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东四十四条15号被封，非典带来家变
这里是东城区一处普通的平房小院，周围小饭馆、小商铺林立，过了马路再拐个弯，就是东直门医院，距离不过两百来米。午后一点，记者走进东四十四条胡同，一切平常又平淡。
就在记者挨个端详门牌，找到15号的时候，从里面走出两个人，我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这里的主人，杨志霞。10年前，那个慌乱的春天，她位于此处的家，成为北京第一个因非典被封的民宅。
四目相对之时，她便知道了记者的来意。
“一上午没有吃东西，我们去旁边饺子馆边吃边聊吧。”杨志霞干净利索，她旁边的中年妇女挽着她的胳膊，一声不吭，脸色也黯淡一些。
“这是我弟媳，我俩都是非典后遗症患者，重度抑郁，我是严重的骨坏死，她是严重的肺纤维化，爱人都没了，我俩在精神上能互相抚慰一下。”
杨志霞平静地讲了10年前的遭遇。“我父亲有慢性病，每年4月份都要去东直门医院输液，我清楚地记得，2003年4月5日我们去的医院，输了5天液后，同去陪护的老母亲也病了。4月17日我们全家都住院了，之后我们院子又接连出了三个非典病人。东城卫生局和东城区委紧急开会，没想到我们全家住院后，院子里的邻居还出非典，于是采取了紧急措施，封了这个小院。”
事后她才知道早在3月28日，东直门医院就确认了一位非典病人，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们全家都会被传染。“北京是19日公开了疫情，我妈21日就死了，到5月3日，我爸、我爱人、我弟，也都没了，我连他们最后一眼都没有见。惟一庆幸的是，儿子和小侄女当时上学住校，没被感染。”
“我们都是孤儿寡母，以后谁来管我们呀？”杨志霞的弟媳插了一句。
弟媳的担忧不是没道理，杨志霞说弟弟是家中老小，在交通队当科长，处在事业上升期，小侄女是孙辈中惟一的女孩儿，全家都无比宠爱，弟媳很少操心，可以说“不顶事儿”，“可就是十几天的时间，孩子她爸没了，女儿那时才13岁，对她来说天都塌了，一下子就崩溃了。出院后，弟媳根本不理我们，见了我们就骂，她觉得是我们家造成了她孤儿寡母和家破人亡的现状。其实因为打击太大，她的心理已经不正常了。”
弟媳听到这里，笑了一下，然后俩人一起沉默。
非典的特殊在于具有家族性，一家多亡和多残的情况居多。她和弟媳，哥哥嫂子全是残疾，或是提前病退，或是已经下岗。
骨坏死、重度抑郁，我们苟延残喘
如果不仔细观察，看不出杨志霞是个病人，但是她端起碗的那份吃力，还是暴露了她的情况。
“2003年6月12日我出院，8月12日就去上班了，到年底，腿疼得不行，查出双腿是股骨头坏死，2004年8月，胳膊又疼得没办法，根本抬不起来，结果可想而知，双胳膊骨坏死，我是病人里面，第一例双胳膊坏死的。四大关节都不行了。”
用她弟媳的话形容，那种疼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越到冬天越厉害，“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去医院治疗一下”。望京医院是北京治疗非典后骨坏死等后遗症的定点医院，但因为他们属于慢性病，要考虑医院的承受力，春节前后空床相对多时，才是他们集中住院的时候。住院不花钱，钙片、膏药、烤电、针灸、输液，都不用花钱，但这些都是缓解，真正有实质性效果的是置换。
“并不是因为免费，大家都争着去，股骨头的置换从实验室数据来看就能保20年左右，人一生最多置换两次，年轻人尽量不考虑，因为换一次锯一截腿，以后也可能会瘫痪，所以我们都尽量扛着，到六七十岁不行了，换一次，以后如果瘫了，也就认了。”杨志霞的弟媳更为极端，她几乎不去医院，开药都是杨志霞代劳，“那次传染，她是心里彻底吓到了，对医院本能的排斥，其实像弟媳这样想法的人，在后遗症患者中，不是少数”。
杨志霞和她弟媳经常失眠，用她的话说：“如果白天听见一句歌词，整晚上都是那一句翻来覆去地在脑子里过，一般的失眠药已经不顶用了，现在，常去北医六院，开那种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吃了后，睡过去什么都不知道。”记者记住了她说的药名“力月西”，这种药甚至用于手术前的麻醉。
“没办法，只能这样，十年，也没有走出来”，她的弟媳说道：“我想我老公，如果他不死，即使瘫在床上，我也愿意啊。”
越到过年，越想逝去的亲人
刚过完年，记者以为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没想到，两人都摇摇头。
大家在一起容易传递负面情绪，特别是过年和清明，更想亲人，一下给四个人上坟的感觉，不可能那么容易“说忘就忘”。
惟一令杨志霞欣慰的是，现在有了孙子，他和儿子一家一起过，“我们有的病友，家人嫌他得的病脏，从不和他一起吃饭。为此，我特别担心别人歧视我儿子，如果因为我，让他找不着对象，那我罪孽就重了。好在儿媳妇和儿子是同学，我们家的情况，她知根知底，亲家通情达理，不嫌弃我，还让我看孙子”。
“看孩子，是很累的事情，身体能坚持住吗？”面对记者的疑问，杨志霞说拉被子，甚至抬手洗脸都疼。但在家里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即使请了照顾孙子的阿姨，如果孙子叫着奶奶就扑过来，能不拿手抱住他吗？人在现实中，不可能界限那么清楚。
“儿子，媳妇知道吗？”记者又问，杨志霞摇头，“基本都自己忍着，要不我们这些人都重度抑郁呢，跟孩子说，他们心里会惦记。我们可以和社会隔离，但是孩子还要在社会上生存，如果整天对他们发泄负面情绪，让他们有一颗仇恨的心，他们一激动做出什么事情来，那不把孩子毁了吗？失去的已经失去，不能让孩子再出问题”。
其实，他们渴望社会对这一群体多些关注和实际的支持，对于失去过生命的家庭，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杨志霞的爱人去世后，他的婆婆突发脑梗，现在也是精神抑郁，见人就哭，杨志霞拖着病体，还照料了婆婆十年。
“那又能怎么办，我必须要管啊，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很难，现在时常在夜里想起老公，我还会哭出来。我们就是苟延残喘，自己安慰自己，等我老了，生活不能自理，该怎么办啊？”
又是一阵沉默后，我们起身走回十四条15号。
杨志霞在院门前拍了照，她的弟媳坚持不上镜，她说“我还想找个老伴。”
在我们分别前，杨志霞拿出自己的手机让记者看了看，“这是我孙子，1岁4个月了，你看，多可爱”。
只有这一刻，她的笑，才让我感到些许暖意。
这里是东城区一处普通的平房小院，周围小饭馆、小商铺林立，过了马路再拐个弯，就是东直门医院，距离不过两百来米。午后一点，记者走进东四十四条胡同，一切平常又平淡。
就在记者挨个端详门牌，找到15号的时候，从里面走出两个人，我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这里的主人，杨志霞。10年前，那个慌乱的春天，她位于此处的家，成为北京第一个因非典被封的民宅。
四目相对之时，她便知道了记者的来意。
“一上午没有吃东西，我们去旁边饺子馆边吃边聊吧。”杨志霞干净利索，她旁边的中年妇女挽着她的胳膊，一声不吭，脸色也黯淡一些。
“这是我弟媳，我俩都是非典后遗症患者，重度抑郁，我是严重的骨坏死，她是严重的肺纤维化，爱人都没了，我俩在精神上能互相抚慰一下。”
杨志霞平静地讲了10年前的遭遇。“我父亲有慢性病，每年4月份都要去东直门医院输液，我清楚地记得，2003年4月5日我们去的医院，输了5天液后，同去陪护的老母亲也病了。4月17日我们全家都住院了，之后我们院子又接连出了三个非典病人。东城卫生局和东城区委紧急开会，没想到我们全家住院后，院子里的邻居还出非典，于是采取了紧急措施，封了这个小院。”
事后她才知道早在3月28日，东直门医院就确认了一位非典病人，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们全家都会被传染。“北京是19日公开了疫情，我妈21日就死了，到5月3日，我爸、我爱人、我弟，也都没了，我连他们最后一眼都没有见。惟一庆幸的是，儿子和小侄女当时上学住校，没被感染。”
“我们都是孤儿寡母，以后谁来管我们呀？”杨志霞的弟媳插了一句。
弟媳的担忧不是没道理，杨志霞说弟弟是家中老小，在交通队当科长，处在事业上升期，小侄女是孙辈中惟一的女孩儿，全家都无比宠爱，弟媳很少操心，可以说“不顶事儿”，“可就是十几天的时间，孩子她爸没了，女儿那时才13岁，对她来说天都塌了，一下子就崩溃了。出院后，弟媳根本不理我们，见了我们就骂，她觉得是我们家造成了她孤儿寡母和家破人亡的现状。其实因为打击太大，她的心理已经不正常了。”
弟媳听到这里，笑了一下，然后俩人一起沉默。
非典的特殊在于具有家族性，一家多亡和多残的情况居多。她和弟媳，哥哥嫂子全是残疾，或是提前病退，或是已经下岗。
骨坏死、重度抑郁，我们苟延残喘
如果不仔细观察，看不出杨志霞是个病人，但是她端起碗的那份吃力，还是暴露了她的情况。
“2003年6月12日我出院，8月12日就去上班了，到年底，腿疼得不行，查出双腿是股骨头坏死，2004年8月，胳膊又疼得没办法，根本抬不起来，结果可想而知，双胳膊骨坏死，我是病人里面，第一例双胳膊坏死的。四大关节都不行了。”
用她弟媳的话形容，那种疼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越到冬天越厉害，“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去医院治疗一下”。望京医院是北京治疗非典后骨坏死等后遗症的定点医院，但因为他们属于慢性病，要考虑医院的承受力，春节前后空床相对多时，才是他们集中住院的时候。住院不花钱，钙片、膏药、烤电、针灸、输液，都不用花钱，但这些都是缓解，真正有实质性效果的是置换。
“并不是因为免费，大家都争着去，股骨头的置换从实验室数据来看就能保20年左右，人一生最多置换两次，年轻人尽量不考虑，因为换一次锯一截腿，以后也可能会瘫痪，所以我们都尽量扛着，到六七十岁不行了，换一次，以后如果瘫了，也就认了。”杨志霞的弟媳更为极端，她几乎不去医院，开药都是杨志霞代劳，“那次传染，她是心里彻底吓到了，对医院本能的排斥，其实像弟媳这样想法的人，在后遗症患者中，不是少数”。
杨志霞和她弟媳经常失眠，用她的话说：“如果白天听见一句歌词，整晚上都是那一句翻来覆去地在脑子里过，一般的失眠药已经不顶用了，现在，常去北医六院，开那种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吃了后，睡过去什么都不知道。”记者记住了她说的药名“力月西”，这种药甚至用于手术前的麻醉。
“没办法，只能这样，十年，也没有走出来”，她的弟媳说道：“我想我老公，如果他不死，即使瘫在床上，我也愿意啊。”
越到过年，越想逝去的亲人
刚过完年，记者以为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没想到，两人都摇摇头。
大家在一起容易传递负面情绪，特别是过年和清明，更想亲人，一下给四个人上坟的感觉，不可能那么容易“说忘就忘”。
惟一令杨志霞欣慰的是，现在有了孙子，他和儿子一家一起过，“我们有的病友，家人嫌他得的病脏，从不和他一起吃饭。为此，我特别担心别人歧视我儿子，如果因为我，让他找不着对象，那我罪孽就重了。好在儿媳妇和儿子是同学，我们家的情况，她知根知底，亲家通情达理，不嫌弃我，还让我看孙子”。
“看孩子，是很累的事情，身体能坚持住吗？”面对记者的疑问，杨志霞说拉被子，甚至抬手洗脸都疼。但在家里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即使请了照顾孙子的阿姨，如果孙子叫着奶奶就扑过来，能不拿手抱住他吗？人在现实中，不可能界限那么清楚。
“儿子，媳妇知道吗？”记者又问，杨志霞摇头，“基本都自己忍着，要不我们这些人都重度抑郁呢，跟孩子说，他们心里会惦记。我们可以和社会隔离，但是孩子还要在社会上生存，如果整天对他们发泄负面情绪，让他们有一颗仇恨的心，他们一激动做出什么事情来，那不把孩子毁了吗？失去的已经失去，不能让孩子再出问题”。
其实，他们渴望社会对这一群体多些关注和实际的支持，对于失去过生命的家庭，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杨志霞的爱人去世后，他的婆婆突发脑梗，现在也是精神抑郁，见人就哭，杨志霞拖着病体，还照料了婆婆十年。
“那又能怎么办，我必须要管啊，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很难，现在时常在夜里想起老公，我还会哭出来。我们就是苟延残喘，自己安慰自己，等我老了，生活不能自理，该怎么办啊？”
又是一阵沉默后，我们起身走回十四条15号。
杨志霞在院门前拍了照，她的弟媳坚持不上镜，她说“我还想找个老伴。”
在我们分别前，杨志霞拿出自己的手机让记者看了看，“这是我孙子，1岁4个月了，你看，多可爱”。
只有这一刻，她的笑，才让我感到些许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