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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斯诺1907年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3岁开始写剧本,梦想着当作家。她常在报上看到埃德加·斯诺关于中国的报道,被斯诺的文采深深打动,同时为他笔下的神秘中国所吸引。
1931年8月1日,海伦以美国报业联合会驻华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上海。当天,她就约见了斯诺。那时斯诺刚从东南亚回来,得了疟疾,又因为写了同情中国人民的文章,被一些西方人污蔑为“白人的叛徒”,处处不如意,正打算回国。海伦拿出署名斯诺的剪报,动情地鼓励他留下,海伦的热情诚挚最终打动了他。斯诺后来回忆说:“多亏海伦的挽留,我才继续待在中国。”两人一年后结婚,定居北平。
1936年斯诺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采访时,朱德的队伍还没到陕北。他只采访了认识朱德的人,拿到的是第二甚至是三手的资料。第二年,海伦到延安采访朱德,得到大量一手资料和照片,补充进了《西行漫记》。斯诺后来认为,《西行漫记》一书应署上海伦的名字。1936年10月,海伦在西安专访了张学良,了解了他支持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立场。随后她发表了《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一文,最早“预报”了西安事变。
次年,海伦到达延安,住了4个月,向毛泽东、朱德等61位红军领导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整理了27本采访笔记,拍了20多卷胶卷。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她全靠从美国带来的一支沃特曼牌钢笔,笔尖磨秃了,手指写肿了,右手也落下永久性痉挛的毛病。她的延安之行,成就了《续西行漫记》。作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这本书也成了记录中国革命的名著之一,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海伦不只是一名记录者,还是活跃的、充满激情的活动家。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战,她和一些中外人士共同发起了工业合作社运动,号召战时经济组织联合起来生产自救,得到了毛泽东、宋庆龄等人的支持,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海伦因此被称为“工合之母”。
1940年12月,一个寒风料峭的早晨,海伦乘坐轮船回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得到这一喜讯的她兴奋地穿上在中国买的旗袍,坐在打字机前拍了张照片,并飞快地敲下一句话:“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我如释重负。”在漫长的岁月里,海伦孤身一人住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郊的一间农舍里。她没有子女,身体不好,床头常放着氧气瓶,但她一直惦记着中国。她写了近50部著作和手稿,很多是关于中国的。海伦贫病交加,她只能靠领取社会救助金和替人查家谱为生,中国朋友多次提出要资助她,她都婉言谢绝。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海伦迫不及待地想重访中国。为筹集旅费,她卖掉从中国带回的红木家具和字画。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她的好友黄华提出,中国政府为她解决费用。她开玩笑说:“路费我自己掏,吃饭租房的钱我就不掏了,尼克松也没掏嘛。”当时还有中国朋友提出,希望海伦像另一位美国作家斯特朗一样定居中国,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她感动地回答:“我有自己的归宿和使命,就是把我在中国的见闻,告诉我的美国同胞。”两次重访中国后,她写下了《重返中国》等多部著作。海伦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她和斯诺在中国的共同经历拍成电影,让年轻人深入了解美中人民友好的历史。但因电影拍摄牵涉诸多方面,海伦的愿望至死没有实现。
垂暮之年的海伦住进养老院,她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躺在床上还对中国念念不忘。黄华等中国朋友去看望她,问她有什么愿望。她说:“我喜欢黄玫瑰,还有中国的好消息。”临终前,海伦留下最后的遗言:“我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我的心回到了中国!”1997年1月11日,海伦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享年90岁。有媒体称,“她是那一代人中,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人里,最后谢世的一位。”
值得欣慰的是,关于海伦和斯诺个人的影片终于出现了。200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了《西行漫记》,拍成影片《毛泽东与斯诺》。2001年,美国几家电影公司联合拍了紀录片《海伦·斯诺——见证革命》,讲述海伦在中国的非凡经历。这些影像资料成了青年一代了解中美历史的窗口。
1931年8月1日,海伦以美国报业联合会驻华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上海。当天,她就约见了斯诺。那时斯诺刚从东南亚回来,得了疟疾,又因为写了同情中国人民的文章,被一些西方人污蔑为“白人的叛徒”,处处不如意,正打算回国。海伦拿出署名斯诺的剪报,动情地鼓励他留下,海伦的热情诚挚最终打动了他。斯诺后来回忆说:“多亏海伦的挽留,我才继续待在中国。”两人一年后结婚,定居北平。
1936年斯诺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采访时,朱德的队伍还没到陕北。他只采访了认识朱德的人,拿到的是第二甚至是三手的资料。第二年,海伦到延安采访朱德,得到大量一手资料和照片,补充进了《西行漫记》。斯诺后来认为,《西行漫记》一书应署上海伦的名字。1936年10月,海伦在西安专访了张学良,了解了他支持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立场。随后她发表了《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一文,最早“预报”了西安事变。
次年,海伦到达延安,住了4个月,向毛泽东、朱德等61位红军领导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整理了27本采访笔记,拍了20多卷胶卷。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她全靠从美国带来的一支沃特曼牌钢笔,笔尖磨秃了,手指写肿了,右手也落下永久性痉挛的毛病。她的延安之行,成就了《续西行漫记》。作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这本书也成了记录中国革命的名著之一,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海伦不只是一名记录者,还是活跃的、充满激情的活动家。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战,她和一些中外人士共同发起了工业合作社运动,号召战时经济组织联合起来生产自救,得到了毛泽东、宋庆龄等人的支持,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海伦因此被称为“工合之母”。
1940年12月,一个寒风料峭的早晨,海伦乘坐轮船回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得到这一喜讯的她兴奋地穿上在中国买的旗袍,坐在打字机前拍了张照片,并飞快地敲下一句话:“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我如释重负。”在漫长的岁月里,海伦孤身一人住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郊的一间农舍里。她没有子女,身体不好,床头常放着氧气瓶,但她一直惦记着中国。她写了近50部著作和手稿,很多是关于中国的。海伦贫病交加,她只能靠领取社会救助金和替人查家谱为生,中国朋友多次提出要资助她,她都婉言谢绝。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海伦迫不及待地想重访中国。为筹集旅费,她卖掉从中国带回的红木家具和字画。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她的好友黄华提出,中国政府为她解决费用。她开玩笑说:“路费我自己掏,吃饭租房的钱我就不掏了,尼克松也没掏嘛。”当时还有中国朋友提出,希望海伦像另一位美国作家斯特朗一样定居中国,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她感动地回答:“我有自己的归宿和使命,就是把我在中国的见闻,告诉我的美国同胞。”两次重访中国后,她写下了《重返中国》等多部著作。海伦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她和斯诺在中国的共同经历拍成电影,让年轻人深入了解美中人民友好的历史。但因电影拍摄牵涉诸多方面,海伦的愿望至死没有实现。
垂暮之年的海伦住进养老院,她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躺在床上还对中国念念不忘。黄华等中国朋友去看望她,问她有什么愿望。她说:“我喜欢黄玫瑰,还有中国的好消息。”临终前,海伦留下最后的遗言:“我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我的心回到了中国!”1997年1月11日,海伦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享年90岁。有媒体称,“她是那一代人中,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人里,最后谢世的一位。”
值得欣慰的是,关于海伦和斯诺个人的影片终于出现了。200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了《西行漫记》,拍成影片《毛泽东与斯诺》。2001年,美国几家电影公司联合拍了紀录片《海伦·斯诺——见证革命》,讲述海伦在中国的非凡经历。这些影像资料成了青年一代了解中美历史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