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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内部
早晨起晚了，害怕迟到正往台里头跑，一辆破桑塔纳忽然停在我旁边按喇叭。我认出是老刘的车，就上车和他一起走，他说你跑什么呀，今天制片人不在，他两个礼拜就去一次澳大利亚海滩，不会回来的那么早。
老刘是我们的人，而且我刚来，所以好多事情都听他的。他都不着急，我也放心了，一边把头靠在车座背上抽烟，一边和他闲扯。
之所谓我们的人，也就是说他也是制片人介绍来的，他原本是台里的司机，制片人还当记者的时候，他就在那栏目里开车，和制片人一来二去混熟了，也算是布衣之交，制片人管一个节目后就把他调过来当摄像。
而我是属于制片人的外围人员。本来我是在一家公司当项目经理，和电视台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来电视台主要是因为小蔷。
小蔷新来个女同事，她鲜亮与众不同的服饰和幽雅的生活方式使她很快成为了她们公司女人的中心。小蔷下班回家经常不咸不淡地跟我说，人家丈夫在电视台工作，走南闯北，衣服和首饰都是从荷兰和米兰买的，“哎，人家有个有能耐的丈夫呀。”我听了很不舒服，说她恐怕听错了，不是荷兰米兰，而是河南和闽南，还拿出我的名片指着上边的“项目经理”说我混得也不错了，想抵挡一阵。小蔷“嘁”了一声，把我的名片扔到了字纸篓里——经理在前些年还是听起来大的不得了的，现在它上边早加上了督导、主任、总监、总经理、总裁和CEO，“经理”这个词的含义在小蔷的字典里早和“孙子”差不多了。
其实当时我和小蔷想的一样，电视台是个少干活多拿钱的地方，而且很难进去。这世上，要想少干活多拿钱大概有两种途径，一是你具有什么特质；再就是靠认识什么人介绍你进入某通公司、某信公司或者某某银行作个散职，我除了嗑瓜子的速度是别人的两到三倍以外，没有什么超人之处，而且父母又都是老实的百姓。
但后来事情比我想的容易的多。起因是我妈参加了她高中的同学会，她的一个同学的孩子在电视台做到了制片人。小蔷和我得到了这个消息就积极地操作起来，先是我妈找了个借口请那位阿姨吃饭，在酒席宴间，我们一致对阿姨的孩子做出的丰功伟业表示了最大限度的惊羡，而且极力吹捧，那位阿姨被抬得太高了下不来，所以答应了帮我问问现在电视台是不是有哪个栏目招人。事情过去了一个月竟然有了消息，我们有幸拜访了阿姨的孩子，阿姨的孩子说现在有一个栏目要人，而且那个栏目的制片人是她同学赵导演的朋友，看我人挺老实，学历和工作经历都还可以，在那儿干应该没问题，并把那个制片人的电话给了我，最后还特意提醒我在简历上加上干过编辑的经历。
给制片人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我有点发憷，非常怕人家问我点专业问题。小蔷在后边鼓励我说，其实你也不能算没有编辑经验，原来在学校你不是在广播站广播过吗，那谁死的时候就是你在学校广播的，挺沉痛的。有小蔷壮胆我又苦读了两本编辑的书，才鼓足气给制片人打了电话，没想到制片人刚听是我就说，你的事我知道，明天来上班吧。
栏目里的大部分人只知道我是制片人介绍来的，所以都对我很客气，只有老刘问我听说我是制片人的同学赵导的弟弟为什么我姓崔呀。我只好说我随我妈的姓，心里认为老刘一定是和制片人交情很深的人，所以那天中午为了给老刘拍马屁，我把带去的多余简历给他垫了饭盒。
西部行
老刘边开车边对我说，彭总今天可能来，你和小马应该请他吃顿饭。去贵州的事彭总要同意才行。
这彭总是记者组的组长，据说他是制片人的情人，所以敢长期不来台里，我在这儿上班一个多月了还没见过他。老刘早就说让我得跟彭总表示一下，这次彭总出差回来，刚来两天的小马也要表示一下，所以正好一块了，也能省点事。
到了中午彭总还不来，我只好给他打手机，彭总在那边还迷迷糊糊地把我当成了一个广告商。我急忙解释我是组里新来的，晚上想请彭总吃饭。
到了下午快下班，老刘告诉我说彭总来了，让我过去见一下，我忙叫上小马，在会议室见着了彭总。彭总长相出乎我的意料，矮个子——因为制片人是个高个女人——白净面皮上爬着很多细小的皱纹，对我比较冷淡，但对小马挺热情，问她什么时候来的，晚上吃饭去不去。
晚上记者组的人都到了，大家大部分是彭总从原来的栏目带过来的，都很熟。喝了几杯酒后，彭总话开始多了，傲慢也收拾起来一些，一个接一个的开始给大家讲黄色笑话，酒喝到兴头的时候，老刘和彭总小声提了和我去贵州拍片子的事，彭总慨然答应，最后老刘开车送彭总和小马回家，其他人尽兴而散。
去贵州的事是我和原来一个同学联系的。我去了电视台后嚷嚷得到处知道，我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贵州一个县管宣传，他要宣传他们县的旅游资源，而我们要宣传西部大开发，两个人通过电话后正好一拍即合。我先向老刘通报了这件事，老刘听了后像捡着宝一样乐了，而且连忙让我别和别人说，先联系好了，再等彭总回来后报选题。彭总对这次我们的选题非常感兴趣，很快就决定和我、老刘还有小马组成赴贵州小组，要拍一个像样的专题回来。
在贵州，在同学的安排和彭总的指挥下，我们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所到之处都打着欢迎我们的横幅，被县领导接见或者说是彭总接见县领导三次，我被少数民族少女灌醉四次。临走时我们的包里装满了土特产，而且我在一个信封里发现了一厚叠人民币，我拿着问老刘要不要上缴。老刘认为我在和他装蒜，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说人家给你就拿着吧。
回家后我把钱给小蔷看，小蔷也有些惊异红包会给这么大，并迫不及待地数了起来，我和小蔷那夜高兴得几乎没睡觉。
失宠
从贵州回来到台里上班的第一天，管后勤的小冯叫住我说，杨总找我。杨总是我们的主编，摄像出身，所以对画面质量要求严格，而制片人更注重文字，这个区别使得两个人互相瞧不上。所以说杨总不是我们自己人。杨总见我来，从包里拿出一条围巾给我，说是记者们前两天去开会，会上抽奖，我的名片被抽了个五等奖，并问我这些天去哪儿了。我说去出差，杨总点点头没说话。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刘和我坐一桌，跟我拐弯抹角说些不着边的事，我感觉他的意思是旁敲侧击地问我杨总找我干什么，我也就直接告诉老刘了。老刘说坏了，这事是不能让杨总知道的，因为台里刚说过，在两会期间不要出差采访，栏目里的人要集中精力搞好会议报道。
又过了两天，彭总的通报批评下来了，我、老刘和小马在这次事件中算从犯，所以只在栏目内批评，我也因为被称为嘴太快败坏帮规而完全失宠。制片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对我进行什么处罚，我觉得这是因为赵导的关系。而彭总对我的选题一概不批，我整天只能茫然地坐在熙熙攘攘的办公室里，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忙活。
老刘看我实在可怜，就私下和我说，你还呆在这儿干吗，不是浪费青春吗，还不如体面地辞职。我又找小马聊，说到辞职，小马刚来的时候叫我崔老师，什么都是照着我的样子学的，现在在台里呆了一段时间，已经完全适应了，对我的问题不置可否的哦哦啊啊地敷衍。
我辞职半年后又遇到过一次小马，那时她已经得了失语症。
早晨起晚了，害怕迟到正往台里头跑，一辆破桑塔纳忽然停在我旁边按喇叭。我认出是老刘的车，就上车和他一起走，他说你跑什么呀，今天制片人不在，他两个礼拜就去一次澳大利亚海滩，不会回来的那么早。
老刘是我们的人，而且我刚来，所以好多事情都听他的。他都不着急，我也放心了，一边把头靠在车座背上抽烟，一边和他闲扯。
之所谓我们的人，也就是说他也是制片人介绍来的，他原本是台里的司机，制片人还当记者的时候，他就在那栏目里开车，和制片人一来二去混熟了，也算是布衣之交，制片人管一个节目后就把他调过来当摄像。
而我是属于制片人的外围人员。本来我是在一家公司当项目经理，和电视台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来电视台主要是因为小蔷。
小蔷新来个女同事，她鲜亮与众不同的服饰和幽雅的生活方式使她很快成为了她们公司女人的中心。小蔷下班回家经常不咸不淡地跟我说，人家丈夫在电视台工作，走南闯北，衣服和首饰都是从荷兰和米兰买的，“哎，人家有个有能耐的丈夫呀。”我听了很不舒服，说她恐怕听错了，不是荷兰米兰，而是河南和闽南，还拿出我的名片指着上边的“项目经理”说我混得也不错了，想抵挡一阵。小蔷“嘁”了一声，把我的名片扔到了字纸篓里——经理在前些年还是听起来大的不得了的，现在它上边早加上了督导、主任、总监、总经理、总裁和CEO，“经理”这个词的含义在小蔷的字典里早和“孙子”差不多了。
其实当时我和小蔷想的一样，电视台是个少干活多拿钱的地方，而且很难进去。这世上，要想少干活多拿钱大概有两种途径，一是你具有什么特质；再就是靠认识什么人介绍你进入某通公司、某信公司或者某某银行作个散职，我除了嗑瓜子的速度是别人的两到三倍以外，没有什么超人之处，而且父母又都是老实的百姓。
但后来事情比我想的容易的多。起因是我妈参加了她高中的同学会，她的一个同学的孩子在电视台做到了制片人。小蔷和我得到了这个消息就积极地操作起来，先是我妈找了个借口请那位阿姨吃饭，在酒席宴间，我们一致对阿姨的孩子做出的丰功伟业表示了最大限度的惊羡，而且极力吹捧，那位阿姨被抬得太高了下不来，所以答应了帮我问问现在电视台是不是有哪个栏目招人。事情过去了一个月竟然有了消息，我们有幸拜访了阿姨的孩子，阿姨的孩子说现在有一个栏目要人，而且那个栏目的制片人是她同学赵导演的朋友，看我人挺老实，学历和工作经历都还可以，在那儿干应该没问题，并把那个制片人的电话给了我，最后还特意提醒我在简历上加上干过编辑的经历。
给制片人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我有点发憷，非常怕人家问我点专业问题。小蔷在后边鼓励我说，其实你也不能算没有编辑经验，原来在学校你不是在广播站广播过吗，那谁死的时候就是你在学校广播的，挺沉痛的。有小蔷壮胆我又苦读了两本编辑的书，才鼓足气给制片人打了电话，没想到制片人刚听是我就说，你的事我知道，明天来上班吧。
栏目里的大部分人只知道我是制片人介绍来的，所以都对我很客气，只有老刘问我听说我是制片人的同学赵导的弟弟为什么我姓崔呀。我只好说我随我妈的姓，心里认为老刘一定是和制片人交情很深的人，所以那天中午为了给老刘拍马屁，我把带去的多余简历给他垫了饭盒。
西部行
老刘边开车边对我说，彭总今天可能来，你和小马应该请他吃顿饭。去贵州的事彭总要同意才行。
这彭总是记者组的组长，据说他是制片人的情人，所以敢长期不来台里，我在这儿上班一个多月了还没见过他。老刘早就说让我得跟彭总表示一下，这次彭总出差回来，刚来两天的小马也要表示一下，所以正好一块了，也能省点事。
到了中午彭总还不来，我只好给他打手机，彭总在那边还迷迷糊糊地把我当成了一个广告商。我急忙解释我是组里新来的，晚上想请彭总吃饭。
到了下午快下班，老刘告诉我说彭总来了，让我过去见一下，我忙叫上小马，在会议室见着了彭总。彭总长相出乎我的意料，矮个子——因为制片人是个高个女人——白净面皮上爬着很多细小的皱纹，对我比较冷淡，但对小马挺热情，问她什么时候来的，晚上吃饭去不去。
晚上记者组的人都到了，大家大部分是彭总从原来的栏目带过来的，都很熟。喝了几杯酒后，彭总话开始多了，傲慢也收拾起来一些，一个接一个的开始给大家讲黄色笑话，酒喝到兴头的时候，老刘和彭总小声提了和我去贵州拍片子的事，彭总慨然答应，最后老刘开车送彭总和小马回家，其他人尽兴而散。
去贵州的事是我和原来一个同学联系的。我去了电视台后嚷嚷得到处知道，我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贵州一个县管宣传，他要宣传他们县的旅游资源，而我们要宣传西部大开发，两个人通过电话后正好一拍即合。我先向老刘通报了这件事，老刘听了后像捡着宝一样乐了，而且连忙让我别和别人说，先联系好了，再等彭总回来后报选题。彭总对这次我们的选题非常感兴趣，很快就决定和我、老刘还有小马组成赴贵州小组，要拍一个像样的专题回来。
在贵州，在同学的安排和彭总的指挥下，我们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所到之处都打着欢迎我们的横幅，被县领导接见或者说是彭总接见县领导三次，我被少数民族少女灌醉四次。临走时我们的包里装满了土特产，而且我在一个信封里发现了一厚叠人民币，我拿着问老刘要不要上缴。老刘认为我在和他装蒜，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说人家给你就拿着吧。
回家后我把钱给小蔷看，小蔷也有些惊异红包会给这么大，并迫不及待地数了起来，我和小蔷那夜高兴得几乎没睡觉。
失宠
从贵州回来到台里上班的第一天，管后勤的小冯叫住我说，杨总找我。杨总是我们的主编，摄像出身，所以对画面质量要求严格，而制片人更注重文字，这个区别使得两个人互相瞧不上。所以说杨总不是我们自己人。杨总见我来，从包里拿出一条围巾给我，说是记者们前两天去开会，会上抽奖，我的名片被抽了个五等奖，并问我这些天去哪儿了。我说去出差，杨总点点头没说话。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刘和我坐一桌，跟我拐弯抹角说些不着边的事，我感觉他的意思是旁敲侧击地问我杨总找我干什么，我也就直接告诉老刘了。老刘说坏了，这事是不能让杨总知道的，因为台里刚说过，在两会期间不要出差采访，栏目里的人要集中精力搞好会议报道。
又过了两天，彭总的通报批评下来了，我、老刘和小马在这次事件中算从犯，所以只在栏目内批评，我也因为被称为嘴太快败坏帮规而完全失宠。制片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对我进行什么处罚，我觉得这是因为赵导的关系。而彭总对我的选题一概不批，我整天只能茫然地坐在熙熙攘攘的办公室里，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忙活。
老刘看我实在可怜，就私下和我说，你还呆在这儿干吗，不是浪费青春吗，还不如体面地辞职。我又找小马聊，说到辞职，小马刚来的时候叫我崔老师，什么都是照着我的样子学的，现在在台里呆了一段时间，已经完全适应了，对我的问题不置可否的哦哦啊啊地敷衍。
我辞职半年后又遇到过一次小马，那时她已经得了失语症。