生存于生活世界中，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直接地感知身外的世界，实现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直接的现实交往，个人由此获得认同与确证， “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9]（P110），这里的“外化生活”即通过对象性活动存在于世，拥有自我确证和认同的最真实、最幸福的现实生活。
马克思将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对象化活动相关联，对象化活动成为自我认同实现的现实途径。“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9]（P59）。一方面，交往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认同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它生成于人们的交往实践过程中，同时，交往活动也需要基于人们彼此认同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利展开和持续。另一方面，人们的交往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中，合作必不可少。合作是以承认不同独立主体的身份、地位、利益、价值观等差异性为前提，不同的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认同则是在宽容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尽量追求一致的利益和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认同他者的存在是不同主体间合作的前提。
每个人的现实处境即是于生活世界之中进行交往，因此，人与人的交往不可避免。“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0]（P99）“社会”中“我”与周围的你、他密切牵系着，以一种共在的方式于社会整体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只有在这种现实交往中，自我认同的产生才是必然的、现实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P108）。这两点都表明真实的“生活世界”这一范畴隐喻着社会中人们的共在状态。“我的日常生活世界绝不是我个人的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是一个我与我的同伴共享的世界，是一个也由其他他人经验和解释的世界，简而言之，它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共同的世界。”[11]（P409）
认同本身蕴含着社会关系，是一种关系性存在。马克思将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对象性活动相关联，是他的一大创见。这一点乃是源自黑格尔的启发，马克思将对象化活动看作实现认同的直接方式和主导形式。对于你而言，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认识和感觉到我是你的本质的补充，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我自身而言，“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10]（P37），这才是马克思心目中真正的自我认同。然而，马克思同样意识到这种状态并非易于实现。现实状况总是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仅仅成为人们谋生和牟利的手段，生产性劳动的彻底异化，导致自我认同的异化，即认同危机的产生。现实生活中，“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像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10]（P34），人被物化了。 可以说，自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膨胀，自我的实体化倾向愈演愈烈，其认识论根源实质是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恶果。由于主客二分，认识主体被作为认识对象，主体成为可以独立自存的实体。那么，如何超越这种“实体化自我”呢？自我超越可以沿两个向度延伸，一是形而上的，即把实体进一步抽象化，将个别的自我抽象为具有更高普遍性、共性的自我，用这个具有高度同一性和普遍性之我统领狭隘、片面的个我，实则是用大我取抹杀小我；二是形而下的，即从现实生活世界的个我出发，打破自我封闭的界限，敞开自我，以开放姿态直面世界，使得自我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联结为一个和谐整体，实现一种共存共荣的状态。由此，获得尘世生活世界中的普遍关联—共在于世。“共在”表明了社会中的个体在彼此差异（性别、民族、国家、种族等）的基础上，以共同的实践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样态，通过相互联结的社会关系网络，真实地共存于同一世界中。然而，上述状态只是应然，而非实然。个体唯有抛弃自我中心性、主客二分的标准，以敞开的姿态直面生活世界本身，才有可能达成这种真正的共在。
然而在现实之中，我们总是对陌生他者保持一定的防备和疏离，因为他者在本质上是非我的存在，“我”和“你”、“他”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完全统一，现实的共在状态往往是现象的、表面的、机械的个体并列，而不是本质的、深层的、圆融的共在。我们深信，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尺度。因此，个体在追求认同时不可避免地具有自我中心的色彩，无论是在认同标准或定位上，都具有一种先验的为我性，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不可避免地为我而存在。
如何超越自我的这一现实命运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应采取主客二分的态度，把他者仅仅视为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和工具，追求自我认同的实现绝不能以牺牲或贬损他人的价值和意义为代价。只有当否定自我的中心性，意识到为他的同时才能真正为我时，为我才具备真正的现实可能。自我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每个自我都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每个自我都以自己为目的，同时，又与他者互为目的，自我的共属性是自属性与他属性的统一。如果世界上仅只剩下我一人，就无所谓自我了。
每个个体都具有两重性，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一方面，我就是我，我不同于他人，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与他人同属于共同的生活世界，我与他人地位平等。当每个个体都能够以复归于人类整体的积极开放心态，将“你”、“他”视为与我不同但却统一于“社会”层面的同类者时，才能使每个自我成为本质上与“社会”这个大我共在的小我，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的、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P120）。即唯有在我—你—他三参一体的生活世界中，才能使个体全方位地绽放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才能使人类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文明。
结语
现代人类实践表明，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突破传统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全人类范围内展开积极的普遍的交往实践。理性启蒙以来，个体自我不断地要求独立、自主、尊严。在交往实践活动中，随着主体性不断地扩张，每个“小我”之间必然会产生竞争与冲突，简单地把他者还原为另一个自我是不可行的，因为他者有一定的异质性，与我不同。唯有经过个体自我之间、族群之间、民族国家之间长期的普遍交往实践才能彼此沟通、了解、信任，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陌生感与异己感。学会与他者相处，并且尊重与包容他者或许是解决以上诸多冲突的可能性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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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A]，董之林，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德]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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