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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本文从历史维度梳理了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多年，至今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历史征程。从理论维度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均贫富”“民本”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实践维度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重视区域平衡发展、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做好三个“全面”、打好三大决胜攻坚战等实践的推进和落实。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10-0009-08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小康社会战略构想提出以来，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1]值此之际，分别从历史、理论、实践维度分析全面小康社会“为什么能建成”，对于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脉络
“小康”是比较体现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表达人们对虽不算富裕、但温饱有余的生活的向往。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之后儒家学用来描述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如《禮记·礼运》中，“小康”是通往大同社会的必经阶段，是制定礼仪准则、讲求礼让仁爱有可能实现的一种理想社会。
（一）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我国“小康”概念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被首次提出的，“小康”一词从此也成为了我们党和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标杆。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将“四个现代化”目标内容修改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尽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些现代化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并没有像毛泽东、周恩来所预估的那样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通过对我国20多年现代化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在1978年频繁出国访问了解世界真正现代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之后，邓小平开始重新审视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可行性与现实性，认识到“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2]。1979年底，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小康之家”[3]。党的十二大用“两步走”简明概括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小康水平”成为主要奋斗目标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标志。在此基础上，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并在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即第一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4]至此，“小康社会”作为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被确定下来。
（二）从“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实上，“小康水平”是有具体数字标准的，即“人均达到八百美元”[5]，“小康水平”最初的概念内涵也只局限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小康不应当只有人民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也要注重精神生活方面的改善，还要包含对社会福利、生活环境的要求。[6]党的十四大宣布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宣布：我国人均GDP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已经达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7]。但就国际范围来看，我国人均收入排名仅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小康”所指代的范围总体上也并未超出物质基础方面，这种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8]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指出这一新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七大根据国内外新形势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新的更高的发展要求。自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
从“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转变，是党对奋斗目标认识的一次深刻转变，表明我们已经从社会整体结构出发来考虑建设小康社会。“小康”要求也不再局限于物质方面，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是与加快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总之，“全面小康社会”较“总体小康”涵盖面更全、内容更丰富、层次更高，既符合我国发展实际，也符合人民群众期待。
（三）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在总结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进一步调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5个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全党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确保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9]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因此既要确保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建成，也要乘势全面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10]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用“两个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2020年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指出具体路径，同时也突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性。
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复兴使命的关键一步，既是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战略目标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新时代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战略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能否顺利建成，事关重大。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基础
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近百年，即将在2020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效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根本遵循。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提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逻辑起点。旧哲学常常脱离现实社会和人的实践活动，将人的存在抽象化为“自我意识”的存在，比如黑格尔认为“人类现实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11]。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出发，认为理性、爱、意志力就是作为人生存的目的。[12]马克思批判这些哲学家“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着的人”，将哲学研究从头脑想象中拉回到现实生活的世界，超越旧哲学的“抽象的人”，第一次将“人”置于生存的现实境遇中考察人及其活动，从现实的社会存在，尤其是从经济现实出发，理解具体的人，提出“现实的个人”。
“现实的个人”的需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不竭动力。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一方面，需要的内容是丰富的。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段可以有多种类型的需要：生理需要、尊重需要等，且各种需要之间并不冲突;不同主体之间的需要不完全相同，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甚至由于不同主体本身的差别导致对同一种需要的需要程度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需要的层次具有无限发展性。“物质生活本身”是第一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3]，“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4]。正是由于人的现实需要的丰富性和发展性，全面小康社会才会在十四亿多“个人”的齊心合力下得以建成，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动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均贫富”“民本”等思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历史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思想资源，虽然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一定朴素性，但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智慧。
“大同”思想。“大同”一词最初源于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孔子最早在《礼记》中以称颂尧舜禹三代的口气对大同社会作出过描述，即“天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15]。在这一段话中，孔子所理解的大同社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天下为公。强调大同社会是贤人政治、平等互助的理想社会。二是人人为公。“大同”社会人人都有工作，都为公参加劳动。三是人人都有社会保障。可见，全面小康社会中的一些要求早就在古代有所体现。但是，由于缺乏现实的客观基础，孔子提出的“大同”思想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均贫富”思想。“均贫富”是我国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范畴，与以富国、富民为基础的思想相异，属于强调分配领域中平均财富的一种思想。由于阶级对立的存在，中国历史上的“均贫富”思想，有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分，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与量的趋同。其中，统治阶级的“均贫富”思想对贫富分化进行“适度”调节，在缓解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其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农民阶级的“均贫富”思想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易发展到绝对平均主义程度。显而易见，农民阶级对小康生活的要求已无法忽视。
民本思想。关于“民本”一词的具体出处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战国时期《管子·霸言》《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等文本均已出现“以民为本”之说。不过，古代中国封建制度下的“民本”之说并不排斥君主的存在。比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实为民本学说的典型，唐太宗引用荀子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广为人知，虽然这一切的重民养民举措都是为了维护“邦”的稳固兴盛，但也能够体现古代人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深刻认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给人民群众带来一定好处。
除此之外，近代也有不少追求小康社会的思想因子。如，以洪秀全为领袖的太平天国试图建立的太平盛世，是千百年来农民对“均贫富”理想追求的高度升华;孙中山一生追求“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是其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等等。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所提出和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了指导依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其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述，特别是包含的中国化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后来全面小康社会的提出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侧重解决好产业结构、区域协调和人民生活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倡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中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矛盾的，相适应的一面是基本方面，相矛盾的一面是非基本方面，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些思想对我们坚持且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推进仍具有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国情依据以及关键动力。邓小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入手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指出了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走老路和邪路;第二，我们必须正视自身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不能急躁冒进超越初级阶段的国情去制定发展战略，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情依据。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中，我们既要大胆尝试，也要立足于基本国情稳扎稳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上摸索进行的，每一次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闪光都对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改革开放要求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的“手段”之论使中国经济开始市场化;“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等。这些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凝结了党和人民艰辛探索而形成的理论思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关键动力。 世纪之交，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经验和指导实践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符合国情、世情、党情的新发展观。在领导力量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指导思想上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在发展战略上提出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等科学决策。这一系列思想决策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基础上，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大大推动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历史机遇期，回答了新时期“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为小康社会由片面发展经济到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其中，“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价值指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实践方向，“统筹兼顾”是重要方法论。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论断，回答了新时代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其中一些重要论述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和理论指导。如，“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的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准了正确方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了价值取向;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丰富了新时代内涵。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实践
全面小康社会构想最终还是需要落到实践中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奋斗，提出并落实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是全面小康社会“能够建成”的有力证据。
（一）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必备条件，没有经济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就不可能过上小康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成功实现经济社会由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折。[17]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贯穿整个经济建设过程。如1979年和1997年，国家分别针对轻重工业结构失衡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使经济发展逐渐趋于结构平衡、发展稳定。党的十八大以后，针对发展中存在的局部结构失衡问题，国家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实施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产业结构方面，2019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7.1%、39%、53.9%，三大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另一方面，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双管齐下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党的十三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力度加强，与世界接轨实现跨越式发展等等，这一系列举措使中国经济发展释放出巨大发展潜力。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40万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近100万亿，人均突破1万美元。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日趋合理，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二）重视区域平衡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就是使生活在每一个地区的人民都能过上小康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但由于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发展基础、自然资源、人才储备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倾向东部城市，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贫富悬殊不断拉大。这些问题不解决，难以得到人民的认可，整体上也会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于是，从编制“八五”计划开始，国家着重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调整。在“八五”计划中，国家把很多重点项目安排在中西部地区，如京九铁路、宝中铁路等。在“九五”计划中，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特别开放了大量沿边沿江地区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党的十五大，党中央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在保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继续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正式拉开加快西部发展的序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国家又提出了“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着力形成完整的区域协调发展局面。这一系列举措对于扩大内需、贯通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推动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加强民族团结与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除此之外，为解决长期存在的乡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全面促进乡村产业、组织、人才、文化、生态五大领域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视区域平衡发展所做出的众多战略举措，可以看出，东中西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平衡发展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完善形成。
（三）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指挥棒”，解决了当前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动力。落实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一些长期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得以破除，国家加大创新领域的投入力度，使得一大批创新载体和创新成果涌现，经济新动能逐渐形成，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全国共投入科研经费22143.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2.5%，占GDP的2.23%。[18]协调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发展新格局。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江、黄河沿岸经济生态发展战略的推进，让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一起发展，谋求地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的机制体制不断完善，有效控制了生态环境恶化问题。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共识普遍树立，唯GDP的传统发展观念出现明显扭转，全国各地环保投入普遍增多，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产业受到高度重视和推崇。落实开放发展，形成了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突出体现在：自贸区建设基本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标准，与世界接轨;“一带一路”战略获得沿线国家的積极响应，签订了一批重点合作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等，为国内国外的互联互动发展开创了新局面。落实共享发展，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新时代面对居民收入差距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同群体发展机遇存在较大差别等问题，国家通过努力提高发展质量来扩大共享的物质基础，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民主制度来确保共享落实，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四）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从时间轴来看，“四个全面”是在不同高层会议场合逐步提出的，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最早，是目标，随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和落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一方面，以改革和法治的方式来构筑现代化制度体系。全面小康社会是社会各方面都得到系统发展的一种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19]而且必须要靠成熟定型的制度和系统完善的法律体系。比如，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提出三十年后我们才会形成一套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20]经过近三十年建设，中國越来越趋向于用制度来解决问题、实现建设目标，形成一套基本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再如，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了重点领域的立法;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推进“放管服”改革，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行政监督和制约，加快各地执法严明、公正公开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司法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人人学法懂法用法尊法。另一方面，以全面从严治党提升了党的领导和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逐步深入、成效显著。前期“以严治吏”，采取更多针对党员干部的举措。如，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开启从严治党新篇章;2013年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后期由“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延伸，如“两学一做”就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2019年6月开始为期半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党员干部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除此之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充分彰显了治党以“严”的决心。
（五）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了关键决胜期需要重点攻克的突出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表述。“重大风险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21]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事关国家发展和人民安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跨过的关口。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将今后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概括了八个方面，具体列举了16个风险;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又明确提出包括经济、政治、党建等在内的七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接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秋季青年干部培训班提到面对风险要积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由此可以看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稳步推进改革的同时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以下。“全面小康”就意味着绝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因此，全面脱贫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精准脱贫攻坚战则是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脱贫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将重点放在“精准”上，在解决好“扶谁”问题基础上，还提出了项目安排、资金使用等“六个精准”要求，确保真扶贫;动员各界力量，发挥制度优势解决好“谁扶”的问题，在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基础上，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并鼓励支持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伸出援手，推进产业合作，形成专项、行业、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格局;“输血”向“造血”扶贫思路的转变使整个脱贫攻坚战“怎么扶”有了关键性转机，按照不同贫困地区具体情况实施的“五个一批”工程使脱贫攻坚战必将取得胜利。截至201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已超9500万，年均减贫超1300万[22]，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奠定坚实基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生产、生活安全舒适环境的期待日益增长。可以说，污染防治战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得到全民认可的一个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加快制度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等生态文明体系构建;调整“四个结构”，加大环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解决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构建生态环境修复和风险监管体系，提高环境问题治理现代化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并非朝夕，政策的实施和成效也绝非一挥而就。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的需要正在逐步被满足，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愈发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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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贾 彦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10-0009-08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小康社会战略构想提出以来，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1]值此之际，分别从历史、理论、实践维度分析全面小康社会“为什么能建成”，对于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脉络
“小康”是比较体现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表达人们对虽不算富裕、但温饱有余的生活的向往。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之后儒家学用来描述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如《禮记·礼运》中，“小康”是通往大同社会的必经阶段，是制定礼仪准则、讲求礼让仁爱有可能实现的一种理想社会。
（一）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我国“小康”概念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被首次提出的，“小康”一词从此也成为了我们党和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标杆。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将“四个现代化”目标内容修改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尽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些现代化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并没有像毛泽东、周恩来所预估的那样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通过对我国20多年现代化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在1978年频繁出国访问了解世界真正现代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之后，邓小平开始重新审视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可行性与现实性，认识到“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2]。1979年底，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小康之家”[3]。党的十二大用“两步走”简明概括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小康水平”成为主要奋斗目标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标志。在此基础上，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并在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即第一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4]至此，“小康社会”作为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被确定下来。
（二）从“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实上，“小康水平”是有具体数字标准的，即“人均达到八百美元”[5]，“小康水平”最初的概念内涵也只局限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小康不应当只有人民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也要注重精神生活方面的改善，还要包含对社会福利、生活环境的要求。[6]党的十四大宣布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宣布：我国人均GDP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已经达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7]。但就国际范围来看，我国人均收入排名仅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小康”所指代的范围总体上也并未超出物质基础方面，这种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8]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指出这一新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七大根据国内外新形势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新的更高的发展要求。自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
从“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转变，是党对奋斗目标认识的一次深刻转变，表明我们已经从社会整体结构出发来考虑建设小康社会。“小康”要求也不再局限于物质方面，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是与加快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总之，“全面小康社会”较“总体小康”涵盖面更全、内容更丰富、层次更高，既符合我国发展实际，也符合人民群众期待。
（三）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在总结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进一步调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5个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全党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确保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9]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因此既要确保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建成，也要乘势全面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10]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用“两个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2020年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指出具体路径，同时也突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性。
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复兴使命的关键一步，既是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战略目标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新时代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战略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能否顺利建成，事关重大。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基础
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近百年，即将在2020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效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根本遵循。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提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逻辑起点。旧哲学常常脱离现实社会和人的实践活动，将人的存在抽象化为“自我意识”的存在，比如黑格尔认为“人类现实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11]。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出发，认为理性、爱、意志力就是作为人生存的目的。[12]马克思批判这些哲学家“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着的人”，将哲学研究从头脑想象中拉回到现实生活的世界，超越旧哲学的“抽象的人”，第一次将“人”置于生存的现实境遇中考察人及其活动，从现实的社会存在，尤其是从经济现实出发，理解具体的人，提出“现实的个人”。
“现实的个人”的需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不竭动力。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一方面，需要的内容是丰富的。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段可以有多种类型的需要：生理需要、尊重需要等，且各种需要之间并不冲突;不同主体之间的需要不完全相同，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甚至由于不同主体本身的差别导致对同一种需要的需要程度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需要的层次具有无限发展性。“物质生活本身”是第一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3]，“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4]。正是由于人的现实需要的丰富性和发展性，全面小康社会才会在十四亿多“个人”的齊心合力下得以建成，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动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均贫富”“民本”等思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历史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思想资源，虽然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一定朴素性，但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智慧。
“大同”思想。“大同”一词最初源于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孔子最早在《礼记》中以称颂尧舜禹三代的口气对大同社会作出过描述，即“天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15]。在这一段话中，孔子所理解的大同社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天下为公。强调大同社会是贤人政治、平等互助的理想社会。二是人人为公。“大同”社会人人都有工作，都为公参加劳动。三是人人都有社会保障。可见，全面小康社会中的一些要求早就在古代有所体现。但是，由于缺乏现实的客观基础，孔子提出的“大同”思想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均贫富”思想。“均贫富”是我国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范畴，与以富国、富民为基础的思想相异，属于强调分配领域中平均财富的一种思想。由于阶级对立的存在，中国历史上的“均贫富”思想，有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分，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与量的趋同。其中，统治阶级的“均贫富”思想对贫富分化进行“适度”调节，在缓解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其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农民阶级的“均贫富”思想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易发展到绝对平均主义程度。显而易见，农民阶级对小康生活的要求已无法忽视。
民本思想。关于“民本”一词的具体出处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战国时期《管子·霸言》《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等文本均已出现“以民为本”之说。不过，古代中国封建制度下的“民本”之说并不排斥君主的存在。比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实为民本学说的典型，唐太宗引用荀子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广为人知，虽然这一切的重民养民举措都是为了维护“邦”的稳固兴盛，但也能够体现古代人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深刻认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给人民群众带来一定好处。
除此之外，近代也有不少追求小康社会的思想因子。如，以洪秀全为领袖的太平天国试图建立的太平盛世，是千百年来农民对“均贫富”理想追求的高度升华;孙中山一生追求“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是其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等等。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所提出和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了指导依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其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述，特别是包含的中国化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后来全面小康社会的提出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侧重解决好产业结构、区域协调和人民生活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倡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中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矛盾的，相适应的一面是基本方面，相矛盾的一面是非基本方面，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些思想对我们坚持且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推进仍具有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国情依据以及关键动力。邓小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入手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指出了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走老路和邪路;第二，我们必须正视自身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不能急躁冒进超越初级阶段的国情去制定发展战略，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情依据。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中，我们既要大胆尝试，也要立足于基本国情稳扎稳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上摸索进行的，每一次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闪光都对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改革开放要求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的“手段”之论使中国经济开始市场化;“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等。这些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凝结了党和人民艰辛探索而形成的理论思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关键动力。 世纪之交，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经验和指导实践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符合国情、世情、党情的新发展观。在领导力量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指导思想上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在发展战略上提出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等科学决策。这一系列思想决策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基础上，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大大推动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历史机遇期，回答了新时期“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为小康社会由片面发展经济到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其中，“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价值指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实践方向，“统筹兼顾”是重要方法论。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论断，回答了新时代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其中一些重要论述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和理论指导。如，“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的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准了正确方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了价值取向;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丰富了新时代内涵。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实践
全面小康社会构想最终还是需要落到实践中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奋斗，提出并落实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是全面小康社会“能够建成”的有力证据。
（一）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必备条件，没有经济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就不可能过上小康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成功实现经济社会由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折。[17]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贯穿整个经济建设过程。如1979年和1997年，国家分别针对轻重工业结构失衡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使经济发展逐渐趋于结构平衡、发展稳定。党的十八大以后，针对发展中存在的局部结构失衡问题，国家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实施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产业结构方面，2019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7.1%、39%、53.9%，三大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另一方面，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双管齐下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党的十三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力度加强，与世界接轨实现跨越式发展等等，这一系列举措使中国经济发展释放出巨大发展潜力。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40万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近100万亿，人均突破1万美元。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日趋合理，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二）重视区域平衡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就是使生活在每一个地区的人民都能过上小康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但由于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发展基础、自然资源、人才储备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倾向东部城市，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贫富悬殊不断拉大。这些问题不解决，难以得到人民的认可，整体上也会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于是，从编制“八五”计划开始，国家着重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调整。在“八五”计划中，国家把很多重点项目安排在中西部地区，如京九铁路、宝中铁路等。在“九五”计划中，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特别开放了大量沿边沿江地区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党的十五大，党中央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在保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继续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正式拉开加快西部发展的序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国家又提出了“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着力形成完整的区域协调发展局面。这一系列举措对于扩大内需、贯通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推动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加强民族团结与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除此之外，为解决长期存在的乡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全面促进乡村产业、组织、人才、文化、生态五大领域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视区域平衡发展所做出的众多战略举措，可以看出，东中西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平衡发展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完善形成。
（三）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指挥棒”，解决了当前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动力。落实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一些长期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得以破除，国家加大创新领域的投入力度，使得一大批创新载体和创新成果涌现，经济新动能逐渐形成，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全国共投入科研经费22143.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2.5%，占GDP的2.23%。[18]协调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发展新格局。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江、黄河沿岸经济生态发展战略的推进，让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一起发展，谋求地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的机制体制不断完善，有效控制了生态环境恶化问题。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共识普遍树立，唯GDP的传统发展观念出现明显扭转，全国各地环保投入普遍增多，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产业受到高度重视和推崇。落实开放发展，形成了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突出体现在：自贸区建设基本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标准，与世界接轨;“一带一路”战略获得沿线国家的積极响应，签订了一批重点合作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等，为国内国外的互联互动发展开创了新局面。落实共享发展，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新时代面对居民收入差距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同群体发展机遇存在较大差别等问题，国家通过努力提高发展质量来扩大共享的物质基础，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民主制度来确保共享落实，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四）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从时间轴来看，“四个全面”是在不同高层会议场合逐步提出的，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最早，是目标，随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和落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一方面，以改革和法治的方式来构筑现代化制度体系。全面小康社会是社会各方面都得到系统发展的一种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19]而且必须要靠成熟定型的制度和系统完善的法律体系。比如，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提出三十年后我们才会形成一套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20]经过近三十年建设，中國越来越趋向于用制度来解决问题、实现建设目标，形成一套基本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再如，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了重点领域的立法;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推进“放管服”改革，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行政监督和制约，加快各地执法严明、公正公开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司法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人人学法懂法用法尊法。另一方面，以全面从严治党提升了党的领导和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逐步深入、成效显著。前期“以严治吏”，采取更多针对党员干部的举措。如，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开启从严治党新篇章;2013年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后期由“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延伸，如“两学一做”就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2019年6月开始为期半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党员干部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除此之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充分彰显了治党以“严”的决心。
（五）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了关键决胜期需要重点攻克的突出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表述。“重大风险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21]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事关国家发展和人民安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跨过的关口。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将今后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概括了八个方面，具体列举了16个风险;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又明确提出包括经济、政治、党建等在内的七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接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秋季青年干部培训班提到面对风险要积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由此可以看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稳步推进改革的同时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以下。“全面小康”就意味着绝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因此，全面脱贫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精准脱贫攻坚战则是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脱贫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将重点放在“精准”上，在解决好“扶谁”问题基础上，还提出了项目安排、资金使用等“六个精准”要求，确保真扶贫;动员各界力量，发挥制度优势解决好“谁扶”的问题，在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基础上，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并鼓励支持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伸出援手，推进产业合作，形成专项、行业、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格局;“输血”向“造血”扶贫思路的转变使整个脱贫攻坚战“怎么扶”有了关键性转机，按照不同贫困地区具体情况实施的“五个一批”工程使脱贫攻坚战必将取得胜利。截至201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已超9500万，年均减贫超1300万[22]，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奠定坚实基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生产、生活安全舒适环境的期待日益增长。可以说，污染防治战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得到全民认可的一个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加快制度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等生态文明体系构建;调整“四个结构”，加大环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解决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构建生态环境修复和风险监管体系，提高环境问题治理现代化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并非朝夕，政策的实施和成效也绝非一挥而就。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的需要正在逐步被满足，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愈发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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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贾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