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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窟，一碗面，一本书”是甘肃人津津乐道的三张名片。丝绸之路繁盛时期，矗立于河西走廊西端交通要塞的莫高窟；百余年前“土旷人稀疾苦甲于天下”时那碗热气腾腾带给苦旅寒人以温暖的牛肉面；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心灵期待甘霖之时送人一缕清香的《读者》。每一张名片上都镌刻着历史。
1981年，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的宋平在离别甘肃时发表讲话，希望甘肃的同志能坚持和发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积极工作，艰苦奋斗，把甘肃的工作搞好。2007年4月，在甘肃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原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甘肃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发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历经近30年，从提出到践行至明确，无一不映照着陇人的品格。
而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同样在1981年，《读者》诞生于一个简陋的编辑室。2006年，它已然是一份月发行量上千万的“亚洲第一大刊”。2011年4月，《读者》创刊三十周年之际，刘云山欣然赋诗祝贺：“扎根陇原黄土地，常念万千读者情。根深叶茂一棵树，秀木葱茏已成林。”
30年前的一株幼苗，30年后已蔚然成林。回望《读者》发展壮大的步伐，离不开其灵魂人物——彭长城一生心血的付出。
一本杂志，一群人
“再过一个月，我在《读者》杂志就整整30年了。”彭长城手持一本繁体书，坐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个茶馆中，闹中取静，古意盎然。彼时，他刚刚结束一个出版界的会议。除去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头衔，他还是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央视“感动中国”推选委员……
在他身上最重要的烙印，当然还是《读者》。
“我喜欢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这句话。”彭长城翻开他为纪念《读者》三十周年出版的书：《让<读者>御风而行》，找出其中一个段落，用略有磁性的声音朗诵着：“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在彭长城的眼中，《读者》就是这样一棵植物。她播种于西北边陲，在这里发芽，长大，并蔚然成林，汇成缕缕书香，传送到祖国大地，以及所有有汉字的地方。
《读者》最初的诞生，是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之际。1980年秋，两个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胡亚权和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郑元绪，受命办一本期刊杂志。几经商榷，两个理工科毕业生最终决定在经济欠发达、原创水平弱、信息不够灵的甘肃，办一本文学类的综合文摘杂志。
大半年的筹备，至1981年4月，一本48页，定价3角，名为《读者文摘》的杂志问世，首期印数3万。赵朴初为其题写了刊名。两位创办人当时并不知道，这本杂志将成为影响中国几代人的心灵读本。
1982年元月，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彭长城分配至甘肃人民出版社期刊编辑室。这位安静、内敛的年轻人当时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与郑元畅、胡亚权一样，成为《读者》的灵魂人物。
命运的一个小小拐弯，就会将人生驶向另一个方向。在杂志社待了一阵子后，兰州大学要成立一个敦煌学研究所，向他发出了邀请。父亲在兰大上学，教课，传道授业，从小在兰大校园长大的彭长城，很容易便倾向于选择校园研究的工作，他向编辑部递交了一个报告，表示愿意回到兰大。
总编辑曹克己挽留，创始人郑元绪力劝……他最终留了下来，这段日子，是他回顾《读者》职业生涯中惟一愿意提及的“苦”。不知如何选择的迷茫，对未来的不确定，患得患失忐忑的心，每个年轻人都曾经遭遇过。彭长城也不例外。
“除了感谢以上人的挽留，还有一个人真的要说一声谢谢。”彭长城认真地翻着书，找到他与一个人的合影：“这是期刊编辑室主任张力，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他说：工作的小环境也很重要啊！”
编辑部融洽的工作氛围，最终在彭长城选择的砝码上加了重量，他选择留下。
陇人不怕吃苦。他从助理编辑做起，一开始做的不过是拆读者来信等之类的琐事。办公环境其实很简陋，人少，几个编辑忙得没白天没黑夜。每天要看的图书期刊，摞起来有一米高，白天看不完，下班回家还要背回去几捆。
那时基本上没有计算机，更谈不上无纸化办公。有时，遇到办公室漏雨，第一天晚上编好的稿子放在桌子上，夜里下了雨，第二天，蓝墨水一片。
但待在编辑室，还是开心。自第一本杂志起，《读者》的性格就已经大致确定：文章要耐读，坚持真善美；不说教，不说假话空话套话；揭示社会问题讲究不显山露水、但要有精到见解和前瞻性……
这样的杂志，在贾平凹眼中，“是30年代的，戴了眼镜，夹了书本走过街头的女大学生，这么好的气质，实在不容易……”
读者的荐稿信、交流信、分享信雪花般地飞过来。有一个初二的小女孩曾经怯怯地给《读者》写信，在信中，她把《读者》称为“你”，说“感谢你当我的朋友”。那时她沉默寡言，现在，她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记者，很多人愿意在她的节目中“看见”中国。她就是柴静。
“这份全是短小的、抒情的，可以称为美文的杂志，不是要迎合企图去征服，而是随风潜入夜般的甘露。恰是这样的东西长长久久地畅销了。”一点也不意外地，《读者》发行量节节攀升：从最初创刊的三万册，到百万册，四百万册，六百万册，九百万册，再至一千万册。即便是现在电子媒体，网络读物充斥，传统媒体饱受挤压的境遇下，《读者》依旧固守国内第一，发行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期刊。
即便是1993年，经历痛苦的改名风波，由《读者文摘》到《读者》，也并未影响到读者的喜爱。
“《读者》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一是一贯坚持了真善美的办刊准则。一本刊物就像一棵大树，枝叶可能会变，但根基不能变，主干不能变。”彭长城说：“另外，我觉得是深层次的文化关怀，对这本杂志来讲，它的文章，跟人有实实在在的联系，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关注人自身素养的提高，关注人感情的释放，有很深刻的人文关怀。”
读者的办刊宗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到九十年代“选择《读者》，就是选择了优秀的文化”，再至二十一世纪的“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每一个发刊词的改变，既蕴含着《读者》求变的诉求，更昭示着《读者》内容的深入。《读者》一直在成长。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进入杂志社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为《读者》这艘舰船的领航人。其间温润的成长，改革的阵痛，更名的风波，《读者》的每一个脚印的深与浅，每一个决断背后的踌躇，没有人比他体味更深。
“很多人也会有疑问，在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西部甘肃，为何会生长出《读者》这朵奇葩？”彭长城自问自答：“其实，从《读者》诞生之日起，它就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另外，甘肃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文化底蕴也深厚。这些都是《读者》适合生长的土壤。”还有一个原因是，《读者》有一群爱它呵护它成就它的人，这群人沉静、执著、不浮躁。
也有很多橄榄枝抛向过彭长城，他都拒绝了：“这么多年了，做好《读者》成了像睡觉吃饭一样的正经事，我总觉得，《读者》还有潜力可以挖掘，《读者》品牌的影响力还可以更大，我们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读者》经久不衰三十年，社会上也有人在讨论‘读者现象’‘读者文化’，我也希望有人能以《读者》为课题，深入做一下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这是他的心愿。
一本书，一种精神
曾经，彭长城做编辑时，编发过一篇稿子《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这篇文章彭长城很喜欢，他的一生，也是这篇文章的最好写照。
从助理编辑，至编辑，再至编辑部副主任，主编，编委会主任，至现在集团化经营的总经理，彭长城在《读者》历经了一个传媒人所有的职业生涯进化。
“总体而言，《读者》的路还是走得比较顺的。”彭长城喜欢说令人高兴的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有几件令他高兴的事情——
一是“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与美国《读者文摘》杂志董事长唐瑞德进行了卫星电视对话，“从九十年代版权之争，到现在的平等对话，并令对方连连赞叹，《读者》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对手的尊敬。”
一是2005年《读者》原创版正式发行时。《读者》原本有一个栏目是“原创精品”，后来以此衍生出一本刊物，如同新生儿诞出。
一是2006年《读者》发行量破千万时……
在编辑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全心扑在《读者》上的人。有好几次，因为工作过度劳累，他眼球充血。医生嘱咐他多休息，他滴几滴眼药水，便又伏案工作了。袁编辑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与彭长城一同出差，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半夜醒来，看到彭在阳台上踱步，他还在想着第二天如何与印刷厂谈价……
每个变革也都如履薄冰，在1994年以前，《读者》杂志是不刊登广告的。彭长城主管经营后，提出要在杂志上刊登广告。这在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反对的声音和赞同的声音同样强烈。反对的人认为广告会损坏《读者》的文化品位。也有人担心，《读者》的读者不会接受广告。彭长城坚持，他认为，广告是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广告可以维持杂志的低售价策略；面对中国将更加开放的现实，《读者》应与国际上“广告养刊”的惯例接轨。
《读者》的第一个广告是杜邦的广告，广告语是：杜邦，开创美好生活。广告中的人物是中国科学家，风格跟《读者》杂志一脉相承。
此后，《读者》的广告业务在彭长城的领导下慢慢发展，形成品牌效应。广告收入连年翻番。
为了与读者加强互动，2003年，《读者》杂志社率先开通了短信交流平台，第一时间得知读者的反馈，更好地引导编辑选稿。
2006年，以甘肃人民出版社为基础，借助《读者》品牌优势组建的《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集团下设12个子公司，以期刊、图书、音像、电子网络等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和相关的物资经营为主要生产、经营范围，兼营广告等其他传媒产业及相关产业。
每一步变革也都带来收获的喜悦。2007年底，《读者》杂志社被列入《2007-200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读者》被列入《2007-200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
2008年，《读者》入选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名列184位，品牌价值达40.83亿元。9月入选第三届《亚洲品牌500强》，位列第221位。
“《读者》上升的空间还很大，”彭长城目光看得更远，“今年争取读者出版传媒股份公司能够上市。读者是一个品牌，2003年，我们注册了与读者相关135个的商标，未来，以读者品牌的图书期刊为核心体系，朝其他领域衍生，只是个时间问题。”
陇人善吃苦耐劳，有“人一之，我十之”的笃行精神，也有创新执著求真务实的品行。
彭长城常会套用肯尼迪的话来提醒《读者》的编辑：“不要问《读者》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读者做什么。”他还会告诉新来的编辑：“每个来《读者》工作的人，头上都顶着光环。”他与编辑，以诚惶诚恐之心工作，对每一个读者心怀尊敬与感恩，做好《读者》，以飨读者。
这个经历过十年文革、精神贫瘠人性荒芜年代的人，太知道真善美的可贵。不期然与《读者》相遇，他用一生的时间，与同事一道，用诚恳，真挚，温润的爱托起一本充满着人文关怀，人性之美的杂志，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守护着心灵的那片纯净。
这个曾经当过八年工人，在深夜啃读那个时代能找到可看之书的读者，最受震动的一本书是反映美国废奴运动的小说《白奴》，内里人性的壮阔波澜让他心潮澎湃，它与前苏联的《古丽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起构建了他丰厚的内心世界。
这个祖籍中原，却生于兰州，长于兰州的“移民”后代，日日沐着祁连山脉的风，身上便也实实在在刻着陇人诚信勤奋守信的性格。这些或隐或亮的光，像粒粒宝石的微晶，散落在《读者》身上，也散落在每个读者身上。
在西部边陲，《读者》就这样，耐得住寂寞，清冽，坚韧，干净地长大了。“如果，把《读者》比做一种植物，你会第一时间想起什么？”他想了想说：“我办公室栽有一株四季桂，常年开花，花瓣细小如米粒，散发着微微的幽香，它花色不艳丽，香气不浓郁，但是我却很喜欢。”有一点答非所问，又有一点尽在不言中。
责任编辑 李菡丹
1981年，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的宋平在离别甘肃时发表讲话，希望甘肃的同志能坚持和发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积极工作，艰苦奋斗，把甘肃的工作搞好。2007年4月，在甘肃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原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甘肃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发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历经近30年，从提出到践行至明确，无一不映照着陇人的品格。
而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同样在1981年，《读者》诞生于一个简陋的编辑室。2006年，它已然是一份月发行量上千万的“亚洲第一大刊”。2011年4月，《读者》创刊三十周年之际，刘云山欣然赋诗祝贺：“扎根陇原黄土地，常念万千读者情。根深叶茂一棵树，秀木葱茏已成林。”
30年前的一株幼苗，30年后已蔚然成林。回望《读者》发展壮大的步伐，离不开其灵魂人物——彭长城一生心血的付出。
一本杂志，一群人
“再过一个月，我在《读者》杂志就整整30年了。”彭长城手持一本繁体书，坐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个茶馆中，闹中取静，古意盎然。彼时，他刚刚结束一个出版界的会议。除去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头衔，他还是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央视“感动中国”推选委员……
在他身上最重要的烙印，当然还是《读者》。
“我喜欢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这句话。”彭长城翻开他为纪念《读者》三十周年出版的书：《让<读者>御风而行》，找出其中一个段落，用略有磁性的声音朗诵着：“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在彭长城的眼中，《读者》就是这样一棵植物。她播种于西北边陲，在这里发芽，长大，并蔚然成林，汇成缕缕书香，传送到祖国大地，以及所有有汉字的地方。
《读者》最初的诞生，是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之际。1980年秋，两个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胡亚权和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郑元绪，受命办一本期刊杂志。几经商榷，两个理工科毕业生最终决定在经济欠发达、原创水平弱、信息不够灵的甘肃，办一本文学类的综合文摘杂志。
大半年的筹备，至1981年4月，一本48页，定价3角，名为《读者文摘》的杂志问世，首期印数3万。赵朴初为其题写了刊名。两位创办人当时并不知道，这本杂志将成为影响中国几代人的心灵读本。
1982年元月，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彭长城分配至甘肃人民出版社期刊编辑室。这位安静、内敛的年轻人当时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与郑元畅、胡亚权一样，成为《读者》的灵魂人物。
命运的一个小小拐弯，就会将人生驶向另一个方向。在杂志社待了一阵子后，兰州大学要成立一个敦煌学研究所，向他发出了邀请。父亲在兰大上学，教课，传道授业，从小在兰大校园长大的彭长城，很容易便倾向于选择校园研究的工作，他向编辑部递交了一个报告，表示愿意回到兰大。
总编辑曹克己挽留，创始人郑元绪力劝……他最终留了下来，这段日子，是他回顾《读者》职业生涯中惟一愿意提及的“苦”。不知如何选择的迷茫，对未来的不确定，患得患失忐忑的心，每个年轻人都曾经遭遇过。彭长城也不例外。
“除了感谢以上人的挽留，还有一个人真的要说一声谢谢。”彭长城认真地翻着书，找到他与一个人的合影：“这是期刊编辑室主任张力，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他说：工作的小环境也很重要啊！”
编辑部融洽的工作氛围，最终在彭长城选择的砝码上加了重量，他选择留下。
陇人不怕吃苦。他从助理编辑做起，一开始做的不过是拆读者来信等之类的琐事。办公环境其实很简陋，人少，几个编辑忙得没白天没黑夜。每天要看的图书期刊，摞起来有一米高，白天看不完，下班回家还要背回去几捆。
那时基本上没有计算机，更谈不上无纸化办公。有时，遇到办公室漏雨，第一天晚上编好的稿子放在桌子上，夜里下了雨，第二天，蓝墨水一片。
但待在编辑室，还是开心。自第一本杂志起，《读者》的性格就已经大致确定：文章要耐读，坚持真善美；不说教，不说假话空话套话；揭示社会问题讲究不显山露水、但要有精到见解和前瞻性……
这样的杂志，在贾平凹眼中，“是30年代的，戴了眼镜，夹了书本走过街头的女大学生，这么好的气质，实在不容易……”
读者的荐稿信、交流信、分享信雪花般地飞过来。有一个初二的小女孩曾经怯怯地给《读者》写信，在信中，她把《读者》称为“你”，说“感谢你当我的朋友”。那时她沉默寡言，现在，她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记者，很多人愿意在她的节目中“看见”中国。她就是柴静。
“这份全是短小的、抒情的，可以称为美文的杂志，不是要迎合企图去征服，而是随风潜入夜般的甘露。恰是这样的东西长长久久地畅销了。”一点也不意外地，《读者》发行量节节攀升：从最初创刊的三万册，到百万册，四百万册，六百万册，九百万册，再至一千万册。即便是现在电子媒体，网络读物充斥，传统媒体饱受挤压的境遇下，《读者》依旧固守国内第一，发行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期刊。
即便是1993年，经历痛苦的改名风波，由《读者文摘》到《读者》，也并未影响到读者的喜爱。
“《读者》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一是一贯坚持了真善美的办刊准则。一本刊物就像一棵大树，枝叶可能会变，但根基不能变，主干不能变。”彭长城说：“另外，我觉得是深层次的文化关怀，对这本杂志来讲，它的文章，跟人有实实在在的联系，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关注人自身素养的提高，关注人感情的释放，有很深刻的人文关怀。”
读者的办刊宗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到九十年代“选择《读者》，就是选择了优秀的文化”，再至二十一世纪的“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每一个发刊词的改变，既蕴含着《读者》求变的诉求，更昭示着《读者》内容的深入。《读者》一直在成长。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进入杂志社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为《读者》这艘舰船的领航人。其间温润的成长，改革的阵痛，更名的风波，《读者》的每一个脚印的深与浅，每一个决断背后的踌躇，没有人比他体味更深。
“很多人也会有疑问，在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西部甘肃，为何会生长出《读者》这朵奇葩？”彭长城自问自答：“其实，从《读者》诞生之日起，它就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另外，甘肃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文化底蕴也深厚。这些都是《读者》适合生长的土壤。”还有一个原因是，《读者》有一群爱它呵护它成就它的人，这群人沉静、执著、不浮躁。
也有很多橄榄枝抛向过彭长城，他都拒绝了：“这么多年了，做好《读者》成了像睡觉吃饭一样的正经事，我总觉得，《读者》还有潜力可以挖掘，《读者》品牌的影响力还可以更大，我们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读者》经久不衰三十年，社会上也有人在讨论‘读者现象’‘读者文化’，我也希望有人能以《读者》为课题，深入做一下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这是他的心愿。
一本书，一种精神
曾经，彭长城做编辑时，编发过一篇稿子《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这篇文章彭长城很喜欢，他的一生，也是这篇文章的最好写照。
从助理编辑，至编辑，再至编辑部副主任，主编，编委会主任，至现在集团化经营的总经理，彭长城在《读者》历经了一个传媒人所有的职业生涯进化。
“总体而言，《读者》的路还是走得比较顺的。”彭长城喜欢说令人高兴的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有几件令他高兴的事情——
一是“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与美国《读者文摘》杂志董事长唐瑞德进行了卫星电视对话，“从九十年代版权之争，到现在的平等对话，并令对方连连赞叹，《读者》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对手的尊敬。”
一是2005年《读者》原创版正式发行时。《读者》原本有一个栏目是“原创精品”，后来以此衍生出一本刊物，如同新生儿诞出。
一是2006年《读者》发行量破千万时……
在编辑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全心扑在《读者》上的人。有好几次，因为工作过度劳累，他眼球充血。医生嘱咐他多休息，他滴几滴眼药水，便又伏案工作了。袁编辑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与彭长城一同出差，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半夜醒来，看到彭在阳台上踱步，他还在想着第二天如何与印刷厂谈价……
每个变革也都如履薄冰，在1994年以前，《读者》杂志是不刊登广告的。彭长城主管经营后，提出要在杂志上刊登广告。这在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反对的声音和赞同的声音同样强烈。反对的人认为广告会损坏《读者》的文化品位。也有人担心，《读者》的读者不会接受广告。彭长城坚持，他认为，广告是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广告可以维持杂志的低售价策略；面对中国将更加开放的现实，《读者》应与国际上“广告养刊”的惯例接轨。
《读者》的第一个广告是杜邦的广告，广告语是：杜邦，开创美好生活。广告中的人物是中国科学家，风格跟《读者》杂志一脉相承。
此后，《读者》的广告业务在彭长城的领导下慢慢发展，形成品牌效应。广告收入连年翻番。
为了与读者加强互动，2003年，《读者》杂志社率先开通了短信交流平台，第一时间得知读者的反馈，更好地引导编辑选稿。
2006年，以甘肃人民出版社为基础，借助《读者》品牌优势组建的《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集团下设12个子公司，以期刊、图书、音像、电子网络等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和相关的物资经营为主要生产、经营范围，兼营广告等其他传媒产业及相关产业。
每一步变革也都带来收获的喜悦。2007年底，《读者》杂志社被列入《2007-200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读者》被列入《2007-200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
2008年，《读者》入选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名列184位，品牌价值达40.83亿元。9月入选第三届《亚洲品牌500强》，位列第221位。
“《读者》上升的空间还很大，”彭长城目光看得更远，“今年争取读者出版传媒股份公司能够上市。读者是一个品牌，2003年，我们注册了与读者相关135个的商标，未来，以读者品牌的图书期刊为核心体系，朝其他领域衍生，只是个时间问题。”
陇人善吃苦耐劳，有“人一之，我十之”的笃行精神，也有创新执著求真务实的品行。
彭长城常会套用肯尼迪的话来提醒《读者》的编辑：“不要问《读者》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读者做什么。”他还会告诉新来的编辑：“每个来《读者》工作的人，头上都顶着光环。”他与编辑，以诚惶诚恐之心工作，对每一个读者心怀尊敬与感恩，做好《读者》，以飨读者。
这个经历过十年文革、精神贫瘠人性荒芜年代的人，太知道真善美的可贵。不期然与《读者》相遇，他用一生的时间，与同事一道，用诚恳，真挚，温润的爱托起一本充满着人文关怀，人性之美的杂志，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守护着心灵的那片纯净。
这个曾经当过八年工人，在深夜啃读那个时代能找到可看之书的读者，最受震动的一本书是反映美国废奴运动的小说《白奴》，内里人性的壮阔波澜让他心潮澎湃，它与前苏联的《古丽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起构建了他丰厚的内心世界。
这个祖籍中原，却生于兰州，长于兰州的“移民”后代，日日沐着祁连山脉的风，身上便也实实在在刻着陇人诚信勤奋守信的性格。这些或隐或亮的光，像粒粒宝石的微晶，散落在《读者》身上，也散落在每个读者身上。
在西部边陲，《读者》就这样，耐得住寂寞，清冽，坚韧，干净地长大了。“如果，把《读者》比做一种植物，你会第一时间想起什么？”他想了想说：“我办公室栽有一株四季桂，常年开花，花瓣细小如米粒，散发着微微的幽香，它花色不艳丽，香气不浓郁，但是我却很喜欢。”有一点答非所问，又有一点尽在不言中。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